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的理論邏輯、演進邏輯和實踐邏輯研究

劉展源,郭 燕

(大連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遼寧 大連 116622)

自啟蒙運動開啟西方現代化以來,人類文明從傳統農業文明演進到現代工業文明階段。然而,西方現代化建構的現代文明存在著片面性和狹隘性,其發展目的在于實現資本積累和資本統治,形成了資產階級私人占有的社會結構、直線式的技術進步主義和高度膨脹的經濟理性形態,從而激發人們的批判和清算。當代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充分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和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生態哲學智慧,遵循生產力發展邏輯和生態環境價值邏輯的有機統一,開放出生態文明這一人類文明新形態之花。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作出“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1]49的重大戰略部署,統籌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努力達到共產主義所倡導的自然解放和人類解放相統一的理想境界。

一、生態文明的理論邏輯

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打破了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生存狀態,消除一切舊有封建宗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政治解放和思想解放的作用。然而,在資本邏輯和市場經濟等因素的驅動下,資產階級加劇對勞動者和自然資源的剝削,造成勞動異化和自然異化的雙重悲劇。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透過這一現象,開創性地將生態學所包含的基本規律和原則運用到社會科學領域,深入地思考人、自然與社會三者的關系。不僅明晰現實生態危機的內在資本邏輯,而且肯定社會主義的生態屬性,從而在文明更迭的角度上提出生態文明的設想和理念。

(一)馬克思主義與生態文明

面對工業文明招致的自然異化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人化自然觀理論、物質變換理論和共同體理論,孕育出豐富的生態文明思想。馬克思主義人化自然觀理論指出,自然界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前提,也是人類情感、意志和智慧的精神之源,人類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和確證離不開自然環境與物質資料。

同時,只有進入到人類認識與活動視野的自然,才能擺脫自身的純粹性并獲得自身的本質,才是對于人類而言具有真正意義的自然。因而,既要正視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和客觀規律,也要正確認識人與自然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馬克思主義物質變換理論以人化自然觀為哲學前提,它關注人類實踐基礎上的歷史和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物質變換過程,要求“以人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2],維持人與自然之間健康的新陳代謝。對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物質變換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則要求對“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3],構建“真正共同體”的共產主義社會,從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生態文明的邏輯旨歸就在于揚棄和超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徹底消滅以私有利益為主導的底層邏輯,按照自然規律、社會歷史規律和美的原理來建設新型文明形態,達到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自然財富與社會財富的統一,實現社會整體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生態文明

馬克思主義蘊含的生態哲學、實踐邏輯和價值追求,引領著生態文明思想的啟蒙與發展。由于西方環境公害事件危及人類文明和現代化進程,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從不同角度去研究生態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重新認識以資本為主導的工業文明。其中,法蘭克福學派開啟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構建,并且對于人類文明發展形態有了新的理解和要求。馬爾庫塞秉承馬克思主義人道化占有自然的思想觀點,要求人們對工具理性的思維方式、行為動機和生理機制進行一場人的本能結構革命和自然觀革命,以解放人的自然和外在自然來實現人類本質的回歸,從而恢復人與自然的應然狀態[4];本·阿格爾在馬克思主義異化勞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異化消費理論,他將異化消費視為現代社會中占據主要地位的異化現象,即“人們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5],從而他期望通過改組官僚化和集權化的工業文明體系、充分發揮人的創造性來使人類生產勞動根植于人與自然的和諧之中;福斯特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物質變換理論的基礎上,揭露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忽視自然系統閾值并掠奪性地占有生態資源的罪惡現象,而解決其所引發的生態危機就必須超越資本主義的狹隘視野,“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6]。社會主義公有制將克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最大化邏輯,由自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來合理調節人類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共同維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從而推動文明范式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梢钥闯?生態文明一直蘊含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之中,并且具備辯證性和實踐性的特征。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則進一步闡發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學思想,從科技、消費和生產等角度為生態文明建設提出諸多訴求和建議。

通過追溯經典馬克思主義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文明理論觀點,明晰生態文明與已有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緊密聯系。工業文明作為一種以機械化生產為主要標志的文明形態,與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結合后形成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形態。在資本邏輯和經濟理性的支配下,人類解開欲望鎖鏈和濫用科技暴力,導致社會結構呈現出單一化、形式化和工具化的特征?？梢哉f,“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賦予了工業文明以新的特征,經濟增長成為工業社會的最大追求”[7]。生態文明作為工業文明的辯證否定,突破工業文明范式下的內在邏輯和唯物質主義的短板,全面地滿足人類的生態安全、經濟繁榮和精神需求。因此,生態文明既關乎現代化發展的可持續性,又對人類文明的存續有著深刻影響,成為真正適合人類本性、生產力要求和自然規律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二、生態文明的演進邏輯

生態文明遵循人類與自然的整體性原則,以生態為內在尺度來謀劃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它并非直接否定工業文明,也不是消極地回歸自然或回到前現代性的神秘主義,而是在肯定科學、理性和工業文明積極成果的基礎上重新構建新的文明形態。通過對兩種文明的哲學基礎、政治屬性、經濟模式和文化底蘊的比較研究,系統性地論證了生態文明是人類發展的必然結果,具有著客觀必然性和現實緊迫性,并且對生態文明的內涵本質做出更為詳盡的學理闡釋。

(一)哲學維度的比較研究

不同的哲學理論和哲學范式決定兩種文明形態具備不同的認知邏輯和價值立場。西方現代哲學高揚理性自由,頌揚主體精神力量,以數學邏輯和計算原則等分析還原方法來掌握物質世界規律,將科學知識視為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有效武器,推動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精神文明的興起。然而,理性和資本權力的結盟塑造出一種高度膨脹的技術理性和經濟理性形態,不僅漠視自然的生命價值和進化規律,而且將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直接簡化為純粹的金錢關系,導致工業文明形成“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發展邏輯。

生態文明在此基礎上秉持有機論哲學、存在論哲學和實踐論哲學的基本觀點,準確辨析人與自然之間的有機關系、共在關系和對象關系,糾正了工具化的理性思維及其分析性和碎片性的認知邏輯,形成一種系統有機、利益兼顧的生態理性思維。生態理性作為生態文明的思想基礎,堅持以聯系和發展的觀點去反思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代際利益與代內利益的內在關系,合理地規范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引導人類理性自身內在力量的發展方向,進而避免理性膨脹造成的“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之間的對立”[8],帶領現代文明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

(二)政治維度的比較研究

每一種文明范式或社會形態都具備著特定的制度設計,正如工業文明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不是歷史的偶然,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的契合也不會是歷史的巧合或主觀的臆想,而是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客觀的內在性。在工業文明同一化邏輯的統攝下,人們按照“實驗性”和“數字性”的科學模式進行機器化生產,導致人類的主體性地位被工具的主體性所取代,人類的獨立性則建立在對物的依賴性基礎之上,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資本主義的現存秩序。在資本主義與工業文明交織相融的歷史過程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工業生產力提供最大發展空間,工業文明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發展,資本主義成為了工業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現階段的資產主義生產關系已經無法承受工業文明創造巨大的生產力,生產過剩引發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日益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羈絆,從而進一步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建設生態文明的政治基礎。生態文明的首要任務就是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所支配的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9],由此決定了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建設內容和預期目標是高度一致的。社會主義制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制度根基,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地位平等,從而共同地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進程,確保生態資源在使用過程中以造福人民為目標。同時,社會主義堅持以人民意志來引導和規制資本意志,統籌個人與社會、城市與鄉村、人類與自然的融合發展,切實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財富需求、生命健康需求和生態安全需求,逐步引領、推進和促成人類社會走向真正的“文明”,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本性和社會主義制度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優勢?？梢?生態文明和社會主義是為揚棄資本的異化而提出的,是在對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的現實批判和超越發展中生成的,建設生態文明需要社會主義的制度變革,社會主義建設也內涵著生態文明建設,二者之間相輔相成、內在契合。因此,社會主義擁有著建設生態文明的堅定決心和信心。

(三)經濟維度的比較研究

從經濟發展方式上看,工業文明體現為以物為中心的線性發展,生態文明體現為以人為本的和諧發展。工業文明以現代技術“促逼”和“擺置”方式去開發自然,以犧牲自然的必然性為代價去追求生產力發展和物質財富積累,從而在人類社會與自然系統之間造成無法修復的物質變換裂縫。同時,“資源—產品—廢物”的線性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斷加劇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城市與農村之間的二元對立,落后地區轉變為污染產業的生產地和廢棄物品的傾倒場,農民、失業工人和受壓迫民族遭受著最為嚴重的勞動剝削和生態剝削。因而,工業文明雖然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但是它將生態與文明的對立沖突發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

生態文明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和自然中心主義狹隘的價值觀念,尊重生命的內在價值和多重價值,重視自然界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和生態價值。在經濟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生態文明圍繞自然生產力和社會生產力的辯證關系,聚焦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致力于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它一方面克服資本邏輯和市場經濟等非理性因素,按照自然的本性、社會的需求、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組織生產,建立節約型的經濟運行體系、生態化的生產力構型和公平公正的經濟秩序,從而協調物質生產、人口生產和環境生產,達到生產、生活和生態的“三生融合”;另一方面,生態文明堅持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置于核心位置,引導科學技術向生態問題聚焦,促使科學技術擺脫封閉性和局部性的視域限制,從封閉、孤立和偏執的狀態中得到解放,由此將發揮出科學技術自身所具備的文化內涵、人文關懷和社會價值,成為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溝通橋梁。

(四)文化維度的比較研究

文化在文明的進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直接影響文明發展的方向、程度和速度。工業文明中的勞動階級依附于工業機器,日益淪落為生產線的組成部分,喪失批判意識和獨立思考能力,服從于外在規律并認同現實社會的物化結構,表現出主體的客體化和原子化特征。對此,盧卡奇、葛蘭西和霍克海默等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相應地提出文化批判理論,其理論旨趣都在于反對工業文明的精神貧困化狀態,喚醒被物化所壓抑著的意識形態并實現思想解放?；艨撕Ｄ琜10]在此基礎上批判文化工業的反啟蒙邏輯和欺騙性特征,他認為“整個文化工業所做出的承諾就是要逃出日常的苦役,然而文化工業的天堂也同樣是一種苦役”。在這種異化勞動和現實苦役的狀態下,人們由于缺乏自我表達的自由,便轉向消費領域以獲得自身價值認同和物質滿足,逐漸被物化邏輯所控制并同化,推動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文化盛行,而大眾的心智衰退也體現出對生態危機的無動于衷。

文化作為人類的生存方式,生態文明培育出以人類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以人與自然和諧為基礎的生態文化。一方面,生態文化的首要任務就是啟蒙,通過文化啟蒙來恢復人類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構的能力,發揮人類自身的創造能力和審美稟賦,把人們從生產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泥潭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生態文化作為綠色發展的客觀反映,廣泛滲透于社會生產生活。在文化的滲透性和實踐性作用下,人們深化生態理念、生態素養和生態道德,全面提升社會秩序整合能力和道德規范能力,為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和實現人類自由全面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

通過哲學、經濟、政治和文化維度的比較研究,從價值觀念、制度結構和生產生活方式的動態演變過程來論證了生態文明的必要性和現實性。但必須強調的是,生態文明絕不是對工業文明的全盤否定和絕對排斥。兩種文明作為現實性和歷史性的人類活動,都重視物質生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工業文明為生態文明奠定社會基礎和技術基礎,提供豐富的生產資料和物質財富,以及帶來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組織方式。因此,生態文明作為對工業文明的反思、規范和引導,在經濟發展、政治建設、文化創新以及人的現代轉型等方面賦予價值關懷,實現生態化和現代化的耦合與可持續性發展。

三、生態文明的實踐邏輯

生態文明作為一種不同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更高級文明形態,其價值訴求涉及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方方面面。在宏觀層面表現為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協調發展,在微觀層面表現為綠色的經濟生產方式、完善的體制機制、和諧的社會價值觀念與健全的基礎設施。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繼承馬克思主義文明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有益成果,圍繞生態文明建設實際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的工作,積極探索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路徑,全景揭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全貌?？梢哉f,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既是文明形態的進步,又是社會制度的完善;既是價值觀念的提升,又是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既是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的目標指向,又是人類文明進程的有益嘗試”[11]。

(一)構建綠色化的生態經濟體系

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建設進程中,我國自覺以生態與文明的協調為目標和使命,秉持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價值導向和實踐取向,建設以經濟系統良性循環和生態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生態安全體系。在具體的經濟運行層面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鮮明地指出“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1]50,積極引導經濟發展方式的生態化轉型,鼓勵傳統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擺脫物本性、片面性和極端功利性的特征。生態化的經濟發展方式綜合考量經濟發展指標、社會幸福指數和個人發展程度,糾正了傳統“唯GDP論”的發展方式,優化升級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等在內的經濟結構體系,從而致力于消滅貧困和實現公平分配,真正做到發展為民、發展利民和發展惠民,達到科學化、生態化和人本化的統一。

(二)構建制度化的生態治理體系

理論是制度的核心和靈魂,制度是理論的具象化表達,理論與制度是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關系,而生態文明由理論走向實踐的過程則需要健全的制度體系保障。一方面,我國堅持以公有制為基礎和以按勞分配為原則的社會制度,正確權衡人民原則和資本原則的關系,實施自然資源條件的宏觀調控和整體性供給,推動人與自然的關系由不自由的對立狀態走向自由的和諧狀態;另一方面,我國吸收人類制度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扭轉傳統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維定式和行為慣性,全面推進國家體制機制的生態化改革。在生態立法和生態執法的過程中依法劃定生態環境保護紅線與底線,依法嚴懲破壞生態的違法犯罪行為,逐步健全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制度體系,推動社會生產生活走向規范化和制度化。

(三)構建中國特色的生態文化體系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和歷史傳承,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靈感和道義精髓,要求“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內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12]。以儒釋道為主體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道法自然”的辯證思維、“厚德載物”的道義倫理和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美德,可以給當前人類文明結構失衡的突出難題提供有益啟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堅持傳承和延續中華民族崇尚生態和諧的文化基因,創造性地把中華民族生態文化精神與時代精神結合起來,形塑更具時代內涵、更具歷史使命和更能代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價值追求的生態文化體系,從而為中華民族延續發展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文化支撐、精神支柱和理論滋養。

(四)構建公平和諧的生態社會體系

我國堅持個體與社會的辯證統一關系,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則來動員全社會參與生態文明建設,使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社情民意在社會發展中得以體現和表達,也進一步激發廣大人民群眾主體能動的思想自覺和付諸實踐的巨大合力。共建共治共享原則孕育“公共性建構”的價值歸宿和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13],公眾在日常生活中積極配合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決策部署,主動抵制西方文化產品承載的消費理念、價值觀念和精神信仰,樹立以健康消費、節約消費和理性消費為主要特征的綠色消費方式,擺脫虛假需求的控制并自覺承擔消費責任,從而將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在國際層面上,我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倡導以全球視野來推進生態文明的國際合作。在共建“一帶一路”的行動中,我國援助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綠色經濟轉型,共同開拓綠色合作領域和合作渠道,完善綠色發展合作機制并構建綠色發展伙伴關系,從而為全球經濟復蘇、增進民生福祉和推進雙碳治理工作做出了歷史性的重要貢獻,深刻體現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對國際社會和世界人民的莊嚴承諾。

生態文明作為現代文明范式轉型的必然趨勢,帶領人類走出傳統工業文明下的現代化悖論,為破解人、自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提供新的借鑒。當代中國基于工業文明的歷史反思和辯證分析,審慎思考現代文明的發展方向和價值目標,對人類文明發展、社會現代化建設和人類未來發展前景做出理性籌劃,開創了生態文明的先河。新時代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偉大實踐不僅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論的窠臼,有力地駁斥西方學者荒謬的“歷史終結論”,而且對馬克思主義文明觀做出原創性貢獻,開辟出一條嶄新的實現人類文明長遠發展的現實途徑,從而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探索現代文明樹立典范,增強了世界各國建設生態文明的主體自覺和行動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