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五省旱災時期街頭慈善募捐活動
——以北京為中心的考察（1920—1921）

劉佳琳

（鄭州大學 歷史學院， 河南 鄭州 450001）

1920 年華北直、魯、豫、陜、晉五省暴發旱災。該年夏秋，“東起海岱，西達關隴，南至洛陽，北抵京畿，禾苗枯槁，赤地千里；加之蟲雹為患，饑民多達數十萬”。[1]為救濟災民，各種籌賑活動層出不窮，其中包括開展街頭慈善募捐。此類活動多組織勸捐員在相應區域以流動、定點形式沿街勸募，并贈予捐款者紀念章，是提升捐款普及性的大眾慈善形式。以往研究對此情況有所關注，但多在論述部分社會籌賑活動時稍帶涉及。[2-3]尚未將街頭慈善募捐歸為一類功能獨特的籌賑形式。

鑒于目前尚無對近代街頭慈善募捐活動的專文研究，華北五省旱災期間街頭慈善募捐活動空前活躍，其中北京活動影響力最大。本文以此典型案例為研究對象，初步探討近代街頭募捐慈善活動的運作及成效，以期豐富考察近代救災社會化歷程的視角。

一、華北五省旱災時期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開展情況

華北五省旱災時期，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先后舉辦兩次，分別為1920 年12 月18 日旱災紀念日期間；1921 年2 月25 日至27 日全國急募賑款大會期間。兩次活動形式上有街頭流動募捐、定點募捐的差異，均營造街頭慈善氛圍相輔助，整體收效良好。

1.街頭慈善募捐活動形式

華北五省旱災時期，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形式分為流動募捐、定點募捐。1920 年旱災紀念日開展流動募捐，勸捐員主要為北京25 所中高等學校的三千余名學生。[4]各校負責不同城區，如清華學校、高等師范附屬中學等負責南城；外交部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稅務專門學校等負責東城；高等工業學校、萃文中學等負責西北城；交通部郵電學校、燕京大學等負責西城；崇實中學負責北城；潞河中學負責通州。[5]學生結成小組，佩義勇員徽章、攜撲滿和捐款紀念章沿街游行勸捐。募捐結束后，各校統一打破撲滿，捐款送至花旗銀行，并列表記錄撲滿號數和學生姓名，以防疏漏。[6]

1921 年全國急募賑款大會期間采取街頭定點募捐。北京設52 處木制方形集賑柜，有23 所中高等學校約571 名學生定點勸捐，贈予捐款者紀念章。設柜地包括正陽門、崇文門、西安門、地安門等皇城、內外城間交通樞紐；王府井大街、瓷器口、大柵欄口、天橋等繁盛商業地段；青云閣、新世界、廣和樓、第一舞臺等商場、戲園熱門娛樂消費場所；三殿、天壇、中央公園、城南公園等殿宇園林游覽勝地。各校負責不同地點，如北京大學負責前門、地安門、天和園，燕京大學負責東西車站、大柵欄口、華樂園。每日每處學生分成三組交接，最后一組等候學界委員會會計股人員收取捐款。[7]

兩次街頭募捐形式設計均考慮秩序、效率兼顧。例如，都贈予捐款者紀念章，既是表彰善舉，也作“免他組再捐標識”。[8]提高募捐效率、避免阻人行路。此外，均重視募捐地點規劃。旱災紀念日各校就近負責不同城區，防止人員聚集的同時擴張街頭募捐覆蓋面。

2.街頭慈善募捐活動輔助措施

該時期北京舉辦街頭慈善募捐活動的過程中，以散發廣告傳單、懸掛旗幟標語、組織游行等輔助措施，充分營造城市街頭公共空間慈善氛圍。在宣傳材料應用方面，旱災紀念日在正陽橋搭建彩色電燈牌樓。[9]很多大道、銀行或大商店的柜臺上都貼著女學生畫的彩色廣告。募捐各校備有傳單廣告等宣傳材料，使市民了解災區苦況。[10]全國急募賑款大會中，正陽門上貼五彩紙花所制“全國急募賑款大會”八字，正陽橋懸掛“救濟災民人各有責”等語。[11]街頭集賑柜處懸掛廣告、旗幟，旗幟上有“救人、救命、救災、同情、慈悲等足以刺激人類神經之語”[12]，以激發市民善念。

在組織街頭游行方面。旱災紀念日有汽車游行，平安、燕京、中央等車行的二十多輛義務汽車，先后載著海軍部的軍樂隊表演、育英中學童子軍散發傳單[13]，頗引起市民注意。全國急募賑款大會中，“有佛教賑災會暨災民小兒收容所六百余人，自彰儀門出發至東城各大街列隊游行，并有災民攝影令眾觀看”。[14]起到喚起市民樂捐之心的作用。

開展游覽大會與街頭慈善募捐密切結合。1921 年2月25至27日，三殿、午門歷史博物館、中央公園、天壇、先農壇均向市民開放游覽。中央公園、天壇、先農壇有音樂表演、武術表演、飛機巡游、足球比賽等義演義賽活動，又召集各商陳設古玩字畫展覽義賣。[15]午門歷史博物館陳列碑鼎、李國楨盔甲、清世宗上諭以供參觀。各游覽場之外設集賑柜，有學生勸募，游人進門前須略略解囊。[16]游覽會的開展帶動游人街頭往來流動，輔以景點門外勸募，增加臨時收入的款項。

3.街頭募捐服務情況及市民反響

參與街頭慈善募捐服務的學生多態度熱情，市民反響踴躍。旱災紀念日中學生表現勇敢。遇到坐洋車、坐馬車的，就招手請停；遇到坐汽車的，就持旗“在路心站著，向他們招展”。遇到不肯捐款的就多問幾聲，“激發那被問者的天良，就多好些捐款”。[17]至全國急募賑款大會期間，學生服務情形較前次更踴躍。[18]均各盡所能，服務社會。

街頭募捐中勞苦大眾慷慨解囊的情形，成為捐款普及性的縮影。有學生稱自己在街上向坐車的富人勸捐，對方兩眼一翻，不理不睬，反倒是“那騾車夫還自愿趕過來，捐了兩個銅元”。向大商家勸捐，只收得一兩個銅元，而“賣報底童子，還出四個銅子，學徒的也捐了一個銀元”。[19]

旱災紀念日當日所收捐款共計八千五百零一元一角一分，其中有七千多元是街頭募捐所得。送到花旗銀行的捐款里有大量銅元，致使十名職員苦點三日，“可見中下階級的少數捐款很多”。[20]全國急募賑款大會中，僅北京一地，便得捐款八十余萬。[21]雖暫未發現對街頭募捐所得的具體統計，但就“天橋各處踴躍如街前，來往如織，胸前各佩紀念章”[22]的情形，可知街頭募捐作用頗大，實現了引起社會大眾注意旱災、調動廣泛捐助的目的。

二、華北五省旱災時期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舉辦條件

1.官賑、義賑合作共促救災活動開展

華北五省旱災賑災活動中，由于北京政府財政困難、備荒體制廢弛、中央政府無力調動地方資源等問題，“官方的資源調動常捉襟見肘，只能更多依賴體制外力量來投入救災”。[23]自1920 年9 月全國性救災活動逐步開展，各類義賑團體紛紛成立，部分于10 月合組為北京國際統一救災總會以協調各方、補助官賑。在官義合作探索社會資源動員途徑的過程中，街頭募捐活動被用以面向民眾宣傳救災、提升捐款普及性。

1920 年北京旱災紀念日街頭募捐活動在義賑力量主導下促成。該年冬季，北京青年會提出舉辦旱災紀念日街頭募捐活動，改變捐款者“偏于有錢階級和知識階級”的情況，使捐款活動能覆蓋社會各界?；顒咏挥杀本┗浇虒W校事業聯合會承辦，并與北京國際統一救災總會合作，以其名義行事，賑款交其散放。北京基督教學校事業聯合會干事吳耀宗任活動委辦長，總事務所設在青年會，參與街頭募捐各校自設事務分所。[24]政府尚未主導街頭募捐活動主要環節。

1921 年全國急募賑款大會期間，北京街頭募捐活動受政府與義賑團體聯合支持的特點更突出。全國急募賑款大會是北京國際統一救災總會發起的春賑籌款活動。國務院通知各部處，“通令京內所屬各人員協助”。[25]35-36北京于2 月4 日成立全國急募賑款大會學界委員會，教育總長范源濂、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任正副委員長，事務所設在教育部。[26]組織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為其籌賑措施之一。學界委員會曾召集勸捐員至教育部開會，談論街頭募捐具體事項。[27]教育部主導街頭慈善募捐活動籌劃，可見政府對此較重視。

2.青年學生群體構成街頭慈善募捐核心力量

華北五省旱災暴發于五四運動次年，此時北京有受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影響較深的青年學生群體。他們有較強的國民身份意識、社會責任感，對救災活動參與積極，構成街頭募捐的核心力量。

在部分北京學生看來，華北旱災同此前五四運動中備受重視的山東問題一樣，是關乎中國存亡的大事。[28]參與救災也是承擔救亡責任。學生要拿出“五四”“六三”的精神，來做社會服務事業救濟災民。北京學生聯合會已于9月組織旱災調查團奔赴災區。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附屬中學等校師生也已經組建賑災委員會、籌備會等團體。除校內募捐外，以籌辦學藝會、演劇活動等方式面向社會籌賑。街頭勸捐形式簡單、任務不繁重，易于吸引更多學生參與。

除去熱心救災的態度，學生的社會活動參與能力是擔任勸捐員的基礎。五四運動以來，北京屢見學生游行、演說、散發傳單，參與街頭政治活動。例如，旱災紀念日籌辦期恰逢日本借口“琿春事件”侵略東北，大量學生在北京街頭為此奔走呼吁。北京高師學生于前門大街演講，千余名東三省學生組織游行大會散放傳單。參與街頭政治重在喚起民眾關注國事，這也是目前救災活動切實所需，二者經驗相通。

3.北京城市發展為街頭慈善募捐奠定基礎

街頭慈善募捐活動與城市發展相伴而生。近代以來，北京從封建都城逐漸轉變為滿足市民生活所需的都市。尤其在民國成立后，北洋政府對于北京城進行了一系列市政建設，拆除部分城墻，打破城市交通的阻隔；修繕道路，方便市民出行等?；A設施的完善為街頭慈善募捐奠定物質條件基礎，且在城市經濟發展促進街頭市民生活、經濟活動繁榮的情況下，以人流帶動經濟效應，為街頭慈善募捐的成效和影響力提供保障。

北京警政伴隨城市發展日益完善。京師警察廳維持街頭公共空間秩序，行使治安、市政職能，規范街頭慈善募捐活動。京師警察廳影響募捐方案制定，1920 年旱災紀念日正值寒冬，該年北京周邊受直皖戰事、旱災襲擾，冬季有潰兵、游民滋擾的風險。[29]由于政府警惕于“五四”以來激進的學生運動，此類措施的制定有收緊學生課余活動管理之意，但客觀上也降低了募捐活動滋生事端的隱患。

三、華北五省旱災時期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的局限性及意義

1.局限性

此時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尚有欠缺。問題之一為管理措施亟待完善。首先，對于規范條例執行不嚴格，如旱災紀念日中警察廳為維持秩序，規定學生不能入鋪戶，但實際不乏入鋪戶勸捐記述。[30]其次，對突發事件反應遲緩。全國急募賑款大會有學生勸捐時被護兵毆傷，事發現場秩序大亂。[31]巡警應對遲緩，待護兵離開，才尾隨上報。[32]由于活動監管存在疏漏，甚至發生借賑災名義行騙之事。有小團體籌錢換得大量紀念章，借口募捐在京畿行騙。[33]街頭募捐活動形式簡單、易于操作，但因監管有不及之處，反倒成為不法分子便于模仿的對象。

另一問題在于，街頭募捐活動形式本身不可控因素較多，影響捐款預期。一方面，活動多處露天室外，易受外部環境影響。華北平原春冬沙塵暴多發，旱災紀念日午后，“黃風蔽天，塵沙滿目”[34]，全國急募款大會也有一日“大風忽起，塵沙滿空”，街上行人驟減，影響募捐效果。[35]另一方面，募捐對象隨機性較大，不能保證捐款意愿，影響募捐效率。學生記述中也可見到處奔波卻收效微薄的情形，如沿街住戶以“不是老爺上衙門，就是太太睡覺”的理由推脫，去到的店鋪又稱掌柜出門或生意不好，態度不積極。[36]

2.慈善意義

華北五省旱災時期，北京街頭募捐活動是效仿西方新穎慈善形式的可貴嘗試。

街頭募捐日起源于美國，伴隨著20 世紀美國大眾慈善業的發展而繁盛。作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生海外志愿傳教運動”中建立的青年布道團體，北京青年會注重服務社會以傳播宗教福音，較關注慈善公益活動，又與西方社會聯系密切。因此，能提議開展北京旱災紀念日，把新穎慈善活動引入中國。全國急募賑款大會期間的北京街頭募捐活動，美國報刊也以街頭募捐日之稱相報道。[37]可見具有經驗上的承續性。二者既吸收西方慈善活動經驗，又基于國內實情靈活變通，成為各地效仿的典范。

北京旱災紀念日結束后，北京青年會向多地傳授此類活動組織經驗。全國急募賑款大會期間，學界委員會致電各省倡議學界參與社會募捐，北京街頭募捐活動成為多地參考方案。開封、太原、蘇州、漢口、杭州、福州等處，“見有無數學生在通衢大道中，攔截行人，強迫捐款，給以小徽章作急募紀念”。[25]36街頭募捐活動不僅聯合群力補助華北賑款，也在日后社會募捐活動中得以沿用，具有豐富大眾慈善活動形式的意義。

3.教育意義

華北五省旱災時期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實際上也是具有教育意義的社會實踐活動。社會服務過程中，學生增進了對善舉的理解，體會到當本著人與人互助相愛的原則，排除名譽心、自利心行善。[38]有人發覺政府職能缺位、部分官僚富戶麻木不仁，意識到災民之苦也是人禍使然，為此學生要“積極的方面建設”。[39]對社會問題和自身責任進行了深刻反思。街頭慈善募捐活動鍛煉了學生社會服務能力，向社會展示了學生群體身體力行、艱苦耐勞的一面，獲得了“開社會服務與慈善之新紀元”的高度評價。[40]

由于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為學界主要負責，出于新知識群體啟迪民智的熱情，活動目的超出籌款救災本身，意在普及捐款的同時，“使知互助的重要，助長同情心和慈善心”。[41]“使出捐者發生國人休戚相關之同情?！盵42]面向大眾進行道德教育、公民教育。

街頭募捐活動將捐款救災與踐行同胞互助、承擔國民責任相連。例如，旱災紀念日捐款紀念章印有一人肩負五色旗前行的剪影[43]，暗示助賑是承擔國民責任。全國急募賑款大會學生攜帶的旗幟上，有勸說捐錢救人、博施濟眾，貼合一般民眾心理的樸素標語。如“施錢的比受錢的更為有?！?，以傳統福報觀念相鼓勵。[44]在“雖人力車夫亦捐銅圓數枚換取小徽章以為榮”[25]36的濃厚慈善氛圍中，完成引導市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成功實踐。

四、結語

綜上所述，華北五省旱災時期北京街頭募捐活動內涵豐富，有慈善活動、學生社會服務活動、國民教育活動等多重性質。原因在于，近代救災社會化趨勢與新興社會力量的成長相伴而生?！白鳛橐环N社會性的集體身份，中國近代學生身份的構建從一開始就打上了民族救亡的烙印”[45]，重大災情威脅華北社會的危急關頭，青年學生作為一支連結精英與大眾的社會力量，憑借自身深入群眾的意識和宣傳呼吁的能力，進一步動員社會大眾為公共事務出力。并基于新知識群體“開民智”的熱情，使該活動超出慈善目的本身，展現出國民教育的色彩。

而這一切依托街頭空間進行，則主要由于“新興的近代慈善事業實際上是近代城市慈善事業，是以近代城市的興起為依托、為載體的”。[46]街道是近代城市的動脈，市民日常生活、經濟活動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間，“任何事件發生在街頭都會造成比其他地方更為轟動的效應”。[47]因此，街頭不僅能作為近代社會改良、政治宣傳的理想區域，也可開展面向廣泛社會群體的慈善宣傳，達到聯合群力、集腋成裘的效果。華北五省旱災時期北京街頭慈善募捐活動，不僅證明伴隨近代城市的發展，城市公共空間能夠容納日益豐富的社會活動所需，也是近代救災社會化過程中豐富慈善形式、匯聚大眾力量的創舉，促使本次救災活動呈現出“平民慈善運動”的樣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