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驅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指標構建與機制檢驗

何振華 馬金晶

摘? ?要：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拓寬產業融資渠道，為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提供關鍵引擎。選取2011—2021年我國31個省份面板數據為樣本，深度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影響及作用渠道。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該結論經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舊成立。機制檢驗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可通過激發農村創業活躍度和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兩條傳導途徑間接驅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異質性檢驗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促進作用在東部地區和信息化程度較高地區更為顯著。對此，未來應建立健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體系、多角度深挖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潛能、制定差異化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戰略，以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關鍵詞：數字普惠金融；高質量融合；鄉村創業；人力資本；鄉村產業振興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2265（2024）03-0076-07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4.03.008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卑殡S鄉村振興戰略縱深推進，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成為提振鄉村產業經濟、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關鍵抓手。本質而言，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是以農民農村為發展主體，以農村現有產業為重要基石，持續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交叉融合、加速實現鄉村產業振興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然而，我國鄉村產業仍面臨產業鏈條短、融合層次低和融資約束等挑戰（李艷琦，2023；陳一明和溫濤，2023）[1，2]。如何驅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加速實現鄉村振興，已成為當下亟待解決的核心議題。

隨著我國邁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普惠金融的興起為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帶來資金支持。數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科技與移動互聯網為依托，具有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擴大傳統金融服務范圍、提升資本配置效率等優勢（田瑤等，2022）[3]。鄉村地區可利用數字普惠金融優化勞動力要素配置，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在弱化鄉村地區產業壁壘的同時提升產業價值鏈，加速產業跨界融合（楊水根和何松濤，2023）[4]，賦能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本文基于我國2011—2021年31個?。ㄗ灾螀^、直轄市，不含港澳臺地區，以下簡稱省份）面板數據，探析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影響效應。與此同時，將農村創業活躍度和人力資本水平納入研究框架內，揭示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作用渠道，以期為我國快速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提供經驗證據。

相較于已有研究（張岳和周應恒，2021；張林和溫濤，2022；黃敦平和尹凱，2023）[5-7]，文章可能的學術增量貢獻在于：第一，構建涵蓋融合基礎、融合途徑和融合效益3個層面的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指數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熵值法測算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水平。第二，著眼于鄉村創業活躍度和人力資本水平兩個視角，研討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作用渠道。第三，從經濟發展水平和信息化程度入手，進一步探討數字普惠金融影響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異質性，并提出相應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直接影響

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是一、二、三產業借助數字化技術創新產業經營模式、拓寬發展道路，繼而形成新模式、新業態的過程，其目的是促進鄉村經濟高質量發展，開拓農民致富渠道。數字普惠金融具有低交流成本、低服務門檻等優勢（周錦鴻，2023）[8]，可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推動數據要素、數字技術與普惠金融協同發展，為跨界合作交流、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提供資金支持。第一，各類金融機構能夠通過打造“裕農通App”“惠農網”等數字普惠金融平臺，促使借貸雙方交易信息透明化，克服信息不對稱問題，在推動金融產品和服務量質齊升的同時增強金融服務可得性，拓寬鄉村地區原有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王仁曾和詹姝珂，2023）[9]。這能夠為農村地區提供豐富的線上金融產品與服務，有利于拓寬鄉村經營主體融資方式和渠道，為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奠定扎實的資金基礎。第二，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普及，如中國農業銀行推出的“惠農e貸”“普惠e站”等產品，促使惠民利農金融產品和服務觸達農村地區，有助于壯大特色產業經營、農村電商購銷、農業產業鏈供銷等領域相關企業，增強鄉村產業間交互程度，賦能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第三，數字普惠金融能夠為鄉村生產經營主體提供“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等綠色金融產品及服務，將污染治理效果、生態保護等環保原則作為信貸審批的重要前提，激發綠色技術創新積極性，以此優化產業間綠色資源配置效率，驅動一、二、三產業協同發展，賦能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龐金波等，2023）[10]。據此，提出假設1：

假設1：數字普惠金融對于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具有正向推動作用。

（二）數字普惠金融、鄉村創業活躍度與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

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增強社會網絡、擴大信息傳遞范圍兩種途徑提升農村創業活躍度（程欣煒和李嬋娟，2023；張曉鵬等，2023）[11，12]。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借助互聯網技術構建開放式線上融資平臺，為鄉村創業主體提供“創業擔保貸”這類金融產品，充分發揮“普惠”特性，極大程度增強鄉村居民創業意愿，提升鄉村創業活躍度（張蓓等，2023）[13]。另一方面，鄉村創業者依托移動支付平臺和互聯網貸款工具拓寬資金來源，并通過數字普惠金融平臺與買方、供應商建立緊密銜接，疏通信息和要素傳遞堵點，緩解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以此重塑創業發展鏈條，推動鄉村多類型創業，提升鄉村創業活躍度。

鄉村創業活躍度的逐漸提高能夠延伸農產品價值鏈和農業產業鏈（王杰等，2022）[14]，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其一，鄉村創業活躍度提升催生了農村電商、休閑農業、旅游農業等新業態和新模式，并將特色產品、品牌意識等全新發展理念引入鄉村地區。并且，鄉村創業者可通過打造農產品品牌形象和提升知名度等方式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培育并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以此實現農產品價值鏈升級，加快產業間信息交互速度，助力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其二，鄉村創業活躍度提升可完善鄉村產業各環節，促使生產、加工和銷售有機結合，推動“產—供—銷”一體化發展，增強一、二、三產業交互程度，賦能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據此，提出假設2：

假設2：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提升鄉村創業活躍度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

（三）數字普惠金融、人力資本水平與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

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數字化技術優化傳統金融模式，以提供人才回流相關金融服務、加快鄉村人才培養等方式提升人力資本水平。第一，金融機構可通過開發“醫療金融云”“住房租賃+普惠金融”等數字普惠金融產品，從醫療、住房等方面設計促進人才回流的金融服務項目，充分釋放數字普惠金融紅利，助力鄉村地區引進高質量數字化人才（潘明清和范雅靜，2023）[15]，提升鄉村人力資本水平。第二，數字普惠金融可為培育創新型農業科技人才提供資金支持，加快鄉村地區人才培養速度，增強鄉村內部人力資本素質，優化勞動力要素配置，繼而提升人力資本水平。

人力資本水平提升能夠有效延伸農業產業鏈，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其一，人力資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先進知識和技術流入鄉村地區，優化產業流程，加大各產業合作，為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提供人才支撐。其二，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升能夠持續優化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將電子商務、線上物流等領域與農業生產相結合，推動鄉村產業協同發展，繼而延伸農業產業鏈，加強一、二、三產業間交互程度，最終實現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

假設3：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賦能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

參考呂德勝等（2023）[16]的研究方式，構建如下基準回歸模型：

[hqii，t=a0+a1difi，t+anYi，t+μi+λt+εi，t]? ? （1）

其中，[μi]和[λt]分別表示省份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hqii，t]、[difi，t]分別代表地區[i]在[t]時期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水平和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Yi，t]為一系列控制變量。[εi，t]表征隨機擾動項。

借鑒江艇（2022）[17]的中介效應檢驗模型，深入研討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作用機制：

[Zi，t=b0+b1difi，t+bnYi，t+μi+λt+εi，t]? ? ? ? ?（2）

式（2）中，[Zi，t]表示中介變量，包括鄉村創業活躍度和人力資本水平。

（二）變量選取與說明

1. 被解釋變量?；卩l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的內涵和鄉村振興規劃的目標，從融合基礎、融合途徑和融合效益3個維度出發衡量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水平（hqi）。其中，融合基礎包括交通基礎、網絡基礎、灌溉基礎和機械基礎，融合基礎有利于弱化農村各領域產業邊界，帶動地區經濟增長，為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奠定基礎。融合途徑包含設施農業發展水平、農村產銷一體化水平、農旅融合發展水平、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水平和農產品加工業發展水平5個方面。融合途徑有助于破除產業間信息交流壁壘，培育壯大一批新產業和新模式，促使農村一、二、三產業交叉融合，為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提供助力。融合效益作為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成果的最直觀體現，能夠切實反映鄉村產業融合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對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至關重要。借鑒李艷琦（2023）[1]、張林和溫濤（2022）[6]、李明賢和彭晏琳（2023）[18]以及喬晗等（2023）[19]的研究思路，構建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說明如表1所示。在此基礎上，借助熵值法最終得到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水平。

2.核心解釋變量。使用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衡量各省份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為便于計算和后續研究，參照薛龍飛和張哲（2023）[20]的做法，在實證分析中將其除以100。

3.中介變量。一是鄉村創業活躍度（eac），參考孟維福等（2023）[21]的研究方式，采用如下公式衡量：

[鄉村創業活躍度=農村私營企業就業人數+個體就業人數鄉村總人口數]? ? （3）

二是人力資本水平（uis），借鑒毛鳳霞和沈凱月（2023）[22]的做法，以農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測算①。

4. 控制變量。（1）受災率（ape），用受災面積與農作物播種總面積的比值來衡量；（2）政府干預程度（gov），采用地方財政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測算；（3）資本積累水平（cal），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測算；（4）城鎮化水平（urb），使用城鎮人口與常住總人口的比值表征；（5）農業技術研發投入（inv），采用地區研發試驗經費內部支出占總GDP的比重衡量。

（三）數據來源和描述性統計

選取我國31個省份面板數據為樣本，研究時段設置為2011—2021年。相關數據主要來自《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農業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萬得數據庫、中經網數據庫以及EPS數據平臺。前述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在此基礎上，借助插值法補齊個別缺失的樣本數據。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3列（1）和（2）分別匯報了引入控制變量前后，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影響的估計結果。觀察數據可知，加入控制變量前后，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系數分別為2.773和3.216，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具有顯著驅動作用，假設1成立。原因可能是，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降低金融服務門檻，提高農村地區中小微貸款可得率，為鄉村產業振興提供資金保障，繼而賦能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從控制變量看，政府干預程度的回歸系數為-1.138，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政府干預對于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具有較弱負向影響。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干預程度逐漸加深會導致地區資源錯配、市場失靈等（陳奕鑫等，2024）[23]，不利于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受災率的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城鎮化水平、資本積累水平和農業技術研發投入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

（二）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檢驗。其一，考慮到遺漏變量所引致的內生性問題可能使研究結果產生偏誤，借鑒陳一明等（2022）[24]的研究思路，選用地區智能手機普及率（spr）作為工具變量，以檢驗上文結論的可靠性。選擇這一工具變量的原因是，一方面，智能手機是農村地區數字普惠金融服務開展的主要媒介，有利于農村地區居民了解并使用數字普惠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該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滿足相關性條件。另一方面，地區智能手機普及率無法直接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產生影響，滿足外生性條件。與此同時，觀察數據發現，Stock-Yogo檢驗10%水平上的臨界值明顯小于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統計量，意味著該工具變量不是弱工具變量。Kleibergen-Paap rk LM對應p值低于0.01，拒絕了不可識別的假設。綜上，文章工具變量的選取較為合理。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檢驗，結果詳見表4列（1）和（2）。從列（2）可以看出，在引入工具變量后，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前述結論具有可靠性。其二，借鑒陳詩一和陳登科（2018）[25]的做法，將上文所選控制變量滯后一期處理，回歸結果詳見表4列（3）。觀察數據可知，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再次驗證了結論較為可靠。

3.其他穩健性檢驗。一是重新衡量被解釋變量。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再次測算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水平（hqi1），結果詳見表5列（1）。觀察數據可知，數字普惠金融回歸系數的顯著性并未發生明顯變化，證明前述結論具有穩健性。二是替換解釋變量。將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cov）、使用深度（use）和數字化程度（dle）作為解釋變量再次展開回歸分析，結果詳見表5列（2）—（4），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的影響系數均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再次證明研究結論較為穩健。三是縮尾處理。將研究樣本數據進行前后1%縮尾處理，以排除異常值對研究結果造成的影響，結果詳見表5列（5），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系數的顯著性與基準回歸結果無明顯差別，進一步證明前述結果具有較強穩健性。

五、進一步分析

（一）作用機制檢驗

借助中介效應模型，探討鄉村創業活躍度和人力資本水平是否具有中介效應，具體結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1）為鄉村創業活躍度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列（2）為人力資本水平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系數的通過1%顯著性檢驗，意味著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提升鄉村創業活躍度和人力資本水平，繼而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產生顯著影響，假說2和3得以驗證。

（二）異質性分析

1. 區域異質性。將我國31個省份分為東部、中部、東北和西部4個地區②分別展開回歸分析（見表7）。數據顯示，數字普惠金融對各地區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都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這一影響效應的強度呈現“東部＞東北＞中部＞西部”的態勢。產生此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東部地區在數字基礎設施、人才儲備等方面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且該地區產業已呈現集群發展狀態，能夠進一步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賦能效應。作為我國重要糧倉，東北地區鄉村產業已形成較為成熟的體系，為持續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奠定了扎實基礎。中部地區是我國重要糧食生產基地，鄉村地區的數字化投入水平較高，能夠明顯促進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相較于其他地區，西部地區在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基礎等方面相對薄弱，使得該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較為滯后，因而數字普惠金融對西部地區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驅動作用弱于其他地區。

2. 信息化程度異質性。以各省份統計年鑒中“信息化發展水平”數據的中位數為劃分標準，將樣本劃分為信息化程度較高地區和信息化程度較低地區展開異質性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表中數據說明，在信息化程度較高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驅動效應更為顯著。原因可能在于，相較于信息化程度較低地區，信息化程度較高地區具有更完善的網絡基礎設施，能夠加快鄉村地區產業間信息共享和要素流通，推動產業集群化發展和互聯互通，更為有效地賦能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

六、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選取2011—2021年我國31個省份面板數據，檢驗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研究發現：（1）數字普惠金融與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這一結論經過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依然成立。（2）中介檢驗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激發鄉村創業活躍度、推動提升人力資本水平，進而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產生積極影響。（3）異質性檢驗發現，在東部地區和信息化程度較高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的驅動作用更為顯著。

（二）對策建議

第一，建立健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體系。首先，政府部門應加大對鄉村地區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增加5G通信基站數量，擴大光纖網絡覆蓋范圍，進一步拓展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其次，金融機構需創新多元化金融產品及服務，充分發揮數字普惠金融低門檻、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使更多農民享受到數字普惠金融帶來的便利和服務。最后，各類金融機構要緊跟數字時代要求，通過引入數字化技術與工商、稅務、征信等進行有效對接，不斷創新金融服務產品，為不同類型的鄉村生產經營主體提供多渠道金融和技術支持，賦能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

第二，多角度深挖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潛能。一方面，政府部門應設立創業孵化基地，制定減免稅收、低息貸款等鄉村創業補貼政策，進一步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在鼓勵鄉村居民開展創業活動的同時，吸引更多優質人才返鄉創業，激發鄉村創業活躍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基于本地區鄉村產業實際，開展數字普惠金融宣講，加快培養具有數字化素養的新農民，不斷提升鄉村地區人力資本水平，增強數字技術應用能力，以此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

第三，制定差異化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戰略。東部地區和信息化程度較高地區應鼓勵高新技術產業向鄉村地區轉移，通過高新技術重塑傳統農業生產流程，打造現代農業產業高地，為鄉村地區一、二、三產業融合提供關鍵動能。東北地區應鼓勵各類市場主體參與鄉村產業發展，通過采取“公司+合作社+農戶”“公司+基地+農戶”等形式實現農企共贏，弱化鄉村產業間壁壘，驅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中部地區應充分利用“中部崛起”等優勢政策，加大金融支持鄉村產業項目對接力度，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增強一、二、三產業交互程度，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西部地區和信息化程度較低地區需加大對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科技研發推廣的扶持力度，積極培育農村旅游、農村電商、農產品加工等模式，延長農業產業鏈條，驅動鄉村產業高質量融合。

注：

①農村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計算公式為：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學教育人數×6+初中教育人數×9+高中教育人數×12+大專及以上教育人數×16）÷6歲以上人口數。

②按國家統計局劃分標準，東部地區包含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東省、江蘇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廣東省和海南??；中部地區包含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山西省和湖南??；東北地區包含黑龍江省、吉林省和遼寧??；西部地區包含陜西省、四川省、云南省、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和重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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