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家庭小說出走敘事比較研究

【摘要】現代家庭小說中的青年“出走”敘事是重要的文學史現象?！拔逅摹睍r期，時代波瀾和社會革命為出走話語創造了特定的敘事語境，誕生了《虹》《家》等著名家庭小說。相應地，出走話語的敘事主題緊緊圍繞出走個體發展和社會進步展開，具體來看，茅盾的《虹》呈現了教育成長主題，巴金的《家》則聚焦批判性的激進主題。在敘事藝術上，此類小說大多采用第三人稱客觀敘事模式，并按照“出走前——出走——出走后”的結構敘事，敘事對象也以革命青年和革命女性為主。從審美意蘊和文化價值角度來考察，出走的底層價值應當歸結為青年對現代性的焦慮，同時，個體在出走過程中也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轉折和對生命的感悟。

【關鍵詞】出走；敘事；小說；《虹》；《家》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16-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6.007

基金項目：河北師范大學在讀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資助項目（項目編號XCXZZSS202353）。

現代家庭小說中的青年“出走”敘事是重要的文學史現象?！拔逅摹睍r期以來，“青年出走”作為一種現象廣泛出現并成為貫穿整個20世紀文學的重要話題。一方面，出走為中國現代小說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和多樣化的敘事結構，另一方面，又以現代性的精神刷新了中國現代小說的內在精神，加速了中國小說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當然，學界對青年出走現象的研究已較為充分，主要集中在“家庭”意義、人物形象和婚姻主題上，個別研究涉及現代家族家庭小說中父子關系的敘事模式，但從敘事視角的比較研究較為罕見。因此，本文將從敘事視角出發，選取茅盾的《虹》和巴金的《家》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分析現代家庭小說出走話語的敘事語境、敘事主題、敘事結構以及出走青年形象、出走敘事的審美意蘊和文化價值。

一、現代家庭小說出走話語的敘事語境

出走話語表現的是出走者從此岸向彼岸的轉移?！拔逅摹睍r期，社會外部因素和家庭內部因素的交織極度渲染了出走的時代氛圍。一方面，風云激蕩的社會變革、外來思想的猛烈沖擊為青年出走提供了廣闊的現實空間；另一方面，封建舊家庭制度、“家”空間的失衡成為導致青年出走的直接前提，當然，幼子特殊的家庭位置、新式傳播工具的出現等客觀條件也是推動青年出走的又一重要因素。在這樣的語境下，相繼出現了《傷逝》《虹》《家》等聚焦青年出走的現代家庭小說，而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獨特的敘事語境，這與作家的家庭出身、思想來源、成長經歷等密不可分。

（一）時代波瀾語境下的《虹》

1928年年末，北伐革命的失敗令茅盾感到悲觀消沉，從上海到日本后，在東京逐漸恢復思想上的冷靜、客觀，開始重新審視歷史、調整自我，《虹》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作者在亡命日本期間，經過一段時間的冷靜思索，便想沖破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籠罩在心靈深處悲觀頹廢的迷霧，重新煥發熱情和希望，此時，恰好從女友秦德君那里聽說胡蘭畦的經歷，便決定以此為素材寫成《虹》。胡蘭畦是一位勇于反抗封建習俗的出逃女性，作者希望通過對女主人公的塑造實現重新煥發熱情、希望和勇氣的目標。因此，創作于1929年的《虹》通過時代女性——梅行素從“五四”到“五卅”在時代大波瀾中的掙扎與反抗，寫出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青年從反抗封建婚姻壓迫到投身群眾斗爭行列的艱辛歷程。

（二）社會革命語境下的《家》

1904年，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個舊式大家庭，生活在社會動蕩的年代，出走既是個人生存的出路，也是民族解放的需要?！拔逅摹边\動后，他深受新潮思想的影響，1923年離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學，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生涯。在巴金自己看來，家庭生活就是社會生活的縮影，因此，他所創作的帶有強烈自傳性的長篇小說，不單單是一個青年對生他養他的封建大家庭的對抗，更是站在社會批判角度對封建舊家庭制度的控訴。同時，巴金還擅長以青年出走表現社會革命語境下的家庭變化，以及青年的希望和新生革命力量的成長。

巴金的小說大都是寫封建舊家庭，因為他對此具有雄厚的生活基礎。他出生的家族中，有將近二十位長輩，巴金在這個壓抑、虛偽、腐敗的大家族中生活了19年。這里的許多人和事讓他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都摇氛窃谶@樣的背景下誕生的，小說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成都為背景，描寫了一個封建大家族——高公館的悲歡聚散，通過對封建專制叛逆者——高覺慧的塑造，為夾在舊家庭和新思潮之間的青年開出了良方，即青年只有離開舊家庭、踏入廣闊的現實社會才有機會尋找希望和光明。作者以自己的痛與笑、歌與哭，譜寫出激流一般的生活樂章，揭示了現代知識分子的人生追求。

二、現代家庭小說出走話語的敘事主題

在現代家庭小說中，魯迅、茅盾、巴金、蔣光慈、路翎等作家紛紛嘗試以出走的方式幫助青年尋找出路，換言之，同時代作家對出走話語保持著驚人的一致。但他們所聚焦的敘事主題又不完全相同，對此，魯迅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他所聚焦的主題是知識分子的啟蒙理想及阻礙其實現的經濟、文化和人性問題。繼魯迅之后，茅盾則注重題材與主題的時代性和重大性，因此，他筆下的出走青年往往是成長型的，且具有普適性的教育意義。而具有多年舊家庭生活基礎的巴金則以抗拒的心理批判不合理的專制制度，同時又真誠熱烈地書寫激進的青春之歌。

（一）《虹》：教育性的成長主題

巴赫金曾指出教育小說的兩大特點，一是主人公應當是“成長著的人物形象”，二是小說的“時間感”必須是真實具體的，且與社會背景、時代氛圍結合起來，具有鮮明的“歷史感”和“時代感” ①。茅盾的《虹》正是典型的教育小說，作品聚焦教育性的成長主題，以主人公梅行素的成長和社會經歷為主線展開。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梅行素深感追求前途的重要性并崇尚個人主義，但她只相信自己，把群體當作與自己相抗衡的壓迫力量。在偉大前程面前，所謂的“婚姻大事”已變得不那么重要，但她面對的前程仍是一個不清晰的輪廓。直到“五卅慘案”爆發時，梅行素才把對梁剛夫的迷戀轉移到集體工作中，從中感受到團體尤其是群眾運動的重要性。梅行素從“五四”到“五卅”的變化展現了個人融入集體的發展道路，這也正是茅盾所建構的“革命歷史”道路，并通過梅行素的經歷為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指出了正確的人生途徑，教育引導革命青年投入到革命事業中去，這也正是“虹”作為希望之橋的核心寓意。

（二）《家》：批判性的激進主題

“五四”以后，青年出走話題一度受到作家的青睞，巴金寫于1931年的《家》以思想上的深刻性和主題上的批判性、激進性在同類題材作品中脫穎而出。巴金認為舊家庭所代表的專制制度，扼殺了一切青年的幸福，包括他長兄覺新在內。這種反抗與破壞的情緒轉化為《家》批判、激進的主題和青春的熱情風格。首先，在批判性方面，《家》的矛頭在針對舊禮教的同時，更集中指向作為封建統治核心的專制主義，而不再是單純的自由戀愛和反抗舊禮教。在批判言說中，巴金直接批判封建禮教的代言人——高老太爺，高老太爺是高公館這個封建大家族的最高統治者，掌握著全家人的命運，他的封建、專橫與衰老預示著舊家庭和封建制度走向崩潰的必然結局。其次，在激進性方面，《家》延續了巴金一以貫之的青春激情。它的意義也不只是主張自由戀愛，而是號召青年投入社會革命洪流，把自身的命運和社會的變革結合起來。[1]同時，巴金毫不隱諱地為青年指出了前進的方向，走向社會參加革命才是脫離舊家庭陰霾、迎接光明前景的唯一出路。

三、現代家庭小說出走話語的敘事藝術

（一）敘事模式：第三人稱客觀模式

在現代家庭小說中，出走話語的敘事大多采用第三人稱客觀模式，茅盾和巴金也不例外。茅盾在日本創作《虹》時，正是國內北伐革命失敗的第二年，心中的郁結和強烈的主觀情愫難免給創作帶來影響，但事實上，茅盾以第三人稱客觀的敘事模式盡力消解了主觀因素的困擾。他擅長通過呈現社會重大事件、強調故事發生的具體時間增加敘事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在《虹》中描寫梅行素十年顛沛流離的生活時更是將這種優勢發揮到了極致。具體來看，茅盾通過使用表征具體時間（或地點）的用語（參見下表）來強調主人公梅行素的活動軌跡，以此突出這位年輕女性十年顛沛流離的生活。

章節 表征具體時間的用語 頁碼

第一節 “今天破曉時從夔府啟椗[2]” 第1頁

第二節 “十八歲時……就是那一年五月四日[3]” 第13頁

第三節 “暑假很快地過去了[4]” 第32頁

第六節 “開學式的前晚，就是梅女士她們到后第三天[5]” 第104頁

第八節 “十月下旬……繁華的上海的晚間，已經很冷[6]” 第170頁

第十節 “七點半了。因明……遲了五六分鐘[7]” 第230頁

同樣，巴金《家》中的出走話語也以第三人稱客觀敘事模式呈現，作家以他者視角敘寫出走者高覺慧離家之前的種種叛逆行徑，從情節上為出走的到來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在內容上增加了出走的合理性。其一，通過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如辦報、討論時事政治等使出走者具備了先進青年的特點，較為直接客觀地展現了高公館這個令人窒息的空間之外的豐富多彩。其二，第三人稱敘事模式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能夠比較靈活自由地反映現實，在覺慧離家前，作家在高公館安排了一系列封建迷信行為，如鳴鳳將被送去作馮樂山的姨太太、要求即將分娩的瑞玨搬出去等，客觀呈現了以高公館為代表的封建大家族的恐怖、壓抑，證實了覺慧出走的合理性。

（二）敘事結構：出走前——出走——出走后

敘事結構是一部作品的骨骼和脈絡，是故事內容推進的線索。在現代家庭小說中，出走話語的敘事結構大多以正敘為主，具體表現為出走前、出走和出走后三個時間段。由于新舊時代的差異與沖突主要通過父輩和子輩兩代人的矛盾沖突展現出來，所以，父與子的沖突恰恰是引發出走行為的導火線，而其根本原因是新一代對封建制度的不滿。在現代文學史長廊中，以出走為主題的小說在敘事結構上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重點關注出走及出走后的生存狀態；一類是聚焦出走及出走前兩個時間段，對于出走后的結局不做詳細敘述。前者以茅盾的《虹》為代表，在小說中，作者僅把主人公的原生家庭背景以及她對包辦婚姻的不滿作為出走前的背景加以交代，重點描寫的是梅行素走向社會尋覓偉大前程過程中的戰斗與遭遇。后者以巴金的《家》為代表，小說線索清楚，情節發展自然，主要圍繞覺慧和鳴鳳的戀愛及覺新與瑞玨、梅芬之間的糾葛展開，展現了高公館分崩離析、日漸衰亡的過程，這些因素的全面交織導致了覺慧的出走，因此，可以說，《家》在敘事結構上主要聚焦的是出走及出走前兩個時間段發生的事，關于覺慧出走后將何去何從，作者沒有給出明確答案。

（三）敘事對象：革命青年、革命女性

“五四”時期，面對外來思想文化的沖擊，封建家族制度地位動搖，家逐漸成為罪惡的代名詞，生活在封建牢籠里的青年以“出走”的方式表示反抗，相應地，出走主題成為家庭題材小說的重要話題，作家們也完成了對革命青年形象的重構。這一時期，對青年革命者的敘述沒有局限在男性身上，革命女性同樣得到了作家的關照。巴金筆下的“青年出走”與社會變革、民族解放進程緊密聯系，青年自覺與封建家庭決裂，以個體的“小我”融入社會的“大我”，在革命歷練中獲得成長。革命青年高覺慧的出走，既是個體的自我選擇，也是民族解放大潮之下青年的時代使命。值得一提的是，巴金在覺慧身上傾注了對封建家族的自我經歷和真情實感，由此塑造出洋溢青春熱情、充滿戰斗精神、追逐革命光芒的青年形象。同樣，茅盾筆下的梅行素也是革命歷史的象征。一般而言，出走是青年走向社會、開展革命的前奏，《虹》以梅行素不滿包辦婚姻為起點，聚焦其出走后的社會活動軌跡，通過梅行素從四川來到上海的種種社會經歷，表達了經過“五四”洗禮的新女性對革命事業的追求。整體來看，無論是高覺慧還是梅行素，抑或是其他出走青年，在社會發展維度上，他們都充當了時代變革的先鋒，自然成為出走話語的核心敘事對象。

四、出走敘事的審美意蘊和文化價值

（一）基于現代性的焦慮

青年出走與社會主流思想文化、家族制度地位等因素的變動密切相關，其底層價值應當歸結為青年對現代性的焦慮，而這離不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一方面，“新”意味著對“舊”的拋棄，包括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語言等諸多方面，而舊家庭作為封建制度及其衍生品的生產場所，承載著背離現代性的一切舊與惡。青年只有離開封建大家庭，才能脫離封建力量的迫害，進而在嶄新的社會熔爐里獲取新的精神力量和發展機會。另一方面，從“五四”運動的啟蒙效應來看，出走青年作為被啟蒙者肩負著啟蒙責任，雖然他們沒有完成真正意義上的啟蒙使命，但出走行為仍可以看作個體思想啟蒙帶來的行動啟蒙。事實上，《虹》和《家》在題目上也映射出作者茅盾和巴金的現代性焦慮?！昂纭弊鳛橐环N獨特的自然現象出現在雨后的天空中，暗含著對中國現代性曲折進程的隱喻，而“家”作為封建勢力的重要活動場所，也已成為阻礙現代性的又一屏障。

（二）出走個體對生命的感悟

出走是出走個體由“家族內部人”變成“社會民族人”的重要轉折[8]?！拔逅摹毙挛膶W中“離家出走”的一代青年在獨闖天涯的過程中，實現了人生角色的轉折，同時也完成了個體對生命的感悟。他們出走時，往往交織著對父親的憎恨、對青春的叛逆、對自由的向往、對新世界的未知等多重復雜情感，當獨自面對豐富而復雜的社會時，必將產生迷茫、焦慮、不知所措等情感癥狀，這其實是孤獨個體對生命感悟的結果。而對生命的不同感悟將影響出走者的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在現代文學史上，出走個體用生命實踐回答生活的意義，子君不顧一切地出走使得不得不“回歸”家庭，梅行素在社會沖撞中尋找人生定位但始終看不清前方的目標，高覺慧在革命事業戰斗中獲取了精神獨立但卻沒能逃離經濟負擔……這無疑是民族解放進程中青年知識分子的縮影，“五四”時期，他們面對新舊文明的沖突，不得不走向廣闊的社會天地追尋革命事業，而在嶄新的生活中卻表現得無所適從或在亦步亦趨中艱難前行。

注釋：

①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載《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273頁。

參考文獻：

[1]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25.

[2][3][4][5][6][7]茅盾.虹[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1，13，32，104，170，230.

[8]靳鈺瑩.中國舊家庭小說中叛逆者出走現象及原因探析——以高覺慧、蔣純祖為例[J].采寫編，2021，（12）：

155-158.

作者簡介：

靳鈺瑩，女，河北邯鄲人，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