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本位 促進交叉

安東強

摘要：立足本位與促進交叉，是中山大學歷史學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基本取向。在繼承開創之初傅斯年“史料學”與顧頡剛“民俗學”的基礎之上，中山大學歷史學科通過加強基礎訓練和促進學科交叉，以人才培養的新機制作為基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制度保障，不斷強化歷史學本位意識，促進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融合，摸索人才培養的新路徑。新世紀以來，以歷史人類學、口述歷史為學術取向，將中華文明豐富的歷史內涵與嶺南大地的歷史資源相融會凝練而成的全程進階性實踐教學體系，已然成為中山大學歷史學基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特色。

關鍵詞：歷史學；學科交叉；實踐教學；歷史人類學

DOI： 10.20066/j.cnki.37-1535/G4.2024.01.04

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歷史學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創新與實踐”（2021080026）的階段性成果。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基礎研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標志著基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已經提升到戰略新高度。而“強基計劃”和“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等基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的實施，反映出中國堅持走基礎研究人才自主培養之路的堅定決心。其中，歷史學人才培養之于國家基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意義重大。而注重歷史學對社會科學的基礎性支撐與多學科交叉，恰是中山大學歷史學百年發展脈絡的基本取向，從而形成了諸如史料學、歷史語言學、歷史地理學、歷史人類學、社會經濟史、西域·南海研究、孫中山研究等特色研究及人才培養的傳統。

中山大學歷史學自20世紀90年代就入選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2020年入選首批中山大學“強基計劃”專業、2021年又入選首批“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基地”；同時依托“雙萬計劃”國家級一流專業建設點和教育部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在二十多年基地班本科生選拔和首批基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實踐基礎上凝練而成的“新時代卓越歷史學人才培養體系”教學改革成果，先后獲中山大學2019年校級優秀教學成果獎特等獎、廣東省2019年優秀教學成果獎特等獎，這充分體現出中山大學歷史學在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模式和路徑方面所進行的不斷探索。

一、立足史學本位，健全機制保障

現代大學制度及學科專業門類起源于歐洲，逐漸影響至全世界各文明地區。在現代中國大學制度醞釀形成之際，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就指出：“于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雹龠@既強調了“史學”作為中國固有學問的特有價值，又指出史學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重要貢獻。后來他于1920年代在南開、清華等高校講學時尤重史學，亦為早年倡議的具體實踐。

在梁啟超講學京津之際，中山大學歷史學由原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史學專業合并而成，初由蕭鳴籟執掌系務，后來留學歐洲的傅斯年主持中山大學文學院，以文學院院長兼史學系主任，開創了兼重歷史學基礎性與學科交叉性的學術傳統。在此期間，傅斯年提出了著名的“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的現代史學主張②，同時在創辦現代學術機構時注重立足中國自我學術發展之路，主張“理宜發達我國所能歐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訂等工作；“同時亦須竭力設法將歐洲人所能我國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③。細繹之，傅斯年所主張的“史料學”并非簡單找史料，重點恰在于“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進行“整理”，這與他以歐洲比較語言學為基礎倡導的歷史語言學一樣，都是基礎學科的基礎性與交叉性兼重的基本取向。雖然傅斯年等人后來北上，但是這一重要的歷史學基本取向在中山大學深深扎根，諸如朱謙之此后將歷史哲學與歷史學相結合，開展了影響深遠的“現代史學運動”，也屬歷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叉性傳統的重要體現④。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山大學歷史學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始終堅持立德樹人的根本原則，注重傳承歷史學之于人才培養與學術研究的基礎性價值及交叉性發展的優秀傳統。1960年中山大學復辦哲學系時，楊榮國教授獲命為首任系主任，且將原歷史學系中國思想史教學科研團隊轉并哲學系。改革開放后，中山大學恢復創辦人類學系、社會學系、法學系、圖書館學系等專業時，均由原歷史學系同人進行復系工作。由此可見中山大學歷史學對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堅實支撐作用。

1995年1月16日，國家教委頒布教高[1995]2號文件，正式批準中山大學歷史學專業入選“國家文科基礎科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經過二十多年的基地班本科生選拔和人才培養的機制摸索，本專業在歷史學拔尖創新人才的選拔和培養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至2009年，中山大學落實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之際，歷史學等人文社科專業亦嘗試仿照實施，組建書院制的博雅學院，每年從入校新生中以二次遴選方式擇優錄取歷史學等專業學生進行菁英化培育，為歷史學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機制積累了選拔、培養的經驗準備與制度基礎。

在此基礎上，特別是先后入選“強基計劃”（2020年）和“基礎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基地”（2021年）之后，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積極總結經驗，探索基礎創新人才培養路徑與機制，一方面總結中山大學歷史學專業“國家文科基礎科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的建設經驗和中山大學博雅學院菁英化教育實施經驗，全面凝練中山大學推動德育與智育融合、學科與專業一體兩面融合、科研與教學融合、本科生培養與研究生培養融合、第二課堂與第一課堂融合等五個融合形成的人才培養新成效；另一方面吸收國內外高校歷史學專業人才培養的經驗和導師制、書院制、學分制的探索，在歷史學教指委的指導下定期開展跨校際、多形式的交流合作，研討符合國家戰略發展需求和適應中國現代大學發展趨勢的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一）構建價值引領與學術傳承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方案。結合教育部推進課程思政改革的契機，本培養方案強化歷史學專業人才培養的價值引領、知識傳授和學術傳承，建立一套具有一級學科基礎性、二級學科關聯性的專業課程體系。該培養方案和課程體系，以課程思政發揮“潤物無聲”的作用和貫穿各板塊課程體系的靈魂，以價值引領帶動知識傳播和學術傳承，進而將拉丁文、古希臘語、梵文和現代外語為基礎的專業外語課程體系，全程進階性實踐教學體系，以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為骨干的專業基礎課程體系，以小班化和個性化為常態的專業提升課程體系等四大課程體系，凝練為相輔相成歷史學本科專業培養方案。

（二）建立動態選拔和培養機制。根據教育部高教司有關實施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基地的意見，結合中大歷史學專業辦學實際和辦學特色，借鑒博雅學院實施長達十余年的二次遴選機制，通過心理測試問卷、筆試、面試等多重程序，從本科生新生中選拔出15人左右，納入拔尖學生培養方案，進行全面培養，選聘學養深厚的教授作為導師，按照基地培養方案進行培養；每年由系黨委、黨政聯席會成員及本科教育與學位專門委員會、導師組成員組成的考核會議，對入選學生進行考核，不斷激發學生在專業基礎研究和基礎應用方面的學習潛力。2021級基礎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基地學生還專門從轉專業學生群體中選拔5名高素質、高績點的學生，期望在學科交叉的優勢之下將轉專業變為旨在提升學科交叉人才培養質量的新路徑。

（三）整合全程導師制與書院制。倡導全方位、進階性和動態化導學，實現師生一比三配備，打通本科生階段的全程、全方位的學業、科研和生活導師制，引導學生樹立以史學研究為業的使命感，將史學訓練和研究內化為一種學術生活方式。這是借鑒近代史學人才培養模式，將書院與現代大學制度的實踐經驗相融合，尤其是當年清華國學院、西南聯大文科研究所的卓越成就，結合近十年的博雅學院運作經驗與制度，將學科、專業與書院分齋相結合，分中、西二齋，分設學長和導師，使月課、季考成為常態，注重經典研讀（馬列理論經典、五經、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通鑒、十通等經典書籍）、語言文字涵養與能力（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英語、二外的基本訓練）、文章修養（從讀史札記到專題論文的訓練）和思辨能力（讀書會、工作坊、學術會議）的提升，通專結合，融古今中外為一體，集聽說讀寫于一身，為國家培養一批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融中西之會的歷史學人才，為加強中國史學研究國際交流合作作出貢獻，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增強學生的使命感。

（四）學分制的探索落實。在執行學業導師為學生量身定做的個性化培養方案過程中，堅決落實學業增負，鼓勵學生在學有余力的情況下，在保證人才培養質量、夯實專業知識積累和規范學術訓練的前提下，提前完成專業培養方案的總學分，并做好本科向直博階段的轉段，真正做到為天才留空間、為中人立規矩的教育理念。目前2020級“強基計劃”學生已全部轉段為直博生。

（五）小班化、個性化和國際化成為人才培養的常態。所謂小班化，即每位導師每學期承擔指導學生小班化課程一門，培養師生間讀書、講學的風氣；所謂個性化，即根據學生的興趣、天賦和志向，由導師為學生量身制訂個性化的培養方案；而所謂國際化，不僅是面向國際，還需立足中國，啟動和引入歷史學與外語專業交叉的“外外模式”。目前在博雅學院與外國語學院的支持之下，拉丁語、希臘語、梵語等古代語言及日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現代外語，均已全面落實在學校歷史學基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之中。在新冠之后，海外研習、訪學培養機制亦已陸續啟動。

總而言之，中山大學歷史學基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價值引領和人才培養的空間、時間和學術傳承模式，是落實到具體的機制與多種舉措，使創新性的人才培養理念具有堅實的制度載體和舉措支撐，以課程思政改革來強化歷史學專業培養方案和課程體系的價值引領，以書院制、導師制和學分制支撐個性化培養與人才培養的空間及時間，以院系黨委領導的動態選拔和進出機制作為人才培養的穩定保障。

二、促進學科交叉，扎根祖國大地，走向歷史現場

自梁啟超倡導“新史學”以來，歐美社會科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越來越烈，而社會學與人類學的作用尤其值得關注①。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批評“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甚至有“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之論，于是借鑒進化論和社會學（時言“群學”）對中國史學予以革新，主張“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②。在清末民初學人的倡導和努力之下，歷史學的視野不斷擴展，且呈現出“眼光向下”的趨勢。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無疑是顧頡剛將歷史學與民俗學相結合的新學術傳統，它深深影響了剛剛啟航的中山大學歷史學的前進方向。顧頡剛為《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撰寫的《發刊詞》稱：“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卑凑宅F今學術語言來說，就是走向田野。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歷史學重新興起走向田野之風，中山大學歷史學同人就走在前列。所謂“田野”，實質不是講自然風光的田野，而是學術意義的“field”。按照我個人的理解和表達，走向田野的歷史學，是不限于過去僅僅在課堂、書齋研討歷史或培養歷史學人才，而是要組織師生走出課堂和書齋，在歷史發生的空間將“文獻—田野”進行有機結合，打通時間與空間的序列，按照文本形成、事件發生發展的本來序列進行解讀，進而走進真正的歷史現場。

這種走向田野的歷史學人才培養和科研工作方式，雖然自司馬遷撰寫《史記》時已有類似的做法，但如今的“走向田野”，實際上反映的是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新學術內涵。新世紀以來，中山大學歷史學同人以“走向田野的歷史學”為學術取向，以“歷史人類學”新興交叉學科研究與實踐為基礎，實施了一套全過程進階性實踐教學體系，即在歷史學教學體系中按一年級至四年級的課程體系逐級提升，以文獻與田野調查相結合，從形式上的文獻閱讀、田野調查報告、歷史人類學和口述史專業論文撰寫，深化為“走向歷史現場”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緊密結合模式。該體系旨在引導歷史學本科學生從初階段的對于中華文明的體悟感知，到多元文明體系的認識提升，再到以問題意識為內核的專業研究體驗，循序漸進，從而獲得一種閱讀和理解人類文明的新思路。中山大學所在的嶺南之地，雖已從考古學上探索出舊石器時代先民的遺跡，且自秦朝統一時已納入大一統的版圖，然而長期以來在政治上處于華夏文明的邊緣性地位。正如梁啟超1905年在題為《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中所言：“廣東一地，在中國史上可謂無絲毫之價值者也?！逼溲杂行┻^火，其標準在于“自百年以前，未嘗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為一國之輕重”和“未嘗有人焉以其地為主動，使全國生出絕大之影響”①。因此，在歷史學專業一年級本科生學習的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及考古發掘的初始階段時期， 限于地域所見所聞，難免對中原地域的文明史有所隔膜。因此，全過程進階性實踐教學體系在歷史學本科生初始時期，需要帶領學生走出嶺南，走進中原大地，從地域特征、考古發掘結合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理解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早期形態，故稱之為培養“初階段的中華文明的體悟感知”。這也正是“讀萬卷書，走萬里路”的古訓。

相對于一、二年級全班集體到同一個田野點進行分組研討而言，高年級學生的實踐教學則分為四個不同的班，分別到不同的田野點進行調研考察和分組研討。四個班分別為：歷史人類學理論與實踐、口述史理論與實踐、華南對外貿易口岸調查及文物與博物館調查。許多學生的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往往就是在實踐教學和田野考察時完成搜集資料、形成問題意識的。

由于中華文化兼具統一性與包容性的突出特征，僅僅從一地域理解整體，難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尷尬境遇。通過不同地域文化的比較，更能理解中華文化多元的包容性與統一性。因此，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系已竭力促成本科生就讀期間能夠前往中原地區進行考察和調研。自2008年將實踐教學體系納入本科生培養方案之后，在學校教務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已經連續數年赴陜西（西安、榆林）、河南（洛陽、鄭州）、江蘇（南京）、湖南（長沙、衡陽、郴州）、江西（景德鎮）、福建（三明、德化）、四川（成都）、廣西（梧州）等地開展不同年級的實踐教學，在多元的田野坐標體系支撐下，以期能夠引導本科學生對中華文明豐富的歷史內涵有更加深入的把握。

至于中山大學所在的嶺南大地，因其所蘊含的獨特歷史文化內涵，更是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師生數十年來深入開展實踐教學與學術研究的大本營。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我系陳春聲教授和劉志偉教授已經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陳其南教授、牛津大學科大衛教授、耶魯大學蕭鳳霞教授、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一起開展走向田野的歷史研究，后來凝練出一套“歷史人類學”的學術方法，即同行所稱的“華南學派”②。由前沿研究引領人才培養，不僅可以豐富學生們學習和認識歷史的思維方式，而且可以由此前閱讀歷史文獻和觀摩歷史遺跡的感性認識提升到以問題意識為中心的專題思考。

以劉志偉教授多年耕耘的田野點——珠江三角洲研究為例。他講道：“我在與人類學家合作開始進行珠江三角洲鄉村社會研究的時候，作為一個社會經濟史學的研究者，很自然地從社會經濟史傳統的關懷入手。我選擇了幾個研究地點，基本上都是在明代以后珠江三角洲沙田開發的起點，同時是控制著大片沙田的大宗族聚居地?！苯涍^文獻閱讀和實地考察之后，原來習慣的那個概念，都呈現出不確定性和流動性，“歷史學者很自然會從這種流動性追尋這些概念所表達的社會關系的歷史，會關注到這些概念在歷史中如何形成和演變；而人類學的傳統會引導我們注意這些概念體現的權力關系和社會文化結構，人們如何在特定的結構中形成這些概念，從概念的流動性去解釋社會和文化的復雜結構”。通過田野實踐教學和歷史學與多學科的對話，不僅可以沖擊和反思歷史學固有研究框架，更重要的是引領從史料利用范圍到史料解讀方法、從問題意識到歷史觀念的根本性改變①。在此啟發下，許多本科生萌發了研究區域歷史的興趣，并以歷史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為指引，走上學術研究之路。

華南對外貿易口岸調查也是中山大學歷史學實踐教學的重要方向之一。正如前引梁啟超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的論述：“故就國史上觀察廣東，則雞肋而已。雖然，還觀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競爭交通之大勢，則全地球最重要之地點僅十數，而廣東與居一焉，斯亦奇也?！雹谒讣礊閺V東作為中國對外口岸的悠久歷史與重要性。且不談明代以前廣東作為口岸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與貢獻，明代以來因緣于新航路的開辟和世界交通的巨變，廣州、澳門、香港、汕頭、湛江等地均先后成為中國對外的重要口岸。依托中山大學廣州口岸史重點研究基地和孫中山國際學術中心，我系十幾年來堅持開展華南對外貿易口岸調查的實踐教學，帶領學生赴香港、澳門、汕頭、湛江等地開展田野實踐教學。

梁啟超于1905年論述廣東的中外地位時，特地在時間上有所限定，即“百年以前”，表明他也意識到鴉片戰爭以來廣東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作為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廣東蘊含著中國近代史（1840—1949）課程實踐教學的豐富歷史內涵。我系“中國近代史”課程教學長期以來扎根廣東大地，歷來注重融合第一課程和第二課程，突出實踐教學的形式和功能，由在課程上解讀歷史文獻走向田野實踐考察，構建與中國近代史課堂教學主線相匹配的田野實踐教學坐標體系，貫通從行商體制、虎門銷煙、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國民大革命、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的革命文化主線，呈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以鴉片戰爭博物館（及附屬炮臺）——洪秀全故居——康有為故居、梁啟超故居、孫中山故居——黃花崗烈士陵園——大元帥府——中共三大、農民運動講習所、黃埔軍?！锩┪镳^（廣州起義）——東江縱隊紀念館等近代革命歷史遺跡作為課程實踐教學現場，根據課堂教學內容和進度，組織學生走向歷史現場，通過巧妙的田野實踐教學方案設計，起到潤物無聲的作用。經過數十年的實踐與凝練，我系“中國近代史”課程建設獲得學界同行的稱贊和認可，先后入選國家精品課程（2005）、教育部課程思政示范課程（2021）、國家一流課程（2023）。

此外，口述史理論與實踐教學課程也是立足于廣東近代革命歷史和改革開放史的歷史資源?？谑鰵v史不僅可以作為一種記錄歷史的方法，更能成為一種提升歷史學人才培養質量的方式?？谑鰵v史作為歷史學介入到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途徑與手段，已經日益為中國知識界所了解與介入。作為史學走向深入的重要手段，口述史可以記錄普通民眾有血有肉的生活，在充滿人文關懷的同時，也拓寬了歷史學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視野。在開展實踐教學的同時，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自2011年發起“全國大學生口述歷史成果交流賽”，從最初追尋抗日戰爭的歷史記憶、新中國初期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等主題，到目前集中圍繞改革開放前后的時代變遷，通過有組織的培訓與交流，引導學生去關注當代歷史，開展口述訪談、資料收集、撰寫口述歷史報告。這項賽事對于推動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傳播和應用發揮了重要作用，已經成為我國高校史學創新人才培養卓有影響力的品牌活動。

總而言之，經過十余年的努力，中山大學歷史學專業已經全面落實全程進階性實踐教學體系，并納入本科生培養方案。該體系以文獻解讀與田野調查為基礎，強調對學生進行“文獻—田野”互動解讀能力的培養。這種將專業基礎與學術訓練緊密結合的進階性實踐教學模式，對歷史文化的傳承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筑，以及人類文明史的關懷具有重要作用，已成為中山大學歷史學專業人才培養的個性化標識，引領中國歷史學實踐教學的前進方向。

三、結 語

從中山大學歷史學的人才培養與學術研究的百年脈絡來看，兼重歷史學本位與學科交叉性是最為基本的學科取向，看似相反，實則相成。歷史學作為一門基礎學科，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首要取徑自然是反思這個學科的基礎性支撐何在。盡管“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已經成為一種學科發展的指引與共識，但中國歷史學對社會科學的基礎性支撐，在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兩方面仍然顯得比較薄弱。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張光直所言：當今“一般社會科學上所謂原理原則，都是從西方文明史的發展規律里面歸納出來的”，“擁有極其豐富史料的中國史，對社會科學貢獻的潛力是難以估計的”，而“中國史料里面與社會科學有關的種種真理，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閉關自守的學究所能發掘出來的”，“所以我在有一個場合里提到過，21世紀的社會科學可能是中國的世紀”①。按照這個標準和要求而言，一方面可以說中國歷史學在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方面的潛力是無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歷史學對社會科學的基礎性支撐所面對的挑戰也是巨大的。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且不說歷史學對其他社會科學的基礎性支撐作用，設若歷史學自身的基礎性問題不清晰，或者說歷史學本位的問題解決不好，很可能導致歷史學在與社會科學的對話時迷失自我，一味追求“問題”，反而沒有了歷史本事與本意。以歷史學與人類學的對話和交叉為例，劉志偉教授強調稱：“在跨學科的對話中，歷史學者不應該放棄歷史學的視角、歷史學的取向，以及歷史分析的方法。我始終認為，社會經濟史研究者只有堅守歷史學本位，才有資格與人類學及所有社會科學對話。我們從社會科學研究得到啟發的同時，更應該通過本學科的研究，為社會科學的理論體系作出貢獻?！雹?/p>

錢鍾書早就指出：“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系連，交互映發，不但跨越國界，銜接時代，而且貫串著不同的學科。由于人類生命和智力的嚴峻局限，我們為方便起見，只能把研究領域圈得愈來愈窄，把專門學科分得愈來愈細。此外沒有辦法。所以，成為某一門學問的專家，雖在主觀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觀上是不得已的事?！雹蹥v史學作為一門強調整體性的學問，若是一味培養窄而細的專家，顯然不應是其最終目的。因此，歷史學基礎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關鍵，還在于如何打牢學生們的歷史學本位的訓練，如何讓他們的研究更加深入，而非過早進入狹窄局促的專門研究之中，成為早熟的專家。

[責任編輯 向 哲]

① 梁啟超：《新史學》，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97頁。

②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歐陽哲生編：《傅斯年文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3頁。

③ 王汎森等編：《傅斯年遺札》第1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94頁。

④ 曹天忠、楊思機：《國立中山大學“現代史學派”與中國現代史學研究的“社會科學化”》，吳承學主編：《中山大學與現代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315―347頁。

① 桑兵：《從眼光向下回到歷史現場——社會學人類學對近代中國史學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第191頁。

② 梁啟超：《新史學》，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2集，第498、501、504頁。

① 梁啟超：《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第5集，第57頁。

② 黃國信：《走向田野：歷史學本科教學改革的一個嘗試》，《歷史教學（下半月刊）》2014年第3期，第69頁。

① 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55、56、63頁。

② 梁啟超：《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第57頁。

① 張光直：《考古人類學隨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55、56頁。

② 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4頁。

③ 錢鍾書：《七綴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1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