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周刊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話語傳播

付匯鑫 肖 航

(1.2.武漢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2)

《群眾》周刊是抗日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的唯一機關刊物。在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的領導下,《群眾》周刊堅守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新聞輿論陣地,動員鼓舞了廣大群眾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抗日,自覺投身于民族解放戰爭。[1](P1)

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與《群眾》周刊創立

“九·一八”事變后,由于蔣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將重心放在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軍事圍剿上,對日采取綏靖政策,東北三省迅速淪陷。綏靖政策并沒有中止日本的侵略腳步,反而使其侵華胃口膨脹,不斷蠶食山海關以南地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為中華民族的主要矛盾,社會各界抗日救亡情緒高漲。國內政治形勢的迅速變化,使蔣介石不得不調整政策,對日開始由妥協轉入軍事自衛。中國共產黨也在根據局勢的發展變化不斷調整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呼吁“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抗日”,中國共產黨“愿與中國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以及地方軍政機關一道建立國防政府,并建立抗日聯軍擔負抗日重責”[2](P521-524)。但因蔣介石仍將重心放在反共方面,對日本采取片面抗戰策略,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出“只有建立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上層的與下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3]((P604-605)。

亡國滅種的危機近在咫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迫在眉睫。時人表示:“凡是抗日者,不論在野在朝,均應一致聯合;凡是親日者,不論權奸宵小,應該投之濁流?！盵4]上海商會等五個團體致電國民政府,指出“同心御侮是中華民族惟一生機,也是全國人民共同愿望”,任何發動內戰的人都會遭到“全國人民厭棄”[5]。在群眾“反對內戰,一致對外”的強烈呼聲下,中共中央在1936年4月25日發表了《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首次將國民黨列入團結對象,指出“在全國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需要全中國各黨派的共同奮斗”[6](P18)。8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提出“要與中國國民黨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并將其作為“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7](P86)。

1936年12月,正當形勢未明之際,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積極聯絡各方,力促事變和平解決。最終,蔣介石接受“聯共抗日”的主張,奠定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基礎。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初步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7月7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9月22日,國民政府中央通訊社公布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的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實際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公開合法的地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8]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標志著兩黨在抗日問題上取得一致,但對于合作方式,兩黨難以達成一致。在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科學分析了抗戰開始后國內的形勢,肯定了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但此時,中國共產黨因十年內戰消耗,黨組織被嚴重破壞,力量弱小,難以適應全國抗戰劇烈變化的形勢和領導抗日斗爭的需要。為貫徹全面抗戰路線,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期間決定設立中共長江沿岸委員會,以此開辟中共在長江流域的工作,加強對南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使自己得以積極“站在斗爭最前列”,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9](P325-326)。由于前線戰局不斷惡化,蔣介石秉承“就近指揮抗日軍事”的原則,率軍政機構轉移至武漢,全國抗戰中心由上海、南京轉向武漢[10](P157),中共隨即“轉赴武漢”[11](P194)。193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對赴長江流域開展工作的中央負責人進行了組織調整,并成立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中央長江局。[12](P1)12月23日,兩個機構在第一次聯席會議后進行了合并,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則稱長江局,王明擔任長江局書記,周恩來擔任副書記,負責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13](P482)

運用報刊宣傳理論和主張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優良傳統。馬克思指出“報紙是運動的喉舌”,能與人民發生“不斷的、生動活潑的聯系”[14](P115)。列寧在面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思想混亂局面時,提出“報紙不僅能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爭取同盟者,還能成為集體的宣傳員、鼓動員和組織者”[15](P287-288)。馬克思、列寧等人的黨報黨刊思想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高度重視報刊的宣傳作用。在大革命時期相繼出版了《向導》等刊物宣傳自身主張,動員群眾參加工農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國民黨憑借其合法地位操縱輿論,利用《中央日報》《民國日報》等國民黨黨報,刻意抹黑、污蔑中國共產黨形象,中國共產黨黨報被迫以秘密方式出版發行。

第二次國共合作確立后,中國共產黨獲得合法發行報刊的權利。為更準確地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戰略主張,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中央長江局于1937年12月23日決定成立黨報委員會,由華崗負責《群眾》周刊的編輯工作。[16](P77)1937年12月11日,《群眾》周刊正式在漢口發行,至1938年10月25日撤離武漢前,出版到第2卷第11期,它的主要作者有潘梓年、章漢夫、許滌新、喬冠華等《群眾》周刊編輯以及周恩來、葉劍英等長江局負責人。馬克思在創辦《新萊茵報》時指出,雜志能“廣泛地研究各種事件,只談最主要的問題”,并對它進行“詳細科學地研究”[14](P115-116)。相較于《新華日報》報道時事,《群眾》周刊更多作為理論性刊物,系統論述黨的主張。正如《群眾》周刊編輯許滌新所言,“它更多地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理論的角度出發,幫助廣大讀者理解抗日戰爭的正義性和勝利的必然性,以及批判當時一切不利于抗戰以至破壞抗戰的反動謬論”[13](P511)。

二、《群眾》周刊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傳播的話語構建

《群眾》周刊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和中共中央長江局的直接指導下,宣傳貫徹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方針,動員廣大人民投身抗日救亡事業?！度罕娭芸貞涗洝分赋?“《群眾》周刊在抗日戰爭中振奮了士氣,增強了中國人民勝利的信心?！盵17](P4)

(一)區分敵我,駁斥謬論

盧溝橋事變后,日本迅速出兵華北、華東,至1937年底,京、冀、晉、察、綏、魯等省大片國土淪落。面對軍事上接連不斷的失利和大片國土的淪陷,國內彌漫著濃厚的悲觀主義情緒。同時,日本在加緊軍事侵略的同時,故意放出議和的聲音,派遣大批漢奸到南方運作,企圖從內部分化割裂日益擴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如《群眾》周刊編輯吳敏在《鞏固團結反對分裂》所言:“中國的抗戰是建立在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因此狡猾的日寇便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使民族統一戰線從內部崩潰,進而可以不戰而勝?！比绻麑@些錯誤思想不及時批判糾正,就必然影響抗日救亡運動和日益擴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度罕姟分芸赋?“在親日派投降分子積極散布民族失敗主義和用盡一切卑鄙手段破壞統一戰線的時候。理論批判比任何時候更重要了,不肅清阻礙抗戰勝利的理論,就不能保證抗戰的勝利?！盵18]

中國疆土遼闊,日軍沒有足夠的兵力統治中國,需要拉攏收買漢奸為他們服務,以達到“以華制華”的目的。周恩來在《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中指出“多難可以興邦,內亂必致亡國”,漢奸在群眾中挑撥,破壞了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懊C清這些漢奸,才能團結全華北軍隊,影響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盵19]因此,《群眾》周刊發表社論,揭露漢奸的叛國行為,以幫助普通大眾更好地辨認漢奸,免遭其挑撥利用。編輯潘梓年在其社論指出,漢奸的隱藏活動有資助敵人、破壞和擾亂后方金融、出賣機密文件或消息等行為,顯明的活動包括組織維持會、自治政府及公開投降敵人等行為,這些行徑本質上是賣國行為,為全國人民所不容。[20]在區分敵我關系時,《群眾》周刊根據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的指示,撰寫《肅清敵人奸細托洛斯基匪徒》《托派漢奸張慕陶就縛的前后》《執行日寇命令的托派漢奸》等多篇文章揭示托洛斯基派勾結敵人的真相。編輯章漢夫指出,中國部分群體只將托洛斯基主義分子當成“某一個政黨或一個派別”,沒有認清他們是“法西斯國家的偵探奸細”的實質。但中國的托洛斯基主義分子“接受了敵人的金錢和誘惑”,不斷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通過列舉實例和他們的錯誤觀點進行論證,由此重申“肅清托匪奸細是全中國人民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后勝利的一個重要任務”[21]。

《群眾》周刊在對漢奸、賣國賊、托洛斯基主義分子進行區分的基礎上,對民族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錯誤觀點及其產生的社會根源逐一甄別區分,揭示了各類錯誤觀點的真實目的和背后動機,進而提出正確的理論和建議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一,揭示由暫時的軍事失利而引發的民族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度罕姟分芸缯撝赋?民族失敗主義者沒有看到群眾動員的力量,將部分的軍事失利看作為整個抗戰的失敗,只看到了“四個月以來戰場失敗”,而沒有認識到“中國在四個月的抗戰中也獲得了很多經驗教訓”,沒有能從中發現“取得勝利的辦法”[22]。其二,揭示由蘇聯等外援態度不明而產生的民族失敗主義?！度罕姟分芸缯撝毖浴耙蕾囃饬@個觀點是毫無依據的”,用以往蘇聯擊退外國聯合進攻和西班牙抵抗德意武裝干涉的例子證明“中華民族自身有戰勝日寇的力量”,提出中國要明確“對日絕交”,依靠自己的力量爭取外國援助的正確外交政策。其三,揭示由中國戰勝對自身無益而形成的投降主義。投降主義者從“靠外力勝利,必成人家屬國”“靠民眾力量戰爭,必釀成赤禍”的兩種謬誤出發,提出“結束抗戰,以事修養”的觀點。這一觀點掩蓋在愛國憂時的外衣之下,會動搖愛國群眾抗戰的信心。為此,《群眾》周刊指出這些人“有相當地位,因此有很多顧慮”。他們將抗戰視為講和的籌碼,以維護自己的個人利益,并不是真的站在“國家的主權和未來發展”的立場。[20]其四,揭示由抗戰只是為了應戰而產生的“明知必敗而戰論”。在抗戰中,有人只是將抗戰視為無奈被動之舉,表示“過去已犧牲那么多,議和會引發大亂子,要等到實在沒可能應戰的時候再議和”?！度罕姟分芸纳缯撝毖?如果將抗戰只是認定為應戰,就不會尋求抗戰勝利的方法,這樣不僅會在遭受暫時失敗時喪失抗戰信心,還可能反而促使消極抗戰情緒增長,以此求得抗戰早日結束。[18]

(二)宣揚民主政治,激發群眾抗戰熱情

《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指出:“民族革命的勝利絕不是少數上層所能完成的,需要吸收成千百萬工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群眾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形成抗日救國的雄厚力量?！盵23](P97)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需要有堅實的群眾基礎,只有將成千上萬的群眾組織起來,才能推動猶疑的上層分子和當權者真正走向抗日的道路。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的暴行給廣大民眾帶來了切身的壓迫,成為調動民眾革命積極性的催化劑。周恩來在臨汾黨政軍民聯合大會上發表《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一文,指出“民眾的條件是基本的”,日寇侵略中國損害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但他們只能收買少數漢奸,民眾終將覺醒,為民族最后勝利而奮斗。[19]

雖然民眾是持久抗戰的有生力量,但國民政府當局片面認為動員群眾除了能補充軍隊或籌集資金,沒有其他抗戰能力。同時,他們擔心民眾力量會威脅其統治,不愿廣泛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反而處處限制人民的參戰運動,阻礙政府、軍隊與民眾的結合,包而不辦成為普遍現象。例如,他們以防漢奸為名,不讓當時聚集在上海的青年參與到戰地組織和教育民眾及動員民眾協助軍隊的運動中去,出現“挖戰壕找不到民眾幫助,搬運子彈找不到民眾幫助,開伙做飯找不到民眾幫助”[24]的局面。

為改變“前線得不到群眾響應,后方得不到民眾支持,廣大群眾力量得不到真正發揮”[18]的局面,中國需要動員廣大群眾投身抗日斗爭中,建立“代表群眾自身利益”的民意機關,使他們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救亡中匯集自己的力量。[25]為此,中共中央積極呼吁國民黨將“保障群眾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改善人民生活”“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等內容列入國策。[26](P157)《群眾》周刊發揮輿論宣傳功能,發表《抗戰的危機與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等多篇社論,呼吁建立“代表民眾真正意見的機關”?！度罕姟分芸瘜ⅰ翱谷彰褡褰y一戰線”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聯,通過培養“共同利益感”,根植廣大群眾抗日救國的自我認同感,激發他們參與抗日救亡運動的熱情。

以《群眾》周刊為代表的黨刊宣傳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宣揚民主政治,暢通群眾意見和訴求表達渠道,將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相結合,使他們相信抗戰不僅是為了國家,也是為了其個人的幸福美好生活,進而增強集體認同感,自覺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三)宣傳各類紀念活動,培育共同意識

全面抗戰以后,中國共產黨圍繞抗日戰爭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開展了各類紀念活動,并通過《群眾》周刊進行廣泛宣傳。紀念活動文章大致分為三種主題:一是紀念與政治動員相關的特殊節日,如“五一”國際勞動節、“三八”國際婦女節;二是紀念與抗日戰爭或民族解放運動相關的近代歷史事件,如“三一八”北京慘案、“一二九”學生運動等;三是紀念國際共產主義相關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如巴黎公社、恩格斯、高爾基等。中國共產黨通過“懷舊”的方式幫助群眾追憶過往,把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系起來,從而喚起群眾的救亡意識。

中國共產黨利用“三八”婦女節和“五一”勞動節等某一階層或群眾的節日進行抗戰動員。1938年,在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時,《群眾》周刊刊登了《今年的三八節》《抗戰與中國婦女》等社論文章。這些文章大致包括抗戰開始后中國婦女作出的貢獻、抗戰與中國婦女的關系、當前婦女工作的形勢以及怎樣廣泛地動員婦女參戰。社論《今年的三八節》首先贊賞了婦女在傷兵慰勞與救援中所作的貢獻,詳細闡述了婦女所遭受的苦痛,激勵婦女“為了爭取祖國的生存和爭取自身的安全”積極參與抗戰,支持抗戰,并指出婦女動員的具體措施。[27]吳克堅在社論《抗戰與中國婦女》中揭示和糾正了阻礙婦女運動的錯誤借口和論據,闡明了動員廣大婦女參與抗戰的重要意義。[28]在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時,《群眾》周刊發表一系列紀念文章等。吳克堅在《五一節與中國工人》一文中回顧了歷史上的工人運動事件,證明“勞工界在民族解放中是最忠誠最徹底的中堅力量。這個中堅力量越團結強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便愈能擴大鞏固而有力”,提出在國難當頭紀念五一是“讓每個工人、每個勞動者,每個抗戰救國的戰士孜孜不倦地為實現中國職工運動的統一,為爭取民族解放斗爭而奮斗到底”[29]。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群眾》周刊發表紀念“三一八”北京慘案、“八一三”事變等相關事件的社論。社論《紀念“一二九運動”兩周年》回顧了學生示威運動的過程和意義,將“一二九”運動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擴大相結合,指出“要紀念‘一二九’學生運動,就要用一切力量去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粉碎日寇分裂和分化的陰謀”[30]。在《中國共產黨湖北省委員會為紀念八一三告同胞書》中,作者首先論述了“八一三”運動對抵抗日本侵略的意義,隨即闡述了“八一三”運動后中國日益危急的局面,進而將紀念“八一三”與“保衛武漢”結合起來,號召全體湖北同胞為“驅除日寇出境,實現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斗”[31]。透過對這些歷史事件過程的描述,引發讀者的共鳴,增強抗戰救亡的斗爭意識。

《群眾》周刊發表的《紀念巴黎公社一文》中開篇將紀念巴黎公社六十七周年與中國的反侵略戰爭結合在一起,論述了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并在行文中強調,只要“在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國內第一大政黨國民黨的領導下,將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結成鋼鐵般牢不可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定能取得最后的勝利”[32]。在紀念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時,指出要在“共赴國難、團結救國的潮流中,培養出大批的前進的青年作家”。

《群眾》周刊圍繞不同節日和多樣化主題發表多篇社論,但都會回歸到抗日救亡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核心主題?！度罕姟分芸嗥缯摰拈_頭是論述紀念日與抗戰的關系。社論《今年的三八節》的第一句話就是“在抗戰時期,一切工作都要以抗戰為中心,三八婦女節當然也要在這個意義下舉行紀念”[27]。紀念“三一八”北京慘案社論的開頭指出,“在團結一致與暴敵周旋抗戰中遇到這一血腥的紀念日,更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次抗戰,不僅是為了搶救當前的嚴重國難,而且要洗雪日本帝國主義帶來的一切歷史恥辱”[33]。在紀念文章的結尾,《群眾》周刊社論會申明團結抗戰的主題,呼吁全國人民投身于抗戰救亡事業中。如,在社論《怎樣去迎接偉大的“七七”》一文中,作者呼吁群眾在“追悼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的哀悼中加強驅除日本強敵的決心”[34]。

三、抗戰初期《群眾》周刊的話語傳播特點

恩格斯指出: “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盵35](P691)《群眾》周刊不僅專門刊登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生平、國際共產主義重大事件和闡釋馬克思基本原理的文章,還在具體社論中靈活借助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錯誤思想作斗爭,動員廣大群眾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一)運用矛盾論分析問題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挽救民族危亡始終是抗戰時期的主要任務?；趯ι鐣饕艿姆治?中共中央將“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親日派作為主要的敵人”,與他們進行堅決和集中的斗爭。[36](P224)《群眾》周刊根據中央的指示,將抗戰與否作為區分敵我的最主要區別,通過撰寫社論的方式同漢奸、賣國賊的錯誤話語以及統一戰線同盟者中不徹底、錯誤消極的觀點進行斗爭。如《群眾》周刊社論《加強民族抗日力量的團結》點明“只要大家在抗日工作的某一點主張相同,就可以成為我們共同行動”“其他一切問題都是次要的、服從的,不應當將他們同抗日并列”[37]。

面對國內彌漫的悲觀情緒,《群眾》周刊靈活運用矛盾對立統一規律論證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毛澤東在《矛盾論》指出:“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會向著相反方面轉化?！盵38](P327)《群眾》周刊社論在分析中國抗戰所處階段時,提出兩種相反的途徑:一是認清過去的教訓,堅決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把政府和人民結合起來,把軍隊和人民結合起來,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二是在過去軍事的部分失敗中悲觀,選擇妥協和投降。這會帶來兩種結果:一是中國將取得最后勝利;二是中國將整個滅亡。[24]運用矛盾對立統一規律,《群眾》周刊社論闡釋了中國取得抗日戰爭最后勝利的光明前途和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性及與日本抗爭到底的重要意義。

(二)運用發展觀分析問題

全面抗戰爆發以后,為瓦解中國人民的抗戰信心,日軍在所到之處制造了各種慘案。在日本侵略者的打壓下,中國國內彌漫著濃厚的悲觀失望情緒。正如《群眾》周刊所言,現在很多人將軍事上的部分失敗當作全面失敗,只能看到失敗,看不到成績和教訓,到處宣揚“中國就要亡了”“中國急需休息了”“日本是世界第一強國”等消極話語,動搖中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度罕姟分芸\用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觀點,科學分析中國抗戰所處的階段,既看到抗戰軍事的失利,也看到中國抗戰的成績。過去抗戰不是只有失敗,恰恰相反,過去的抗戰證明“中國軍隊戰斗力堅強,將士忠勇,技術巧妙,空軍優異,這使得每一個世界人士都驚起嘆服,中國有獲得抗戰最后勝利的偉大力量”?！度罕姟分芸\用發展觀,科學分析了中國抗戰所處的階段,并堅定取得最后勝利的信心。

此外,面對當時社會中以“中國因沒有工業化而不能實現民主政治”反對民主抗戰的錯誤觀點,《群眾》周刊編輯章漢夫運用馬克思的理論予以駁斥?！豆伯a黨宣言》指出,“在舊社會內部已經形成新社會的因素”[39](P48)。他批判反民主主義者“封建社會政治形態是專制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形態是民主政治”的錯誤觀點。他表示,在“專制制度中也有民主政治的實現可能,而且會促進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要動員全民族參與抗戰,就要“實現民主政治,早日實現民主解放”[18]。

(三)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

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盵40](P104)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41](P511)只有動員廣大群眾團結抗日,才能取得抗日戰爭最后的勝利。

毛澤東指出:“要動員群眾進行戰爭就要滿足群眾需要,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群眾的支持與擁護,將革命當做他們的使命,將革命當做無上光榮的旗幟?！盵38](P136-138)因此,解決廣大群眾迫切的生活需求和建立群眾發聲的渠道是組織他們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中共中央和長江局借助《群眾》周刊進一步擴大影響力,向更多群眾呼吁建立真正代表民眾利益的民眾組織和民意機關,宣傳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防政府等主張。

抗戰初期《群眾》周刊不是簡單機械地引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將其貫穿于社論全文中,以此駁斥錯誤觀點,指導中國抗戰的發展方向?！度罕姟分芸纳缯撐恼乱钥谷站韧鰹楹诵闹黝},通過多種角度論證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以此動員廣大群眾投身抗日救亡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