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助力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路徑思考

王冬麗

(中央民族大學,北京 100081)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項龐大而系統的社會工程。按照傳播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美國學者李普曼的看法,我們主觀認知的真實和客觀環境之間存在一個“擬態環境”,而這個擬態環境就是由媒介營造的,人們往往是對擬態環境而非客觀環境作出反映。當今社會新媒體的泛在性要求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要充分關注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的作用。

一、新媒體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復雜影響

(一)新媒體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平臺

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滲透于人們的生活之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尤其要注重新媒體的力量。在新媒體的多元互動中,利用多元平臺,才能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落到實處。網絡信息的發達拓寬了大眾了解國情的方式,增加了公眾表達民意的渠道,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理想化的匯集空間。但另一方面,海量的信息中復雜、多元、極端化的信息也會影響公眾的判斷,對民族團結、社會和諧帶來不良影響,也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帶來挑戰。網絡平臺的開放性、虛擬性導致網絡信息魚龍混雜,弱化民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自媒體推波助瀾,裹挾輿論“帶節奏”加大輿情處置難度;信息不對稱折損政府部門的公信力,政府治理易陷入“塔西佗陷阱”;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在網絡空間發酵,線上線下極端情緒加速合流增加社會穩定風險等問題,不同程度地弱化了民眾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近幾年來,網絡空間滋生了各類挑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輿情,如涉外網絡民族主義輿情、漢族網絡民族主義輿情、地方民族主義網絡輿情、民族分離主義網絡輿情以及影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熱點問題,對相關輿情的傳播走勢、熱點詞頻、觀點分布、情緒分布做出分析與總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媒體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影響。

(二)新媒體語境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關聯議題復雜多變,參與辯論的網絡行動者政治立場和情感色彩呈光譜狀

新媒體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典型的政治傳播。這種政治傳播中關涉多元主體。實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傳播,大多數情況下體現為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宣傳。新媒體語境中,影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多元行動者,如官方媒體與主流媒體、自媒體、意見領袖、反對者、民粹主義者等。官方媒體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渠道,具有權威性和正統性。但官方媒體只是媒體生態中的一種,其他種類媒體的作用不可忽視。一些網絡意見領袖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具有重大影響力,如習五一、儒家公羊學、弗慮弗為、梅新育、大漢之鷹、侯楊方、戰爭史研究WHS等。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習五一研究員的影響力深受政學媒體各界的關注。新媒體時代,除人類行動者之外的平臺也成為建構社會生活的多元“主體”,是“非人類行動者”。微信、微博、客戶端、APP等傳播平臺不僅僅是獲取信息的渠道,也是傳播鏈條的延伸。這些“行動者”有不同的理念與行動思路,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產生不同的影響。

二、妥善治理反映在網絡中關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線下民族事務

對網絡中問題的思考既要考慮虛擬的網絡環境中的技術手段、網絡特性等問題,也要考慮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現實環境。唯有線上線下兩個途徑齊發力,線上及時發現,線下扎實治理,即尊重網絡傳播規律,保持互聯互通的開放與寬容心態,利用好技術賦權,同時又超越技術,提升線下治理能力與發展能力,才有可能真正觸及問題、解決問題。

以法治思維處理民族事務,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法治保障。當前,我國已進入各民族跨區域大流動的活躍期,涉民族問題事件時有發生,若處理不慎,極易產生負面輿情。應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民族事務,尤其要強調用“公民模式”取代部分少數民族聚居區的“族群模式”,將涉民族負面輿情事件納入法治處理軌道;兼顧發展民族地區經濟與保持社會公平,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是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經濟基礎。解決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問題是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中之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重視民族優惠政策和權利保障的同時,也應進一步強化各民族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避免少數民族形成單一的民族意識,而不利于中華民族整體民族意識的培養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1];文化領域,加大文化建設力度,以文化教育發展促進各民族成員的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社會服務領域,推進各民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民族平等、鞏固民族團結。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同時,應結合各地實際情況投入資源、人力,不可一刀切或是采用刻板的標準,片面要求整齊劃一,或是出現不合理過度資源傾斜,而留下民族間不平等的輿論偏見;宣傳引導方面,加強愛國主義主題宣傳教育,凝聚并增強各民族人民的政治共識。摒棄“漢族—少數民族二元結構”敘事模式,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將現代化簡單等同于“漢化”,需強化引導區分。要加強愛國主義宣傳教育,使“中華民族”成為各民族共同奮斗的力量之源;不斷完善民族政策,加強對相關政策的宣傳。以社會關注較多的少數民族加分政策為例,近年來不少地方都進行了較大調整,但社會大眾對進行了較大調整的少數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仍簡單的概括為“少數民族高考加分”,這種認知既有選擇性認知偏差造成的,也有對改進效果的宣傳不到位原因造成的。要重視民族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和宣傳,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和發展。

三、多管齊下,提升線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效度的對策思考

(一)建立對關涉民族議題網絡輿情的預警機制

輿情監測是輿情治理的關鍵一環。新媒體時代,建立對關涉民族議題的網絡輿情的預警機制非常重要。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的輿情研究中發現:“經過對40個微博輿情事件的數據統計顯示,一個社會性公共事件從微博場域‘溢出’到社會話語場域的臨界閾值是該條微博轉發次數超過1萬次或者其評論次數超過3000條,滿足其中任何一個條件都可以?！盵2](P17)對某些特殊議題進行監測是化解輿情嘯聚的一個有效手段。鑒于輿情監測系統建立的復雜性與困難程度,不同政府平臺之間的有效溝通、數據共享非常重要。這需要更高的政府主體突破條塊限制與區域分隔,從區域或者全國一盤棋的思路思考問題。對于不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網絡輿情能防范于萌芽,在其未形成氣候前就通過撤銷熱搜、刪除熱帖、屏蔽關鍵詞等技術手段給予有效阻斷,使問題消彌于微時。但是,這種帶有武斷性的處理方式“對技術發展及運用的調節、引導和規制僅僅只是一種手段,其最終目的在于通過這些方式來引導技術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從而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使其更加符合政治發展的需求”[3]。

(二)精選有利于增強對民族國家認同的議程設置,創造充滿正能量的“擬態環境”

議程設置是傳播學中的一種理論假說,很多傳播學家贊同這一觀點。美國傳播學家麥庫姆斯發現“在特定的一系列問題或論題中,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問題或論題,在一段時間內將日益為人們所熟悉,它們的重要性也將日益為人們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較少注意的問題或論題在這兩方面則相應地下降”[4]。議程設置理論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啟示是,在經濟一體化建設等方面挖掘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認同的內容,如對中華民族各民族成員共同創造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的書寫,對中華民族各民族成員共歷劫難、同仇敵愾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書寫,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地位的書寫,對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下民族地區實現天翻地覆偉大變革的書寫等,引導各民族群眾了解交流交往交融的社會現實,拓展各民族群眾加深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理解深度,加強各民族群眾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營造一個充滿正能量的“擬態環境”。

(三)強調大眾傳播組織的“把關人”角色,提升從業人員的政治敏感性與民族理論水平

大眾傳播組織主要包括廣播電臺、電視臺、出版社、報社、電影制片廠等組織?！叭魏未蟊妭鞑ソM織都有其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背景,它們必須要為特定的利益服務?！盵5](P161)

在大眾傳播過程中,大眾傳播組織是信息“過濾器”,也是社會公器。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整合過程中,勢必會有很多關涉民族議題的素材產生,選取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素材是社會主義國家傳播組織的職責所在。中華民族具有“多元一體”的結構特征,如何宣傳“一體”與“多元”,如何平衡二者的關系,都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產生不同的影響。中華民族存在“具有朝著一體化方向發展和被各個民族群體獨立發展而解構的兩種可能性”[6]。引導受眾正確認知“多元”,但不應過分強調“多元”,應突出“一體”下的“多元”。類似問題對大眾傳媒從業人員的政治敏感性與民族理論水平有一定要求,不能讓關涉民族的議題成為“敏感話題”被避而不談、束之高閣。對有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素材要大張旗鼓的傳播,對有損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行為要旗幟鮮明的反對。至于一些新聞媒體出于獵奇心理與吸引受眾眼球的目的而做出關涉民族事宜的不實報道,會有損于族際關系整合、有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如2015年某通訊社關于“云南最原始的傈僳族部落煙酒不離手”的報道引發抗議就是一個“生動的反例”。類似事件的發生需要大眾傳播組織總結經驗教訓,引以為戒。

(四)對受眾進行區分、細分與定位,提升傳播效果

受眾是接受大眾傳播中的群眾。在大眾傳播學的學科視域中,受眾具有規模巨大、分散、異質、匿名、流動和無組織等特性,提升傳播效果的一大策略是區分和細分受眾,進行有針對性的定位傳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大眾傳播也要求如此。比如根據受眾的年齡、媒介使用習慣的不同,可以將受眾分為兩種類型:較依賴傳統廣播電視媒體的中老年受眾群體和較依賴新媒體的青年受眾群體。中老年受眾群體由于成長生活于報紙廣播盛行的年代,看報紙聽廣播的形式和對具有語言特色的電視節目更受歡迎,所以將中華民族認同的媒介傳播與少數民族地區傳統的藝術形式相融合,更有利于使中老年人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政治性的傳播。一些地方媒體在區分、細分受眾,對受眾進行定位傳播方面就有比較成功的做法。比如,西雙版納電視臺創新的新聞報道形式——章哈新聞就是把政策法規和新聞消息用民歌編寫出來,通過演唱的方式表情達意,增強節目的可看性和吸引力,使不識字的群眾也可以了解國家的政治、經濟、民族文化。[7]對移動互聯網行為主體的90后人群,保護他們在一些網站中所表達的愛國熱情,同時,又積極引導他們理性表達與包容思維則是關鍵所在。根據受眾的文化傳統而對特定區域內受眾制作特定的節目也是對受眾進行定位傳播的表現。受眾的民族、宗教和生活區域不同,其文化喜好、選擇偏向會呈現出差異。素有“歌?！敝u的廣西不但創辦了享譽中外的“國際民歌藝術節”,又將民族與時尚相結合,依托廣西電視臺創辦了“唱山歌”欄目,在吸引受眾參與、傳播民族文化、增進族際了解、增強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方面有很好效果。

(五) 把握傳播規律,順應受眾心理

在傳統媒體時代,媒介是權力機構的喉舌,傳播是單向度的,權力機構掌握著議題設置的主動權與引導權。但在新媒體時代,互聯網成為最大的變量,議程設置權利不再僅僅屬于國家、政府、媒體機構,網民可以通過點擊量、評論量、熱搜等把“公眾議程”變為“網民議程”。在媒介信息泛濫的當下,受眾不再是無意識的與被動的。如何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傳得更開、傳得更廣、傳得更深入”,要在把握傳播規律與傳播技巧上多琢磨。2014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強調,民族團結宣傳教育“要適應形勢,注重人文化、大眾化、實體化,推進理念、手段、方法的創新”[8](P117)。

新媒體時代,把握傳播規律有三個關系需要謹慎思考:其一,是“曉之以理”還是“動之以情”?傳統的意識形態宣講中,“曉之以理”似乎是不二法門。媒介及宣傳機構多會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試圖去說服公眾。但是,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在傳播方式多元化的新媒體時代,每個族群都可以基于自身的認知、立場與利益,表達出自己的觀點,這些觀點在自洽度、嚴謹性與邏輯性上似乎也是成立的。每個族群都有其立場、利益與邏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是這種多元立場、利益與邏輯的自然體現,族群“不通約”的現象是網絡社會中的常態。一般來說,當網絡信息通過移動終端或者其它方式嘯聚在用戶眼前時,用戶會調動其情緒、記憶、想像以及判斷(包括專業判斷、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對網絡熱點信息進行處理。[9]但用戶在對信息進行處理的時候,這幾個信息處理因素并不是發揮等量作用。網絡中的大多數用戶通常會跳過專業判斷與事實判斷,直奔價值判斷的主題,而在價值判斷的時候,憑借的通常是情緒?！扒榫w是人們使用次數最多、速度最快的心理處理工具?！盵9]在情緒主導時,理性表達勢必變得稀缺。在涉及民族因素的網絡輿情中,情緒宣泄現象比較突出。通常來說,事實判斷本就困難,因為多元主體通常會把事實描述成多元的信息圖層,公眾在進行事實判斷時一般很難全面掌握多元的信息源。而專業判斷局限于“信息繭房”,很難“出圈”,公眾多依據記憶與情緒進行價值判斷,而記憶又難免受情緒的影響。在涉民族因素的網絡輿情中,公眾多會根據其民族身份及與民族身份有關的信息儲備而產生事件的代入感,進而產生族群認同的情緒,網絡民粹主義的表現因而十分搶眼。類似案例給我們的啟示是,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信息傳播時,要接受并遵循這一規律,才能最大限度的實現宣傳效果。

其二,是“圖文并茂”抑或是“視覺沖擊”?當一些專家學者還在試圖警惕人們并惋惜“讀圖時代”的到來使得人們的閱讀被塑造為碎片化、娛樂化的淺閱讀,慨嘆文字成了圖像的注腳才有“存在感”的時候,其實一種更具碾壓意義的信息傳播方式以雷霆萬鈞之勢成為人們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這種信息傳播方式即短視頻。新媒體時代,短視頻以其片斷性呈現、多樣化題材、符合注意力法則、內容生產便捷等特性一躍成為信息傳播中的“新貴”?！敖刂?020年12月,我國網絡視頻(含短視頻)用戶規模達9.27億,較2020年3月增長7633萬,占網民整體的93.7%。其中短視頻用戶規模為8.73億,較 2020年3月增長1.00億,占網民整體的88.3%?！盵10]短視頻的流行帶來了短視頻成癮的問題,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用戶對較長連續性事情關注困難、生活空洞化、人際關系障礙等,有媒體人士將一些短視頻斥為“豬食”,網絡中產生了一些關于短視頻價值的討論。本研究對短視頻的價值不置評論,只是借此數據與現象呼吁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信息傳播中,“視覺沖擊”的規律與客觀現狀不可忽略,順應傳播規律方能增強傳播效果。

其三,相對于傳統的、古板生硬的新聞傳播方式,相對溫和的傳播策略尤其是柔性的政治傳播更能夠增強受眾對象的中華民族認同感。綜觀互聯網等新媒體有效傳播的實例,可以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傳播帶來啟示。首先,在傳播方式上,不把觀點當標語宣傳,而是用各族群眾生活中的實例去闡釋觀點。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2017年春節特別節目《感恩的禮物》就引發很多民族團結的情感共鳴。其次,在傳播主體上,要注重發揮少數民族群眾中的大眾傳播組織的作用。對于由少數民族成員宣傳、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敘事、采用少數民族成員喜聞樂見的方式講述對中華民族與中國歸屬感的傳播組織,要多加鼓勵。再者,在傳播風格上,舍棄生硬的官方語言和措辭,使用各族群眾中有高度認知性的語言,追求傳播“入腦”“走心”。

(六) 加強對新媒體的使用和監管力度,促進多元媒介的融合

在當今這個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的全媒體時代,借力新媒體與以新媒體為基礎的媒體融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順勢而為。為了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更有效度,加強對新媒體的利用勢在必行。第一,打造獨具特色的微信公眾號。借助微信公眾號,推送民族地域文化、風土人情等,把軟性的國族建構內容巧妙地置于其中。第二,擴大朋友圈中的榜樣影響。微信朋友圈的傳播是關系密切的社會群體,朋友圈成員的態度能較深刻影響傳播效果。新疆在“發聲亮劍”活動中,一些旗幟鮮明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暴力恐怖主義,維護民族團結與國家統一的文章通過朋友圈廣泛傳播,獲得了多方點贊,有著非常好的傳播效果。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8月28日,“喀什零距離”的公眾號發布了一篇由南疆一位名叫玉蘇甫·熱西提《朋友,你不必專門為我找清真餐廳》的文章。該文章提出“伊斯蘭教義規定的飲食習慣不能當作為維吾爾族的飲食習慣,因為維吾爾族中也有很多不信宗教的群體。而這些群體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的飲食習慣”。踐行并主張不要“飲食習慣的禁制”中,不要刻意區分清真。這篇文章之后,陸續有類似文章被新浪、搜狐等轉載,引起熱議和贊同。第三,使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取長補短,優勢互補。盡管新媒體建構了一個時代,但它并沒有宣告傳統媒體的消亡,或許淘汰的只是“獲取媒體內容的工具”[11],報刊信息容量大、報道范圍廣、易于保存;廣播便攜且成本低;電視圖文并茂,視覺沖擊力強,通過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多元融合,可以在國族建構與國家建構方面發揮作用。當然,傳統媒體也要積極借鑒、主動學習、巧妙借力新媒體,形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大眾傳播的合力,有效建構中華民族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