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心資本”投入與中國青年技能學習保障 ＊

姜蓓佳 吳秋晨

（華東師范大學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技能人才是支撐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的重要力量，是聯接技術創新與生產實踐最核心、最基礎的勞動要素。技能不僅指代個體能力而成為勞動者謀生的工具，同時也具有社會公共品色彩，充當國家經濟增長引擎和塑造國家競爭優勢達成的核心要素。青年技能學習在全社會群體技能學習中尤為重要，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青年的技能發展水平不僅決定了自身的未來就業創業能力，更關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的塑造和儲備。但是，技能形成尤其是專用技能形成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需要個體持續的精力、財力投資。作為大多數依靠家庭供養、自身缺乏穩定經濟來源的青年，如果在專用技能學習的較長投入時間中經濟壓力巨大，則很有可能直接放棄技能學習機會，那么造就一大批制造業發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便無從談起，我國制造業強國的發展目標更是可能受阻。因而，需要通過建立保障來促成穩定的青年專用技能生產和再生產體制。

我國的產業發展呼喚專用技能的形成。本文引入新結構經濟學中“耐心資本”的概念并闡述“耐心資本”對于專用技能形成的保障作用。在梳理了我國青年技能學習保障方式的演變與現存問題后，為我國在構建技能型社會背景下通過加強“耐心資本”投入，支持青年技能學習提供政策建議。

一、技能形成與“耐心資本”概念

（一）技能形成

技能有多種劃分方式，Becker 根據技能的適用性將技能分為了通用技能與專用技能（Becker et al.,1990）。通用技能，顧名思義指普適性強的基礎性技能，旨在為社會提供基礎勞動力。專用技能又可分為企業專用技能與行業專用技能。企業專用技能指對本企業生產率提高有促進作用的技能（王星，2022）。行業專用技能主要指適用于某類行業中所有企業的、并對行業生產率提高有獨特促進作用的技能類型。通用技能主要基于長期的一線生產實踐形成的穩定、簡單的操作圖式，可移植性強，一旦形成后可獲得該行業內所有雇主一定程度上的認可。這是因為通用技能的價值獨立于特定的企業和行業，大多屬于平臺性技能，不僅能夠被多個企業甚至多個行業共用，而且幾乎可以提升所有企業所在行業生產率。通用技能通過學校職業教育體系、企業見習和短期培訓可達到。專用技能則是為了滿足企業特殊的生產需求，其作用的發揮需要錨定特定的設備、任務、情境、時空等條件，其形成需要依靠做中學且技能積累亦需要較長的時間，可移植性也較弱，但往往是一個企業在技術、產品、設備、工藝、管理等方面取得相對優勢的重要載體。依據技能投資的主體和技能的供應地點，技能形成可分為內部技能形成和外部技能形成（李玉珠, 唐博群, 2021）。內部技能形成的投資主體是企業，技能的供應地點是企業自辦的培訓中心或廠辦技校等。外部技能形成主要依靠學校職業教育體系，投資主體主要是政府。在我國，兩種技能形成兼而有之，學校職業教育體系和用人單位培訓都在用各自的方式進行著技能形成與供給。

（二）專用技能形成

1.專用技能形成需要對其可得性進行保障

由于可移植的通用技能往往獨立于特定的企業和行業，而可移植性弱的專用技能價值僅有和特定行業甚至企業捆綁起來才能得到發揮。由此，便形成了技能投資的隱匿性挑戰和結構性悖論。

其一，以往致力于培養通用技能的學校職業教育體系，更加強調通過校企合作培養能夠滿足生產一線的掌握專用技能的人才，這對于企業充分介入學校共同進行技能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充分激發企業的參與積極性和補貼企業對于學校專用技能人才培養的投入。其二，由于專用技能人才成為了影響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這需要企業一方面通過執行技能培訓戰略來精心培養和儲備專用技能人才、提高待遇等來防止員工流失，另一方面要防止其他企業的“挖墻腳”行為，但也有可能自身向其他企業“挖人”，以規避專用技能養成所需要的大量資源投入、長期的時間等待和回報的不確定性。其三，專用技能形成對技能學習者個人來說也意味著挑戰，表現為個人的技能投資選擇、技能形成中的過程保障以及上崗后的勞動安全。勞動安全具體包括工作安全和薪酬安全兩部分，前者指維持工人雇傭關系的穩定性，后者是薪資水平的穩定性（王星，2009）。具體來說，一方面，個人要在投資于通用技能和專用技能之間進行選擇。個體投資于通用技能可能并不能為自己帶來較多的就業優勢，但投資于專用技能亦有不確定風險，那就是個體要付出足夠長的時間在企業里形成，而且要承擔深造于專用技能期間的各種投入，同時要面臨一旦企業核心技能變化，自己的專用技能投入會成為難以收回和難以移植的沉沒成本，最終影響個人收入和發展的困境。另一方面，既然專用技能形成相對時間更長、投入更大，那么只有學習者在專用技能的形成過程中具備一定的生活保障才能安心學習；同時，只有專用技能形成之后所獲得的回報相對更高，人們才會有動力進行，那么這也隱喻著專用技能人才的整體薪酬回報要高于通用技能人才的隱形條件?；蛘?，通過年資制度和內部晉升激勵來為企業和個人之間在企業里形成專用技能締結一個關系性契約，從而起到一個長期的穩定的能夠助于專用技能形成的制度安排（王立宏，2005）。

綜上所述，專用技能不僅受制于場所、情境、時空等現實條件的可得性約束，更受制于決定其可得性的保障能力。如果國家、企業和個人要在市場競爭中依賴專用技能立于不敗之地，那么就必須建立起確保專用人力資本在形成前愿意投入、形成中安全就業、形成后回報肯定的制度化保障，由此才能實現專用技能所代表的專用人力資本的充足、穩定供應。

2.我國的產業發展呼喚專用技能的形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2021－2025 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要求“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我國要走發展高端制造業的路線，要求產業實現量和質的穩步提升，從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向高端環節攀升。與此同時，我國的產業結構也在逐步從工業主導轉向服務業引領，從勞動密集型、資源加工型、重化工型為主轉向資金、技術、知識密集型。一國的生產實際往往是通用技能、專用技能的交織，尤其是在幅員遼闊、各地產業轉型程度和速度各異、工業形態從1.0 到3.0 并存的我國，通用技能和專用技能的形成和使用，同步存在于不同行業和不同區域之中。在代表著流水線生產的福特主義標準化產品的大規模生產行業和時代，生產過程被分割成一個個有限的標準化任務，彼時只需要半熟練的通用技能掌握者即可基本滿足生產任務。但在代表著精益生產的豐田制、智能生產的溫特制等生產模式的新階段下，生產組織的變革對技術技能人員的能力要求同步升級，對通用技能掌握的同時（有些通用技能已被機器所替代），還要掌握行業甚至所在企業的專用技能，表現為生產系統中的物質基礎、工作場地、生產工具和生產設備等硬件和軟件的技術進步，需要人來協調和處理生產過程的各類活動，以實現不同要素的聯結，從而形成高效的生產系統（呂建強, 許艷麗, 2023）。此時，人的專用技能豐度便成為了一企業、一行業甚至是一國形成比較優勢的最重要生產要素之一。

（三）“耐心資本”概念

當技能成為個體謀生和發展以及影響企業發展的最重要生產要素之一時，技能就具有了商品屬性和市場化特征，雇主和員工均要在其中充分權衡技能投資與回報的關系?？墒?，投資者并不總是重視長期目標，短期主義和投機行為伴隨人性一直存在，況且專用技能的時間長、條件多、回報大，更是加劇了技能學習者個人與用人單位的投資慎重與風險擔心。這樣一來，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的專用技能，同時還成為了影響勞動力、生產性投資和發展穩定的不確定因素。從個人與雇主的技能投資角度出發，專用技能形成過程中的投入、期限和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是重要的異質性影響因素。

“耐心資本”一詞在20 世紀80 年代的美國在成為政治焦點之前很少被使用。1983 年，美國民主黨國會議員斯坦·倫?。⊿tan Lundine）發起了成立國家工業發展銀行（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ank）的倡議，倡導金融家們承擔起“引領”工業的責任，在必要時主動承擔高風險并投資于提高生產能力的行業，為美國工業基礎的升級提供資金（Knafo & Dutta, 2016）。我國經濟學家林毅夫將“耐心資本”闡釋為堅持長期價值、投資在“關系”上的一種超長期資本（林毅夫, 王燕, 2017），認為“耐心資本”在資助實體部門的增長或結構轉型上至關重要?！澳托馁Y本”的持有者，通常有較好的能力與發展伙伴一起分擔風險，在這個關系中，投資者向發展伙伴注入資本，樂意看見它們在未來不斷成長并為雙方帶來回報，實現雙贏（McCarthy et al., 2016）。由此可見，“耐心資本”被視為是一種用于補齊長周期發展的資金缺口的重要投資項目，而其關鍵是建立起可以阻止和減輕投資“關系”沖突的治理結構。

將“耐心資本”概念引入本文所討論的問題語境中，對于概念化地呈現本文所要闡釋的問題具有較強的解釋力與適配性。交易成本經濟學框架認為，交易成本不僅關注交易性質本身（即交易的不確定性、交易頻率等）、投資者的特征（有限理性、機會主義）等，還要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導致的契約風險上提前認識到“關系”上的潛在沖突，否則會產生更高的交易成本（Williamson，1988）。將這一抽象化解釋投射到本問題分析的場域中，可作如下闡述：個體技能發揮的過程體現的是一種勞動，因而是生產要素之一，而作為勞動的先決條件的是資本，這是一種比勞動更加居于基礎性地位的生產要素，資本不完全等同于貨幣，而是囊括了勞動發揮所必須的場所、工具、原料以及在生產過程中對勞動者的供養（約翰·穆勒，1991，第72 頁）。專用技能具有周期長、資本密集和沉沒成本高的特點，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建成并產生收益，因而十分考驗專用技能形成過程中投資者的投入能力、忍耐期限和風險承受能力。對于個體來說，如果缺乏對這個漫長投入過程的基本生活保障，那么個體就很有可能放棄投入專用技能而轉向投入形成周期更短的通用技能學習。對于依賴專用技能來形成自身競爭優勢的雇主來說，如果沒有為員工們提供能夠形成這類專用技能形成周期內的保障，即未對勞動者的勞動發揮提供必須的場所、工具、原料以及未在生產過程中對勞動者進行供養，專用技能便很可能供應不足。與此同時，企業還要通過必要的作為來避免同行的“挖人”威脅。但是，如果在專用技能形成的過程中，政府、企業、個人和職業院校等相關利益主體就專用技能形成過程中的投入、期限和風險等形成了一種“契約型關系網”，力求規避單個雇主的短期主義、機會主義，讓員工也能無后顧之憂地在一家企業中潛心打磨自身專用技能并獲得與付出相等的回報，同時讓雇主免于被挖人的風險擔心轉而安心為員工的專用技能形成進行投入，那么專用技能的形成與供給就能得到相對穩定、充足的開發與保障。

根據“耐心資本”所代表的概念化含義，本文將“耐心資本”在本問題的分析語境中定義為，在專用技能形成過程中，通過關系協調來使利益相關者共同承擔專用技能形成過程中的成本、期限和風險，以加強專用技能勞動力商品的公共屬性，以福利化色彩強化個體投資專用技能的傾向以及維護行業內的專用技能用工穩定性。同時，事實已經證明，“耐心資本”將逐漸從專用技能養成上的潛在比較優勢轉化為顯性比較優勢，并使其在技術、產品、設備、工藝、管理等方面取得相對優勢。

二、“耐心資本”在高技能社會專用技能形成中的體現

2021 年4 月，全國職業教育大會針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技術技能人才供需的不平衡問題提出“技能型社會”概念。之后，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將“技能型社會”描述為“國家重視技能、社會崇尚技能、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的社會”。西方國家在21 世紀初提出“高技能社會（high skills society）”，主要為了說明整個社會的技能儲備狀況，并由此作為一種發展型社會政策來督促相關方面進行技能培訓行動。盡管中西方表述不同，但本質上都是為了技能人才隊伍建設。西方國家的技能型社會建設可為我國提供參照。審視德國這個公認的“高技能社會”，發現“耐心資本”為專用技能形成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一）“耐心資本”通過關系協調為專用技能形成塑造了穩定環境

技能形成既是一種經濟行為，也是一種社會行為；技能形成政策既是經濟政策，也是一種社會政策。因此，技能形成在成本承擔上通常包括政府部門、企業行業組織、個體及其家庭。成本承擔方式上，既有學費培訓費方式，也有低價勞動抵價方式、免費公益等；既有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也有學校、企業內部或組織之間共享設施方面的投入；既有當下培訓成本，也包括未來風險成本的考量。

從雇員層面看，崗位安全有利于促進個人對企業專用技能的投資。當社會或企業提供高度的安全保護時，個人才愿意參加高成本的專用技能培訓。從雇主層面看，企業組織無論自身投資還是通過外部勞動力市場，物有所值是基本考量。所以，企業組織控制技能形成過程主要考慮的是：在技能形成質量和成本方面尋求適合組織自身的路徑。在協調市場經濟中，針對技能形成的未來風險成本，“耐心資本”站在勞資雙方角度通過中介作用協調，既避免了雇主被“挖墻腳”也使雇員獲得“工作保護”，從而為德國等高技能社會形成專用技能塑造了穩定環境，并成為專用技能得以穩定再生產的重要條件。

在德國技能形成過程中，企業、政府、學徒三方，經過多次的博弈、合作，最終形成了責任共擔的專用技能投資制度。在施行職業教育“雙元制”的德國，企業是專用技能形成的“耐心資本”投資主體，個人、學校與企業一旦簽訂學徒制合同，主要的學徒培訓投資責任都由企業承擔，不僅包括培訓津貼，還包括所有直接和間接的培訓成本。德國企業之所以愿意投入到這種高投入和面臨被“挖墻腳”的專用技能形成中，原因在于，首先，在專用技能形成之前，企業充分認可學徒的身份價值并通過設置較高的學徒工資、技能達標后的正式聘用等來為其提供勞動安全保障，作為回報，學徒必須為企業服務一定的年限。其次，在專用技能形成之中和之后，德國行業層面進行了工資集體協商，降低了勞動力的流動性和限制了企業“挖人”行為，為員工在一家企業里長期服務和錘煉技能創造了環境。德國工會、行業協會具有非常強大的工資議價能力，使德國各行業內企業的基本工資幾乎相同而且很難利用高工資“挖人”。德國由企業根據行業發展需要和本區域實際共同確定各企業可接受的學徒工資統一標準，包括學徒期內的工資、畢業后進入企業后的增長幅度及支付方式。除此之外，企業通過頻繁裁員以實現勞動力的流動性也受法律限制。工會被賦予一定的法律權力，以推遲裁員，或者強加大量的費用給試圖裁員的企業，如果非要裁員，雇主必須在法律上與工會達成“社會計劃”的協議，協議中需要詳細說明裁員的補償金、再培訓計劃和重新安置的可能。這些對企業行為的限制不僅保障了企業共同承擔職業培訓的職責（李玉珠, 唐博群, 2021），平攤了企業專用技能人才的培養成本還拉高了擾亂這種平衡的風險，使得企業甘心和安心于投入“耐心資本”以“平等地”獲取這種投入所帶來的利益。此外，德國從事高技能工作者的薪酬和福利都超過了社會平均水平，這也是上述情境得以實現的重要的外部條件。

（二）“耐心資本”承認學徒的市場雇傭屬性, 為其提供勞動安全保障

學徒在法律身份上會因缺乏清晰的界定而陷入權利貧困境地，以致在實習過程中面臨著權益侵害與維權難的風險。學徒在法律身份上到底是學生還是產業工人，存在諸多復雜情況和爭議，而且在生產實習過程中面臨勞動貶值的風險。學徒在未正式成為專用技能人力資本之前，其面臨的回報不確定性較大，對于個體而言、投資于行業專用性技能比較重要的一項激勵是，使其處于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競爭中，保障學生或學徒不會異化為企業的廉價勞動力，并保障其就業前景。

“耐心資本”在投資于專用技能形成過程中，認可學徒的市場雇傭屬性，為其找到了制度生存空間。德國認可學徒的身份價值，相對固定化了學徒的身份與地位，這為學徒提供了勞動安全保障。在德國，作為未來專用技能人才的學徒，其價值受到了用人單位的認可，相比于全日制職業學校的學生，學徒可以獲得的就業機會要更多更優。學徒制為德國青年提供了可靠的身份認可和從業期待（徐國慶，2021,第65 頁）。德國通過肯定學徒工的勞動雇傭價值并且根據其所創造的價值給予勞動報酬，這種依附在工人身份上的未來承諾對于調和學生“勞工”與“受訓者”之間的張力，防止其“以勞為主”而淪為“廉價勞工”，保障其能“以學為主”穩定技能形成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身份認可以外，德國還給予了學徒們專用技能形成過程中的就業保護、工資保護，目的是為初入社會、通常處于生存不利環境的青年提供穩定性保障，讓其在投入長時間技能學習的過程中具備一定的必需的生活水平，這是其在長時間技能學習過程中獲得發展的前提（巫德富, 譚雪燕，2017）。實現措施是工資協商制度。從德國的發展經驗看，工資協商制度意味著同行業之間某種水平的技能工人的工資相差無幾，使企業不能通過高工資挖走其他企業辛苦培養的技能人才，工資協商制度還規定，學徒必須為企業服務一定的年限，并且經過技能資格認證方可離開，提前離開便得不到技能資格證書，進而會使自身在就業市場中處于不利地位。這不僅保障了企業投資培訓的成本收益，而且保障了技能形成的質量。在技能人才的就業保護方面，德國的工資協商制度保障了技能人才的工資待遇，使其處于一種公平的勞動力市場競爭中，不同水平的技術技能對應著不同等級的工資，工資只因技術技能水平而有差異，而不受學歷等影響，使技能人才有較好的就業前景，也愿意花長時間從事技能學習。通過構建這樣的組織支持系統和生活保障機制，幫助個體技能學習在穩定的組織環境中獲得制度性、規范化的技能訓練，還可以獲得標準化的工資收入，而且在什么級別就可以期望獲得與之匹配的工資待遇。這使得技能學習者在學習技能的同時，其在工資收入上的可預期性亦受到保障，這種對收入的可預期性其實是一種穩定性的體現，激勵了個體愿意投入到專用技能投資中。

（三）“耐心資本”作為技能形成體系的互補品與之耦合形塑了比較優勢

青木昌彥認為，在政治經濟制度中，如果一種制度的存在可以增加另一種制度的收益或效率，那么這兩種制度是互補的（Hutton, 1996）。有學者將產品市場戰略、雇員技能軌跡，以及支持它們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統稱為福利生產制度（welfare production regimes），認為福利制度 （welfare state） 可以被理解為國家生產體系中的互補品（彼得·A·霍爾，2007,p28）。表現為，如果在一個經濟體系中，企業采取的產品市場戰略需要運用企業專用性技能和行業專用性技能，那么就必須建立起技術工人與雇主之間的可靠聯盟，吸引大量的個體投資于這些技能，這樣才能維持專用技能的再生產。例如，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往往依靠市場來協調金融系統和勞資關系體系，而協調市場經濟的國家在兩個領域中的制度反映出更高的非市場協調水平。具體到本問題的分析場域中，“耐心資本”作為技能形成體系的互補品，與技能形成體系耦合并且塑造了一國的企業比較優勢。

鼓勵工人去承擔企業專用技能培訓成本的有效方法是提高工作的保障性，并且降低工作的不穩定性。因此，我們可以把制度化的終身就業或者保持企業內成員用于專用技能深造所需的補貼，解釋為企業專用技能投資的保護機制。因為，如果在缺乏可信的終身收入保證的情況下，不太可能出現大量的對專用性技能的投資。德國等建立起了專用技能比較優勢的國家，正是依靠社會保障體系與技能體系的耦合，成就了其企業的產品市場戰略以及全球經濟中比較優勢的建立。德國恰好也是協調性市場經濟的國家，依靠“耐心資本”等非市場治理機制解決了技能形成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回報以及工人勞動安全等問題，相對固定化了工人的身份與地位，降低了個體專用技能的商品流動性，為個體安心投資于專用技能形成提供了勞動安全保障，這才造就其能夠依靠企業、行業專用性技能和高水平的生產工藝實現了生產高質量產品的市場戰略。我國學者利用2015 年115 國65 行業的跨國面板數據進行經驗分析后亦發現，勞動保護的加強有利于高技能專用性行業的相關多樣化水平提升，使勞動保護程度高的國家在技能專用性水平高的行業有比較優勢（李波等，2020）。研究還建議，有必要從企業和勞動者雙方入手，鼓勵和支持勞企雙方的技能提升，并在勞動保護政策上適當予以傾斜。

三、我國青年技能學習保障的演變與現存問題

保障制度作為改善民生、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公平、實現共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制度安排，自改革開放以來，其建設就與政治、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保持著內在一致性。我國青年技能學習的保障方式，在社會轉型中總體上經歷了由嵌入國家經濟體制的“國家—單位保障”向市場本位的“國家—社會保障”的演變。目前所在的問題，可被歸結為對于青年投身技能學習的激勵關注補償性多而欠缺發展性，以及未在相關利益主體之間就專用技能形成締結出穩定的關系。

（一）我國青年技能學習保障的演變

1.嵌入國家經濟體制的“國家-單位保障”時期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學校職業教育體系與繼續性的職業培訓都帶有強烈的單位制色彩，這使得技能學習的社會和政治屬性被凸顯，青年投身技能學習被視為是一種技能資源分配。與這兩種模式相對應的，我國形成了以企業和行業專用技能為主、兼具通適性技能的技能形成體系。得益于計劃經濟的特殊性，所有的企業都是國營企業，由行業企業辦學的中等職業學校、技工學校由政府“統包統配”，使得青年技能學習背靠著“強而有力的黨和國家的代理者”，而且在單位化經營中，單位制對于人力資源的吸納功能、安撫功能、供給功能、動員功能、保護功能、塑造功能等（鄭功成, 2008），使得人們在投身技能學習之時基本沒有生存上的后顧之憂。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在強調師徒制技能教育功能的同時，也認可了師徒制的市場雇傭屬性。在單位體制下，學徒工是納入國家勞動計劃的，需要企業在國家下達的勞動指標內招收。因而，被招收為學徒工實質上就已經就業，需要與企業簽訂學徒合同，并且按照關于學徒工的待遇、升級以及考核等相關管理制度完成技能形成。1949 年11 月頒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勞資關系暫行處理辦法》，對學徒工的勞動時間、勞動待遇以及勞動條件進行規定。在當時國家指令性計劃安排中，師徒制除扮演技能形成角色——承擔為工業化任務輸送技能工人的任務外，更是一種就業制度，是國家實現青年勞動力充分就業的一條重要途徑?？梢哉f，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師徒制是嵌入勞資關系中的一種制度安排。對于投資廠內培訓的資方而言，學徒工未來能夠成長為企業專用技能人才的儲備性和留任穩定性，是其通過師徒制培訓技工的重要激勵；對于學徒工而言，通過師徒制這種邊干邊學的技能形成方式，不但可以獲得生計資源，而且能夠學到未來職業發展的技能。其中，單位制是師徒制在工廠內能夠持續有效作用的重要驅動力，而國家職能是創建匹配的制度環境，以防止挖人外部性和對學徒工勞動力過度剝削對于師徒制技能形成所造成的傷害。

在成本分擔上，彼時的技能培訓帶有福利化色彩。例如，1950 年，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關于職工教育的文件——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開展職工業余教育的指示》第六條規定，師徒制技能形成的相關費用由工廠與國家分擔，學技能的學徒工不必承擔任何費用。在成本分擔結構上，以工廠自行承擔為主，國家財政補貼為輔，“由各工廠、企業撥交工會的文教費中提出60%，其不足之數再由各級政府教育經費中撥出一定數額，作為補助費”。而且技能教育經費要?？顚Ｓ?，“以教員的薪金、津貼、獎金、課本補助費和其他雜費為限，應避免浪費”。對于受訓的學徒工而言，這種培訓成本分擔機制實質上使師徒制成為一種勞動福利（王星，2004， 第194—195 頁）。

可以說，計劃經濟制度和德國、日本的協調性市場經濟制度具有相似之處：二者都采用非市場性治理機制。所不同的是前者直接消滅了自由市場競爭，而后者嚴格管制自由市場。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政府通過承認學徒工的勞動雇傭身份、對其技能進行去商品化等行動干預，解決了技能形成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回報以及勞動安全的問題。對于中國國有企業來說，計劃經濟時期，企業是國家實現工業化戰略的工具，企業的經濟行為被賦予很強的戰略意義，企業治理中逐利的“利潤原則”被拋棄。計劃治理機制遵循集中統管和平均主義的原則，國有企業間的競爭形式是無競爭的行政關系，資源在單位體制內進行配置流動，行政等級作為資源配置的準則，體制內企業之間是行政等級的關系結構；同時，執行非市場勞動管理制度，勞動力市場被消滅，國家統籌的勞動、人事與分配制度安排既相對固定化了工人的身份與地位，也為工人提供了勞動安全保障。當然，這樣所形成的社會保障有其特定的背景，也埋下了一定的弊端。表現為，國家通過計劃手段取消經濟主體的自我治理權利來為產業工人的勞動安全提供保障，而這對國有企業的效率和創新力造成了一定損害。

2.強調市場本位的“國家-社會保障”時期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與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的技能形成模式逐漸由計劃經濟時期的特殊模式轉變成了以學校職業教育為主的技能形成模式。沒有了政府部門的“統包統配”，學校職業教育與行業、企業間在計劃經濟時期的“天然臍帶”被剪斷，企業與學校之間在專用技能形成的合作上逐漸松動分離。與此同時，用工制度改革改變了師徒制環境，削弱了企業參與師徒制培訓的動力，企業內部的師徒制技能形成模式也逐漸走向衰落。從1990 年代開始，中國單位體制整體上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有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在治理機制上傾向于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類型。上述背景下，“國家-單位保障”時期的“招生即招工”、學徒培養的成本分擔、技能養成期間的體制身份以及高福利兜底等關鍵的配套制度和環境基本不復存在。

首先，學徒工的市場雇傭性雖然保留，但是企業與學校之間在產業工人技能形成一體化的關系結構上已然松動分離。學徒工的就業保護政策被取消后，就業制度由“統包統配”向市場化導向轉變。在這一就業制度下，勞動力資源主要由市場進行配置。1986 年后，國家要求所有新招工人都必須實行勞動合同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再從社會上直接招收沒有生產技能的青年，則要與之簽訂勞動合同、發放合同工資，但若青年不具備企業所需的技能，則基本無力承擔相應的生產任務；而如果不簽訂勞動合同，則與國務院頒布的文件要求相抵觸。這種操作層面上的政策沖突，一方面促使企業將師徒制定位為一種勞動用工機制，強調其市場性；另一方面基于成本和規避風險考量，企業更愿意在簡單的非技術工種上招收廉價但需要簽訂勞動合同的學徒工。這樣一來，實習工勞動力的隱性商品化、生產實習組織過程的市場化，對生產實習在產業工人技能形成上的實效產生了消極影響，而且企業一般也不愿意主動為尚未具備充沛生產力的實習生付出太多養成成本，更不用說為其提供福利保障了。

其次，青年投身技能學習因缺少了“強而有力的黨和國家的代理者”而成為了一種“個人買單”行為，技能學習者需要自行面對“不確定回報”問題，也要在投資技能培訓中個人承擔風險。20 世紀80 年代開始，隨著國有企改革不斷深化，開始推行全員勞動合同制、優化勞動組合和擇優上崗等用工制度，產業工人由身份轉向職業。作為回歸企業經營自主權的體現，企業內部培訓逐漸成為其自我選擇行為，而且隨著“招生即招工”政策改革及受訓者就業安排的市場化，企業與學校教育在準產業工人技術技能培訓方面由原先的行政計劃指令轉向自愿性合作行動。實習工由原來的體制身份商品化為可流動的勞動力，從而使實習工的技能形成由原先的行政安排轉變為一種個體選擇行為。企業參與行業專用技能培訓，主要是提供實訓崗位，與職業學校培訓過程合作互動中促進行業專用技能的形成。那么企業提供實訓崗位可能導致的風險應對，是影響其參與度的重要變量。這種風險包括崗位實訓過程中可能導致的生產資料損失損壞風險、企業投入成本沉沒風險、受訓學員工傷風險以及受訓學員流動風險等。面對這樣的風險，提供實訓崗位的企業通常會有兩種選擇：一是尋求風險分擔機制，與職業學校、受訓學員之間達成共識，或者借助社會化風險機制以規避風險；二是降低技能培訓質量，通過將受訓學員安置在技能依賴度低的崗位上，轉移技能實訓目標，并通過將勞動力廉價化以轉移風險。這樣一來，不僅使得青年人選擇技能學習的成本增加、福利降低，降低了從前“單位保障”時期身為學徒工的自我認同感，還大大降低了專用技能形成的效率及質量。

（二）我國青年技能學習保障的現存問題

1.對于青年投身技能學習的激勵多關注補償性而欠缺發展性

直至今日，我國技能形成主要依賴于學校職業教育。在繼續性質的職業技能培訓方面，在“先培訓、后就業”的現實需要中，大量的社會化技術技能培訓機構作為載體，以各類勞動服務公司培訓、就業訓練中心、后備勞動制度培訓、再就業培訓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豐富著人們投身于技能學習的選擇。同時，雖然人社部現在每年投入大量資金用于補貼青年參與社會職業技能培訓。但是，這些激勵青年投身技能學習的做法整體上多關注補償性而未樹立發展性。

一是多存在于青年失業后，支付方式以自行墊付后再行補貼，致使真正需要被補貼的人激勵程度有限。補貼一般采取部分先付制和后付制兩種支付方式，前者對培訓效果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而后付制度對需要技能扶持的社會弱勢群體容易產生排斥。二是標準偏低，補貼方式針對性較差、科學性存疑，補貼申領困難。以2020 年資金支出總量排名前列的江蘇為例，80 多億元專賬資金使用率僅為3.08%?；A補貼細則落實緩慢、補貼支出來源混亂、補貼資金使用激勵機制不健全等諸多問題使得補貼資金整體呈現效率低下的狀態，普惠性與精準性不夠高（李曉曼等，2023）。三是存在社會機構騙取經費等問題?！秶鴦赵宏P于2022 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指出，部分地方職業技能培訓弄虛作假。22 省多家培訓機構和用工企業搞虛假培訓套取騙取專賬資金等1.23 億元，通過將退休人員、在校生等假學員納入培訓等套取5 219 萬元；通過隨意編造上課記錄、使用外掛軟件刷課等假內容騙取4 720 萬元；通過編造資料、以其他培訓抵頂等假項目騙取2 360 萬元。四是對于學校職業教育學生的資助及補貼存在短板。其一，目前我國政府主要采用為中職學生提供免學費的直接資助以及采用“贈予性資助”方式，向貧困生提供助學金、困難補助，向優秀生提供獎學金，還采用“推遲付費性資助”方式，鼓勵商業銀行為學生提供助學貸款。這樣的資助幫助青少年能夠“上得起”中職學校，也有助于提高中職教育吸引力，但是即便如此，也因資助金額有限、申領程序復雜等問題致使成效不高，尤其是對于激勵學生主動投身于技能學習的作用依然有限。其二，政府對體系化的學校職業教育學生頂崗實習的專門補貼標準過低，企業在支付頂崗實習學生的勞務報酬時，意愿和補貼標準都偏低而可申領政府補貼的條件卻偏高，因而并不能對學徒工長期在企業頂崗實習、養成專用技能產生較大的促進作用。

2.未在相關利益主體之間就專用技能形成締結穩定關系

“耐心資本”投入對于專用技能形成至關重要，通過塑造穩定環境來保證專用技能的穩定傳承，同時還有效規避和緩解專用技能投資風險以及技能學習個體、用工市場共同面臨的結構性悖論。但是，這種穩定關系在我國目前還欠缺，致使專用技能形成陷入被動處境。

學校職業教育體系期望通過與企業建立長期的學徒制培訓來突顯自身的辦學特質、提升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水平。同時，政府為企業加入學徒制也發出了明確的激勵信號——發布學徒制津貼計劃和相應的土地、財政、稅收等方面的支持來吸引企業雇主參與學徒制。但必須明確的是，激勵政策僅是通過彌補企業短期收益來調動企業積極性的一種手段，而非決定企業是否參與并維系學徒培訓的核心要素。確保企業能夠從學徒制中長期收益而決定開展學徒培訓的關鍵在于，企業能夠從與職業院校合作開展學徒制培養中獲得人力資源補充、招聘便利，獲取職業院?？衫玫膱龅?、設備等以實現成本節約，以及其他如聯合技術研發、承擔社會責任等利好（冉云芳，2021）。

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內師徒技能傳承的有效根源是其與非市場治理機制的互補匹配，由此產生了專用技能形成的有效再生產機制。這種機制分為行政性企業關系以及計劃性勞動管理制度，其具有兩個典型特點：一是再分配資源控制在單位壁壘內部，勞動力被束縛固定，不允許跨壁壘自由流動，外部勞動力市場作用消失，這使企業建設師徒制不會面臨“不確定回報”的風險；二是體制身份、報酬與福利的穩定為包括實習工在內的工人在勞動安全方面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雖然之后在工人晉升、等級流動等內部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上，因演變為相對平均主義而最終失效）。

市場化改制后，企業作為獨立經營主體，與學校之間的關系隨之重構。國家主義技能形成體系中，國家角色主要體現在公共財政對技能形成的支持上。這種情況下，職業技能教育公共性比較強烈，所供給的技能也多以通用型技能為主，標準化的技能訓練適應產業的一般性技能需求。但是，這樣的技能形成體制與產業工人的職業崗位特性之間存在天然沖突，專用技能形成機制的配套環境并不具備。在行業協會的非市場機制治理下，大多實行學校和企業組織雙主體技能供給模式。在這種雙主體模式中，學校（公辦或私立的）和私營企業組織分工明確，學校主要進行技能理論知識的傳授，而企業則提供生產技能的實訓。如果雙方能夠建立信任關系并通力合作，通常能夠有效對接產業（企業）技能具體需求與學校技能供給，但如果雙方之間缺乏信任且合作焦點不一致時，如企業為了獲得廉價勞動力，而學校則是為了完成技能培訓中的實習承諾，那么此時，專用技能形成則很有可能陷入被動處境。也正因如此，一項2020 年對全國22 個省區市14 個行業的88 家參與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企業研究發現，現有的校企合作形式多為中層次的項目式合作，如為學校提供兼職教師、參與專業課程與教材建設、與學校共建實訓基地等（姜蓓佳, 馮子宜, 2020），基本上是校企雙方基于一定時期的階段性需求而達成的合作關系。相反，合作周期長、關系穩固和成效顯著的合作層次占比很少。這說明，校企雙方就技能形成的穩固合作狀態在相當大的區域范圍內都尚未形成。

四、加強“耐心資本”投入，支持青年技能學習

在如今市場經濟和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強調競爭、重視效率的年代，我們不可能再去通過人為地限制人員流動來達成人員在一家企業長期供職進而養成專用技能；也不可能通過無差別地為所有從事技能學習投資的人提供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福利待遇來吸引和留任人們從事技能工作，這樣既不現實也無必要。但面對專用技能形成的隱匿性挑戰和結構性悖論，以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要建立起穩定的專用技能再生產機制的迫切現實，我們有必要通過加強“耐心資本”投入，來補齊專用技能長周期發展的現實短板、強化專用技能勞動力商品的公共屬性，幫助用人單位和個人共擔專用技能形成過程中的成本、期限和風險，支持青年技能學習。

（一）提高青年學習技能的補貼標準和申領的便利程度

近年來，生活成本快速上升，青年群體職業技能培訓、就業培訓的補貼標準卻提高緩慢。對于初入社會、還在從事學徒工作、實習工作的絕大多數年輕人而言，收入來源的不穩定使他們的生活相當拮據。因而，要提高青年學習技能的補貼標準和申領的便利程度，為他們的技能學習投資行為提供保障。一是提高青年職業技能學習培訓的相關補貼標準。將青年技能學習納入社會工作資助范疇，通過提高專項資金項目、發放獎勵金、減免培訓學費、補貼生活費等補貼方式的水平、力度和范圍，吸引更多青年群體主動投入到技能學習中。二是轉變青年職業技能學習培訓的補貼方式，提高信息可及性和補貼申領的便利化程度。同時減少繁瑣的申報、層層審批等中間環節。例如，通過大數據定向推送、相關部門官方運營的網絡媒體平臺的講解推介、互聯網關鍵意見領袖的呼吁和宣傳等方式，幫助更多青年對國家的相關技能學習支持政策有更加全面和針對性的了解。三是在再次明確學徒工、實習生的市場雇傭屬性以及合理定位特別是給出操作性的身份定位的基礎上，由當地政府拿出專項資金給予學徒工額外的專門勞動報酬補貼。要根據專用技能學習的崗位特征和實際勞動投入，為學徒工提供高于當地平均小時工資的最低服務費用標準，在確保青年勞動者的基本勞動報酬權益的同時，適度提升他們的薪酬待遇來提高相關群體參與學徒制學習意愿。

（二）健全和落實政府在企業參與專用技能形成上的“補償性職能”

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化伴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關系不斷發展，對于協調勞動力商品的市場屬性和社會屬性具有重要作用。作為統治權威和擁有強制力的政府部門，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趙峰, 季雷, 2022）。專用技能是一種短期回報低、回報周期較長的事關國家企業比較優勢的具備社會屬性的重要公共產品。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屬性意味著在任何時期都不能完全交由單一的市場機制決定，而要有一種對抗性的社會力量，防止勞動者物化為純粹的商品。在德國等學徒制較為悠久的國家，企業或雇主以追求培訓期內學徒生產價值的短期收益的企業并不多，多數企業追求人力資本投資為主的長期投資回報。這是因為，聯邦和州政府通過出臺一系列有關學徒制的法案，設置專門的管理機構等途徑，使得企業參與學徒培訓的長期投資回報有了保證。當短期收益受損時，政府的補貼恰好彌補了一部分成本，最終使得企業短期和長期利益均有了保障。上述兩點決定了有70%左右的德國企業在參與學徒制培訓期間處于凈損失狀態，卻仍然愿意參與學徒制（徐國慶，2021，第68 頁）。

在如今技能形成市場本位的“國家—社會保障”時期，校企在專用技能形成的合作上松動分離。即便國家在不遺余力地通過現代學徒制、市域產教聯合體和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建設產教融合型企業等形式縫合校企在技能形成上的“縫隙”，也在通過金融、財政、土地、信用等激勵措施促進企業參與校企合作，但上述措施仍然不能保證企業參與學校專用技能培養“不虧本”以及保持合作關系的持續穩定。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是校企雙方的交易成本的總和，雙方各自以及同時在承擔著尋找合作伙伴所需的調研開發、深度溝通與簽約、支撐項目運行的各環節履約等成本，也在共同面臨著培養質量、用人單位自身發展不確定性所導致學員就業安全不保證等各種風險（陳慧芝，2016）。而且，企業對于“企業生產效率影響程度、企業生產設備磨損、企業管理成本、實習指導師傅報酬、學生工資和住宿成本、企業安全風險成本”等方面成本的“痛感”高于學校（代曉容，2015）。那么，政府應認識到，推進專用技能形成的保障改革能夠帶來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提高，那么也就應在其中承擔更多改革成本，發揮政府“發展性職能”在提高專用技能的社會屬性上的作用。

其一，擴大產教融合激勵政策的企業申領范圍。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顯示，全國有1 700 萬余家小微企業，占我國企業總數95%以上,它們既是我國吸納就業和財政稅收的主力軍，也是參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以及吸納職校畢業生就業的大多數。但受申領條件所限，目前國家出臺的許多激勵政策卻不能被中小微企業所享受。對此，政府應將產教融合優惠政策和激勵機制向小微企業延展，還要簡化校企合作項目申報驗收流程，為小微企業參與校企合作創造便利條件、加大參與激勵（王浩南, 姜蓓佳，2023）?；蛘?，針對中小企業參與校企合作出臺專門政策，破除激勵機制割裂問題。其二，建立校企合作成本收益的核算機制，企業短期之內的虧損由政府的“耐心資本”予以補齊。校企合作期間, 企業成本投入越多, 獲得的凈現值越低, 學生留任率越高，獲得的長期收益也相對較高。這啟示我們，一方面，政府可根據一線操作師傅在指導學生時所耗費的產能損失的一定比例為基準，建立針對企業培訓人員的專項補助資金，以激發企業培訓學生的積極性，同時彌補中小企業在短期內的虧損。另一方面，針對學徒留任出臺優惠政策，對于長期留任學徒的企業給予企業和學徒個人雙重獎勵（冉云芳，2018）。

（三）就支持青年技能學習形成專門的社會層面的保障制度

近年來，我國每年都面臨數量龐大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產業結構和新職業的出現給勞動力市場的技能更新提出新的要求。但是，我國大學生“就業難”與“用工荒”并存的現象卻屢見不鮮。對此，我國已經連續多年組織補貼性職業技能培訓，發放就業見習補貼，通過各類服務項目和專項計劃吸納就業以及鼓勵先就業再擇業等工作。然而，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青年的社會保護制度除了鼓勵青年就業，更應該以提高青年的就業能力為主，即應該著眼于滿足青年人的職業和人生發展需要，而非僅僅以提高一時的就業率來滿足青年的基本生存。因為，提高勞動者“被雇傭的可能性”確實能夠改善失業率，但不能保證高質量的就業，更無法實現通過鍛造一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的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來充當國家經濟增長的引擎和塑造國家競爭優勢達成。因此，有必要在宏觀經濟領域采取相應的干預措施的同時，對社會保障政策做出相應調整（周牧，張浚，2023）。

剩余價值率取決于勞動者的勞動能力，“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到了自乘的勞動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創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孫正聿, 2014）。這種更高質量勞動力的再生產需要追加更多的教育和培訓費用。社會保護會對個體技能形成過程中選擇的技能類型產生直接影響?，F實社會生活中，風險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社會成員面臨著各種各樣的風險。僅依靠個體自行處理比較困難，因而需要采取社會化的互助共濟的方法來處理。經過長期實踐，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達成共識，認為政府組織實施這類風險保障措施屬于基本公共服務的范疇，社會成員獲得這種保障，已經被確認為一項基本權益。對此，我國一方面，要盡快制定針對青年等相對弱勢群體的促進人力資源開發的專項法律，增強技能學習保障的權威性，為推出針對青年的技能學習進行專門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充分的法律基礎（成志剛, 吳彬, 2010）；另一方面，通過加強青年專用技能學習過程中的保險制度建設，為相關利益者“減負松綁”和促進他們更好地“放開拳腳”地為青年學習專用技能進行投入。例如，持續推出更多類似“全國職業院校學生實習責任保險統保示范項目”等符合技能學習特點、針對技能養成痛點、為保障“脆弱”群體安全和權益保障的、“市場運作、政策引導、政府推動”的公益性保險產品，為青年投入技能學習尤其是專用技能學習塑造友好的內外部環境。

良好的青年政策體系一定是積極回應青年合理訴求的政策，致力于開發他們的潛能，提高他們應對當前和未來各種風險挑戰的能力。國家如若能針對技能形成尤其是專用技能形成、青年的特殊情況重新建立起強有力的保障制度，有效提高投身技能學習的青年的收入和福利，讓致力于形成專用技能的學徒工在薪資待遇、勞動保護、從業期待等合法權益上得到特別關照和充分保護，勢必會營造出更有利于專用技能形成的社會環境。更為重要的是，通過一系列政策調整，讓青年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劃相一致，為國家經濟增長和塑造國家競爭優勢提供新的儲備力量。

（姜蓓佳工作郵箱：jiangbeijia@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