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糧食保管制度的確立與實踐

任 仟

（北京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北京 100032）

糧食是維持人生命的重要物資，其與土地政策、農業政策相關，更與國家政治經濟形勢有著密切的聯系。為應對可能到來的危機與災害，積谷備荒成為歷代政府糧食保管的重要工作?！凹Z食保管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把糧食的生理活動限制在最小范圍，又要使它們不受害蟲和微生物的侵蝕?！盵1]糧食保管涉及技術與制度兩方面的要素。

當代史領域，學界對糧食保管的討論主要是在糧食政策之下。[2-4]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聚焦河北省赤城縣，考察新中國成立前后糧食管理制度的確立與實踐。新中國成立之初，各地糧食生產亟待恢復，頻繁的自然災害為糧食產量的提高增加了難度，基層政府如何管理有限的糧食滿足民眾日常生活之需？這是本文想要討論的問題。

一、糧食保管制度的緣起

1.積谷傳統

赤城居民早有積谷備荒的傳統。歷代民間糧儲主要有地上、地下兩種方法。地下倉儲，即挖掘地坑，將糧食烘干后鋪上草密封儲存。地上倉儲主要是圍糧，由柳條加上黃泥塑形，倉房形狀如圓錐。[5]295糧倉有民眾自管與政府經營兩種形式。清代，赤城就有社倉、義倉。社倉又稱常平倉，為民辦、民管，多為地方富戶或一般農民自愿捐供，將剩余的糧食儲存于倉內，待到青黃不接之時貸給無糧戶。義倉是地方官府以勸捐的形式，每半年積儲一次，以備賑濟。同治年間的赤城縣志記載，赤城有赤城倉、獨石口倉、鎮安倉、云州倉、馬營倉、鎮寧倉、龍門所倉、滴水崖倉、常平倉、社倉、義倉十一種倉儲，這些倉儲多是按行政區劃設立。積谷數量最多的地區是獨石口和龍門所，各存谷870 石。赤城縣城存谷數量略少于獨石口和龍門所，有800 石。[6]

1931 年察哈爾省民政廳擬定《各縣建倉積谷辦法》，要求各縣積谷倉要按所在地更名為縣倉、區倉、鄉倉、鎮倉，不再使用原先的社倉、義倉等名稱。沒有設倉之縣則要借用當地的公共廟宇或房舍以充當倉庫，由地方財政支出。還規定了不同地區倉庫的積谷數目要求，自1931 年秋后起，縣倉暫定為500 石，區倉為300 石，鄉鎮各倉積谷數量則以戶數為準，一戶積谷1 石。管理人員除各地行政領導負責外，還交由地方推舉的3 至5 名士紳協助。[7]至1937 年察哈爾省政府統計，赤城共有124 座倉儲，積累谷物28 017 石，其中龍關縣的倉儲占106 處，糧食23 674 石。[5]295

1937 年8 月，日軍占領張家口，9 月宣布成立察南自治政府，繼續建設糧倉，擬定“一村一倉”制，使得糧倉體制更加深入基層。1939 年9 月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于張家口成立，從事糧食工作的行業皆被政府統制，皆由三井、三菱、大蒙公司等商行承辦。[8]面對日軍的掃蕩，1941 年9 月10 日中共平北地委要求赤城、龍關抗日根據地做好充分準備，采取堅壁清野的策略，決不讓敵人找到糧食和其他物資，使其難以維持掃蕩。[9]

2.支前需要

1945 年10 月4 日至14 日，中國共產黨先后解放了龍關、赤城二縣。赤城的市場逐漸恢復繁榮，縣城內有90 多家大小商店，200 余個攤販，沙城、宣化等地的工業品經此地運至壩外，壩外的糧食經該地南下。[10]僅一年多的時間，國民黨就占領了兩縣。為等待重新解放的時機，中共不斷對赤城周邊進行打擊，形成了合圍之勢，于1947 年初成立察東地委、察東專區，將赤城以縣城為界，分為赤南、赤北兩縣。[11]在解放軍和地方武裝的配合下，1948 年4 月6 日相繼收復赤城、龍關以東地區。[12]

赤城解放后不久，縣委提出“發展生產、支援前線”的號召，要求全縣做到生產、支前兩不誤。為來往部隊駐防、食宿提供便利，赤城縣共設立了30 個兵站。平津戰役開始后，赤城縣組織了7 680 人參加擔架團，由縣委書記任富和其他黨政干部帶隊，參加了懷來、延慶、沙城等地的戰斗。還有2 000 多名青壯年參軍，補充了冀熱察軍區的兵力。[13]3751948 年赤城縣的全部勞動力有218 888 人，其中19 710 人出戰勤，90%以上男性勞動力走上了戰場。留在縣城內外的只有婦女、兒童、老人，他們成為留守家鄉“發展生產”的主體。

勞動力不足造成生產力下降，張家口地區戰前糧食最高產量每畝平均7.39 市斗，1948 年平均畝產量降低至6.32 市斗，總產量比戰前最高水平下降了19.32%。[14]1948 年赤城全縣96%的村莊嚴重缺糧。在口糧難以保證的情況下，赤城縣積極支援前線，組織了3 500 輛大車，5 000 頭牲口，運送參戰民工2 332 人，向前線輸送糧食45 萬斤。這一時期，察哈爾省各專區、各縣男女老少都參與了轉運糧食，他們日夜兼程、風雨無阻地將滿載糧草的馬車、小車、手推車運向前方。[15]

3.應對災荒

1949 年春，察南、察北、南口三區遭遇旱災。4 月初，南口地委統計，全區有災民十幾萬人，其中斷糧者萬余人。[16]6龍關縣全縣災民占總人口的30%以上，整勞力不足20%，牲畜不足2 500 頭。柳溝村沒有一張耬，三分之二的農戶沒有鐵鍬或鎬頭等農具。

赤城縣政府提出開展抗旱播種運動，希望民眾以樂觀向上的熱情從事生產。察南地委針對全區白茬地占耕地總面積的75%，荒地達19 萬多畝的情況，向農民宣傳“誰種誰收誰負擔誰耕地”的政策[17]，動員各級黨政干部參加春耕，幫助農民耕地。4 月30 日起下雨，赤城二、三、四、五區的部分，民眾進行突擊播種，至5 月4 日已播種65 000 畝。四區獨石口的5 個村莊，組織了32 個撥工突擊組，兩天內種地2 113 畝。五區共種地22 000 畝。未下雨的13 個村也進行了突擊播種。[18]黑白河兩岸的31個村莊，新開辟了941 畝稻田。[19]至5 月全縣大部地區完成了播種任務，共消滅白茬地300 多萬畝，開墾荒地5 萬余畝。[16]7-8

農業生產朝著向好的方向發展被6 月至9 月水害和冰雹災害中斷。[20]12災荒的反復使赤城縣政府考慮其他發展生產的方式。赤城縣政府組織民眾以工代賑。政府認為，只要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便可戰勝任何困難?？h委提出“積極生產，厲行節約，咬緊牙關，克服困難。做到既能維持生活，又能搞好不荒一畝不死一個人”。赤城縣組織了90 多個合作社，318 個貿易小組，組織婦女參加生產，開展小作坊、榨油、米面加工、收購藥材、跑運銷、搞編織等活動，共掙回小米300 萬斤。[13]378察北地區寶源（后稱沽源縣）等縣的民眾，將草原上產的大青鹽拉到赤城等地換回布匹或其他工業品[21]，縣域之間的經濟往來頻繁，城鄉物資交流逐漸恢復。

二、糧食保管制度的設計

1.組織架構

早在1949 年6 月，察哈爾省察南專區便成立了察哈爾省糧食局沙城區糧庫。1949 年8 月，華北多地解放，華北人民政府認為，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需改變公糧分散保管的辦法，應集中保管糧食。由于戰爭局勢所限，糧食管理工作始終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導致全區糧食情況不能及時掌握，糧食保管和運輸存在很大浪費。鑒于此，華北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充分利用現有的鐵道水運交通條件，建立完整的公糧管理機構。在糧食管理層面，設立垂直的領導機構，華北建立糧食總局，各區省建立糧食分局，直轄市設立供應局。各區在水陸交通要地建立大糧庫，稱區糧庫。[22]

察哈爾省的糧庫調整工作在華北區文件下發一個多月開始響應，察省強調平綏鐵路沿線及區庫附近的糧庫，仍歸區庫直接管理，其他各縣根據交通和供應調撥情況打破縣行政區劃設置若干中心分庫，但要盡量設置在靠近縣所在地的地區。根據供給和調運情況，察哈爾地區設置三個區庫，分別為大同區庫、張北區庫、宣化區庫。[23]12 月宣化區庫被稱為察南區庫，下轄8 個中心分庫，赤城縣的中心分庫即為其中之一。[24]察哈爾省政府認為本省地域遼闊，征收糧食范圍分散，糧倉尚未大量修建，多沿用舊有糧倉。為高效、合理地利用糧倉，察哈爾省調整了糧庫的容量。規定區庫容量為1 000 萬斤至1 500 萬斤，分庫糧庫容量為100 萬斤至300萬斤，如果條件特殊數量可再減少，但不得少于60萬斤。各區庫設置正副主任、秘書室、行政股、會計股、經營股。[25]察哈爾省的糧庫架構已經基本搭建起來。12 月27 日，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召開的第一屆全國糧食會議閉幕，會議討論了今后糧食要盡可能集中保存，加強糧食部門機構，建立統一垂直的國家糧庫，統一管理。[26]此后，全國范圍內的糧庫建設工作陸續展開。

2.干部配備

早在1947 年8 月，晉察冀中央局下發文件，提出“各級糧食干部應盡量配備黨員，主要干部更須慎重配備，已轉業的優秀糧食干部應調回糧食部門工作。今后糧食干部要保持相對穩定”。[27]1948年赤城縣負責糧食工作的干部稱為糧秣助理員，因其屬于財糧系統，有時也稱為財糧干部。[28]1949 年10 月，赤城縣已有正式糧庫干部23 人。他們的個人成分有農民、工人、學生、商人、教員，家庭成分有貧農和中農。文化程度最低為初小二年級，最高為縣立師范學校畢業。所有的糧庫干部都有入伍經歷，這與解放區從戰時狀態過渡到和平建設狀態，糧秣工作制度的轉型有關。入伍時間最早的為1945 年9 月，最晚的為1949 年9 月。[29]專業的糧管干部人數不足，有些糧庫直接由村干部管理，1951 年赤城縣內有6 個糧庫委托村干部代管。[30]

華北地區解放之初，組織糧庫的過程也是充實糧管干部的過程。華北人民政府希望將原來參加糧秣工作的干部全部調撥充實糧食干部隊伍，原來從事戰勤部門的干部，調入糧食部門工作，不足之數由各地自行擴充配備。[31]具體而言，糧食干部的增添隨著糧食保管數量的多少而變化。察哈爾政府指出糧庫容量達到60 萬斤，需設置2 名干部，糧食數量每增加40 萬斤干部增設1 人，分庫可依據所轄地區大小、糧庫數量多少增設1 至3 名干部。為培養專業化的糧食干部，避免干部任免的隨意，各級糧庫干部的調動必須經過上級機關的批準，各糧庫主任、區庫股長、糧庫財糧會計的調動都統一于省局掌握，專署、縣不得隨便調動。[32]除專署、縣，現有的糧食干部和支前供應干部全部轉入區庫、分庫外，其他地區糧食干部不足部分由專署、縣政府配備。[33]

具體而言，糧食干部的任用需要達到哪些標準呢？鄧子恢指出，糧食管理機構要配備必要的領導骨干，培養大批新干部，從下而上提拔新干部，要大膽使用和改造舊人才，這幾個方面不可分離。[34]赤城縣的糧庫干部存在著新老、新舊人才結合的特點，糧庫干部中黨員人數不到總人數的一半，其中最早是1945 年入伍的老黨員，最晚是1949 年入伍的新黨員。部分是參加過戰爭的老糧秣，政府發現他們加入新的糧食機構后，對待糧食工作沒有較為固定的標準，主要依靠經驗。察哈爾人民政府為便利計算，統一制定了全區糧食折算的標準[35]，這意味著老糧秣需重新學習糧食的計算方式，不少人出現了逃避情緒，工作效率不高。

3.全民護糧

糧食保管在設計之初就不是政府獨自承擔之事，民眾既是繳納公糧的主體也是保護糧食的主體。解放戰爭時期，為防止國民黨軍隊搶掠公糧，河北地區各村成立公糧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公糧事宜。存糧戶以貧雇農為主，實行分戶或分組存放，四鄰編成保管小組，共同負責。[36]156新政權成立后，察哈爾省政府召開全省糧庫主任會議，提出糧食工作的中心環節是保管工作，強調各地要建立糧食保管委員會，“搞好糧庫所在村的群眾關系，使糧食保管工作成為群眾性的工作”。[37]群眾參與糧食保管并非易事。會議召開前后，察哈爾省在各地糧庫工作中，發現多起干部貪污舞弊和煙民、二流子盜取糧食的事件，公糧損失約3 萬斤。[38]

為加強糧食管理，提高民眾對糧食的認識，糧食保管委員會在多地建立。至1950 年5 月，察哈爾全省有五分之三的糧庫已經建立起公糧保管委員會[39]，其主要工作是安排民兵巡邏，集中看管居住于糧庫附近的危險分子，讓他們夜間集中睡覺。[40]赤城縣糧庫主任郭元培動員糧庫附近村鎮青壯年、民兵，將他們分為巡邏、情報、消防三組。組織各糧庫每月召開四鄰座談會，向群眾進行護倉教育。[41]

除動員全民管糧外，還使用了警犬。1950 年4月河北省公安廳、財政廳發出聯合指示，分散的“代庫”根據需要可飼養警犬1 至3 只。張家口地區的一些糧庫也配備了警犬。[42]有公安廳參與的糧食保衛工作，側面反映了保衛糧庫工作與鎮壓反革命運動相結合，糧食保管工作呈現出政治與經濟結合的特征。到1953 年，糧食部指示，城市糧庫撤銷武裝警衛，由干部工人代替，建立由公安部門參加的群眾性治安組織，農村糧庫干部堅持干部值班，發動四鄰群眾護庫。[36]156糧食保管工作從政治運動中淡化，說明群眾護庫成為常態化工作。

三、糧食保管制度的實踐

1.準備工作

正在察哈爾省內各地秋征工作推進之時，察北地區的鼠疫悄然發生。為防止疫情傳入，1949 年10 月31 日，赤城縣開始在獨石口、大邊、駱駝嵯設置封鎖線。[20]8交通線的中斷有效地扼制了鼠疫的進一步傳播，也影響著糧食入庫的進度。11 月15 日，董必武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宣布京綏鐵路交通恢復。京綏鐵路宣布恢復的第二天，赤城縣的防疫封鎖也隨之結束，11 月16 日，赤城縣各區的糧食入庫工作繼續開展。糧食入庫前，赤城縣糧庫已經進行了準備。

察省要求糧庫干部應按分工在掌管全局的主任之下，按照任務大小設置維持秩序組1 至2 人，他們的工作為指揮送糧人畜車輛，登記各村村名、人數、車輛數、口袋數、負責人等，憑村征委會介紹信發給牌號，按照牌號排列。還要設置1 秤1 人的檢查糧質組，負責檢查糧食質量。過秤組，1 桿秤設置3人，1 人掌秤，2 人劃碼?？磦}組，1 倉2 人，1 人在倉內檢查糧質，1 人在門口指揮倒糧，在倉房門口收空口袋。會計組，協同劃碼人算賬開收據，根據秤的數量確定人數，一般1 至2 人。如果遇到收糧任務特大者，還要設置1 人專門招待指揮，介紹住宿，如果任務較小，可以由維持秩序組兼辦。此外，還要設置1 人專門收拾收糧時遺落灑在地面上的土糧，隨撒隨收，以免損失。糧庫收糧時主要的工作是檢查糧質和過秤。赤城縣在糧食秋征入庫前，進行了組織干部、準備用具、兌秤、設立招待所、制定各村交糧時間表、檢查倉房等工作。

2.糧食入庫

1949 年11 月16 日至12 月10 日，赤城全縣征收任務基本完成。征收的糧食包括土地種植收獲的糧食，還有村民從事其他副業賺回的糧食。征收后糧食入庫的主要環節是檢查糧食質量。糧食入庫前，群眾應將繳納的公糧曬干、風凈，不準摻沙、水、粗糠。

各地將糧食集中后，由各地征收委員會將米碾碎，統一安排牲畜運至中心分庫。糧庫干部檢查糧食質量，記錄數字，糧食按小組依次過秤，最后以村為單位開具收據。赤城縣臨近的龍關縣，為準備秋征提出“壞米自己吃，好米交公糧”。龍關縣的秋征數字在11 月11 日至12 日布置到村，各村先經村代表會討論，再經群眾大會、小組討論后實施，城區三分之二的碾子晝夜不停地碾米。周村村民管木將谷子篩了兩遍才碾。[43]1949 年的糧食征收強調糧食質量，要求民眾交新、細、干凈的糧食。在糧庫看來，群眾所交的糧食質量代表著群眾的覺悟高低，交劣質糧意味著落后，交好糧意味著先進。赤城縣一區部分村民用小黃米頂谷糧，還有的民眾在糧食中摻沙子，在莜麥中摻水，糧庫認為這些都是落后分子投機鉆空子的表現。此外，由于糧食入庫的準備工作與預設的步驟過多過細，實際操作中效率不高，群眾交糧速度過慢。[44]說明糧庫接收糧食出現了向標準化過渡的特征。

秋征結束后已進入1950 年，赤城縣又一次陷入災荒之中。春耕之時，1950 年3 月赤城縣召開了生產救災會議，察哈爾政府下撥救災糧25.4 萬公斤。[45]赤城縣中心糧庫開始進行評獎工作總結，總結秋征工作。赤城縣的集中秋征于1949 年12 月10 日結束，但地方糧征收沒有完成。1950 年1 月，赤城縣170個村存在地方糧尾欠情況，2 月時根據實際情況，統計限期繳納者有1 161 戶，糧食35 453 斤，以工代交即以勞力運送貨做工頂交公糧者989 戶，出工5 139 個，折米31 122 斤，占28.8%。免征者1 070戶，糧食計41 603 斤，占38.5%，至3 月，已清理了119 個村的尾欠工作。[46]

3.糧食保存

糧食征收入庫需要適宜的環境進行保管。各地倉房質量不一，有些是借用民眾的房子或寺廟，還有的使用傳統的倉房。傳統的倉房由于戰亂和年久等原因，多破敗不堪。1950 年上半年，察哈爾省修補了3 000 余間倉房并建起86 間新倉。河北糧庫向農民學習通風、墊草等方法護糧，彌補倉庫設備的不足。[47]糧食保管工作需要結合當地的氣候環境進行，還要考慮糧庫的容量，把握留糧數量，每次糧食征收前為新糧準備好足夠的空間。倉庫環境影響著糧食保管的時間和質量。赤城縣龍門所公糧分庫在1950 年加工了一批莜麥，供給地方機關，銷售市場后，至1952 年還剩余部分糧食，因倉儲時間過長，倉房內老鼠蟲子很多，1952 年夏季倉庫內就篩出了5 斤的蟲子。[48]

四、結論

具體而言，國家處于戰爭向建設狀態的轉型時期，全國各地又多受頻繁自然災害的影響，糧食保管制度的運作受到多種環境的影響?？傮w而言，1948 年開始解放區的糧倉設計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新中國成立后區域性的小范圍饑荒，各地政府為受災民眾提供貸糧和救濟糧的行為起到了穩定民心的作用。這也為日后新政權成立，在全國范圍內普遍設置糧食倉儲，完善公糧保管制度提供經驗。

意識形態層面，民眾和干部對糧食的認知逐漸發生變化。檔案中所言，曾經糧食工作是被忽略的，干部常常忽視糧食工作。群眾對待糧食只是為了滿足家庭生計。新中國成立后，以政黨為名的糧食管理體制下，糧食保管工作變得愈發重要，國家占據糧食支配權的比重日益增加，這為1953 年統購統銷政策的出臺做了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