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現代化思想中關于“誰”之變的當下啟示

林 偉 胡 時

(1.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廣東 廣州 510030;2.廣東南嶺干部學院,廣東 韶關 512029)

歷數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先進代表,孫中山無疑是偉大的先驅者。孫中山堅定地認為:“建設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設,即不必破壞,更不必言革命?！盵1]這一思想貫穿了孫中山整個革命生涯。他一直在革命的過程中思考如何將中國建設成獨立、民主、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盡管孫中山在世時,“現代化”這一概念在中國尚處于萌芽狀態。但是,在其去世后,孫中山有關中國如何開展建設的論述成為20世紀30年代及之后一段時間中國社會探討現代化問題的重要材料與依據。針對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所擘畫的現代工業、交通和農業的建設藍圖,胡適曾評價道:“當這個‘盲人瞎馬’的時代而有這種遠大的計劃和主張,可算是國內一件最可使人滿意的事?！盵2](P378)孫中山在由“誰”主導中國現代化、向“誰”學習現代化以及團結“誰”來革命以實現中國現代化等問題上所作出的思考和抉擇,對其現代化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為此,本研究擬梳理孫中山在現代化思想形成中有關主導現代化的領導者、進行現代化的學習對象以及開展現代化所須團結的力量的變化歷程及其原因,并在此基礎上總結孫中山現代化思想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啟示。

一、“誰”主導現代化:從封建改良派到資產階級革命派

對于誰主導中國現代化這個問題,孫中山也曾保有過對封建改良派的一絲幻想。這主要體現在他上書的經歷中。在1890年和1894年,孫中山先后上書鄭藻如和李鴻章,其目的均為通過改良派向清朝上層表達自己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張。從上書的具體內容看,他主張通過由上而下的“革故鼎新”,以改良的方式實現國家現代化。在《致鄭藻如書》一書中,他提出“興農、辦學、禁煙”三大主張,并寄望鄭藻如能夠采納并向上層公開。他認為,如果鄭藻如能推動其主張的實施,并對實施過程予以審查和指導,則為國家之幸也。[3](P2)在《上李鴻章書》中,他進一步表明了全面系統學習西方制度的主張。他指出:“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于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盵3](P8)由此可見,在試圖通過開展革命以獲得建設國家現代化基礎之前,孫中山已經意識到國家制度是阻撓富國強民的根本原因,需要晚清政府的開明人士進行自上而下的革新、改良以救國。然而,盡管孫中山先生在上書李鴻章的文末急切懇請其采納有關國家制度改良的建議[3](P18),但是李鴻章仍然拒絕其面談的請求。自此,孫中山各種變法自強要求,均如石沉大海,無人問津。隨著國家在中法戰爭中再次戰敗受辱,孫中山最終拋棄了對清廷的幻想,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自覺地探索用西方模式來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正如他當年所言:“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盵4](P83)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現代革命團體興中會。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回憶道:“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會成立之時,幾為予一人之革命也?！逼渌酥皇恰百澫逯恕?即幫助其革命的關鍵人物,而且人數并不多,能“錄之無遺”。在義和團運動之后,隨著八國聯軍攻破北京,慈禧、光緒出逃,議和賠款白銀九萬萬兩,清廷之威信掃地無余,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開始萌芽。[4](P91)為了推翻清政府反動統治,1905年8月,興中會、華興會、復興會等多個革命組織集合建立中國同盟會,孫中山作為興中會的領袖被推舉為同盟會本部總理。

盡管同盟會成員來自社會多個階層且內部有一定的分歧,但總體上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理念。一方面,同盟會革命的主要目標是推翻清朝封建政權,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以促進現代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這與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理念相符。另一方面,同盟會的創始成員大多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通常具有一定的資產階級背景。此外,同盟會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賴資產階級的資金支持。因此,當同盟會成為孫中山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主要組織時,資產階級革命派便成為了他所設想的未來主導中國現代化的依靠力量。

隨后,同盟會在其演變和發展過程中吸納了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支持和參與,最終成為代表廣泛社會階層的革命力量,并通過辛亥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然而,中華民國的成立并沒有達到孫中山所預期的革命之建設。他在《建國方略》中提到:“不圖革命初成,黨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眾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為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為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設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后,國事更因之以日非也?！盵4](P2)孫中山認為,一方面,革命組織必須毫不質疑地徹底貫徹其主張,才能確保革命之建設的成功;另一方面,他認為自己所領導的政黨之所以對其主張予以質疑,是因為自身“德薄無以化格同儕”,自己的才能“鮮不足駕馭群眾”[4](P2)。此時,孫中山已經意識到強有力的政黨組織是領導推動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有力保障。為此,他先后多次改組國民黨,試圖為貫徹他的現代化思想提供組織支持。1919年同盟會重組為中國國民黨,這是一次重大且具有深遠影響的組織改革,其目的在于將同盟會這一反清的革命組織轉變為一個更加廣泛和多元化的、能夠推動國家穩定和現代化的政黨。

遺憾的是,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制度渙散問題始終未能通過政黨改組得到有效解決。在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基于矛盾日益公開化而走向分裂。隨著國民黨“新右派”掌握政權和叛變革命,孫中山所寄望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并未能真正承擔起主導中國現代化的責任。

二、向“誰”深入學習現代化:從效法歐美到“融貫中西”

孫中山14歲赴檀香山留學,受歐美文化影響深遠?！靶ХW美”是孫中山現代化思想形成初期的鮮明特點。孫中山關于中國的現代化究竟學習“誰”的問題的思考,最初體現在他的“三民主義”主張中。1905年,孫中山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將同盟會的綱領“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概括為三大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后被稱為“三民主義”。孫中山指出:“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泊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于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后,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于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冶化焉?！盵3](P288)由此可見,孫中山是在觀察和學習歐美現代化進程的基礎上提出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三民主義”。

孫中山意欲效法歐美,首先是學習“國體”,即建立民族獨立之國家。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之“民族”主張中明確指出,要“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他對此很有信心:“我們漢人有了團體,這力量定比他(清朝)大幾千萬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盵3](P325)二是學習當時歐美先進的政治制度。孫中山認為民主共和制是最好的制度,并在“民權”的主張中提出在中國創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為此,他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批駁了中國只能按照次序先行君主立憲的說法。他提出:“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鄙人愿諸君于是等謬想淘汰潔盡,從最上之改革著手,則同胞幸甚!中國幸甚!”[3](P325)同時,孫中山也毫不掩飾他對中國效法歐美以自強的信心:“我們中國現在的人物皆無用,將來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難轉弱為強,易舊為新?！盵4](P272)三是吸取歐美發展后的經驗教訓,重點關注民生領域。孫中山在考察歐美發展后認為,歐美雖然經濟發達、國家強大,但是社會問題卻積重難返。雖然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只是處于“幼稚時期”,但是若不及時遏制,將來總會發展成影響現代化實現的重大問題。孫中山提出:“我們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后來的社會革命,這真是最大的責任?！盵3](P326)他認為,歐洲國家貧富差距分化是導致社會不穩定性的重要因素,要取歐美現代化善果、避歐美現代化惡果,就要“平均地權”,不讓少數富人獲得土地的專利。[3](P328)

隨著討袁、護法運動等革命活動的陸續失敗,孫中山對中國的現代化又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開始重新審視其“三民主義”,并先后著述《民權初步》《孫文學說》和《實業計劃》,合稱《建國方略》,試圖用西方先進思想解構儒家文化、構建新的社會秩序,從而推動中國的物質文明和社會文明建設。他在《建國方略》中指出,物質文明建設注重于鐵路、道路之建筑,運河、水道之修治,以及商港、市街之建設;同時也注重于移民墾荒、冶鐵煉鋼。[5](P506-512)在社會建設方面,孫中山強調發展民權的重要性。他認為要解決人心渙散、民力不凝結的問題,就必須加強民權建設,激發民主意識,最終實現“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政治模式。尤其是,在參考西方議事規則的基礎上提出了民有選舉官吏之權、罷免官吏之權、創制法案之權、復決法案之權的觀點,而且強調國人須學會“議事之學”。雖然這些建設方案均為孫中山持續考察西方社會得出的理論成果,但許多內容開始針對中國實際的問題而展開。[5](P506-512)

隨著1922 年第二次護法運動的失敗,孫中山開始謀求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希望通過改組國民黨以發動國民革命。在這段時間,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共的幫助下將“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并在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系統的闡述。具體而言,在民族主義中,旗幟鮮明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追求中國境內各民族解放;在民權主義中,系統闡述了五權分立原則,于立法、司法、行政外,結合中國傳統另設考試、監察兩權,這是立足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對西方三權分立原則的一種創新;在民生主義中,對節制資本進行了系統解釋,“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5](P481),也針對中國本土特點提出了扶助農工的政策:“農民之缺乏資本至于高利借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為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后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又有當為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盵5](P484)此時,孫中山的現代化思想已經日趨成熟,從全面效法西方轉變為在深刻理解中國國情基礎上的學習歐美,以求達到真正的“融貫中西”。

遺憾的是,孫中山“融貫中西”的思想長期被國民黨的繼任者所忽略。而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孫中山遺愿的基礎上,不斷探索“融貫中西”開展現代化建設,直至今日取得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質性突破。

三、團結“誰”來革命以實現現代化:從海外力量到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

為了推動中國現代化,孫中山積極“團結聯合”各種力量來開展革命。在孫中山現代化思想的發展中,其團結對象的范圍從華僑、歐美列強等海外力量逐漸擴大到本國民眾及世界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

在辛亥革命前,由于內地團體“知識薄弱、團體散漫”[5](P88),孫中山更多地借助海外力量進行革命。一方面,孫中山經常借助不同國家地區、不同階層、不同組織的海外華僑力量發動起義,開展革命的經費也大多來自海外華僑的鼎力資助。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團體的組建、日?；顒拥拈_支,革命黨人為宣傳革命主張創辦報刊花費,孫中山及其同盟會成員奔走世界各地宣揚革命主張的旅費和生活費,以及歷次起義的巨額軍餉,無不倚靠海外華僑的捐贈。例如,孫中山在創辦興中會時,在檀香山的孫眉自愿捐出一部分財產充當革命活動費;跟隨孫中山回國起義的鄧蔭南,把他在檀香山的商店、農場全部出賣,用來充當起義軍費。孫中山在同盟會成立后赴南洋進行宣傳,當地巨富謝逸橋、謝良牧慷慨捐贈,并因此傾家蕩產;以賣豆芽菜為生、經濟并不富裕的越南堤岸華僑黃景南,在聽完孫中山的革命演講后認捐3000元。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6]1911年7月10日,孫中山與美國致公堂合作正式設立籌餉局,并行走于美國各地為革命籌餉。直至武昌起義爆發時,籌餉局先后籌得144130美元,成為辛亥革命爆發前最大的一筆革命籌款。[7]另一方面,孫中山也在多方爭取歐美日各國政府和國際友人支持其革命事業。例如,1896年孫中山從倫敦清朝政府駐英使館脫險后,向接踵而至的各路記者發表談話,通過讓記者揭露清朝政府駐英使館將他野蠻綁架和關押的經歷,來嚴厲抨擊清朝政府的卑劣行徑,從而傳播他的政見并獲得當時世界各國政要的關注。1897年在前往日本籌劃革命時,孫中山也積極交往多名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政要,希望他們游說日本政府支持中國革命軍。[4](P87-88)由于革命風氣漸開,中國革命力量日益壯大,當時外國政府對于中國革命黨,亦多刮目相看。[4](P94)這種國際支持雖然獲得一定成效,但是其不確定性亦極大。外國政府常常由于政要更迭和對華利益考量的變化,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在支持與反對之間長期搖擺或持觀望態度。[4](P97)

在海外力量的支持下,以同盟會為代表的革命團體積極策動國內反清革命,并通過武昌首義的成功敲響了清朝封建統治覆滅的喪鐘。帶著“革命之精神”歸國的孫中山的工作重心隨之由海外籌集革命經費、游說各國政府支持革命轉變為團結國內革命力量、捍衛革命成果上來。隨著“南北議和”完成,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后一度打算潛心研究中國具體的建設問題,但在北洋政府制造的混亂不堪政局面前,他不得不為捍衛共和而繼續革命。孫中山先后發動二次革命、兩次護法運動,組織兩次北伐,希望能捍衛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囿于革命力量的薄弱和中國南北軍閥“如一丘之貉”的現實,孫中山發起的新的革命運動都以失敗告終。孫中山意識到,要拯救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還需要厚植革命基礎,壯大革命力量。

晚年的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這表明孫中山的團結對象擴大到了廣大的基層民眾,由最初的海外、精英團體擴大到中國最為多數的基層民眾,由寄望于歐美各國政府到旗幟鮮明提出團結蘇聯。在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遺言中,孫中山曾提及:“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盵5](P502)由此可見,孫中山的團結基礎在擴大,團結的對象則更具有革命性。在遺囑中,孫中山總結了爭取國民革命勝利的必經之路:“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盵5](P500)然而,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沒能擴大團結基礎,反而迅速走向分裂,出現了大量的內部派系,他們彼此之間長期爭權奪利、相互傾軋,導致孫中山留下的共同奮斗遺志無法完成。

四、總結與啟示

不知過往,難以認清當下和把握未來。孫中山終生追求中國現代化事業。他的現代化思想與實踐幾乎涵蓋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各個方面,成為中國現代化歷史的珍貴遺產。[8]孫中山現代化思想中領導力量之變、學習對象之深化、團結對象之擴大,反映了孫中山現代化思想的不斷成熟,也體現了孫中山作為一位現代化建設探索先驅的可貴品格。

孫中山現代化思想中領導力量之變啟示我們,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有堅強的組織來領導。孫中山有著對未來中國一片美好的藍圖構想,然而在他有生之年還是留下了“同志仍需努力”的遺憾。究其根本,是因為孫中山所倚賴的領導力量革命性、先進性不足。孫中山雖然意識到清朝政府不能擔任中國現代化的領導力量,但是他自己囿于時代和自身的局限,也未能培育出最為徹底的堅強領導力量。而且,失去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在之后的革命實踐中,未能夠抵御中國社會“三座大山”的侵蝕,反而成為其“代言人”,站在了中國革命的對立面。以至于孫中山現代化思想中“學習誰”和“團結誰”不能達到應有之實踐、應有之效果。與之相反,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不斷加強黨的建設,是中國最有革命性、先進性的政黨。在孫中山身后,只有中國共產黨通過堅強的領導,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斗,最終探索出適宜于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逐步將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民族復興夢一一實現。歷史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就不能走向成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征。

孫中山不斷突破已有的認知偏見并最終形成了“融貫中西”的學習思路,啟示我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站穩人民立場。孫中山之所以能夠不斷勇立潮頭并及時調整和發展他的現代化思想,是因為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立場。從他“國家之本,在于人民”“民生為社會進化的重心”“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的原動力”“人民就是政治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等各種主張中可以看出,孫中山人民立場的堅決和徹底。當今,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凸顯了中國推進現代化的獨特性與復雜性。我們必須學習孫中山始終站穩人民立場的優秀品質,時刻保持對中國式現代化特殊性的清醒認識,將人口規模巨大的特點轉化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動能,讓發展成果惠及最廣大的人民。

孫中山現代化思想中團結對象之擴大啟示我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動用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孫中山秉持“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為多數的人民謀利益的使命感,決定了他在團結“誰”這一問題上最終形成了“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推進中國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國家長遠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需要每一個中華兒女攜起手來,共同拼搏奮斗,必須形成最廣泛的團結基礎,維系好團結奮斗的共同精神紐帶,凝聚起最廣大人民的思想共識,唯有團結一心才能形成強大的創造力,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發揮更大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