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中國問題：認知檢省及其超越

李自雄

摘要：當前，中國文論界對于中國問題的認知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將中國問題當作西方問題，以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在文藝學知識體系建構上以西方為鵠的；另一種是把中國問題作簡單回歸傳統的認識及理解，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進行文藝學知識體系建構。在中國問題的認知及知識體系的建構上，以上兩種均存在理論的封閉取向，與認識和理解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相背離。中國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要實現對認知誤區的超越及其封閉式知識生產困境的突破，就必須基于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進行有效的理論應答與言說闡釋，從而避免上述誤區及偏狹，并充分吸納各種理論知識的合理成分，構建具有中國實踐根基和民族特色而又不失國際視野的文藝學知識體系。

關鍵詞：中國問題；實踐性；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

DOI： 10.20066/j.cnki.37-1535/G4.2024.01.02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西省宣傳思想文化領域高層次人才專題項目（23ZXRC06）的階段性成果。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需要，已經成為學術界積極推進的重大使命與時代任務。作為其中的一個方面與組成部分，回應中國問題，并作出有效的理論闡釋及言說，實現中國特色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已經提到重要日程，亟需系統、深入地進行學理思考與探討。那么，應如何理解與認識中國問題，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本文擬圍繞這一問題，作出考察分析與反思探討，為未來的研究提供借鑒。

一、中國文論界對于中國問題的兩種認知

無論任何時代，對理論問題及相關研究的整體性回顧與檢視，都是學術開拓與創新的歷史前提及再出發的起點。因此，我們有必要結合當代中國文論建設發展的具體歷程，作出梳理與考察?；仡櫤蜋z視當代中國文論建設發展，對于中國問題的理解與認識，大體來說，存在以下兩種認知。

（一）把中國問題當作西方問題來看待

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中國知識界的理論與實踐一直存在一種邏輯理路，即沿著“西方話語—中國問題”的軌跡而行①，而從1978年開始，中國知識界重新向世界敞開大門，開啟了一個走向世界的新時代，大量西方理論引入中國，其主要特征是“譯介開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話語，議中國之問題”，表現為一種“西方沖擊， 中國反應”②的研究思路。不難看出，該研究思路是試圖將西方理論話語及知識體系位移到中國，實則把中國問題當成了西方問題，具體到當代中國文論研究領域，也同樣表現出這樣一種傾向。

毋庸諱言，在當代中國文論發展過程中，西方文論話語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強勢地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諸多理論及文論話語紛紛涌入中國，在國內掀起一股譯介與研究西方文論的熱潮。從“薩特熱”到“弗洛伊德熱”，從“尼采熱”到“海德格爾熱”，從“老三論”到“新三論”，從“結構主義”到“解構主義”，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從“新批評”到“闡釋理論”，從“文化批評理論”到“理論之后”，西方近百年的各種文論思想與理論流派幾乎悉數登陸中國，呈現于國內學人面前。西方文論如潮引入和快速更迭，在中國文論界形成一種理論的盲目跟風與模仿的趨向，也就是上述“西方沖擊， 中國反應”的研究思路，體現在文論研究領域，即是把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簡單移植到中國，將中國問題當作西方問題作出理論言說與闡釋。這樣一種研究傾向，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方法論”的盛行，還是90年代初以來“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流行，抑或21世紀初“文化研究”的引進，都有相當明顯的表現，而這一傾向“不僅在整個新時期30年里沒有得到根本扭轉，而且在今天仍在持續”③，以至于“完全以西方馬首是瞻，似乎西方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西方學者的觀點就是我們當今文學發展的思想指南”，將其視之為“金科玉律”④。

不難發現，這一研究傾向實質上預設了這樣一個前提，也就是“西方的理論比中國的先進”，所以可以直接“引進”并“運用到中國”⑤。這樣一種對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簡單移植，在把中國問題作為西方問題作出理論闡釋及言說的同時，也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對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盲從與追隨。對此，有學者曾形象指出，“當西方是現代時，我們是前現代；當西方是后現代時，我們是現代；當下，我們剛剛進入到后現代，西方已經是后后現代了”，中國文藝學的理論知識需要“跨越式發展，跑步跟上后后現代”，就“像安徒生筆下跳舞的小女孩一樣”，“穿上了追新的‘紅舞鞋”，“永不止息地跳下去”，以“跟上西方發展的步伐”⑥。顯然，這是把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視為范本，在這種思路及觀點看來，中國文藝學的知識體系建構，必須緊跟西方腳步，以西方為范本，否則，別無他途。

（二）把中國問題作簡單回歸傳統的認識及理解

這種認識及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滿于上述西方文論話語強勢及其將中國問題當作西方問題作出理論言說與闡釋而出現的。在當代中國文論界，主要體現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發起的所謂中國文論的“失語癥”話題討論中①標舉的一種理論主張，并在目前對西方文論話語的“強制闡釋”批判語境下②得到某種更進一步的強調與申張。

這種理論主張是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獨特價值的充分認同之上的，即在這種理論主張及其視域下，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是具有其獨特價值的，只是在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長時間強勢主導下遮蔽不顯了。以這種觀點來看，中國傳統文論在數千年文學藝術實踐中，已然形成“一整套”“獨特”而“行之有效”的理論話語系統及知識體系③，但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傳統話語及知識體系就幾乎“被遺棄”，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粉墨登場，成為人們用來“解讀”問題與“表述”看法的理論工具，在理論話語及知識體系上，“現當代中國學者基本上認同”的是西方那一套，而離中國傳統話語及知識體系已是“十分遙遠，近乎斷根”，故而患上“嚴重的失語癥”④。也因此，長期以來，中國當代的文論研究及文藝學知識體系“基本上”是對西方“一整套話語”的“借用”，而在“文論表達、溝通和解讀”上處于一種“失語”狀態，這也導致似乎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我們就“幾乎沒辦法”進行理論言說與闡釋⑤，形成了“除卻洋腔非話語，離開洋調不能言”的尷尬理論處境⑥。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各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或“被忽略”，或“被顛覆、被拋棄”，那些“原本”是“它們的理論領地”也慘遭淪陷，而被“西方文論紛紛占去”，并最終“移向了邊緣”，而這也促成西方文論的“獨大”狀況?？梢哉f，“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是“西方文論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創造和演繹”的一個“傳奇神話”⑦。質而言之，在這種理論主張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在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主導下，構成了對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話語與文學經驗的批判，“創造”了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闡釋”與“解釋”可以涵蓋“一切”而“無所不能的神話”，而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則被置于“從屬者的位置”⑧，或被湮沒的處境，從而失去了其“探索的根基”，失去了中國文藝學的“原創性”與獨特的知識體系建構及理論闡釋⑨，造成了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危機，并在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宰制下形成了一種“強制闡釋”。

顯然，把西方文論知識話語簡單位移至中國，并將中國問題作出西方問題的理論言說及闡釋，這種“強制闡釋”是要不得的，那么，如何擺脫這一局面呢？這就必須祛除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對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和文學經驗的批判性盲視，改變對西方文論的“頂禮膜拜”，扭轉長期以來在“視西方文論如珍寶”的同時，卻“棄傳統文論如敝帚”的狀況⑩，通過對這種傳統的回歸，將中國的問題，還到中國，并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核心與范本，這樣就可以進行中國問題的理論應答與言說闡釋，實現中國文藝學的知識體系重建。這是對中國問題作了一種回歸傳統的認識及理解，并認為可以在此基礎上擺脫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主導與強制闡釋，進行中國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構。

二、關于中國問題的重審與反思

關于中國問題，結合上述兩種認知，筆者認為，首先要厘清這樣一個前提性的問題，即：任何理論知識都有其生成的現實實踐的經驗基礎，人的存在既是關乎“自我”，也是關乎“對象”的存在，而人的這種存在意識，并非是憑空存在的，可以說“一切關于‘自我和‘對象的意識、思考和理論”，都是“在‘經驗的基礎上生長起來的”①。同樣，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及文藝學知識體系的生成，也有其現實實踐的經驗基礎。我們對文學藝術不能作脫離其現實實踐的經驗基礎的某種抽象概念的理解，否則，就如伽達默爾反思黑格爾所指出的，“只要概念真理由此成了萬能的，并且在自身中揚棄了所有經驗，黑格爾哲學就同時否認其在藝術經驗中所認可的真理之路”②。杜威也認為，“不作為經驗的藝術”就不是考察的對象，以重申“從經驗的方面考察藝術”③。文藝學知識體系及其理論形態作為文學實踐經驗的觀念形態，它不可能是脫離文學實踐經驗的空洞存在，根據現有的文學史，各種文學理論知識都是在特定的文學實踐經驗上“產生”的，是對這種特定的文學實踐經驗的“解釋和抽象概括”，當新的文學類型與文學實踐經驗產生，既有的文學理論知識不再具備解釋能力時，就意味著其變革時期的到來，作為文藝學知識體系構成的相關“概念、術語、命題的發生、演化、淘汰過程”都是與之相“順應”的，一種文學實踐經驗“消亡”，其相應的文學理論知識也就隨之“枯萎”，反之，一種文學實踐經驗“旺盛”，其相應的文學理論知識也就“活躍”，或“被新的理論所吸收”④。這就要求中國文藝學知識體系建立在文學實踐的具體經驗上，而不能與之相脫離。

其次，如何正確對待西方理論知識，也是在建構中國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需要處理好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絕非反對西方理論知識的引入，正如有論者所指出，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理論及文論話語進入中國，已經成為推動中國文論知識發展的“有力杠桿”⑤，這無疑極大地拓展了我們的理論研究視野，尤其是在現今這個“地球村”時代，“思想與理論市場上的角色形色各異”，并相互“影響”與“滲透”，誰也不可能在“隔絕于世”的“幽居空谷”中練就某個“包打天下的理論神功”⑥，中國文論研究及文藝學知識體系亦是如此，但這并不意味著就要照搬挪用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這種照搬挪用往往會造成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似乎普遍有效的理論幻象，即“只要告訴你的理論是什么，就能提前告訴你對任何文學作品會發表什么見解，尤其是那些你還未曾讀過的作品”①。這樣一種理論的運用，具體到中國文學的研究與解讀，即是“從學到的理論中求證作品”，不加分辨地“使用學到的新式武器”，實質上“與作品本身沒有什么關系”，“只能是對作品的閹割”②，而在理論的運用與闡釋上脫離中國文學實踐的具體經驗，并對于這一“文學實在的確當性問題”，缺乏嚴謹細致的“考?！迸c“鑒別”，往往給人以“名實錯位、似是而非、言不及義、隔靴搔癢的感覺”③，從而“只是借用他人的概念術語衣裝演練了一場堂皇而缺乏神采的戲”④。對此，西方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曾提醒我們，“批評概念最大的用處，是使我們可以接觸藝術品，而不是使我們與藝術品隔絕”，其“并非一個猛然落入我們與作品之間的屏障”，而構成“文學批評的一種方式”，“在最好的情況下，批評概念可以找出作品的某些特征。這樣我們就可以把作品放到事件發生的重要背景之中”⑤，而不是脫離具體語境及文學實踐經驗的簡單理論套用。這也是當代中國文論研究及文藝學知識體系建構需要引起足夠注意的，否則，就會出現所謂“強制闡釋”的問題。這亦正是以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對西方理論知識的照搬挪用與簡單套用以進行文藝學知識體系建構，所暴露出的問題。

與上述觀點相對應的，即把中國問題作回歸傳統的認識及理解的一方，認為中國文論研究及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構，不能停留于西方話語的簡單移植與照搬照抄，在對西方各種各樣的“文論”及“理論潮流”的“追隨”與“模仿”中迷失自我⑥，也誠如他們深以為憂的，“一個沒有自己學術話語的民族，怎么能在這世界文論風起云涌的時代，獨樹一幟，創造自己的有影響的文論體系，怎么能在這各種主張和主義之中爭妍斗麗！”⑦中國的文論建設不能沒有中國知識體系的建構，這種自主性的理論訴求固然有其合理性，也是我們努力要做到并在當前致力推進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觀點所謂“獨樹一幟”的話語構建是建立在一種什么樣的基礎上的呢？也就是擺脫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宰制，以及對它的“追隨”“模仿”，試圖通過對傳統的回歸，把中國的問題還到中國，這是將中國問題作了一種回歸傳統的認識與理解，具體而言，就是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核心與范本，來重建中國文論話語⑧，進行所謂的“轉換”，認為只有這樣方能進行中國問題的理論應答與言說闡釋，實現中國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構。對于這種“轉換”論，也有論者提出“轉化”的不同說法，但無論是“轉換”，還是“轉化”，“作為歷史流傳物”的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能不能獲得現代意義，關鍵就在于其“是否被有效闡釋”⑨。那么，如果按照這種“轉換”論的路徑，其有效性又如何？下面，我們再作進一步分析。

結合上述兩種對于中國問題的認知，不難發現，把西方文論知識話語簡單移植到中國，將中國問題當作西方問題作出理論言說與闡釋的傾向，是試圖以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建構文藝學知識體系，而把中國問題作回歸傳統的認識及理解的一方則是試圖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建構文藝學知識體系。建構中國的文藝學知識體系固然要充分吸收利用中國傳統思想及文論話語資源的有益成分，然而，作為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其知識體系構成的“概念、命題及其中包含的理論內容”，“活著的自然活著，像‘意象、‘傳神、‘氣勢等，不存在轉換的問題，而死了的就死了，諸如‘比興、‘溫柔敦厚以及八股文技法之類，想轉換也轉換不了”，面對當代中國文學實踐的具體經驗，若以傳統文論話語來討論，諸如“舒婷婉而多諷，食指頗有風骨，顧城長于比興，于堅有味外之味”①，如此云云，是否行得通呢？如果行不通，是否存在同樣的“失語”與“強制闡釋”呢？這里也有一個理論闡釋及知識體系建構的有效性問題?！皞鹘y中國的東西，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對于中國傳統的理論資源及文論話語，也應作如是觀，而不能不加分辨地“以它的中國性證明它的正確性”，否則，就會 “導致理論上的‘裹腳布現象”，并在故步自封中走向理論的窒息②?？梢?，把中國問題作簡單回歸傳統的認識及理解，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進行所謂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構，是缺乏分辨的?！耙运闹袊宰C明它的正確性”，這樣一種理論認識的偏差構成了該理論模式的前置立場，必然是一種“強制闡釋”，而出現理論闡釋及知識體系建構的圓鑿方枘也就在所難免。這種觀點反對對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一味追隨與模仿，具有其合理性，但這種建構路徑，顯然與其反對的一方一樣，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論，走向了同樣的理論誤區。

中西古今之爭在中國知識界其實是一個老問題，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思想理論進入中國就已存在，而且并不限于文學方面的研究。中國知識界對中國出路與未來的思考與探索，源于睜眼看世界的焦慮，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探索和追求，并不是置身于這個世界之外，或是與這個世界對峙，而是通過知識的重建，自立于這個世界。對此，王國維曾指出，“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③，“于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雜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然則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面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面毋以為政論之手段”④。其突顯的是現代學術對狹隘的國族、政治立場的超越及獨立價值。顯然，把中國問題作簡單的所謂回歸傳統的認識及理解，認為“是西方話語的引入使得中國話語矮小化、蒼白化，使我們進而失語，因此要清洗掉西方影響”⑤，這種文化原教旨主義是不可取的。原教旨主義基于一種“文化的民族純粹性和本真性”⑥立場，其民族或族群概念及其敘事顯得像“地方的”，以及文化上“本真的”和“自己的”，作為“自己的”，這就“要求保護與欣賞”，“保衛自己的文化”，也正因此，面臨“自己傳統、文化與本真性的喪失”，它試圖復歸傳統，以維護自身文化的純粹性與本真性⑦。該觀點未注意到“傳統本質上是歷史性的動態概念”，而非“固定不變的實體和概念”⑧，其本身“也不是一成不變”，“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始終與吸收外來成分密切相關”①，并與當今世界學術融合的趨勢相違背。

詹姆遜曾指出：“我們不再把過去看成是我們要復活、保存、或維持的某種靜止和無生命的客體；過去本身在閱讀過程中變成活躍因素，以全然相異的生活模式質疑我們自己的生活模式。過去開始評判我們，通過評判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構成。這時，歷史法庭的動力出乎意料和辯證地被顛倒過來：不是我們評判過去，而是過去（甚至包括離我們自己的生產模式最近的過去）以其他生產模式的巨大差異來評判我們，讓我們明白我們曾經不是、我們不再是、我們將不是的一切?！雹趯τ谥袊鴤鹘y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而言，我們也同樣不能視其為固定不變的實體，并將其排除在歷史發展之外，而是需要通過對當代中國的文學現實及具體實踐經驗的參照與考察來審視其意義價值。將中國問題當作西方問題作出理論言說與闡釋，是在對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盲目追隨與模仿中，忽視了其從之所生的文學實踐經驗，而且也忘掉了自己所處現實的具體文學實踐經驗，出現理論語境“誤置”與闡釋效力喪失的問題也就在所難免，而其解決之道也不應是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論，在我們的文論研究及文藝學知識體系建構上，從以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走向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的路徑，否則，就會與具體時空語境及文學實踐經驗相疏離，而面臨同樣的理論闡釋困難與問題。

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③。中國文論界圍繞中國問題進行思考與探討，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決中國文藝學知識體系建構的問題，需要從現實的實踐作出把握與研判，這也構成了認識和理解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而不是，也不應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論。

三、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與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

目前，中國文論界對于中國問題的兩種理解與認識，皆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論作為衡判尺度，而這也使它們在理論運用及構建上表現出一種封閉取向，與具體的文學實踐經驗相疏離，即忽略了中國問題的實踐性。如果說在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論的衡判尺度下，前一種路徑模式是將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構封閉在了對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模仿與衍生中，那么后一種路徑模式則是在對“古今一脈相承”的中國文論知識體系④的追索中，陷入了脫離具體時空語境及文學實踐經驗的自我體系的封閉，最終都在理論的封閉取向中遠離了具體的文學實踐經驗，與認識和理解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相背離。筆者認為，中國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要實現對這樣的范本路徑模式及其封閉式生產的理論困境的突破，就必須基于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回到其具體的文學實踐經驗上來，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效的應答與理論闡釋。

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⑤。一種理論話語及其知識體系的價值，最關鍵在于看它能否適應現實的實踐發展，并對現實的實踐作出有效的理論闡釋，這也是我們認識和理解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就此而言，對于當代中國文論研究及其知識體系的建構，無論是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還是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都只是作為一種理論資源的存在，而不能構成某種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論的衡判尺度，它還需要基于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能夠經由其具體的文學實踐經驗及其現實問題的有效性考量。

中國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固然也離不開對各種思想理論資源的借鑒和吸收。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雹僦袊睦碚摪l展及知識體系建設也同樣“需要借鑒一些現成的理論資源，這里包括歷史的和外國的在內”，這方面的理論資源愈豐富，我們的理論及知識體系“所能達到的水平就愈高”②?！案鱾€國家、民族和文化，都有依托自身語言的自己的文論話語”，中國文論話語也“不是一種與世界絕緣的獨特話語”，更不意味著與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文論話語的“相互排除、相互封閉”③。而當前對于中國問題的兩種認知恰恰是以中西古今分判立論，并作為衡判尺度，在這樣一種尺度下走向了“相互排除”與“相互封閉”。人類的存在及思想的發展，需要交流對話，對話關系“幾乎是無所不在的現象，浸透了整個人類的語言，浸透了人類生活的一切關系和一切表現形式，總之是浸透了一切蘊含著意義的事物”④，一種思想只有同“別的思想發生重要的對話關系之后，才能開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發展、尋找和更新自己的語言表現形式、衍生新的思想”，否則，“就會退化以至死亡”⑤。中國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構亦是如此，不可能在理論封閉的孤立狀態中得以實現。不同民族與文化的思想及文藝學知識體系，作為人類文學實踐經驗的某種總結與理論概括，有其普遍性訴求，但民族性本身及其語言載體，既給它帶來優勢，也有其局限性，一種文藝學的知識體系及其理論話語“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也不能只局限于一個國家、民族和語言”，“不同的理論要對話”，而不是彼此隔絕，不同理論間的相互溝通與交流對話，會“改進并成就彼此”，“在對話中豐富和成長”⑥。這些不同民族與文化的思想理論及知識體系，作為我們理論建構的資源，都是可以提供某種思想援助與資以借鑒的，其中當然也包括來自中國傳統的與西方的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然而這并不能代替我們當下的知識體系建構。在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構過程中，“就像樹要有根一樣”⑦，要對上述各種思想理論資源及知識體系合理成分吸納與利用，就要通過“接地”⑧，從“根”，即植根于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從當代中國具體的文學實踐經驗出發，并建立在文學實踐經驗及其現實問題的有效性之上。只有在這一有效性的基礎之上，才能生長出屬于中國而富有闡釋力的理論生命之樹。

因此，建構中國文藝學知識體系，“不是要重回簡單的文化對抗模式”，而是要“正視”并“適時適度地超越對抗”，要基于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即立足于當代中國具體的文學實踐經驗，既不是脫離這一實踐性要求地將中國問題當作西方問題，在對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模仿與追隨中迷失自我，也不是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在狹隘的民族主義話語中走向對西方理論資源及文論知識的拒斥，在自我封閉中變成一種自言自語，而是要充分吸納中國傳統理論資源及文論知識的有益養分，并廣泛借鑒與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思想理論成果，從而在當代中國具體的文學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具有民族特色與國際視野的文藝學知識體系，實現中國文論的創新發展，建構 “具有更廣泛的世界性價值”的中國文藝學知識體系，更有效地為“人類思想理論發展”提供“中國方案”①。

四、結 語

中國文論界當前主要存在兩種對于中國問題的理解與認識：一種是將中國問題當作西方問題，以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把中國問題作出西方問題的理論言說及闡釋，緊隨西方腳步，在文藝學知識體系建構上以西方為鵠的；另一種是把中國問題作簡單回歸傳統的認識及理解，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進行所謂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構。中國的文論研究及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無疑需要走出以西方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的路徑模式，但這并不意味著就要走向以中國傳統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為范本的路徑模式。在中國問題的認知及知識體系的建構上，二者均存在理論的封閉取向，并造成與具體文學實踐經驗的疏離，與認識和理解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相背離。中國文藝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要實現對這樣的認知誤區的超越及其封閉式知識生產困境的突破，就必須基于中國問題的實踐性要求，將其建構路徑回歸到具體的文學實踐經驗上來，在此基礎上進行有效的理論應答與言說闡釋。要對中國傳統理論資源及文論知識的有益成分進行有效吸納與利用的同時，放眼世界，廣泛吸收人類文明的優秀理論資源與知識養料，構建具有中國實踐根基和民族特色而又不失國際視野的文藝學知識體系及理論創新成果，并參與到世界文論格局的重組，發出中國聲音。

目前，中國正面臨理論發展和主動作為的重要契機，而在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設與發展方面，也是如此。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文論話語及知識體系的探索與建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艱難的過程，但是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也積累了可貴的經驗”②，這自不待言。本文重在檢省問題，意在更好地推動中國文藝學知識體系的建設發展，這一建設發展過程中的“缺失與收獲”，都是促進其“向前發展的資源和動力”③，無疑需要我們秉持應有的學術擔當，保持清醒的辨識能力，并為之作出更為切實的努力與推進。

[責任編輯 韓 玲]

① 劉康：《西方理論的中國問題——以學術范式、方法、批評實踐為切入點》，《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6-17頁。

② 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72-302頁。

③ 王一川：《百年中國現代文論的反思與建構》，《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1期，第65頁。

④ 王元驤：《也談文學理論的“接地性”》，《文藝爭鳴》2012年第5期，第6頁。

⑤ 高建平：《從當下實踐出發建立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第129頁。

⑥ 高建平：《從當下實踐出發建立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第129頁。

①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曹順慶提出中國文論的“失語癥”問題，引發文論界關于中國文論危機及話語重建等相關命題的持續討論，具體可參見其《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東方叢刊》1995年第3期）、《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文藝研究》1996年第2期）等文章。

② 從2014年以來，張江針對西方文論存在的弊端提出“強制闡釋”的觀點，并對西方文論的有效性問題做出批判性審視，在學界引起持續關注與廣泛熱議，具體可參見其《當代西方文論若干問題辨識——兼及中國文論重建》（《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5期）、《強制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等文章。

③ 曹順慶：《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第54頁。

④ 曹順慶：《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東方叢刊》1995年第3期，第216-225頁。

⑤ 曹順慶：《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第50-51頁。

⑥ 曹順慶、李思屈：《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基本路徑及其方法》，《文藝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頁。

⑦ 李小貝：《當代西方文論神話的終結——強制闡釋論的意義、理論邏輯及引發的思考》，《學術研究》2016年第6期，第6頁。

⑧ 李小貝：《當代西方文論神話的終結——強制闡釋論的意義、理論邏輯及引發的思考》，第7-10頁。

⑨ 傅其林：《強制闡釋論的范式定位》，《學術研究》2016年第3期，第9頁。

⑩ 李小貝：《當代西方文論神話的終結——強制闡釋論的意義、理論邏輯及引發的思考》，第7-10頁。

① 約翰·杜威：《藝術即經驗》，高建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xii頁。

②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第126頁。

③ 約翰·杜威：《藝術即經驗》，第xi頁。

④ 蔣寅：《引論：古典詩學的遺產及其價值》，《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4頁。

⑤ 代迅：《西方文論在中國的命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5頁。

⑥ 王偉：《反本質主義、文論重建與中國問題》，《文藝爭鳴》2013年第1期，第22頁。

① Frank Lentricchia，“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an Exliterary Critic”，in Quick Studies： The Best of Lingua Franca， ed. Alxan- der Sta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31.

② 張煒：《純文學的當代境遇》，《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第85頁。

③ 沈立巖：《關于文論“失語”和“話語重建”的再思考》，《南開學報》2001年第3期，第85頁。

④ 林崗：《語言變遷與20世紀文論》，《文學評論》1998年第3期，第49頁。

⑤ 特里·伊格爾頓：《理論之后》，商正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91-92頁。

⑥ 曹順慶：《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第57頁。

⑦ 曹順慶：《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第51頁。

⑧ 曹順慶：《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第213-227頁。

⑨ 李春青：《在“轉換”與“闡釋”之間——從闡釋學角度看古代文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學批評》2023年第4期，第123頁。

① 蔣寅：《就古代文論的“轉換”答陳良運先生》，《粵海風》2003年第2期，第43頁。

② 高建平：《從當下實踐出發建立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第136頁。

③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9-131頁。

④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5頁。

⑤ 高建平：《從當下實踐出發建立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第136頁。

⑥ 周憲：《“合法化”論爭與認同焦慮——以文論“失語癥”和新詩“西化”說為個案》，《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第106頁。

⑦ 沃爾夫岡·卡舒巴：《記憶文化的全球化？——記憶政治的視覺偶像、原教旨主義策略及宗教象征》，彭牧譯，《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第7-10頁。

⑧ 張福貴：《新時代中國文論建構的歷史演進與價值取向》，《文學評論》2019年第6期，第9頁。

① 周憲：《“合法化”論爭與認同焦慮——以文論“失語癥”和新詩“西化”說為個案》，第106頁。

② 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陳清僑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第190-191頁。

③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頁。

④ 高建平：《從當下實踐出發建立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第130頁。

⑤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頁。

①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2頁。

② 王元驤：《也談文學理論的“接地性”》，第6頁。

③ 高建平：《從當下實踐出發建立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第134-136頁。

④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顧亞鈴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56頁。

⑤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114頁。

⑥ 高建平：《從當下實踐出發建立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第134頁。

⑦ 高建平：《從當下實踐出發建立文學研究的中國話語》，第136頁。

⑧ 高建平：《理論的理論品格與接地性》，《文藝爭鳴》2012年第1期，第3頁。

① 張福貴：《新時代中國文論建構的歷史演進與價值取向》，第10頁。

② 程正民：《歷史地看待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建構》，《中國文藝批評》2023年第11期，第9頁。

③ 張福貴：《新時代中國文論建構的歷史演進與價值取向》，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