女性主義視域下《桃之夭夭》中郁曉秋的困境研究

李美淋

【摘要】王安憶小說《桃之夭夭》中的女主人公郁曉秋出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上海，由于母親職業、身體發育早熟等原因，她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許多不公待遇。母親的打罵、家庭環境的冷漠、同輩的排擠、成年人的流言蜚語都對郁曉秋產生了或輕或重的影響，但她依然渴望親人的關懷。本文以郁曉秋的困境為例，試圖探尋女性走出困境的路徑，既包括女性自身的調整努力，也需要全社會對女性問題理性持久的關注。

【關鍵詞】王安憶；《桃之夭夭》；郁曉秋；女性；困境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16-0007-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02

《桃之夭夭》是作家王安憶的一部小說，它講述的是上海市井間的一位普通女子郁曉秋的半生歷程。郁曉秋從小就嘗到了親情與友情的冷漠，也遭受過愛情的背叛，她深陷于周圍人的流言蜚語中，更被困在諸多隱形的歧視中，難以掙脫。王安憶筆下的郁曉秋具有獨特的形象特點，作家借此表達了對男權社會中女性困境的關注與思考。研究《桃之夭夭》中郁曉秋的困境，有助于了解女性面對的生存問題，對幫助當今現實中女性走出困境具有借鑒與反思的意義。

一、郁曉秋被限制的身份困境

身份是指人的出身和社會地位，對于經歷幾千年封建社會，以宗族姓氏形態形成穩定紐帶的中國人來說，身份認同可能會產生深刻的作用，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仍流傳至今。在長久的中國封建社會制度下，統治者將稱作“戲子”的優伶藝人，與娼妓、罪犯、隸卒等置于社會結構的下等地位，在職業等級的壓制下，戲子藝人的社會地位受到歧視，尤其女性藝人受到的偏見更多。清代戲劇家李漁總結了社會對女性藝人的歧視：“天下最賤的人，是娼優隸卒四種，作女旦的，為娼不足，又且為優，是以一身兼二賤了?！盵1]小說中郁曉秋的母親笑明明曾是文明戲演員，后成為滑稽劇演員，在20世紀的時代背景下，加之政治等多重因素，笑明明的職業身份顯得十分敏感。當時社會上可供女性就業的工作機會很少，笑明明曾經想應聘售貨小姐卻沒有文憑，只能從事限制較小的舞女、演員?！吧鐣铣Ｒ姷奈幕庾R形態和信息總是將女性擺在次等的地位，貶低女性的角色，女性的工作、產品和社會環境均低于男性?！盵2]16郁曉秋是個生父不明的私生女，與父系親屬毫無聯系。因此郁曉秋與母親笑明明之間的聯系最為密切，郁曉秋也連帶著受到歧視。郁曉秋聯合幾個女生向老師提議建立腰鼓隊，為此她主動接過無人愿來的大擦位置，并且通過努力學習獲得了認可。然而學校官方收編腰鼓隊的時候，因為家庭關系，大家忽視了郁曉秋對成立腰鼓隊所做出的努力，刻意將初始人之一的郁曉秋排除在外。郁曉秋作為笑明明的女兒，囿于家庭成分的原因，不能夠光明正大地站在官方正式的宣傳隊伍中，社會對女性藝人的偏見之深，甚至波及女性藝人的女兒。這是群體對女性藝人職業的偏見對郁曉秋造成的“他者”身份困境，使得郁曉秋失去了“話語權”，處在失語的地位。

郁曉秋面臨的身份困境不僅是由社會大環境造成，還有另一重身份困境則是由她的姐夫造成的。郁曉秋的姐姐難產而亡，留下了剛出生的嬰兒，此時姐夫因喪妻之痛遷怒孩子，姐夫的父母又堅決不用保姆，郁曉秋便成為照顧孩子的援手?！凹覄談趧邮侵冈诩彝炔繛闈M足其成員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之需要而進行的無酬勞動?！盵3]110郁曉秋每日晚飯后去姐夫家照顧孩子，將孩子的尿布洗凈晾好，休息日一早就為姐夫一家買菜做飯。明面上是照顧外甥，實際上郁曉秋承擔了姐夫一家部分的家務勞動。姐夫的父母因為擔心自己無法照顧好孩子，又暗自疑心郁曉秋會把孩子帶走，就試圖將照顧孩子的責任以婚姻的形式來牢牢綁定郁曉秋。郁曉秋得知孩子的祖母教孩子叫她“媽媽”，她只隨他卻不應聲，說明郁曉秋并不想成為孩子的“媽媽”。姐夫卻同意父母的勸說，并主動與郁曉秋締結婚事。郁曉秋的身份從姨妹到嫁給姐夫轉變為妻，這其中的倫理關系使得郁曉秋與姐夫的相處變得復雜，由親戚轉為更加親密的兩性關系。在二人洞房之夜，房間里的擺設仍然是姐姐的東西，姐夫以獎賞的口氣告訴她東西她都可以用，這樣的新婚待遇是不公平的?！八芟敫嬖V姐夫……真有些受不起姐夫從姐姐身上轉嫁給她的愛”[4]161，二人相處非常尷尬，姐夫的話題一直圍著他對姐姐的愛，“這就是新婚晚上，他們兩人的情話，都是關于她姐姐?！盵4]161兩人之間表面建立婚姻關系，在無愛情的基礎上行夫妻之禮，郁曉秋履行妻子的職責操持家務，但兩人實際心理疏離，在新婚乃至很長一段時間都使郁曉秋的身份十分尷尬。

由母親職業帶來的困境使得與郁曉秋不得不與自己付出心血的腰鼓隊失之交臂，而姐夫與孩子帶來的困境使郁曉秋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從本質上來說，這兩重身份困境實際是男權社會對女性隱性的歧視和要求。在就業環境下，男性群體利用性別刻板印象限制女性從事拋頭露面且高收入的行業，為此可以貶低并且污名化從事該行業的人員及其相關親屬。在家庭生活中，同樣存在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從性別視角看，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是性別分層的重要來源，是家庭內性別不平等關系的重要體現?！盵3]111因為男性需要一個女性來從事家務勞動，即使沒有愛情基礎，雙方家長達成一致后，女性個人的婚姻自主權利被犧牲，女性被動轉變成無償為男性家庭服務的妻子身份。男性通過婚姻的名義，使女性負擔更多家務，將女性置于家庭不平等的地位。在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環境中，女性通常會被動地陷入隱形的身份困境。

二、郁曉秋被歧視的身體困境

女性身體困境是指在男權社會的主宰下，“女性成為‘他者眼中的鏡像，女性身體也位居于‘被看的位置”[5]。因在郁曉秋出生的這段時期，由于當時政治經濟等社會原因，人們的思想處于較保守和壓抑的狀態，相對而言，熱情活潑的郁曉秋就顯得十分另類。又因為身體發育較早，加上家道中落她只能穿兄姐不合身的舊衣服，因此郁曉秋衣服下的體態發育顯得格外引人注意，引起了各種流言蜚語，給郁曉秋帶來了各種不便，最明顯的莫過于因為與同齡人身體發育的不同受到各種排擠。

剛十歲多一點，郁曉秋就因為身體發育被母親打罵。她的早熟和突出又被人與她的私生女身份聯想起來，被人們以“風流”來形容，這就導致各種流言蜚語的滋生。故事發生的地點在上海的弄堂里，人們生活的環境緊緊相鄰，人際交往之間的私密性大大下降，形成了獨特的人文環境，成為流言蜚語發酵的溫床。郁曉秋交了一個朋友，是醫生家的女兒，兩人一起玩耍的時候，她的哥哥也被郁曉秋性格中的活潑熱情感染力吸引了。此時女生因為哥哥喜歡郁曉秋的緣故對她產生偏見，“她看見她走路的姿態，有些夸張的挺拔，胸和臀的曲度都出來了，像個小女人。忽就覺著惡心，想自己怎么會和這么個女生交道呢？連自己都變得低下了?！盵4]58此后郁曉秋就被好友冷落了，郁曉秋“心里卻是黯然的”。[4]59不僅親密的朋友之間產生裂痕，而且在集體生活中，郁曉秋也遭到女生們的故意排擠。因為身體發育的緣故，郁曉秋被弄堂口的閑人起了“貓眼”的外號，有幾個女生受到市井風氣的影響，又因為對郁曉秋的羨慕轉化為敵意，故意說“你晚上穿的和白天不一樣”[4]81來針對她。面對同齡人的排擠，郁曉秋感到委屈，但仍然沒有計較。然而面對來自工宣隊成年人的偏見，郁曉秋卻無法再保持冷靜，她感到氣悶和氣急，無法釋懷。建國20周年大慶學校排練彩球翻字，不符合參加條件的幾名男女生都有不良行為記錄，而工宣隊的負責人面對郁曉秋母親的詢問，則曖昧地回答郁曉秋在社會上有“貓眼”的別號。而后來郁曉秋的戀人何民偉的姐姐，也因為聽信了這些放大后的流言蜚語而極力反對弟弟與郁曉秋的戀情，使何民偉的家庭也開始阻礙兩人結婚。自私的何民偉承受不住家庭施加的壓力，背叛郁曉秋，與家人安排的相親對象交往。郁曉秋發現后兩人以分手告終。

“對于女性來說，政治、社會、文化、家庭對其命運的影響，似乎都是外在的，而女性的身體特征或者說‘性征才是其命運遭際的決定?！盵6]郁曉秋身為十幾歲的少女，因為身體正常發育而遭到母親的打罵、同性的排擠、異性的凝視、成年人的偏見。她因為身體發育受到無形的歧視，不能夠再參與她的興趣愛好演戲以及學校組織的活動。她充滿著青春活力，卻被置于曖昧的眼光下，被解讀為“風流”，被中年男人稱15歲的女孩為“女人”。[4]146而真正讓郁曉秋成為“女人”的何民偉在受到家庭阻力后卻覺得“郁曉秋也變得不潔凈了，她的那些別號，‘貓眼，‘工場間西施，都散發出晦澀的濁氣”。[4]241

郁曉秋的身體發育是人類生長發育的正常表現，女性自然的性發育、早熟并非本人可以控制。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的時代背景下，女性的氣質被有意無意地掩蓋，李銀河也在《女性主義》中說到：“在那時，女人不僅要掩飾自己的女性特征，并且對于想表現出女性特征的意識感到慚愧”，[2]200所以郁曉秋沒有受到同為女性的母親和朋友的理解安慰，反而被予以負面的評價。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談到：“女人的自卑情節，呈現出一種對她的女性氣質感到慚愧并加以抵制的形式”[7]47，她們認為“這肉體變成別人觀察和注意的對象”[7]355，這些女性潛意識中都以性發育明顯而感到羞恥。長久以來女性身體發育成熟與女性品德操行被人為地聯系在一起，因此郁曉秋周圍的女性并不對郁曉秋正常的身體發育表示理解，反而冷漠地指責，成為精神上加害郁曉秋的幫兇。

郁曉秋面臨的身體困境中，有母親因為她的身體發育而禁止她上臺演戲，有好友擔心她搶走同胞哥哥的關注而中斷友誼，有同齡女生因為閑人對她身體曖昧的評價而產生惡意，有成年男人看到她身體產生欲念而傳播謠言，有親密的男友因為家庭的反對，明知關于郁曉秋“風流”的傳言不是事實，卻因自己無能借故遷怒于她。郁曉秋并沒有特意去展示自己身體，仍然受到許多非議。正常的身體發育被與個人品德聯系在一起，并且被一些男性不懷好意地將其散發聯想，傳播謠言污名化女性。歸根到底仍然是長期的男權社會壓迫之下，男強女弱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影響著女性，在男性強勢的話語體系下，許多女性只能被迫做沉默的“他者”。因此不只男性將女性置于“他者”的地位，女性本身也不自覺地用封建倫理道德來束縛、規訓自己的思想，以男性的眼光去評判女性的身體?？贪宓男詣e偏見與不懷好意的謠言造成了郁曉秋的身體困境，導致青春期的少女郁曉秋在人際交往、社會活動中總是受到排擠。在各種社會不理智的輿論下，女性通常會被動地陷入身體困境。

三、郁曉秋被忽視的情感困境

情感作為生活與心靈聯系的紐帶，是人類對現實生活的思維反映與思考，也是心靈欲望的反饋。母親是從孩子誕生之始就聯系最緊密的人，母親對孩子的態度與孩子的成長有著巨大的關系。對母親的情感是人類的最原始，最基礎的一種情感。然而郁曉秋與母親笑明明的關系十分別扭。因為笑明明的職業，她與郁子涵的情感經歷，以及她個人大膽潑辣的行事作風，所以笑明明和郁曉秋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傳統的母女關系。笑明明寵愛郁曉秋的哥哥姐姐，但她對郁曉秋的態度顯得矛盾，一方面她對郁曉秋看不順眼各種打罵，另一方面當郁曉秋受到外來傷害時，她又嘴硬心軟地維護郁曉秋。波伏娃認為“女兒對于母親來說，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個人；母親對女兒既過分疼愛，又懷有敵意。母親把自己的命運強加給自己的女兒：這既是驕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氣質，又是在以此為自己雪恥?！盵7]325笑明明的個人經歷確實稱得上是坎坷，尤其郁曉秋是私生女的身份，因此她每當面對郁曉秋，她無可避免地想起過去的難堪經歷，心理就變得扭曲和復雜，她對待郁曉秋的態度非常粗暴，但她的心里又仍然存在對郁曉秋的關愛，只是表現為非常專制。郁曉秋所感受到的母親對她的情感，也不是像母親對哥哥姐姐那般清晰明確的。郁曉秋在每回被母親無緣無故地打過后，睡前觸著母親的衣角，泄露了她內心其實也渴望母愛和幸福。她對其他親人也有著親情的渴望，“她也會想：倘若有父親會是什么樣的？”[4]83郁曉秋樂于與醫生家的小女兒來往，是因為對醫生家的一對兄妹和睦相處十分有感觸，讓她想起她令人膽寒的哥哥。姐姐生病的時候，郁曉秋還是個半大的孩子，想盡辦法精打細算給姐姐補營養，姐姐難產時，姐姐對護士說出她是“妹妹”，郁曉秋聽了感到辛酸，此刻她終于得到了姐姐說出口的認可。郁曉秋與何民華戀愛的時候，對婚姻生活也有所憧憬，兩人商量著要結婚。不僅如此，郁曉秋在姐夫一家人無暇顧及孩子時，主動去照顧姐姐留下的孩子，她對養育孩子也是懷著喜愛而負責的心情的?；楹髢赡?，郁曉秋曾經懷疑自己不能生，她還拿已經有了姐姐的男孩來安慰自己。在得知自己產下女嬰之時，郁曉秋既心疼女兒成長是否會同樣經歷她從小到大的難和窘，又對女兒的到來感到喜悅。這說明郁曉秋在經歷了與笑明明矛盾扭曲的母女關系后，并沒有受到這段關系帶來的負面影響，仍然期待成為母親的角色。郁曉秋懷孕時，姐夫因為擔心郁曉秋因為生產出現意外而要求郁曉秋終止妊娠，郁曉秋感受到姐夫對自己的重視大于對子嗣的期待，終于打開心扉。作者在小說中使用的稱呼從“姐夫”一詞轉為“丈夫”[4]164，暗示郁曉秋在心理上渴望被尊重和珍惜，姐夫寧愿放棄兩人的孩子也不愿意郁曉秋受到傷害的行為正是關心郁曉秋其本身的表現，因此才真正打動了郁曉秋。郁曉秋對母親的順從、對兄姐的隱忍、對丈夫的負責、對姐姐孩子的照顧、對親生女兒的心疼與期待，足以說明她對家庭成員的主動付出，以及隱藏在心中對家庭溫暖的渴望。在地位不平等的家庭環境中，女性的情感需求通常會被忽視。

最重要的是郁曉秋即使身處各種困境，也不斷地尋找走出困境、實現自我價值的方向。郁曉秋開始在家庭中操持家務，在劇場演個小角色，參加少年業余體校的體操班，提議成立腰鼓隊，努力學習大擦，下鄉學習時用勞動換得鄉親的尊重認可，堅持參加工作，都能夠讓她體會到快樂和自豪。種種行為表明，郁曉秋的內心世界也并非是表面表現得那么平靜，她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發揮自己的特長，自尊自愛，讓自己身心活力充沛，又習慣用逆來順受的態度來面對現實中的打擊傷害，其實內心深處依然是渴望與人能有正常而健康的情感交流。

四、結語

郁曉秋是王安憶創作的一個獨特的女性形象。因為母親滑稽戲演員職業身份和特殊年代背景的問題，郁曉秋也連帶受到隱形的歧視排擠。由于個人的身體發育明顯，郁曉秋被流言蜚語圍繞，個人的愛好和愛情受到不小的影響。盡管如此，她的內心依然渴望著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郁曉秋面臨著男權社會下典型的女性身份、身體、情感等多重困境。女性應該如何面對困境，或許可以像王安憶筆下郁曉秋一樣，理智地面對現實，忽略他人惡意的流言蜚語，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對自己的生活充滿熱情，經營屬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即使物質生活貧瘠，精神世界富足也能使人感到心靈的平靜和幸福。

王安憶寫作《桃之夭夭》的時間是2003年，但她在故事的結尾著重強調郁曉秋生于1953年，刻意將小說時間與當下的現實時間割裂開，反而更讓人聯想到當今現實社會中是否有許多女性與郁曉秋一樣，面臨著多重的困境。王安憶通過郁曉秋的故事，表達對女性生存困境問題的思考。女性困境形成的因素復雜多樣，除了男權社會長期壟斷話語權力，將女性置于“他者”的地位，排擠女性到失語的邊緣，還有社會意識對女性生理、心理認知的誤解和偏頗。人們將對職業的偏見、對女性身體特征的關注、與女性個人品行道德聯系在一起，雜糅自己內心投射的想法，添油加醋傳播對某位女性的評價，不考慮自己的言語是否有失偏頗，不考慮是否會對他人造成傷害。人生活在群體中，認知來源未必全面，也難以避免會對具有某種特征的人形成刻板印象，很少冷靜思考自己是否存在偏見，傳言是否真的與事實相符，更是有意無意地就成為傳播謠言的幫兇。

在21世紀信息高速交流的時代，女性困境仍然存在并且有多種變形與延伸，尤其是社會輿論、不實信息的傳播速度之快，影響范圍之廣，極有可能或明或暗地對構成女性困境推波助瀾。女性走出困境，不僅需要女性自身意識覺醒，通過自己的努力自立自強，成為一個經濟、精神雙重獨立的女性，還需要社會持續對女性問題保持理性而辯證的關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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