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對老年群體的認知與想象

吳丹

摘要：青年人是掌握話語權力和形塑老年群體公共形象的重要力量。研究邀請103名大學生以繪畫呈現其認知和想象中的老年群體，通過對圖畫和參與者的回應分析發現，老年人的形象特質包括四個方面：慈祥的長者，衰退的身體機能，孤獨且渴望聯系，媒介使用的滯后者。大學生對老年群體的認知和想象是刻板化的，他們傾向于將老年人看作缺乏個體性與主體性的同質群體，缺乏直接接觸、媒介角色模型單一等是造成這種認知的可能因素，良好的傳播生態是消除“老”的不確定性，營造尊老、適老的社會環境的關鍵。

關鍵詞：老年群體；代際想象；圖像語義分析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4513（2024）－01－056－08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出生率的持續走低加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1]，積累了諸多結構性的風險因素。老年群體所處的社會生態也不甚樂觀，以青年為主導的社交媒體中，老人多以缺乏主體性的弱者姿態呈現，他們是被報道的“失語者”或應對風險的意識、能力較差的“應聲而倒者”。加劇的社會競爭和代際競爭讓老的邊界不斷前移，微信、抖音等自媒體上出現了一個曖昧的鄙視鏈，以年齡為尺度，“形成了含混的等級制圖式”[2]，由此營造出強大的語義權力場，延伸到現實層面的能力制約和綜合制約（如婚戀、擇業、養老等），加劇了青年群體的年齡焦慮和對“老”的悲觀想象。這種現象不僅威脅到老年群體的生存圖景，可能導致年輕群體對老齡化的刻板成見化和歧視，更會影響他們與老年群體的關系，進而內化為群體的隔離、無意義感和對未來的擔憂[3]。

青年人是掌握話語權力和形塑老年群體公共形象的重要力量，但從整體來看，無論是個體對老年群體生存狀態的認知，還是自身的年齡焦慮和衰老恐懼，多數情況下是中介化和碎片式的。從青年群體特別是正在成長的大學生群體的視角出發，探查年輕一代如何認知和想象老年群體？這種想象從何而來？又會產生何種影響？從源頭思考如何塑造良好的“老”的傳播生態，這是本研究的主要關切。

二、文獻回顧

（一）想象的“他者”與想象的接觸

“他者（the other）”產生于認同，是與“我（the one）”相對應的概念。齊格蒙特·鮑曼認為，“他者即不確定性，是一切恐懼的源泉和原型”[4]，斯圖亞特·霍爾將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或地方稱為他者，“他者的神秘、相異性令我們目眩神迷，又心驚膽戰”[5]。在動詞的搭配里，“他者”常常是“控制”“比較”“描摹”的受動者，在將負面特點加諸他者的“他者化”過程中，主體獲得自我滿足感與優越感，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又“反過來‘滋養他者化的偏好”[6]。

大學生對老年群體的認知與想象：基于《媒介素養》課程的一項繪畫分析這種“我們”與“他們”的區分以及對“他者”的負面想象，本質上來自交往的間接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解釋“民族”的時候認為，不論一支民族規模有多小，其成員都不可能直接接觸大多數同胞，甚至沒有聽說過他們，但是“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一切共同體都是想象的”[7]。既然充分認識每一位內群體成員尚不可得，與外群體成員的接觸就更加困難，想象的交往應該成為增進理解的輔助性工具。

英國學者理查德·克里斯普與瑞安儂·特納（2007，2008，2009）也通過一系列實驗證實當群體間直接接觸難以實現的時候，通過想象與外群體的積極交往，可以獲得對外群體的更積極的看法，降低群體間焦慮，減少刻板印象。其中，“第三人效果”也發揮了作用，“別人的故事”的影響更深刻——想象別人與外群體的交往比想象自己的外群體的交往更能促進被試的外群體接觸[8]。同時，在想象接觸之前，被試者需要擁有和對外群體焦慮成比例的知識，并且投入過足夠的注意力，想象的接觸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9]。想象地接觸的積極作用往往適用于優勢群體，弱勢群體想象的群體接觸會進一步增加他們所感知到的歧視，甚至強化他們的集體行動、社會變革的動機[10]。但想象的接觸不能代替直接接觸，直接接觸產生的效應會更加穩定持久，兩種接觸方式結合起來才能持久地改變被試的情感與認知態度[11]。

現有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跨文化傳播視域下的文化研究，特別是集中于文化環境與觀念差異中的“他者想象”與身份認同的建構，或從文本生產的角度探討修正個體意識、理解與書寫他者的可能性與路徑，而對同一文化背景中不同群體之間的彼此想象、特別是對老年群體等弱勢群體的想象的研究則較少。

（二）代際關系與代際差異

自曼海姆1928年將“代（generation）”的概念引入社會學領域，再到米德將整個人類文化分為“前喻文化”時代（晚輩向長輩學習）、“并喻文化”時代（晚輩和長輩的學習發生在同輩之間），“后喻文化”時代（年輕一代將知識文化傳遞給前輩）[12]，代與代際關系問題成為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關注重點。我國對代際關系的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研究者將代際關系置于社會轉型的背景下進行考察，探究轉型時期的家庭代際關系和社會代際關系（代際關系的社會化）[13]。在家庭維度下，“代”以血緣關系和婚姻關系為基準劃分，在社會維度中，“代”則“以某一（或某些）共同的自然或社會特征，并以年齡為識別基準劃分的社會群體歸屬”[14]，代際關系的失衡和向下傾斜、子代主導和代際關系的理性化等問題受到學者更多關注。周曉虹將代和代際問題視作一個現代性問題，“與現代性和全球化之間有著十分復雜的牽連關系”[15]，探究其中的沖突與認同以及代際間的文化反哺。

當青年一代在網絡社會中逐步形成了與上一代相異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網絡空間與媒介使用的代際差異、代際沖突和“數字代溝”等議題成為研究重點。周裕瓊以新媒體的采納和使用為切入點，將研究對象拓展到祖代、親代和子代三代，深入探討了代際間的“數字代溝”和“文化反哺”[16]，也對作為“數字弱勢群體”的老年群體背后隱藏的系統性社會排斥進行探究，認為衰老不是一個必然的生理過程，而是“一個被灌輸的概念”，是一種“習得性無助”[17]。正是這種習得性無助和較差的自我效能感造成了老年群體的“數字排斥”，進一步加劇了代際差異與沖突。

（三）想象的接觸與“老”的感知

想象接觸法在外群體的衰老感知研究中較為常見。有研究觀察了139名年輕人觀看自己和陌生人變老視頻時的反應，年輕人往往會否認前者視頻的真實性，認為老年人是缺乏能力的，不會羨慕老年的自己[18]。閱讀老年群體的敘事性新聞同樣會增加對該群體的感知與同理心，進而激發更多的相關信息尋求行為[19]。近年來，研究者們開始涉足青年群體對“老”的繪畫想象，Barrett等人發現被試繪畫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20]，通過抽象的素描繪畫，可以觸發學生們的內隱年齡刻板印象，即無法通過意識與意圖控制的對老年人的存在和行動所產生的想法[21]。Chih-ling Liou通過對比發現，中國臺灣地區的學生善于運用皺紋、老視鏡等輔助器材表現衰老，而美國學生會選擇醫院、療養院與死亡來表現身體的衰弱[22]。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采用基于繪畫心理學的圖像分析方法，輔以深度訪談的方式探究青年人對老年群體的認知與想象。以往的研究中，衡量群體態度認知的方法主要為問卷調查與訪談法、實驗法等，近年來，基于繪畫心理學的心理分析方法在國外的教育學、美術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中已初具規模。韋伯和米歇爾認為，繪畫可以表達那些不容易用語言表達的東西：“不可言喻的、難以捉摸的、尚未思考的、潛意識的……”[23]，繪畫不僅能夠表示受試者直觀的感受與認知，也能反映他們的社會文化背景[24]。

研究者隨機選取安徽省F大學在校的大一、大二各一個班級的學生，首先對參與者進行繪畫測試，受訪對象被要求畫一幅畫來呈現心目中的老年群體，方式包括手繪與機器輔助繪畫，研究者同時收集繪畫作品和參與者的個人信息。最終收集到104份有效樣本。

隨后，結合研究主題和繪畫樣本，研究者對畫作內容進行了編碼和視覺語義分析，將畫作中的人物細部刻畫、構圖、各繪畫元素之間的關系等作為分析項目，并做相關性檢驗（如表1），其中P>0.05時表示差異性不顯著，0.01

1.人物性別。 男性、女性、以夫妻形象共同出現、兼具多個非夫妻關系的男性及女性和未明確性別的老人。104幅畫作中，23.3%為老年男性，21.4%為老年女性，22.3%為老年夫妻（其中2個樣本中出現了成年子女和孫輩兒童），6.8%的樣本描繪了一個或多個男性及女性老人，其余24個樣本（23.3%）中的老人性別未明確。其中，女性參與者更傾向于描繪女性老人和老年夫妻，男性參與者更傾向于描繪男性老人，在沒有明確老人性別的24個樣本中，女性參與者占75%。

2.人物數量。一人到多人。40.8%的參與者描繪了1個老人，其中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各占45%，參與者更傾向于描繪與自己同性別的老人。34%的參與者描繪了2位老人，其中女性參與者占88.6%，54.3%的女性參與者的畫作主體為一對老年夫妻。13.6%的參與者在畫作中呈現的老人以群體的形式出現，且多數未明確性別。

3.面部表情。 微笑（43.7%，p=0.177）、無表情（20.4%，p=0.339）、大笑（3.9%，p=0.343）、悲傷或憂愁（3.9%，p=0.936）、疑惑（2.9%，p=0.953）；

4.生理特征。 皺紋（33.9%，p=0.868）、胡子（21.3%，p=0.003）、頭發白發，29.1%，p=0.045；禿頭或脫發（25.2%，p=0.014）；卷發或盤發（15.5%，p=0.018）、駝背與腿部彎曲（20.4%，p=0.702）。

5.肢體動作。 站立（28.1%，p=0.501）、蹲坐（30.1%，p=0.886）、運動（16.5%，p=0.310）、散步（13.6%，p=0.492）、勞作（3.9%，p=0.492）、互相攙扶（8.7%，p=0）、躺著（3.9%，p=0.112）。

6.輔助物品。 拐杖（34.9%，p=0.886）、凳子/搖椅/沙發（25.2%，p=0.555）、活動器材（18.4%，p=0.709），眼鏡（13.6%，p=0.645）、帽子（12.6%，p=0.042）、媒介產品（10.7%，p=0.380）、寵物（5.8%，p=0.112）、菜籃子（2.9%，p=0.085）、煙斗（1.9%，0.195）、麻將（1.9%，p=0.302）。

最后結合畫作進行訪談，由參與繪畫測試的學生根據個人情況作答，以期在畫作的基礎上使大學生對老年群體的認知和想象有更充分和深入的探查，明確這種想象的現實依據。

四、研究發現

（一）慈祥的長者

在參與者的畫作中，老人的面部表情以“微笑”為主（43.7%），且“微笑”或“大笑”的表情主要出現在包含2個以上老人的畫作中，其中又以夫妻關系出現的老年形象最多（14.6%），女性老者其次（11.7%）。他們存在于有伴侶、家人和朋友陪伴的關系場景中。在參與者看來，老年人在社交場景之中較為愉悅，且老年女性的愉悅程度高于男性。有20.4%的畫作中老人無明確表情標識或無表情，以單獨出現的老年男性為主（9.7%），樣本中6.8%的老人出現惆悵、悲傷、疑惑等表情。

面部表情的性別差異與Barrett等人的研究發現相一致，研究者對此的解釋是，老年女性更多地參與了撫育孫輩的工作，這使得祖母在孫輩中是更加和藹的樣子。另一種解釋是，這體現了一種性別刻板印象，即他們認為，女性更加溫暖、富有同情心，而男性往往扮演著冷硬、剛強、不茍言笑的形象[25]。在儒家文化之中，長者是凝聚家庭成員，促進集體協作的支柱力量。在現代中國社會，老人哺育子女，協助撫育孫輩，將自己的生命歷程傳遞給年輕的家庭成員，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因此，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老人的形象往往是慈祥、和藹、任勞任怨，并且有威懾力的。

（二）衰老的身體

參與者以人物生理機能的衰退為標志描摹衰老，具體表現為人物面部的皺紋、眉毛、胡子，頭發和身體狀態上的彎腰、駝背等，如 “一部分老年人眼睛是睜不開的，很像黏住了一樣，眼皮沒有了活力。走路也賴賴歪歪，一步一步顛著走，慢慢走（編號64）”，“一個老奶奶，臉上皺紋溝壑不平，頭發花白，嘴上有一顆痣，因為年邁的緣故身子佝僂著，拄著拐杖”（編號23）（如圖1）。一位參與者這樣解釋自己的畫作：“一位老人拄著拐杖，和另外一位老人說話。但另外一位老人卻說：‘你說什么，我聽不見（編號40）”。33.9%的樣本中老年人的臉上有皺紋，女性和男性沒有明顯區別，胡子和白眉毛則主要用于描摹男性老人。而對頭發這一生理指征的描繪則顯示出高度相關性和多樣性，其中29.1%的老人是白發，男性老人多數以“禿頂”或“頭發較少”區別于女性老人，女性老人則以卷發、盤發和短發等多種狀態出現，這種區別在老年群體以夫妻形象出現時對比最為明顯。

在老年人的活動場景中，由于身體機能的衰退，站立和蹲坐是他們主要的肌體狀態，室內的凳子、沙發和搖椅及室外的長椅也成為主要的輔助性設施。為了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態，老年群體會選擇散步（13.6%）或跳廣場舞、舞劍、打太極等戶外運動方式（16.5%），這些意象的出現帶有典型的“中國特色”。

伴隨著生理機能的衰退，還有拐杖、眼鏡、帽子等輔助物品的出現，畫作樣本中“拐杖”出現的頻次最高（34.9%），其中男性老人更多使用拐杖，特別是當畫作中出現2個以上的老人時，拐杖是區分人物性別的關鍵符號。其次是代表視力衰退的“眼鏡”，在眼鏡的使用上，樣本中的老年群體沒有呈現出明顯的性別差異，顯示其“身體較弱、需要防風和保暖”的“帽子”也成為典型的描繪老年群體的物品。

（三）生活單調，渴望聯系

樣本中的老年人主要活躍在三個主要的空間和場景中：（1）相對封閉的室內空間，即家中（14.6%）；（2）介于室內與室外的中間場景（11.6%），如家門口、院子和院落前后的菜地等；（3）室外空間中的公園、廣場、小區活動場所和旅游景點等（47.6%）。少數參與者將老年群體與商場、學校和養老院等場所相聯系（5.8%）。

在室內場景中，老年人的活動相對單一。他們總是形單影只：“獨自在家看電視（編號8）”或“坐在軟墊沙發上捧著冒著熱氣的茶杯假寐（編號70）”；他們與外界的聯系建立在想象和期待中：“深夜難以入眠，想念著自己的子女兒孫（編號32）”，期盼“逢年過節的時候，兒子和兒媳婦帶著孩子回來看她（編號67）”；具備勞動能力或與子女共同生活的老人，則會承擔買菜做飯和協助子女養育孫輩的任務。

在介于室內與室外的中間場景中，老人的行為不具備太多實質性含義：“坐在家門口的竹椅上安靜地曬太陽（編號71）”或“在一個有花有草的院子里，躺在搖椅上打著瞌睡（編號103）”；更多的樣本顯示，老人通過這一中間場景獲取外界信息或建立情感聯系。

在描繪室外場景的49幅畫作中，老年人多以群體的形式存在，主要的活動場所為公園和廣場，活動形式為散步、聊天、曬太陽和開展文體活動。行為活動存在較為明顯的性別差異。老年女性偏愛廣場舞，老年男性為下棋、打太極、舞劍、釣魚等。室外場景的客觀元素中，出現夕陽與落葉兩個意象，標識生命和時間的流逝。

部分樣本展示了一些 “非典型”活動場景。如一群老人在接受傳銷組織推廣產品，“當前老年人很容易被一些所謂傳銷組織的特效藥給吸引從而上當受騙，而家人的話又不信”（編號46），呈現老年群體的養老困局，“老人在養老院辦理臺前排隊，顯示床位已滿”（編號75），或運用更為抽象的黑白符號表現老年人的孤獨與聯結中斷的情況，“白色的部分代表老年群體，黑色的部分代表周身環境。老年群體之間是孤獨的不相通的”（編號29）。

（四）媒介接觸和使用的滯后者

2023年3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至2022年12月，50歲及以上網民群體占比由2021年12月的26.8%提升至30.8%，互聯網進一步向中老年群體拓展。同時，我國非網民規模為3.44億，60歲以上的老年群體占比37.4%，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設備不足和年齡因素是非網民不上網的主要原因。本項研究樣本中出現的主要媒介仍為電視、收音機和手機（10.7%），“獨自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成為獨居老人的典型生活狀態，廣播主要作為一種伴隨性媒介為老年群體提供新聞信息和戲曲等娛樂節目。在老年人與電視或收音機共同出現的畫作里，參與者的情感態度并不明顯。當老年群體與智能手機同時出現時，參與者會強調其媒介接入的滯后、易受不良信息誤導的特征。

新技術給年輕人帶來諸多便利的同時，塑造了一批媒介使用的弱勢群體，老年群體首當其沖。由于身體機能退化、學習能力減弱、文化水平較低、無人指導、不愿意接受新鮮事物等原因，老年人在接受新科技的時候會遇到種種困難，也更容易成為信息詐騙、隱私侵犯的首要受害者。這種認知體現了青年一代“數字原住民（digital migrants）”對老年一代的“數字難民（digital refugee）”的典型想象，青年群體也通過將老年人刻板化地想象為媒介使用的弱者，實現自我賦權，獲得自我效能感與代際間權力地位的提升。

五、結語

從整體來看，大學生對老年群體的認知和想象是刻板化的，他們傾向于將老年人看作同質的群體，而忽略老年人的個體性與主體性，這可能和參與者缺乏與老年人的直接接觸相關，我的生活環境實在是很少接觸到老人，中途搬家所以和鄰里關系基本上是不接觸、不認識，能接觸的老人真的太少了?！拔液图依锢先瞬辉谝粋€城市并且老人年齡很大了，我嘗試用電話溝通的時候沒有辦法讓老人完全理解我（編號45）”。隨著子女長大、遷徙，老年人退休、身體機能退化，退出廣闊的公共場景，與社會的聯系日漸衰弱，時常被刻畫為被幫扶的弱者形象，活動場域會逐漸壓縮至家庭、醫院、社區和較小范圍的公共空間之中，加之生活方式和觀念的差異，除了共同生活、工作或志愿服務外，青年人很難有機會與老人保持直接且持續的接觸，更多依賴偶發的人際交往、媒體信息等間接接觸對老年群體進行評價和想象，社會轉型期的老齡化趨向和老年群體地位下降等，都是加深刻板認知的可能因素。

“被想象”的老年群體被迫只能出演單一的主體角色，在社會資源占有和社會角色身份上自我退讓，從而進一步強化了群體的標簽化與刻板印象，青年群體也只能根據相對固定的角色模型再認識和理解老年群體，“如果它們是正向的參考群體，就會導致徹底的理想化，或者如果它們是負向的參考群體，就會導致無限的譴責”[26]，這將進一步加劇老年人的刻板化形象，進而給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埋下思想的危機。最后造成家庭、社區、企業、政府、社會等各個層面上對老年人資源和機會的不公正分配，以及老年人尊嚴的喪失[27]。

正如福勒（Craig Fowler）等人提出的成功老去的傳播生態模型（Communication Ecology Model of Successful Aging）所提出的，“良好傳播生態的塑造是成功老去的重要前提條件，而傳播就是要消除這種不確定性，通過交流行為建構一種變老的體驗可以得到優化的傳播生態?！盵28]

參考文獻：

[1]作者注：2021年5月，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18.70%，相較于2010年，占比上升5.44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064萬人，占13.50%，遠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所規定的老齡社會國家或地區的標準（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過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過7%）。

[2]王曉華.年齡焦慮與可疑的代際想象[N].社會科學報，2020-01-09，第008版.

[3]Neikrug S M. Worrying about a frightening old age[J]. Aging & Mental Health， 2003， 7（5）： 326-333.

[4][英]齊格蒙特·鮑曼，邵迎生譯，現代性與矛盾性[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導引）11.

[5]Hall S. The spectacle of the other[J].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2001： 324-344.

[6]單波，面對跨文化關系：報道他者的可能性[J]，新聞與寫作，2020（3）：5-9.

[7][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頁。

[8]Crisp， Richard J.， and Shenel Husnu. “Attributional processes underlying imagined contact effect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4.2 （2011）： 275-287.

[9]Birtel， Michèle D.， and Richard J. Crisp. “Imagining intergroup contact is more cognitively difficult for people higher in intergroup anxiety but this does not detract from its effectiveness.”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15.6 （2012）： 744-761.

[10]Bagci， Sabahat Cigdem， Sofia Stathi， and Zeynep Ecem Piyale. “When imagining intergroup contact mobilizes collective action： The perspective of disadvantaged and advantaged grou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69 （2019）： 32-43.

[11]Vezzali， Loris， et al. “Comparing Direct and Imagined Intergroup Contact among Children： Effects on Outgroup Stereotypes and Helping Intentions.” （2015）.

[12][美]瑪格麗特·米德，周曉虹、周怡譯.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13]蔡娟.代際關系研究的緣起、主題與發展趨勢——一個基于文獻的述評[J].中國青年研究，2015（11）：38-42.

[14]吳帆，李建民.中國人口老齡化和社會轉型背景下的社會代際關系[J].學海，2010（1）：35-41.

[15]周曉虹.沖突與認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際關系[J].社會.2008（2）：20-38.

[16]周裕瓊，丁海瓊.中國家庭三代數字反哺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J].國際新聞界，2020（3）：6-31.

[17]周裕瓊.數字弱勢群體的崛起：老年人微信采納與使用影響因素研究[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8（7）：66-86.

[18]Rittenour C E， Cohen E L. Viewing our aged selves： age progression simulations increase young adults aging anxiety and negative stereotypes of older adult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16， 82（4）： 271-289.

[19]Oliver M B， Dillard J P， Bae K， et al. The effect of narrative news format on empathy for stigmatized groups[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2， 89（2）： 205-224.

[20]Barrett A E， Cantwell L E. Drawing on stereotypes： Using undergraduates sketches of elders as a teaching tool[J].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007， 33（4）： 327-348.

[21]Barrett A E， Pai M. Sketches in cyberspace： Using student drawings of elders in an online social gerontology course[J].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Education， 2008， 29（1）： 84-103.

[22]Liou C.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dergraduates attitudes toward aging i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student drawing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17， 85（3）： 265-288.

[23]Weber S J， Mitchell C. Thats funny you dont look like a teacher?。?Interrogating images， identity， and popular culture[M]. Routledge，2002：34-35.

[24]Hummel C， Rey J C， Lalive dEpinay C. Childrens drawings of grandparent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images[J]. Images of aging：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later life， 1995：149-170.

[25]Barrett A E， Pai M. Sketches in cyberspace： Using student drawings of elders in an online social gerontology course[J].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Education， 2008， 29（1）： 84-103.

[26][美]羅伯特·默頓，唐少杰、齊心等譯，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M].北京：譯林出版社，2015：478-479.

[27]吳帆、李建民.中國人口老齡化和社會轉型背景下的社會代際關系[J].學海，2010 （1）： 35-41.

[28]Fowler C， Gasiorek J， Giles H.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aging well： Introducing the communicative ecology model of successful aging[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15， 82（4）： 431-457.

Stereotypical Perceptions and Imagination of the Elderly?Among College Students

——A Painting Analysis Based on the Media Literacy Course

WU Dan

（School of Art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 China）

Abstract：? Young people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holding the power of discourse and shaping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elderly. The study invited 103 college students to present their perceived and imagined elderly groups through paintings. The analysis of paintings and participants responses revealed that the image of elderly groups includes four aspects： benevolent elderly， declining physical function， loneliness and eager for contact， and laggards in media use. The lack of direct contact and the single role model of media are possible factors for this perception. A good communication ecology is the key to eliminate the uncertainty of “old” and create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respects and is suitable for the elderly.

Keywords：the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imagination; image semantic analysis

（責任編輯：范松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