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巖精神生成邏輯的三維審視

摘 要：紅巖精神是偉大建黨精神在特定時代方位、特有文化土壤、特殊斗爭環境中生成的具體革命精神，呈現出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質。準確認識紅巖精神的生成邏輯，應著力從理論、歷史和實踐三個維度去把握。從理論之維看，紅巖精神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近代重慶地方文化的土壤，是偉大建黨精神思想的傳承發展。從歷史之維看，紅巖精神熔鑄于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奮斗歷程，是偉大建黨精神初心使命的延續傳承。從實踐之維看，紅巖精神凝結于中國革命重要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斗爭實踐，是對偉大建黨精神鮮明特質的內在彰顯。

關鍵詞： 紅巖精神；偉大建黨精神；重慶地方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精神譜系

作者簡介： 韓旭東，西南大學副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黨建與教育管理研究，E-mail：hanxd@swjtu.edu.cn。

引用格式： 韓旭東.紅巖精神生成邏輯的三維審視［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2）：13-24.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刻闡述紅巖精神，特別是在2019年4月考察重慶時指出：“重慶是一塊英雄的土地，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毛澤東同志在這里進行了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重慶談判，周恩來同志領導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這里同反動勢力展開了堅決斗爭……解放戰爭時期，眾多被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受住種種酷刑折磨，不折不撓、寧死不屈，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凝結成紅巖精神”［1］。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指出了紅巖精神是偉大建黨精神在特定的時代方位、特有的文化土壤、特殊的斗爭環境、特別的革命群體中生成的具體革命精神。從理論、歷史和實踐三個維度把握紅巖精神的生成邏輯，對于認識理解、傳承弘揚紅巖精神，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具有重要意義。

一、科學把握紅巖精神生成的理論之維

紅巖精神植根于重慶這塊英雄的土地上，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科學引領和近代重慶革命文化的思想啟蒙中探尋紅巖精神生成的文化根脈、理論根基、人文根由，有利于深刻揭示紅巖精神的精神本質、革命氣質和人文特質，深刻闡明紅巖精神形成與發展的內在精神源泉、非凡革命實踐和深厚人文傳統。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浸潤是紅巖精神生成的文化根脈

任何一種革命精神的產生都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的滋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富滋養?！保?］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偉大夢想精神、“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偉大愛國精神、“臨大難而不懼者，圣人之勇也”的偉大斗爭精神、“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的偉大犧牲精神等，為紅巖精神的生成提供了豐厚滋養。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紅巖先輩革命斗爭時指出，“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堅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是紅巖精神鮮明的政治品格和政治靈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在重慶的紅巖革命先輩基于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的追求和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信仰，為理想信念和偉大夢想不懈奮斗，這無疑彰顯和傳承了中華民族自古就有的偉大夢想精神。

和衷共濟的愛國情懷是紅巖精神鮮明的實踐品行和行動遵循?？箲饡r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共產黨人以斗爭求團結，把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抗戰向前發展作為第一任務，秉持相忍為國、團結御侮的原則，與國民黨內妥協分裂勢力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多次挽救瀕臨破裂的國共關系，很好地維護了團結抗戰的大局，也充分彰顯和傳承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偉大愛國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紅巖精神時，充分肯定紅巖英烈不折不撓的高尚品格，強調要經常想一想紅巖先烈們的凜然斗志。無論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出的不懈努力，還是毛澤東為了爭取國內和平彌天大勇赴渝州開展的“重慶談判”，抑或是犧牲在白公館、渣滓洞的英烈們為了新中國成立展開的不屈抗爭，都充分詮釋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偉大斗爭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紅巖英烈時，高度贊揚他們“堅貞不屈”“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強調要“養成浩然正氣”。紅巖革命先輩在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過程中，面對國民黨當局的誘惑與殘害，沒有屈服投降，與國民黨統治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以“我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的英雄氣概譜寫了共產黨人堅貞不屈、敢于犧牲的不朽詩篇，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偉大犧牲精神。

（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引領是紅巖精神生成的理論根基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先進分子的熱烈歡迎，并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這決不是偶然的，而是與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相融通的。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指導的政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引領為紅巖精神的生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論根基。恩格斯強調各國無產階級政黨要加強科學理論的學習，因為“只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復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確的道路”［3］。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共產黨人堅定理想信念的理論基礎”［4］。如果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給予了紅巖精神萌發的土壤和文化底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引領則賦予了紅巖精神永久的生命力量。

其一，馬克思主義理論為紅巖精神鑄牢了政治靈魂。習近平指出：“理想信念的堅定，來自思想理論的堅定?！保?］以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及歌樂英烈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自覺把理想信念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基礎之上，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之上，建立在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崇高價值的基礎之上。革命先輩們在抗戰時期積極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抗戰勝利后，在國民黨統治區廣泛宣傳民主與和平，以最大努力爭取和平；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紅巖革命志士對黨和人民忠貞不二、視死如歸，為堅守理想信念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其二，馬克思主義理論為紅巖精神滋養了愛國情懷。馬克思指出：“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保?］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堅信馬克思主義能夠指引中國革命的方向，始終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正是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感召和指導下，無數紅巖先烈為追求真理前赴后繼、舍生取義，生動展現了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深厚愛國情懷。

其三，馬克思主義為紅巖精神繪就了斗爭底色。恩格斯強調：“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保?］在風雨如磐的斗爭歲月，面臨著復雜險惡的社會環境和風云激蕩的政治環境，在這樣的境遇中，紅巖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斗爭的學說特別是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啟了具有中國共產黨自身特色的偉大斗爭實踐，即同國民黨反對派展開了一場光明與黑暗的殊死搏斗。從渣滓洞白公館震撼人心的獄中斗爭，到重慶地下黨的秘密活動，再到重慶周邊農村的武裝斗爭，都向我們生動詮釋了偉大的斗爭精神。

其四，馬克思主義理論為紅巖精神涵養了浩然正氣。習近平指出：“共產黨人要把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悟馬克思主義原理當作一種生活習慣、當作一種精神追求，用經典涵養正氣、淬煉思想、升華境界、指導實踐?！保?］戰斗在特殊環境中的南方局共產黨人，注重自我修養，堅守政治品格，強化氣節教育，砥礪黨性修養。無論是公開工作，還是地下斗爭，無論是政壇搏擊，還是商海沉浮，他們始終堅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職業操守，“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永葆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凝結起共產黨人一身正氣的高尚情操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革命氣節。

（三）近代重慶地方文化的思想啟蒙是紅巖精神生成的理論準備

重慶是一座有著優秀地方傳統文化和人文精神積淀的城市，重慶人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間，大自然的熏陶、險峻的自然環境孕育了重慶人堅韌頑強、開放包容、豪爽耿直的個性和獨特的地域文化。刎頸存城的巴蔓子，其忠勇、愛國、重義、守信的品格成為重慶人文精神的源泉與基因；釣魚城軍民眾志成城、堅忍卓絕、忠勇衛國，堅守36年，改變了歐亞戰場格局；敢作敢為、開天下之先的“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用熱血和生命寫成《革命軍》，吹響推翻專制滿清王朝建立“中華共和國”的號角。這些都傳承、彰顯了重慶的人文精神。而紅巖革命先輩扎根重慶大地，既深受地域傳統優秀文化和深厚人文基因的滋養，又得到城市人文精神的浸潤，在國民黨政權統治地區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升華出革命精神的萬丈光芒。故近代重慶革命文化的思想啟蒙為紅巖精神的生成提供了理論準備。

紅巖精神是對近代重慶革命傳統文化的傳承。重慶是一個革命氛圍極其濃郁的地方，自1891年重慶被迫開埠后，近代重慶便隨著中國日益加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過程而發生深刻變化，并逐漸融入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和民主革命的大潮中。20世紀初期，隨著新文化、新思想的傳入，重慶人民不斷受到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川東學生周刊》《新蜀報》等幾十種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創辦起來。新文化運動開展的同時也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在重慶傳播，一大批追求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嶄露頭角。他們以重慶為舞臺，積極探索濟世救國的新道路，介紹并傳播各種社會新思潮，進行民主革命的新實踐，并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早在1920年3月12日就率先成立“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7］，由此掀開了重慶人民革命斗爭的新篇章。巴渝大地上涌現了一批土生土長的共產主義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楊闇公、冉鈞、童庸生、周貢植等，他們為了革命事業拋頭顱、灑熱血，前赴后繼，英勇犧牲。

以重慶為中心形成的紅巖精神更是受巴渝優秀傳統文化浸潤而成。巴渝文化是長江上游地區最富鮮明個性的民族文化之一，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巴渝文化歷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巴渝文化多姿多彩，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受險峻的自然環境影響，積淀成了一種獨特的地域文化符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忠貞不渝、愛國奉獻的情懷；跋山涉水、堅韌頑強的意志；豪爽耿直、誠實守信的品德；開放包容、勇于創新的氣度。這些根植于重慶大地形成的巴渝文化滋養了偉大的紅巖精神。正是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近代重慶優良革命傳統的影響感召下，紅巖革命先輩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把天下興亡放在肩上”，凝聚人心，共赴國難，在極端艱苦和險惡的環境中為謀求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所展現出來的豐富精神內涵，不僅是紅巖精神最鮮活生動的展現，更成為了一種代表共產黨人獨特人格魅力的文化精神符號。

二、科學把握紅巖精神生成的歷史之維

紅巖精神的生成順應了時代和實踐呼喚。深入把握紅巖精神的精髓要義需要從總體上把握紅巖精神生成的歷史過程。國統區復雜險惡的斗爭環境是紅巖精神生成的現實境遇；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紅巖精神生成的時代訴求，黨的革命重心由農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國和全世界是紅巖精神生成的使命指引，這些共同構成紅巖精神生成的歷史基礎。

（一）國統區復雜險惡的斗爭環境是紅巖精神生成的現實境遇

任何一種革命精神的產生都離不開特殊的斗爭環境。紅巖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中心的重慶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爭實踐中生成的。戰斗在風雨如磐的斗爭歲月，面臨著復雜險惡的社會環境和風云激蕩的政治環境，在這樣的境遇中，紅巖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品格、實踐品行、意志品質和道德品性得到了充分彰顯。

重慶這片熱土孕育了紅巖精神，紅巖精神是重慶最鮮明的底色?？谷諔馉帟r期，中國共產黨為適應抗戰相持階段形勢發展的需要，在1938年秋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決定撤銷抗戰初期于武漢設立的中共中央長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隨著武漢失守、國民政府遷都重慶，1939年1月16日，周恩來任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代表黨中央直接領導國統區、港澳地區和海外黨組織。在此后長達八年的時間里，南方局共產黨人在極其險惡復雜的環境下，面對國民黨的特務統治和白色恐怖，把黨中央提出的在國統區“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同自身工作實際相結合，創新性地提出并執行“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政策，與國民黨頑固派展開艱苦卓絕的斗爭，使國統區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經受住了“生與死”的考驗與“權與利”的誘惑，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箲鹑〉脛倮?，為了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的實現，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接受蔣介石的邀請，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雙方最終達成了《雙十協定》，為奪取中國革命最后勝利贏得了主動。保存在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的《參政員毛澤東在渝市之動態》，詳細記錄了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每天的活動情況和談話內容，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的一舉一動都在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解放戰爭后期，重慶是反革命的最后堡壘，盤踞在這里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垂死的掙扎，紅巖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同他們展開了一場勝利前光明與黑暗的殊死搏斗。從渣滓洞、白公館震撼人心的獄中斗爭，到重慶地下黨的秘密活動以及重慶周邊農村的武裝斗爭，都向我們生動詮釋了偉大的紅巖精神。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中，紅巖精神與其他革命精神相比，其中一個最鮮明的標識就是它是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革命斗爭中熔鑄而成的。

（二）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是紅巖精神生成的時代訴求

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時代課題的追問為紅巖精神的生成提供了強大驅動力。圍繞著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一重大時代課題，如何對這一重大時代課題進行科學解答成為紅巖精神生成的基本支撐。

在全面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情況極為復雜。解放戰爭時期則是事關中國前途命運的大抉擇。紅巖精神鮮明地體現了這兩個歷史時期的時代主題和歷史使命。全面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以周恩來同志為代表的南方局共產黨人，在條件極其惡劣、斗爭復雜尖銳、黨性考驗嚴峻的情況下，創造性地貫徹毛澤東提出的“不怕任何黑暗”“絕不游移，絕不妥協”“緊抓黨內教育”等思想，堅持抗戰、團結、民主，開創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新局面。但是國民黨在統一戰線內部不斷制造分裂，先后發動三次反共高潮，抗戰勝利后玩弄“假和平真內戰”陰謀。以周恩來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終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相忍為國，安危與共，對維護國共合作、堅持抗戰到底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了共同完成救亡圖存的民族大業，紅巖革命先輩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制定了“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進行民主運動，要求各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針，與民主黨派、無黨派愛國人士和外國友人坦誠相待、風雨同舟，經常就國際國內形勢、堅持抗戰以及戰后建國等問題交換意見，通過艱辛、出色的工作，使愛國人士逐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從而有力改變了中國革命的階級力量對比，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奪取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有利條件。

解放戰爭初期，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組成的中共代表團肩負著爭取民主與和平的時代使命，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在與國民黨政府針鋒相對的同時，同社會各界朋友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充分彰顯了革命領袖始終牢記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重慶解放前夕，眾多被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中國共產黨人，經受住種種酷刑折磨，不屈不撓，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生命，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貞不屈的浩然正氣。由此可見，紅巖精神的生成過程就是回應、回答和解決前進道路上各種問題的過程。隨著新時代偉大實踐的探索拓展，與時俱進弘揚紅巖精神也在廣度和深度上持續拓展。

（三）黨的革命重心開始由農村走向城市、走向全國和全世界是紅巖精神生成的歷史進程

任何一種革命精神的產生都根源于特定的歷史進程。紅巖精神是中華民族重大歷史轉折進程中的時代精神，是中國革命從農村走向城市，從“山溝”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發展進程中的重要精神結晶。紅巖精神既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歷史長時段，又展望了黨堅持偉大自我革命以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未來前景。

紅巖精神的形成與發展鮮明地體現了全面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時期的時代主題和歷史使命?？谷諔馉幒徒夥艖馉帟r期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時期，百年國恥得以洗雪，不平等條約基本廢除，中國贏得了應有的國際地位，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壯大。中共中央南方局以斗爭求團結，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很好地維護了團結抗戰的大局。此外，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主動與各中間黨派、各界人士廣交朋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開拓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新格局。正如胡喬木所言：“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抗日戰爭時期那么一種局面，團結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戰堅持下去，還保存了我們黨的一大批力量；沒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沒有后來解放戰爭時期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形成那樣強大的第二條戰線……沒有南方局在大后方進行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國民黨區域各中間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周圍……可以說，南方局的統一戰線工作從一個方面的意義上講，為新中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保?］同時，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世界的重要轉折時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不僅建立了專門的外事組織，而且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外交工作。為了贏得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制定了“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外事工作方針，利用各種渠道和機會與各國外交使團和國際友好人士廣泛接觸，宣傳黨的政治主張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實績，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種種陰謀，促成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打破了國民黨的外交壟斷，爭取了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與支持，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新篇章。1945年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南方局領導人董必武以中國共產黨代表的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他在美國停留4個多月，廣泛接觸國際友人和海外僑胞，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使中國共產黨走向了國際政治舞臺，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基礎。

抗戰勝利初期，為了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中共代表團應邀飛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除參加談判外，毛澤東在重慶會見了各界人士達100多人，贏得了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甚至是國民黨開明人士的支持，對推動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及第二條戰線奠定了重要基礎。解放戰爭時期，重慶地區共產黨人繼承和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為配合全國戰爭形勢的需要，謀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在農村開展抗丁、抗糧、抗稅斗爭，發動武裝起義，建立農村游擊根據地，有力地打擊了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解放戰爭進入后期，國民黨當局為了維持專制獨裁統治，利用特務組織破壞重慶地區中共地下黨組織。從1948年初至1949年初，先后有133名黨員干部被捕，其中遭殺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部分犧牲）35人，獲釋脫險的只有25人［9］。面對國民黨當局的誘惑與拷打，以江竹筠、陳然等為代表的紅巖英烈們沒有屈服，團結獄中同志、聯合革命志士，與國民黨統治集團進行堅決斗爭，以“我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的英雄氣概譜寫了紅巖共產黨人堅貞不屈、敢于犧牲的不朽詩篇，為創立光明的新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科學把握紅巖精神生成的實踐之維

偉大紅巖實踐活動是紅巖精神生成的實踐基礎。實踐活動是實現主體與客體的現實統一的中介，是主體在一定的歷史實踐活動中發揮主觀能動性開展的創造性活動。紅巖精神的生成不是抽象和一成不變的，它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在重慶革命實踐活動的拓展而不斷豐富凝結，兼具永恒性和歷史性的統一，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紅巖精神在南方局共產黨人的革命斗爭中培育和初步形成

紅巖精神生成于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國民黨統治區黨組織和人民群眾開展抗日民主斗爭的實踐中。南方局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革命斗爭實踐相結合，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重慶開展了以維護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段歷史實踐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曲折發展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偉大歷史的重要篇章，為紅巖精神的生成奠定了實踐基石。

全面抗日戰爭時期，南方局共產黨人在條件極其惡劣、斗爭復雜尖銳、黨性考驗嚴峻和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極易受腐蝕的情況下，把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為首要任務，堅定地貫徹中共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進行艱難復雜的談判和合作，與國民黨內妥協、分裂、倒退的傾向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中共中央南方局廣泛爭取國內外進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創造性地貫徹“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適時將民族統一戰線轉化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第二條戰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同時，把開展國際交往、擴大國際統一戰線作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外事工作方針為指導，充分利用公開合法的各種渠道，與各國外交使團和國際友人廣泛接觸，贏得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持，打破了國民黨的外交壟斷。中共中央南方局積極開展文化宣傳活動，以《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為陣地，以“宣傳抗戰、服務抗戰”為己任，堅持“抗戰號角，人民喉舌”的宗旨，極大增強了國統區人民和知識分子對中國共產黨的向心力，及時揭露和打擊了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掀起了國統區進步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共中央南方局高度重視黨的建設，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作為“極端嚴重的任務”和“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在極端惡劣艱險的政治環境中，思想上重視黨員理想、信念和氣節教育，組織上堅持“質重于量，鞏固重于發展”原則，工作上執行“三勤”“三化”，以偉大自我革命精神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在火與血的歷史考驗中，培育和初步形成了紅巖精神。

（二）紅巖精神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的歷史壯舉中進一步豐富發展

紅巖精神升華于毛澤東為實現國內和平赴重慶談判的歷史壯舉中。43天的重慶談判，毛澤東深入虎穴而鎮定自若、處險不驚，在與國民黨針鋒相對的斗爭中有理、有利、有節，不卑不亢，在與各階層人士的會見和接觸中胸懷坦蕩、推誠相見，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紅巖精神。

在重慶談判過程中，中共代表團靈活把握斗爭藝術，既堅持原則、又務實變通。成立聯合政府是國共談判的首要問題，這個主張與國民黨的建國綱領尖銳對立。共產黨人如果沒有爐火純青的談判藝術，不作必要的讓步妥協，談判絕不可能取得成功。談判初期，中共代表團向國民黨方面提交了11項談判要點，其中沒有提出建立聯合政府，只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并在第二項中明確表明“擁護蔣主席之領導地位”；也沒有提出以召開黨派會議的方式產生聯合政府，而提出國共雙方“確定和平建國方針，以和平、團結、民主為統一的基礎”［10］；中國共產黨在不放棄重新普選國大代表主張的同時，也明確表示不反對參加國民大會，并保證不在北方解放區單獨召開類似會議。應當說，從戰前的各黨派地位平等建立聯合政府，到各黨派承認蔣介石為領袖而參加國民政府，這是一個很大的讓步。周恩來明確表示：“凡此讓步皆為此次談話之政治基礎，可保證此次談判之成功。國民黨是第一大黨，我等因有上述讓步，政治既可安定，各黨派間亦可和平合作?！保?1］事實證明，無此重大讓步和迂回，國民黨是決不會坐到談判席上的。同時，這個讓步并不損害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所確定的以和平、團結、民主為統一基礎的和平建國方針，正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重慶談判過程中，正是因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以高超的斗爭策略，將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有理、有利、有節開展斗爭，才迫使蔣介石最終接受了和平民主建國方針，牢牢把握住了斗爭的主動權，進一步鍛造了紅巖精神。

（三）紅巖精神在歌樂英烈獄中的殊死搏斗中進一步鍛造凝結

紅巖精神凝結于歌樂英烈們獄中的殊死搏斗中。解放戰爭后期，眾多被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以“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愿把這牢底坐穿”的堅定信念，堅持與敵人進行斗爭，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仍不忘給為之奮斗的新中國和為之奉獻熱血生命的黨組織留下全面從嚴治黨的血淚囑托“獄中八條”。紅巖志士們在煉獄的烈火和不屈的斗爭中，進一步凝結生成了紅巖精神。

在風雨如晦的革命斗爭歲月，為了建立一個嶄新的中國，被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的紅巖革命志士，住的是監獄黑牢、吃的是發霉食物，卻仍以“愿以我血獻后土，換得神州永太平”的犧牲精神，堅持與敵人斗爭到底。江竹筠一位嬌小女子，柔弱的身軀中生就一副共產黨員的鋼筋鐵骨，支撐著她在失去丈夫、離棄幼子的巨大悲慟中繼續革命，在嚴刑拷打、死亡威脅面前堅貞不屈，與敵人展開了英勇斗爭。被譽為“鐵窗詩人”的何敬平，在面對威逼利誘和酷刑折磨時，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用生命和智慧在獄中與國民黨反動派堅持斗爭到底，寫下《把牢底坐穿》一詩，并譜上曲子在難友中傳唱，用錚錚鐵骨捍衛了一個共產黨人的信仰。由于叛徒出賣，陳然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雖身陷囹圄，受盡折磨，卻堅貞不屈。為了與反動派展開斗爭，讓難友們及時了解時局，陳然克服重重困難，創立獄中《挺進報》，向獄友傳遞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獄中同志的斗志。紅巖革命先輩在國統區惡劣復雜環境下，始終堅定政治立場、堅守道德底線，面對利誘不為所動，面對危險毫無懼色，面對死亡堅貞不屈、臨難不茍，為天地存正氣，為個人全人格，成仁取義。紅巖革命先輩堅貞不屈的浩然正氣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崇高境界和人格風范，彰顯了共產黨人一身正氣的高尚情操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革命氣節。

四、余論

偉大事業孕育偉大精神，偉大精神引領偉大事業。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不斷熔鑄鍛造形成了一系列偉大精神，連綴起百年大黨奮斗歷程的內在精神理路。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具有一脈相承的價值旨歸，在準確把握革命精神譜系內在統一性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深刻認識到，由于形勢任務和所處環境的不同，受實踐基礎和社會條件的影響，不同的革命精神有著不同的內在特質。

紅巖精神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革命精神一樣，都是黨和國家寶貴的精神財富。但由于受特定時代方位、特有文化土壤、特殊斗爭環境影響，紅巖精神又獨樹一幟，呈現出自身鮮明的特質。紅巖精神是對偉大建黨精神的傳承發展，其生成基礎深深植根于中國共產黨所秉持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近代重慶地方文化的土壤中，熔鑄于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黨的奮斗歷程中，凝結于中國革命重要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斗爭實踐中。深刻理解和把握紅巖精神與偉大建黨精神的內蘊聯系，系統梳理分析紅巖精神的生成邏輯，對于進一步筑牢共產黨人的“根”和“魂”，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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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ree-Dimensional Review of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the Red Crag Spirit

HAN Xudong

Abstract： Red Crag Spirit is a particular revolutionary spirit generated by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in a specific era， unique cultural soil， and special struggle environment， presenting unique and distinctive qualities.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the generation of the Red Crag Spirit， we should focus on grasping i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 the spirit of Red Crag is rooted in the soi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t theory， and modern Chongqing local culture， which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From the dimension of history， the spirit of Red Crag is fused with the struggle of the CPC in the Kuomintang-rul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d it i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From the dimension of practice， the Red Crag Spirit is condensed i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Kuomintang-ruled areas during the critical turning period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hich is the inner manifestation of the distinctive qualities of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Key words： Red Crag Spirit; the great founding spirit of the CPC; native culture of Chongq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Marxist theories; the long line of inspiring principles for the CPC

（責任編輯：陳艷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