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關系調整對中國向東盟直接投資的影響研究

摘 要：本文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引入新的研究視角考察了政治關系如何影響中國對東盟國家的投資。文章選取2006—2020年中國對東盟七國直接投資數據進行分析研究發現：（1）中國與東盟良好的政治關系可以促進中國向東盟國家投資，但由于受聯合國投票潛在形式性及東盟“大國平衡外交”戰略等因素影響，模型結果呈現出“中國東盟政治關系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有抑制作用”這一與事實相悖的結果；（2）中國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起到負向作用；（3）東盟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起到正向作用，以供參考。

關鍵詞：地緣政治；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東盟；政治風險；聯合國投票大會

本文索引：陳錦艷.<變量 2>[J].中國商論，2024（07）：-052.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24）04（a）--04

1 引言

近年來， 隨著“走出去”“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規模持續擴大，東盟作為“一帶一路”的重點區域，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合作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2020年，中國對東盟投資流量達到160.6億美元，相比2006年增長約47倍，年均增速29.31%。與此同時，中國投資企業也面臨著越來越復雜的外部環境。由于國際分工不斷深化，世界各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全球層次的域外地緣政治關系的調整使中國對東盟的投資環境趨于復雜，如何推動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穩健快速發展成為當前研究的重要課題。

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推進，美國及歐盟針對中國的崛起力圖聯手東盟國家對抗中國等一系列域外經濟體間復雜的政治互動，無不在拉扯中國或東盟與這些國家、中國與東盟國家相互間的政治關系，而這些關系調整所帶來的中國和東盟內部政治風險的波動，勢必會對中國向東盟市場的投資造成影響，加上政治因素因中國政府自身的市場經濟政策很少被學者作為影響OFDI的因素。 因此有必要分國別針對不同維度的地緣政治關系調整對中國向東盟直接投資的影響加以研究。

2 文獻評述與理論假設

綜合已有文獻，對政治關系的考量僅局限在小國模型的研究視角，沒有考量域外第三國政治關系的調整對本國向東道國直接投資的影響。因此，本文采用反映各國政治立場的聯合國大會投票數據，通過測量雙邊政治傾向理想點距離來衡量政治關系，分國別針對不同維度的地緣政治關系的調整對中國在東盟直接投資的影響進行研究。第三國與母國或東道國間的政治關系作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緣聯系，在母國對東道國的投資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深入探討域外地緣政治關系的調整不僅能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還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2.1 中國與東盟的政治關系

雙邊政治關系的改善有利于減少東道國政治風險帶來的不良影響，有效降低投資的投資風險，從而最大程度地增強兩國之間的信任，進而提高東道國對中國投資者的信心和企業投資的成功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1：中國與東盟良好的政治關系可以促進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

2.2 中國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

中國和美國、歐盟等為代表的域外經濟體間的政治關系趨緊時，可能會導致相關政府對本國企業采取制裁措施，提高中國企業在第三國的投資風險，迫使中國企業轉移投資目標國，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對東盟的投資轉移。相反，當中國與域外第三國間的政治關系拉近時，中國企業在第三國的投資壁壘降低，降低了投資不確定性，提升了企業在當地市場投資的信心，因而抑制了中國對東盟地區的投資意向和規模。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2：中國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起到負向作用。

2.3 東盟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

東盟國家和美國、歐盟等為代表的域外經濟體間的政治關系惡化時，造成東盟國家內部政治和投資環境動蕩，這意味著在東盟的投資經營面臨較大的政治不確定性，企業甚至會為此支付額外的投資成本應對政治風險，大大降低了東盟對中國企業投資的吸引力。相反，當東盟國家與域外第三國間的政治關系拉近時，改善了東盟各國內部政治環境的穩定性，同時還可能受到來自第三國的資金支持和資源共享，很大程度上為企業提供了在當地投資的安全保障，從而提升了企業對東盟市場投資的信心。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3：東盟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起到正向作用。

3 樣本、變量與模型設定

3.1 樣本

本文選定中國與東盟中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越南及緬甸七個國家作為研究樣本，時間跨度為2006—2020年?？紤]到個別東盟國家數據缺失，且上述東盟七國在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較大，因而所選國家在本研究中具有較強的代表性。

3.2 模型構建

其中，t代表年份，i代表東盟各國，β0為常數項，表示時間固定效應以控制時間趨勢的影響，uit為隨機誤差項，β1，…，β9均為彈性系數。被解釋變量OFDIit表示t年中國對東盟某國的投資流量；X1為中國—東盟雙邊政治關系，用中國與東盟各國理想點數值之差的絕對值來表示；X2、X3分別表示中國與域外經濟體、東盟各國與域外經濟體的地緣政治關系，本文研究的域外經濟體為美國、歐盟，因它們在東亞地區地緣政治演變中同中國與東盟的互動更為頻繁，同時也是中國和東盟的主要貿易伙伴，更能充分體現域外地緣政治關系的變化與調整。文章為提高變量的平穩性，減少異方差對模型的影響，將部分變量取對數。

3.3 變量與數據來源

3.3.1 被解釋變量

對外直接投資（OFDI），代表中國對東盟各國的直接投資流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通過對數據的觀察發現，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數據存在較多零值和負值，為了防止因剔除數據而造成的估計結果有誤，本文根據Busse and Hefeker 等文獻的數據處理方法，對該變量數據按以下公式進行轉換：

3.3.2 解釋變量

政治關系距離，聯合國大會針對各項議題的投票行為代表著該國與其他國家的國際政治傾向的相似程度。Bailey等（2017）對聯合國投票數據進行了處理，測算出各國政治立場的理想點（Ideal Point），并以各國理想點數值之差作為兩國之間的國際政治傾向距離。本文采用聯大決議投票數據測算的國家間政治立場指數之差的絕對值作為地緣政治關系的代理變量，數值越小代表雙邊政治關系越近，數值越大則意味著雙邊政治關系越疏遠。借鑒孫澤生（2021）、盧光盛（2019）等的研究，將地緣政治關系分為域內政治關系（X1ij）和域外政治關系（X2AE、X3AE），數據來源于聯合國大會投票數據。

（1）域內政治關系（X1ij）：表示中國與東盟各國的政治關系距離。

（2）域外政治關系（X2AE、X3AE）：X2AE、X3AE分別表示域外經濟體與中國的政治關系距離、域外經濟體與東盟各國的政治關系距離。以美國、歐盟兩組域外經濟體整合引入模型進行考察，在對歐盟國家的選取上，選擇英國、法國、德國這三個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利用其每年的綜合平均Ideal Point作為歐盟的政治立場理想點。

3.3.3 控制變量

（1）國民生產總值（gdp、cgdp）：分別表示東盟各國、中國在不變價格下（2010年價）的市場規模大小，以反映各國經濟規模對于直接投資的影響，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下同。

（2）東盟各國資源稟賦（Resource）：表示東盟各國資源的豐裕程度，用東盟各國燃料、礦石和金屬出口占總出口比重度量。

（3）東盟各國對外開放度（open）：東盟FDI凈流量占GDP的比重。

（4）東盟各國貿易條件（Trade）：衡量一國的開放程度，用東盟各國出口價格指數/進口價格指數來度量。

（5）東盟各國匯率（EX）：東盟各國貨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

4 實證分析

4.1 基本結果與分析

X1（中國與東盟各國政治關系）在模型1和模型4中變量系數的符號都為正，這與本文假設預期的假設1不一致。對此，結合實際，可能的原因：與聯合國大會投票結果一定程度上的形式性有關。在聯大會議上，難免在相關事務上出現與中國立場相左的國際議題，東盟作為一個重視經濟利益的大經濟體，出于外交“大國間平衡”戰略，不得不在中美之間尋求關系的相對平衡，但這并未削弱東盟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來往，在經濟上東盟仍然積極向中國傾斜，靠著其強有力的政府主導機制鼓勵并倡導中國企業前往投資，以實際行動給予中國正面回饋，即“東盟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安全上依賴美國”的一種策略組合，以此維持在兩個大國之間的相對平衡，這就造成了盡管東盟和中國關系相對疏遠（親密），但中國對東盟各國的直接投資量卻越大（?。┖褪聦嵪嚆５慕Y論。

X2（中國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的系數符號均為正，與假設2一致，說明中國與域外經濟體（美國、歐盟）間政治關系的疏遠（拉近）促進（抑制）了中國對東盟各國的直接投資。

X3（東盟國家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的系數符號均顯著為負，與假設3一致，這說明東盟國家與域外國家關系的惡化（改善）抑制（促進）了中國對東盟地區的直接投資行為。

控制變量國內生產總值（lngdp、lncgdp）的系數符號為正，說明兩國經濟規模的擴大能有效促進中國對東盟各國的投資，但東盟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系數不顯著，可能是作為同為發展中國家的東盟各國，其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國企業對其進行投資的影響較小。lnopen（東盟各國對外開放度）的系數為正，說明東盟國家對外的開放度是影響中國對其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lnResource（東盟各國資源稟賦）的系數為正值，意味著中國傾向于對自然資源更豐富的東盟國家進行投資；lnEX（東盟各國匯率）的符號與預期一致，但不顯著，說明東盟各國的匯率水平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的投資有促進作用，但這種作用不顯著。

4.2 穩健性分析

鑒于表1中結果與本文假設1不符，本文調整X1的代理指標。借鑒張建紅（2012）、王金波（2019）、韓民春（2017）等的研究，采用國家間高層互訪（visit）來量化域內雙邊政治關系：國家最高領導人（主席、領導）互訪得分為2，其他領導人訪問得分為1，以特定年份訪問次數乘以得分，數據來源于外交部官網。其核心思想是兩國高層互訪的增加可以提升雙方良好的政治關系，進而有效地促進母國對當地市場的投資規模。

表2回歸結果表明，通過調整對域內雙邊政治關系指標的度量，其系數顯著為正，即中國與東盟良好的政治關系可以促進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證實了本文的假設1。

5 結語

本文采用跨學科的方法，實現了研究除母國與東道國間政治關系以外的第三國政治關系的調整對中國向東盟投資的影響的目的。實證結果發現：（1）中國與東盟良好的政治關系可以促進中國向東盟國家投資，但由于受聯合國投票潛在形式性及東盟“大國平衡外交”戰略等因素影響，模型結果呈現出“中國東盟政治關系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有抑制作用”這一與事實相悖的結果；（2）中國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起到負向作用；（3）東盟與域外經濟體的政治關系對中國向東盟國家直接投資起到正向作用。

對此，結合中國推行的“走出去”戰略并推進對東盟的投資，本文從以下兩方面應對地緣政治關系的調整和加強風險的預防：一是和東盟國家關系建立和政治風險管理方面。（1）加強雙方國家領導人之間的互訪與對話，積極參與企業投資的風險評估，降低政治風險進一步促進對東盟的投資活動。（2）靈活平衡政府對企業投資活動的輔助控制力，為中國企業創造良好的海外投資環境。二是和域外經濟體間的政治關系建立和管理。（1）積極參與和域外經濟體的外交互動，并利用聯合國等多邊組織增加與各國接觸的機會，增強國際政治關系的協調，為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活動創造穩定和諧的內外部環境。（2）加強與世界各國的政治聯系，進一步改善并維護好與域外大國間的政治關系，實現投資主體和投資區位的多元化，分散企業投資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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