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風險因子與溶解機制研究

王學峰，王三保，王 璇

（1.安徽財貿職業學院 公共教學部，合肥 230601；2.武漢體育學院 田徑教研室，武漢 430079；3.武漢電力職業技術學院 基礎部，武漢 430079）

1 引言

為進一步明確體育強國建設的目標、任務及措施，充分發揮體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重要作用，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體育強國建設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作為我國未來體育發展綱領性文件，《綱要》提出要完善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競技體育發展模式，堅持開放辦體育，形成國家辦與社會辦相結合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1]黨的二十大召開，標志著我國開啟了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高質量發展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促進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加快建設體育強國”[2]，進一步明確了我國體育事業在新時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務，報告中“加快建設體育強國”的“加快”二字凸顯了體育強國建設的時代感和緊迫感。職業體育發展水平是衡量國家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指標，為提升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自我造血功能，促進體育事業高質量發展，黨中央、國務院不斷深化競技體育體制改革，持續推動著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演進旅程。多年來競技體育職業化發展在助推競技體育水平提高的同時出現諸多矛盾阻力域，影響著我國競技體育的科學、健康、可持續性發展。為破除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良性發展過程中的風險因子，本文從梳理我國競技職業化發展國家背景與競技職業化發展歷程入手，歸納競技體育職業化推進的內在國家邏輯，窺探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發展實質，深入剖析影響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發展中的風險因子，并針對性提出相關溶解機制，以期突破我國競技體育高質量發展瓶頸，為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高速前行提供一定的策略建議與價值咨詢。

2 研究對象與方法

2.1 研究對象

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演進風險因子、溶解機制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獻資料法

系統查閱近年國內外有關職業競技體育進程困境、沖突、矛盾化解及多維改革相關文獻資料，挖掘研究不足，確立研究起點與研究目標。

2.2.2 邏輯演繹法

運用類比、演繹、歸納、分析、推理等邏輯學方法，結合多項體育學科知識對“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旅程演進風險因子，溶解機制進行詳盡的機制性理論分析，并提出相應策略建議。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源起國家社會背景

3.1.1 舉國體制下競技體育的國家邏輯

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源起于計劃經濟時代“舉國體制”下的專業競技體育，教練員、運動員、裁判員、場地、比賽組織、經費與科研支持等競技體育資源歸屬于國有，隸屬于國家公有產權，競技體育發展資金由國家財政投入，由政府行政部門管理競技體育的運行，競技體育的發展服務于國家政治、經濟戰略。但伴隨競技體育發展規模的逐漸擴大，出現體育行政管理部門的持續膨脹，投資成本的日漸上升，發展經費的捉襟見肘，大眾體育與競技體育融合度較低，競技體育發展出現后勁不足等問題。隨著舉國體制下的各利益主體平衡關系被打破，群體間原有利益格局出現分化并日趨擴大，依靠行政管理的專業競技體育體制出現了難以調和的深層次矛盾，影響著我國競技體育的良性發展。諸多矛盾之下，單純以所謂的“國家邏輯”發展競技體育所造成的弊端使得我國競技體育諸多資源浪費虛置，更是使得我國競技體育在全球競技體育職業化大繁榮的歷史趨勢面前喪失了可持續發展的機遇。于是我國體育從業者痛定思痛，為使競技體育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將競技體育職業化改革逐漸推上議事日程。[3]-[5]

3.1.2 政府體制改革與市場介入同步助推競技體育職業化發展

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源起于政府主導下的專業競技體育體制，因此職業化改革必定應由政府部門主導，以政府行為和行政權威性為保障，政府的作用以及干預方式都會對職業化的方式產生影響。為適應推動改革的需要，1993年全國體委工作會議上制定了《關于培育體育市場，加快體育產業化進程的意見》，提出了體育事業要“面向市場，走向市場，以產業化為方向”的基本思路。同年原國家體委發布《國家體委關于深化體育改革的意見》，提出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符合現代體育運動規律，國家調控，依托社會，有自我發展活力的體育體制和良性循環的運行機制，形成國家辦與社會辦相結合、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競技體育發展格局。在國家體委安排下，競技體育實體化改革同年也逐步展開，全國范圍內41個單項運動協會，56個項目轉入實體化管理，標志著管辦分離以及管理去行政化的開始。2014年10月，國務院提出《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推行政社分開、政企分開、管辦分離，加快推進體育行業協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將適合由體育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體育社會組織承擔。在我國政府的主導下，競技體育職業化改革從試點逐漸走向推廣，改革層次、力度、廣度逐漸加深。[6]-[7]

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化的影響，使得競技體育職業化運營的經濟價值逐漸凸顯，市場在競技體育發展中的作用不斷擴大，社會資本與市場運營介入競技體育趨勢日漸提升。職業體育經濟與體育產業發展必定要在競技體育職業化的背景下才能實現，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物，是高水平競技體育高度市場化、社會化的產業形態。在項目協會的推動下，諸多項目省級專業隊被推向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源介入發展，建立職業體育俱樂部，進行市場化運營，組織職業聯賽，接受商業贊助以及媒體包裝宣傳，帶動大眾體育健身、體育文化產品銷售、電視轉播業、體育用品制造與銷售、體育廣告運營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市場資源漸入競技體育發展，職業化逐步走向正軌。

3.1.3 世界發展趨勢與國民參與需求上升

在全球賽事增多的背景下，競技體育特有的政治作用以及社會文化效用日趨凸顯，奧運會對于業余規則的取消，加快了世界范圍內的競技體育職業化發展，職業化獨特的發展方式以及后備力量補充機制的優勢凸顯，選擇更為符合現代化的競技體育發展方式成為時代發展的需要。為了與世界發展趨勢同步、適應時代的需要，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改革勢在必行。

伴隨社會改革發展，我國體育管理層認識到競技體育與大眾體育并不是對立關系，而是互補關系，競技體育可為大眾體育發展提供范例，增強群眾興趣，提供更專業的發展方法與手段，給予技術性指導與服務，而群眾體育則為競技體育發展儲備后備人才并且成為促進競技體育社會化、市場化的基礎力量。同時伴隨我國體育產業改革以及現代化程度的提高，民眾業余時間的富裕，我國民眾從事體育活動興趣的提升，大眾體育熱潮的興起，民眾參與度的增加，為滿足促進國民身體素質提升以及競技體育全民參與的需要，將競技體育從原有的國家化逐漸推向與國家化與社會化、市場化相結合，于是競技體育職業化改革便成為我國競技體育發展旅程中的必經路徑。[8]-[10]

3.2 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實質

3.2.1 以運動項目為導向的漸進式改革

漸進式改革與創新：主要是指從傳統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之外開始，逐步深入到傳統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內部，其主要特點是在一段時間內進行增量改革。增量改革，是在舊體制存量暫時不變的情況下，在增量部分首先實行新體制，然后隨著新體制部分在總量中所占比重不斷加大，逐步改革舊體制部分，最終完成向新體制全面過渡。

由于各項目的特點、重要程度以及市場化潛力不同，在進行職業化改革過程中也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因此存在不同的職業化發展路徑。以足球為起點，首先推動三大球職業化改革，原因在于該類項目資金投入大、發展周期長、金牌競爭力小、群眾參與度高、市場化潛力大等。將原有的各省隊產權轉讓予職業俱樂部，各職業俱樂部參與職業聯賽，進行市場化運營。其余小球項目，作為我國奧運會優勢項目，為保持其競爭力不受到體制改革的影響，在職業化之后，原有專業運動員擁有專業與職業雙重身份，專業競技體育體制下的人才培養模式與訓練模式被保留。對于社會化程度較低的奧運爭金項目（如：舉重、體操、跳水）仍然保持原有體制。因此我國職業化改革模式可以概括為：以三大球為試點，逐步推廣至優勢小球項目，采取先易后難、逐個突破、邊做邊學的方式。[11]

3.2.2 行政干預下的國家邏輯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競技體育的運行存在著明顯的國家利益傾向，使得行政干預成為競技體育發展過程中的必然。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自始至終表現為通過政府政策文件指導、利用政府行政指令推動、借助政府權威保障。改革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驅動，由政府對改革的思路進行設計，把控職業化改革的整體進程，伴隨而來的就是存在體制滯后，專業競技體育遺留下的資源配置掌控權仍部分存留于政府手中，政府還把控行政審批權以及資源準入審批權。

世界各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分為“先發內生型”和“后發外生型”。前者是在社會自身孕育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發展動力主要來自社會內部，現代化呈現為自發演進的發展軌跡。歐美競技體育職業化呈現該種態勢。后者是在外部壓力和刺激下被動發展而成的現代化，發展動力主要來自政府和社會上層精英而非民間，而且許多制度文化要素都采借外部社會。我國職業化改革走的是后發外生型道路，通過行政力量干預進行超越現實情況的非常規跨越式發展，根據國家需要確立發展重點，干預了其自然發展的邏輯序列。[12]

伴隨職業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通過行政手段推動去行政化，運動項目的經營管理權逐步過渡到專業經營者，俱樂部產權性質發生轉變，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資源配置，培養市場環境下俱樂部的適應能力，逐漸降低對于體育行政部門的依賴性，參與市場競爭，提高專業化和分工細化程度，政府部門由原來的管理者轉變為服務者，促進體育俱樂部與聯賽的和諧發展，使其轉變成為能夠自我促進、自我管理和權責一體的職業化組織。

3.2.3 機制轉變存在內源性與復雜性

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有別于歐美職業體育，是根據現有社會背景，為了改善原有體制的弊端，尋找新型的、更有活力的運行手段，以滿足社會需求的理性選擇，表現為競技體育發展模式的轉變，是結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社會發展需要，參照行業典范，是主動求變、求新的再認識過程。

作為后來者的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借鑒和模仿歐美競技體育強國職業化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是不可避免的，職業化的終極目標是要達到類西方化的職業體育建構。但由于源起、社會背景、發展階段、國家體制等因素的差異，使得我國現階段的競技體育職業化存在雙重性和復雜性的特征。隨著職業化的深入，行政部門與市場主體上下結合驅動難以避免，新舊體制共存情況下，運行機制沖突、角色定位與利益摩擦相互交織，特別牽涉核心權責，雙方互為犄角相互牽制，使得競技體育職業化改革問題更加復雜，從而增加競技體育體制的轉型難度。

3.3 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風險因子

3.3.1 政府與市場互為掣肘，改革矛盾凸顯

政府主導下以行政權威為保障的競技體育職業化推進必然首先注重國家利益，以滿足國家利益需要、政治訴求為主要目標，這一背景下形成政府辦主體與市場辦主體長期共存的格局。（1）產權關系清晰是一切經濟活動正常運作的基本條件。職業體育在本質上也是一種經濟活動，其正常營運必須依靠清晰的產權作為保障。{11}職業化推行之初俱樂部實體自哺能力不足，仍需要行政撥款，市場經濟利益吸引下民間資本介入，其中利益分配關系并未明確，產權歸屬相對模糊，在市場運行中分配所得不能同步，可能導致兩者互為掣肘，獲益分配不均，失利則責任互相推諉，從而產生利益爭端，最終走向兩敗俱傷，職業化推進受損。（2）行政壟斷情況下發展的職業化實體有名無實，仍以上級行政機關政策指令為主導，各級體育行政部門政策執行存在矛盾、滯后等問題，改革進程延緩。俱樂部理事會、項目協會民主決策形同虛設，各主體間目標分化，矛盾沖突頻發，無法凝聚改革合力，協同共進格局難以形成。（3）專業競技體育改革而來的職業化體育賽事審批權仍在行政機關手中，相關競賽資源也由政府壟斷，體育賽事價值產物生存空間狹窄，受到行政壁壘制約。在此情況下競技體育市場有序性被影響，市場主體為獲得相關便宜不可避免出現權力尋租，進而形成腐敗隱患。（4）在保證改革推進的同時，競技體育職業化判斷成功與否關鍵因素在于國家競技體育水平提高，國際影響力增強，但在此過程中出現了原有優勢項目水平下滑、三大球排名衰減等負面效應，各級體育行政部門為自身政績導致政策執行畏手畏腳，相關學者及大眾出現了畏難情緒，對推進職業化思想動搖，從而使改革陷入矛盾循環。[13]

3.3.2 賽事水平低迷，管理營銷落后

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每一項經濟活動都圍繞職業聯賽而展開，俱樂部的運作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資金的來源則需依靠對市場的開發。{12}作為后發型職業化競技體育活動，我國職業聯賽呈現整體水平不高、國際級職業運動員數量少、低聯賽運營管理能力、青訓體系不健全、產業融合與轉型作用乏力，難以形成健康、可持續競技體育職業化發展，無法為國家隊人才選拔提供助力。（1）國內聯賽水平低，黑幕頻發情況下，破窗效應累積，加之受限于相關附加服務體系建設，難以形成同行業競爭優勢，對于觀眾吸引力日趨下降?，F代體育傳媒發達，傳輸渠道多樣，更多觀眾群體選擇國外職業聯賽，從而造成市場消費群體流失，投資回報率不成正比。（2）營銷意識薄弱，營銷水平能力不足。我國職業體育市場化、產業化尚未建立完成，相關產業融合轉型能力差，自我造血能力羸弱，聯賽運營成本多為贊助商提供。市場營銷創新能力匱乏，方式陳舊死板、弱勢文化培育、球迷互動缺失，從而造成職業體育市場商業價值貶值。（3）聯賽俱樂部作為職業化市場實體，其良性運轉涉及經營、管理、營銷、法律、傳媒、訓練、科研、醫療等多方面專業人才。我國職業體育發展處于初級階段，專業體育管理人才缺口大，多數員工身兼多職，難以科學、高效完成內部管理、市場拓展。[14]

3.3.3 市場追名逐利，利己之風盛行

競技體育職業化自產生之初就帶有顯著經濟取向，以競技體育比賽為主要抽象產物，遵循相關競賽規則及運轉機制進行市場化運營，相關利益群體從中獲益形成經營閉環。在我國經濟體制轉型、人民體育需求增長、體育事業健康發展等因素共同影響下，政府助推競技體育職業化運行開展。作為經濟活動，“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即成為首要選擇，不可避免造成相關不穩定因素。（1）缺乏社會責任意識：職業化體育活動利益吸引大量資金流入，相關資本持有者為追求高額回報以及產權增值，社會責任意識缺失，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甚至不惜犧牲其它主體利益，導致相關文化、產業、后備力量建設受阻，從而導致職業體育社會基礎薄弱，同國家競技體育發展理念相悖，進而阻礙職業化整體推進。（2）職業化發展經濟泡沫化：在相關監管制度及法律約束不成熟的情況下，個別群體為達目的不惜短期內巨資投入，從而導致競技體育市場混亂，出現瘋狂引援、運動員身價虛高、市場發展泡沫化。（3）職業化推進不穩定：競技體育俱樂部運營需要大量經費投入，現階段其投資主體多為房地產、汽車、能源、金融等大型企業。該投資主體其主要目的為獲取廣告效應或相關政府扶持條件，并非推動競技體育發展，目標動機不純，因而造成投資主體更換頻繁。短期內更換產權主體對于俱樂部經營及相關賽事水平提升極為不利。[15]

3.3.4 青訓體制滯后，后備人才缺乏

運動員作為競技體育職業化生存發展核心要素，對競技體育水平提高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依據競技體育發展規律，后備人才培養是提升國家運動項目競技水平的關鍵環節。{13}原有“舉國體制”國家行政部門主導下的三級訓練體系后備人才培養模式優勢漸微，遭遇發展阻礙難以維持，原有青訓體制衰落，新型制度尚未建立。（1）競技體育職業化轉軌同時將后備人才培養任務交由俱樂部實體，在目前競技體育背景下，青訓體系的創建、培養、發掘、成材需要較長時間周期，同時資金投入巨大、見效與否難以預料等多重因素影響導致職業俱樂部實體發展積極性不高，相較于此引援更為快速、經濟、有效。2016賽季中超俱樂部的總收入為70.82億元，總支出超過百億元，而對青訓的投入僅占總比重的5%，遠遠落后于歐洲足球五大聯賽。{12}（2）職業化發展后，體育行政部門逐漸降低對后備人才培養的投入，將其培養任務交予相關項目俱樂部，但俱樂部仍未擺脫原有體系依賴，其青訓體系是對原有專業隊后備人才隊伍繼承，同時還出現了青訓體系同俱樂部不掛鉤，仍屬地方項目協會管理，形成后備人才難以進入職業體系，俱樂部選材陷入無從下手的尷尬境地。（3）近年來出現青訓隊員水平不高、數量減少、參與積極性不強等問題，究其原因為俱樂部單一要素難以形成有效后備人才體系，俱樂部作為經濟市場主體同教育系統接軌能力差，存在明顯短板。[16]

3.3.5 法律制度缺失，監督管理困難

伴隨職業化改革進入深水區，市場化沖擊下競技體育活動出現惡性競爭、貪腐、黑哨、金元足球等亂象，對于其可持續發展造成阻礙，致使競技比賽公平性遭到破壞，比賽質量一降再降，聯賽投資方、比賽觀眾參與積極性銳減，導致職業化聯賽運行困難。（1）法律法規建設滯后，難以形成有效制度威懾約束。俱樂部實體同行政機關權責不分，出現法律真空，職業化體育活動依靠相關行政指令和政策文件，依靠行政抓手彌補法律手段，從而影響職業化主體利益訴求，存在話語權羸弱問題，阻礙其正向發展。（2）由專業體育轉變而來的運動俱樂部，內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日常工作運轉主要依靠原有專業隊規章制度，對于以往行政管理形成路徑依賴，市場經營主體部門間職權交叉，難以形成有效自治。（3）原有的行政部門轉變為董事會執行管理經營職權，換湯不換藥，改革停留于表面，職業聯賽中出現糾紛通過職能部門內部處理，未能形成有公平有效法律仲裁與外部監督體系，從而無法保障行為、決策合法性。[17]

3.4 中國競技體育職業化風險因子溶解機制

3.4.1 簡政放權，破除行政壁壘

隨我國競技體育職業化改革進入深水區，部分機能機制優化之下潛藏著多重矛盾阻力，競技體育市場活動仍存在管辦不分、產權模糊等負面因素，未能形成良性、可持續化發展，其市場潛力無法得以有效發揮。歸根結底需要從政府與市場本質關系入手，明晰兩者利益歸屬，依據市場規律創建開放共享經營環境，打破政府壟斷，建立健全合作發展機制。（1）堅定黨對體育工作絕對領導，深入分析黨中央對于競技體育職業化相關政策引導和戰略安排，轉變體育行政部門政府意識和甲方思維，由管理者轉變為服務者、推動者，真正認清競技體育職業化在體育事業系統中的位置作用，落實管辦分離，深耕基礎建設，推動競技體育職業化、市場化、產業化，為職業體育發展構建良好的社會生態。（2）破除行政壁壘，簡政放權，撤銷賽事審批程序，主動發布辦賽名錄，采取招投標方式在保障公正公開前提下向社會實體購買相關體育服務；構建政市信息共享平臺、平等合作機制，著重焦點領域，共創目標共治，化解固有矛盾，推動高效發展。

3.4.2 注重人才，強化自身建設

職業聯賽作為競技體育職業化價值鏈條關鍵要素，其核心競爭力在于是否具備高觀賞價值賽事產品，賽事觀眾通過享受高水平競技比賽獲得情緒價值，因此職業賽事主體應致力于提升賽事水平，專注文化建設，打造實體品牌，豐富產品體系。目標推動實現取決于專業人才，賽事直接參與者、職業體育管理人員、賽事營銷人員等在其中發揮至關重要作用。（1）賽事整體水平提高需要多方因素共同努力，但賽事直接參與者作為第一環節其關鍵性不言而喻。應以此為出發點，打破原有體制，首要拓寬運動人才選拔通路，其次注重加強如裁判、賽會服務人員、科研、醫療、訓練團隊等相關人員業務能力，激活人力市場資源，為構建高水平職業聯賽筑牢基礎。（2）面對實體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經營管理粗放、協同乏力等問題，需要培育體育、經營、管理、法律相關復合人才，進行專業化治理。從內部選拔培養，以退役運動員、俱樂部員工為主要對象，定期進行專業知識學習；同時可加強同體育院校聯系，聯合培養專業體育管理人才，還可根據自身需求選擇聘請國內外業內行家治理以提升實體規范性。（3）積極吸納營銷人才，著力打造專業營銷團隊，構建現代化營銷體系，創新宣傳元素，選用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以觀眾為中心，培育獨特賽事文化，使之導向明確，形成吸引力、歸屬感，加強產業融合，實現需求多方合作。

3.4.3 管控市場，推進良性發展

職業體育市場化運作不可避免造成利益至上、管控疏離致使市場資本隨意進出，相關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忽視職業體育發展規律從而使我國職業體育亂象頻發，俱樂部實體惡性競爭屢見不鮮。（1）規范發展愿景，正視國家利益。相較歐美職業化體育發展利益最大化目標，我國職業聯賽應兼顧國家與市場，明確發展使命與價值取向。加強政策引領，職業化改革推進，必須做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重，不能因為職業化改革而忽視了所承擔的社會義務與政治責任[14]，利益博弈中應確立國家地位，力求做到多方共贏。（2）樹立服務意識，加強行政監管。推進改革落實管辦分離同時應做好之后行業監管，放任市場自由不利于改革的高質量推進。理順兩者分工，加強政商合作，把握動態平衡，監管做到不越位、不失位，充分發揮舉國體制同市場機制結合優勢，激活多方潛能。（3）優化融資渠道，提高自我造血能力。摒棄原有依靠商業巨頭單一注資贊助經營，警惕資金鏈斷裂危機，遏制非理性投資，力求創建多元投資機制，降低停擺風險，變革資金分配體系，引領行業綠色發展。注重自我造血能力塑造以解決本質矛盾，推動產業融合，防范惡性競爭，提高抵御風險能力。

3.4.4 分工配合，完善梯隊體系

體育強國建設需要優秀精英體育人才的支撐，職業體育賽事主體必須肩負起精英人才培養的責任。[13]拓寬培養渠道，優化培養模式，提升頂層設計。（1）針對現階段聯賽青訓無法獨自完成后備人才高質量培養任務，沒有真正脫離原有“舉國體制”三級訓練網，應從實際出發，注重專業體制后備人才培養，國家給予出臺專項政策，給予專項資金，持續激勵提升各地區人才培養積極性。（2）建立互動機制，加強人才流動。多領域合作，推動優勢互補，形成培養合力。擺脫體制限制，開創青訓隊員多方流動體制，各系統溝通互融，拓寬流動渠道，實行跨界選材，充分調動體育、教育、社會人才培養積極性。（3）完善職業聯賽青訓梯隊體系，設立青訓工作賽事準入規定，加強各項目協會對于青訓工作監管力度，保障相關配套設施，規范配備各梯隊競賽體系，積極融入教育系統，提高教育系統選材比例，注重青少年運動員文化素質培養，提高整體綜合素質。

3.4.5 強化監管，健全法律制度

市場公平競爭需要以道德為準繩，以法律為保障，我國現階段體育行業法律建設滯后，難以形成有效監督，在處理競賽秩序、賽事投資、俱樂部管理等方面經驗匱乏，存在以人治代替法治現象，通過政府權威解決行業爭端，不利于職業化體育良性發展。（1）因此首要任務為推動體育立法工作，健全聯賽監督體系，破除行業亂象，維護市場穩定，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形成法律威懾力，保障行業公平。（2）引領俱樂部自身建設，劃分權責領域，防止職能重疊、責任錯亂，設立內部自律條則，共創工作規范，加強內部監管。（3）真正做到行政脫鉤，完善項目協會、俱樂部董事會，明確雙方主體目標、權力范圍、功能職責，形成層級科學民主管理架構，增強決策專業性、公信力，對于相關重大決議及時公布，主動接受社會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