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落戶門檻影響流動人口的創業決策嗎？

譚雅峰

摘 要：戶籍制度作為一項基本的制度安排，不僅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還持續塑造社會經濟發展狀態。中國的戶籍制度由來已久。在這一制度背景下，我國形成了以農民工和畢業大學生為主的龐大流動人口群體?；谥袊斍暗膽艏贫痊F狀，文章借助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年形成的混合橫截面數據，并將其與不同城市的落戶門檻指數相匹配，采用Probit模型實證檢驗了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家庭創業決策的影響。結果顯示，城市落戶門檻每提高一個單位，家庭創業的概率降低5.3%。在變換核心解釋變量、控制出生地特征以及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重新進行估計后，文章的結論依然保持穩健。機制檢驗結果發現，城市落戶門檻降低了社會信任水平，從而抑制了流動人口家庭的創業決策。此外，文章的估計結果還表明，相比低收入家庭和戶主學歷較低的家庭，高收入家庭和戶主學歷較高的家庭更易受到城市落戶門檻的影響。文章的研究豐富了有關創業影響因素的文獻，所得到的結論有助于各級政府科學把握戶籍改革的方向以及激發地區創業活力的著力點。

關鍵詞：戶籍制度 落戶門檻 流動人口 創業

DOI：10.19592/j.cnki.scje.420101

JEL分類號：P25，J10，R11? ?中圖分類號：F063.4，F061.3，F06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 6249（2024）04 - 020 - 15

一、引 言

中國的戶籍制度由來已久。在這一制度背景下，我國形成了以農民工和畢業大學生為主的龐大流動人口群體。國家統計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的數據顯示12020年全國流動人口規模約為3.76億，占當年總人口的26.6%。自中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以來，穩增長、促就業成為經濟發展實現質的轉變的關鍵2。根據DiMaggio（1988）提出的制度創業理論（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個體在所處制度場域內面臨的政治壓力、經濟壓力以及技術壓力等，是其做出創業決策的一個重要動因。就中國而言，一些研究已經從最低工資標準（吳群鋒、蔣為，2016；周廣肅，2017）、社會保障（周廣肅、李力行，2016；祝志勇、王嬡名，2023）等角度出發，對外部制度變革如何影響創業進行了研究，然而，鮮有研究注意到戶籍制度所具有的創業效應。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采用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年的數據，對城市落戶門檻與流動人口創業決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具體而言，本文擬借助各城市的落戶門檻這一指標對戶籍制度進行量化評價，對城市落戶門檻影響流動人口創業的因果效應和作用機制進行檢驗。本文的研究發現，城市落戶門檻顯著抑制了流動人口的創業決策，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形下，城市落戶門檻每提高一個單位，流動人口家庭選擇創業的概率將降低5.3%。本文還發現，高落戶門檻主要通過降低社會信任而抑制了家庭的創業決策。此外，相比低收入家庭和低學歷流動人口，高收入家庭和高學歷流動人口的創業決策更易受到城市落戶門檻的影響。

從已有文獻來看，相關研究更加關注個體特征如何影響流動人口的創業決策，如Ma（2001）、Démureger and Xu（2011）、魏下海等（2016）、周世軍等（2018）、楊曄等（2019）以及李國正等（2021）等。一些研究也從宏觀層面對外部環境所具有的作用進行了分析（Glaeser and Kerr，2009；Ghani et al.，2014；Han and Hare，2013；吳群鋒、蔣為，2016；周廣肅，2017；鄒立凱等，2024；祝志勇、王嬡名，2023）。就戶籍制度如何影響流動人口創業這一研究主題而言，國外雖有研究移民創業的相關理論，但是因其與中國在國家性質和國情方面不同，研究對象和側重點也具有明顯差異，其理論難以貼切解釋中國背景下受戶籍制度約束的流動人口行為。國內的相關研究盡管已經對戶籍制度進行了量化評價，并且關注到這一制度的現實影響，例如吳開亞等（2010）和張吉鵬、盧沖（2019）結合不同城市的落戶政策對其落戶門檻進行了量化評價，曲兆鵬、郭四維（2017）則對不同類型戶籍群體（城鎮戶籍和農村戶籍）的創業差異進行了檢驗，但直接檢驗城市落戶門檻影響流動人口創業的文獻仍相對較少。

從研究內容看，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首先，如前所述，盡管一些文獻從最低工資標準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角度出發，采用微觀數據檢驗了這些政策的創業效應，但是，這些文獻并沒有注意到落戶門檻對創業的影響，且主要關注某一特定政策或者制度環境對創業的影響，并未充分揭示出個體選擇創業的內在動機。本文則基于制度創業理論構建“生成動因-策略評價-創業結果”的分析框架來解釋戶籍制度下流動人口的創業決策，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不同創業主體的決策形成機制，對現有文獻是一個有益的補充。

其次，從現實的角度看，本文從戶籍制度出發實證檢驗城市落戶門檻對創業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不僅能夠加深我們對戶籍制度改革所具有的經濟意義的理解，也有助于各級政府更加科學地認識戶籍制度的利弊，提升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而這在創業成為帶動社會就業的一個重要機制的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后續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理論分析；第三部分介紹本文使用的模型及數據；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分析和穩健性檢驗；第五部分為拓展分析，主要檢驗城市落戶門檻影響創業的機制和異質性差異；最后為結論和啟示。

二、理論分析

傳統的創業研究基本上基于經濟邏輯或者市場邏輯來解釋社會主體的創業決策，更加強調各種經濟因素對創業活動的決定作用。然而，這一解釋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因此，在對不同經濟資源情況下創業所具有的時空差異進行解釋時遭遇了困境。以Sine and Lee（2009）的研究為例，他們發現在美國風能資源充沛的地區（如得克薩斯州），圍繞風能的創業十分稀少，而這一類創業活動在風能資源較差的加州反而更加活躍。他們對此提出的解釋是環保政策在加州更受重視，而在得克薩斯州則恰好相反，從而使風能的發展在加州極為蓬勃，并進一步促進了創業的發展。

根據制度創業理論（DiMaggio，1988），與制度環境相關的規范性因素以及文化認知因素是驅動創業決策形成的外部動因。也就是說，制度環境促使身處其中的個體或組織對創業的成本和收益進行策略性評價，據此確定創業決策。具體到本文，在戶籍制度的約束下，擁有本地戶口的居民可以享受各類福利政策如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服務，而流動人口卻不能享受到與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除此之外，戶籍制度同時也劃分了不同群體的特定身份，導致社會分層機制的形成和勞動力市場歧視的產生。對于流動人口而言，其跨區域流動的目的是通過進入流入地勞動力市場而使收益最大化，如果我們將就業和創業視為勞動力市場上兩種不同的工作形態，那么，與戶籍政策相關的各類因素很有可能會改變個體在就業和創業之間的選擇。也就是說，戶籍制度所蘊含的規范性因素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認知因素，很有可能會影響個體的創業決策。

首先，一個城市戶籍制度的寬嚴往往伴隨著對流動人口教育、醫療等各項服務的限制，并由此將其與本地居民分割開來，在無形中深化了本地戶籍居民與非戶籍人口之間的差異，降低了流動人口的社會信任感。同時，戶籍制度在不同群體間所帶來的公共服務非均等化，不僅會導致流動人口相對剝奪感感知增強，也會加劇不同個體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由此降低流動人口的社會信任感。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已經發現社會信任對創業存在不可忽視的影響（Kwon and Arenius，2010），這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解釋。第一，個體選擇創業活動的過程也是控制風險、減少不確定性的過程（Knight，1921）。社會信任感更強的個體更愿意相信在創業過程中能獲得外界的支持，從而降低對創業難度的預期值，形成積極的創業態度（周廣肅，2017）。第二，對流動人口而言，社會信任既反映了他們對流入地其他主體的信任感，也展現了他們在當地的融入情況。從創業前期的信息獲取和資金借貸來看，較強的社會信任感能促進流動人口的社交活動和新的社會網絡的構建，從而為創業提供信息渠道和資金來源（胡金焱、張博，2014；Kim and Li，2014）。由于城市落戶難度直接反映了戶籍制度的寬嚴，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城市落戶門檻能夠通過降低流動人口的社會信任感而抑制其創業決策。

其次，由戶籍制度所導致的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在身份上的差異和社會排斥，加劇了社會分層的形成。流動人口進入新的城市，過高的城市落戶門檻會阻礙他們融入流入地的文化和社交圈，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流動人口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滿意工作機會的難度。為此，創業成為流動人口獲取經濟收益并借此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一個選擇。汪和建（2007）指出，在不利的社會環境下個體反而會產生對創業的熱忱。何曉斌、董寅茜（2021）也從創業活動本身的特征出發，指出創業帶來的較高收入，不僅能夠幫助創業者實現經濟地位的提升還能通過階層流動提高他們的社會認同。上述分析說明，戶籍制度帶來的個體對社會分層的感知，對其創業決策的形成存在不可忽視的影響。更具體地說，城市落戶門檻越高，為改變在特定制度環境下的弱勢地位，流動人口群體選擇創業的動機更強。

上述理論分析表明，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的創業決策存在不可忽視的影響，而社會信任和社會分層則是其中兩個可能的機制變量，本文后續也將據此對城市落戶門檻影響創業的內在渠道進行檢驗。

三、模型和數據

（一）實證模型

由于創業通常是家庭成員共同的經濟決策（周廣肅，2017），故我們從家庭層面出發考察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家庭創業的影響，具體的實證模型設定如下：

[entreijt=α0+α1htjt+βX+θW+δZ+μijt]? ? ? ? ? ? ? ? ? （1）

其中[entreijt]表示個體[i]在城市[j]中[t]時刻的創業決策，如果[entreijt=1]則表示流動人口家庭選擇了創業，否則沒有創業。[htjt]表示城市[j]在[t]時刻的落戶門檻指數，[X]表示可觀測 的個體特征，[W]和[Z]分別表示家庭和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具體內容將在后文進行介紹，[μijt]為隨機誤差項，假定其服從標準正態分布。

由于被解釋變量[entreijt]為一個0-1變量，因此模型（1）實際上是一個離散選擇模型。根據這一類模型的設定假設，如果隨機誤差項[μijt]服從標準正態分布，則對應一個Probit模型，此時個體[i]選擇創業的概率可以寫為

[Prentreijt=1htjt，X，W，Z=Φ（α0+α1htjt+βX+θW+δZ）]? ? ? （2）

[Φ（?）]表示標準正態分布的累積分布函數。以此為基礎，城市[j]的落戶門檻影響個體選擇創業的邊際效應為

[?（?）]表示標準正態分布的密度函數。（3）式所衡量的邊際效應是我們關心的結果，衡量了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城市[j]的落戶門檻變化一個單位時對個體選擇創業的概率所產生的影響。

（二）數據

本文的個體和家庭層面數據來源于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數據庫（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CLDS的調查覆蓋了全國 29 個?。ㄊ?、自治區）（除港澳臺、西藏和海南），內容涵蓋教育、工作、遷移、健康、社會參與、經濟活動、基層組織等議題，本文采用的是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年合并形成的混合橫截面數據。

本文使用的落戶門檻數據來源于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公共經濟行為研究平臺和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聯合公布的中國城市落戶門檻指數，對該指數的具體介紹參見張吉鵬、盧沖（2019）。最后，本文在實證過程中也控制了地級市（市轄區）層面的變量，除房價數據來源于克而瑞（CRIC）數據庫之外，其他數據均來源于相關年份的城市統計年鑒。

（三）變量

1.被解釋變量：家庭創業決策

本文關心的是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創業決策的影響。我們以CLDS的個體數據為基礎，只保留離開戶籍地超過半年以上的人口以及年齡在16—65歲之間的個體，并剔除了仍在求學的觀測對象，在經過上述處理后，本文最終篩選出3年5307個流動個體。我們以 CLDS 調查問卷中“對本人職業類型的自我判定”這一問題為依據，根據研究需要將其重新編碼，將“雇員”和“務農”賦值為0，將“雇主”和“自雇”賦值為1，其他值做缺失處理并重新編碼，由此得到二值虛擬變量。事實上，創業更多的是家庭層面的決策而非個體層面，創業初期創業者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及時間資源，而此類資源通常由家庭提供，真正白手起家的創業者少之又少。此外，創業過程中勞動力是不可缺少的關鍵要素，家庭成員又往往是勞動力的重要來源之一。因此，本文將只要有一個家庭成員選擇創業的家庭視為創業家庭。經初步統計我們發現1946個家庭樣本中，25.64%的家庭選擇創業。

2.核心解釋變量：城市落戶門檻

城市落戶門檻衡量了地區戶籍政策的寬嚴程度，高落戶門檻對應更加嚴格的落戶政策。目前，各地的落戶政策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條件準入落戶制，另一類是積分落戶制，前者廣泛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具體包括普通就業、購房落戶和人才引進等方式，后者僅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推廣，屬于新興的落戶政策。研究中，對城市落戶門檻的量化方法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采用代理變量，比如用戶籍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來表示“戶籍率”（鄒一南、李愛民，2013），或者直接計算城市流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等（陸萬軍、張彬斌，2016）。第二種方法是從戶籍制度入手，考慮制度改革次數、改革性質等，并以此來衡量戶籍政策的寬嚴程度（孫文凱等，2011）。最后一種方法是根據各城市原始的戶籍政策文件構建落戶門檻指標，一般的過程如下：首先對原始文件中的信息進行標準化處理并構建數據庫，接著按城市級別構建具體的落戶門檻指標。綜合來看，由各城市原始戶籍文件構建出的落戶門檻指標在反映戶籍管理松緊上更加直觀準確，而代理變量則可能存在較大的誤差，因此，本文選擇城市落戶門檻指標作為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采用的落戶門檻指數來源于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公共經濟行為研究平臺和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聯合公布的戶籍改革與移民研究項目資料。該項目收集并整理了中國地級市在2000—2017年間的全部戶籍政策文件，構造出了中國120個城市的落戶門檻指數。該落戶門檻指數采用了三種不同的方法進行計算，即熵值法、等權重法、投影尋蹤法。本文主要采用投影尋蹤法計算出的指數來量化各城市的落戶門檻。該指數越大，表示城市落戶門檻越高。我們將其與CLDS三年的數據進行匹配后，最終得到一個包含了103個城市的樣本，部分城市的落戶門檻指數見表1。

3.控制變量

本文還控制了個體、家庭以及地區三個層面的變量，其中個體層面除了人口統計學特征如性別、年齡、政治面貌等變量之外，我們還參考已有文獻（胡金焱、張博，2014；魏下海等，2016；楊曄等，2019），控制了個體在流入地的社會網絡及方言技能兩個變量。首先，網絡嵌入理論認為，人們的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而社會結構的核心就是人們所處的生活網絡（Granovetter，1985），個體所具有的社會網絡關系對其創業行為存在深刻的影響。其次，語言也是一種人力資本，能講或熟練使用流入地的方言會減少流動人口的溝通成本，促進個體間交流，從而影響個體的創業決策。家庭層面的變量包括家庭規模、家庭房產數量、土地面積、家庭總收入，其中家庭總收入由家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求和得出，該變量反映了家庭可使用的資金量。地區層面的變量包括流入地的人均GDP、人均病床數、人口規模、政府公共支出和房價。相關變量的定義及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本估計結果

表3報告了模型（2）的估計結果。第（1）列是模型未加入任何其他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第（2）列到第（4）列則逐步加入了戶主、家庭和城市層面的控制變量。為保證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所有回歸采用的均是在城市層面聚類調整后的標準誤?？紤]到地區層面和時間層面的不可觀測因素對當地流動人口的影響，本文還控制了城市固定效應及時間固定效應，以探尋城市落戶門檻與流動人口家庭創業決策的關系。在表3中，本文給出了城市落戶門檻影響流動人口創業的邊際效應，對應方括號中的數字。

從表3的第（1）列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在不控制任何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城市落戶門檻的回歸系數為-0.08，邊際效應為-2.5%，并且該結果在10%的水平上顯著。隨后，本文逐步控制戶主、家庭和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回歸結果分別對應表3的第（2）列到第（4）列。從第（4）列的估計結果中可以得出，給定其他條件不變，城市落戶門檻每提高一個單位，流動人口家庭在該城市創業的概率就降低5.3% 。對上述結果進行橫向對比，結果顯示，在納入戶主、家庭、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后，原估計結果的偏誤得到糾正，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模型的內生性問題。

以上四個模型的回歸結果較為一致地表明，城市落戶門檻越高，流動人口家庭的創業概率越低，并且該結果是較為穩健的。對于這一負向關系，我們的解釋如下：城市落戶門檻越高，意味著在該城市落戶的難度越大，流動人口越不容易獲得該城市的戶籍。一方面，流動人口難以在該城市立足，未來的定居意愿隨之減弱，在該城市更多是暫時停留，因而不具備長久經營某一生意的動機，所以創業的概率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戶籍歧視的存在，流動人口居住、生活、借貸的隱性成本較本地居民高，創業難度更大，這些都使得流動人口對創業的顧慮度增加，也會抑制其創業選擇。

除此之外，各層面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方向都與直覺較為一致。從婚姻狀況來看，已婚的戶主家庭更有可能選擇創業，這可能與創業成本有關，首先，已婚家庭夫妻二人和成年子女可以共同參與創業活動，減少對勞動力的雇傭成本；其次，建立在家庭血緣上的創業活動有更可靠的信任關系，潛在的創業成本更低。年齡方面，戶主的年齡與家庭創業呈正相關關系，而年齡的平方與家庭創業則呈負相關關系，并且二者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偟膩砜?，戶主年齡與家庭創業傾向之間的關聯呈現倒“U”型特征，這表明在一定范圍內，戶主年齡與家庭創業概率存在正相關，但是這種促進作用會隨著戶主年齡的增大而呈現邊際遞減傾向。這一方面與創業活動的特征有關，事實上，創業是更具風險的就業行為，創業的初期需要創業者投入大量資金和時間，而步入青壯年時期的勞動者更有精力和實力從事創業活動；另一方面與勞動者個體有關，隨著戶主年齡增大，大部分人的行業認知和社會觀念方面會逐步落后于時代，創業難度攀升。除此之外，年老的戶主更可能患病，增加家庭在醫療方面的開支，家庭成員也會在照顧病人方面耗費更多的精力，進一步阻礙家庭進行創業。性別方面，相較于女性，戶主為男性的家庭選擇創業的概率會更高。這可能是因為男性從事創業活動的顧慮更少，而女性在較長的創業周期中會面臨生育問題等，另外也可能是由于社會對男女期望不同，導致男性更多地進入勞動力市場而非家庭內部。在政治身份方面，黨員的創業傾向更低，首先，這主要是因

為擁有黨員身份的人一般都會選擇進入政府部門、事業單位或國有企業進行工作，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對他們而言，創業反而是更加不利的選擇；其次，選擇入黨的勞動者一般都具有更低的風險偏好，更期望擁有穩定的工作，所以這一人群的創業傾向更低。戶主的受教育年限與家庭創業決策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創業意愿越低。通常情況下，隨著學歷的提高，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增加，這一過程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高學歷人才在市場上會更有競爭力，也就更易被公司雇傭，因此呈現出更低的創業概率。此外，有宗教信仰的戶主所在家庭更傾向于創業，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宗教信仰改變了創業偏好，同時宗教組織所構建的社會資本對創業約束有一定放松。另外，社會信任度較高、社會分層更高的戶主創業傾向性更高。

家庭特征層面，家庭規模整體上來說與家庭創業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家庭成員越多，家庭越傾向于創業。另外，家庭自有房產數量、擁有土地情況對家庭創業的影響是負向的，這說明有一定固定資產的家庭更不愿意從事創業活動，這主要是因為房產和土地給此類家庭提供了其他的就業渠道，創業的激勵更小。在收入層面，更高的家庭總收入更能催生家庭創業，由于創業需要一定的資金支持，而總收入更高的家庭有余力支持家庭成員的創業活動，收入偏低的更難以承受創業的成本，對風險的抵御能力較弱，所以家庭總收入和創業決策呈現正相關。

地區特征層面，流入城市的人口規模與家庭創業傾向呈現正相關，這意味著人口規模更大的城市會刺激流動人口創業，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人口規模更大的城市勞動者雇傭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有限的就業崗位無法滿足所有勞動者的工作需求，倒逼更多的人選擇自主創業，使他們的創業傾向提高。其他地區控制變量如人均GDP、人均病床數與家庭創業傾向呈正相關關系，而房價與家庭創業則呈負相關關系，但以上結果是非穩健的。

（二）穩健性檢驗

1.變換核心解釋變量度量指標

在基準回歸中，本文僅采用投影尋蹤法計算得出的城市落戶門檻數據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根據現有研究，城市落戶門檻指標還可采用其他方法進行計算，因此，本文選取采用熵值法計算得出的城市落戶門檻指標替代原本的解釋變量，來檢驗上述基本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熵值法屬于客觀賦權法，它完全基于原始數據，并且指標權重是通過各指標觀測值展現出的信息量來確認的（張衛民等，2003）?？偠灾?，該方法能避免主觀評價帶來的干擾，在反映城市落戶門檻高低程度上更加客觀。

表4第（1）列是變換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該結果顯示，由熵值法計算的城市落戶門檻指數的回歸系數符號為負，通過顯著性水平為10% 的統計檢驗，該實證結果表明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創業的負向作用仍然顯著，基準回歸得到的結論依舊成立。城市的各種落戶限制的確會阻礙流動人口創業。

2.控制出生地特征

為了進一步緩解模型存在的內生性，我們進一步考慮流動人口的成長背景。流動人口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可能會因家鄉特征的不同而產生差異。一般來說，流動人口的家鄉與其流入城市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等差距越大，勞動力選擇通過創業來改善生活、提高幸福水平的動機就越強。因此，我們識別出流動人口的出生地，通過重新匹配地區層面數據，控制了流動人口出生地城市的人均GDP、人均病床數、政府公共支出、人口規模和房價，來緩解潛在的內生性。表4第（2）和第（3）列報告了在基準回歸基礎上，進一步控制流動人口出生地特征后的估計結果。第（2）列的解釋變量是投影尋蹤法計算的落戶門檻，結果顯示，在控制了流動人口出生地特征后，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創業的影響系數仍然為負；第（3）列顯示，由熵值法計算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創業的影響系數也保持負值，以上結果都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表4的結果表明，在控制了流動人口出生地特征后，本文的基準結論也依然成立。

3.采用不同的估計方法

最后，我們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重新估計模型。具體而言，我們根據城市落戶門檻的均值，將所有城市劃分為兩組，分別對應高門檻組和低門檻組，并且定義一個新的變量[treat]，令高門檻城市組為處理組，此時[treat=1]，否則[treat=0]，在此基礎上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估計城市落戶門檻對家庭創業的影響，具體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表5的結果表明，在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對模型進行估計后，城市落戶門檻的影響效應仍然為負，從而再次說明本文的結果是穩健的。

五、進一步的分析

（一）落戶門檻對創業的影響機制

研究城市落戶門檻影響流動人口家庭的機制對理解實證分析的結果和政策含義非常重要。為深入探尋二者之間的關聯，本文從社會信任、社會分層角度進行了相關的機制檢驗。

1.社會信任機制的驗證

首先，落戶門檻會影響流動人口對身邊人、所處社區的信任關系，從而影響勞動者的創業決策。如果一個城市的落戶難度較大，我們推測該城市的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感和歸屬感更低，從而在人際關系上的信任感更低，自我感覺到的創業阻力會更強。這種“阻力”會制約流動人口的創業決策。具體來說，首先社會信任感較強的人更容易產生“會得到別人幫助”的認知，這樣的認知會鼓勵他們進行風險更高的創業活動；其次，高社會信任感人群更愿意和其他人進行交往，這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流動人口主動融入當地，從而得到更多創業信息，把握更多創業機會等，這些都為個體的創業活動提供了基本條件。本文的社會信任變量來自對下述問題的回答：“總的來說，您是否同意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這種看法？”答案分為四類，取值范圍從1到4分別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考慮到部分答案之間較為類似，本研究將“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歸為一類，賦值為0，將“同意”和“非常同意”歸為一類，賦值為1。

上文的基準回歸結果已表明，社會信任變量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流動人口社會信任感的提高會催生流動人口家庭創業。結合表6第（1）列Probit回歸的結果，落戶門檻對社會信任的回歸系數為負，并且在10%水平上顯著。這說明落戶門檻越高，流動人口的社會信任感越低，創業的動力越不足。反之，如果能提高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社會信任度，就能提高其創業概率。

2.社會分層機制的驗證

其次，過高的落戶門檻可能通過激發流動人口的自主創業的信念，進一步催生創業活動。何曉斌、董寅茜（2021）的研究指出，創業者群體相比于非創業者群體有更高的工作權威和工作自主性，從而形成了顯著更高的階層認同。在高落戶門檻環境下，流動人口更難獲得本地戶籍，綜合來看，他們與本地人口之間的差異難以縮小，進一步導致流入人口群體陷入不利地位。因此，他們會產生用創業活動實現社會地位向上流動的強烈意愿，所以本文猜測高落戶門檻的城市，流動人口自我感知到的社會地位更低，在不利的社會環境的壓力和刺激下，反而一定程度上會刺激其創業。本文設置了社會分層變量，該變量來自對下列問題的回答：“您認為您自己目前在哪個等級上？”用1到10來表示自我感知的社會等級，數字越大則社會等級越高。根據表6第（2）列的結果，落戶門檻對社會分層的影響系數為正，但在統計上不顯著。這里我們無法看出社會分層的作用，這意味著社會分層并不是城市落戶門檻影響流動人口創業決策的有效機制。

（二）異質性分析

1.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影響

教育是增加人力資本的重要途徑，人力資本對移民創業具有重要作用。在基準回歸中，可以看到流動人口受教育年限與家庭創業傾向的關系顯著為負，這表明相較于受教育水平高的流動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群體更愿意創業。樣本中戶主受教育年限在初中及以下的占近6成，因此本文將全樣本分成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9年（接受義務教育及以下）和大于9年（接受義務教育以上）的兩組流動人口家庭，分別進行分析。

表7報告了按如上分類進行回歸的結果。第（1）列為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9年，第（2）列為受教育年限大于9年。該表的結果顯示，城市落戶門檻僅對義務教育以上水平的流動人口家庭的創業行為有顯著負向影響，而對更低的受教育水平群體無明顯影響。上述結論意味著，城市落戶門檻僅會對有較高人力資本的流動人口群體的創業行為產生抑制作用。從實際出發，有較高人力資本的群體會受到雇主的青睞，得到的薪水也較為可觀，他們可能更傾向于選擇相對來說風險更低的雇員工作，因此他們不具備從事創業活動的激勵，而低人力資本群體難以找到合適且穩定的工作，即使得到某份工作，其勞動報酬也往往不盡人意?；谶@一現實，低人力資本的流動人口可能更愿意自主創業，以探尋在異縣他鄉的立足之處?？偟膩碚f，可能是低學歷群體面臨更大的就業壓力，促使他們進行創業活動，而這一壓力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城市落戶門檻對創業的抑制作用，使該群體對落戶門檻不再敏感。但高學歷的流動人口群體的職業選擇自由度較高，更易受到城市落戶門檻的沖擊，降低自身的創業意愿。

2.不同收入水平的影響

家庭財富可以通過“財富效應”“信貸效應”影響家庭創業（吳曉瑜等，2014），而家庭收入是家庭財富的重要來源之一。為了探尋城市落戶門檻對不同家庭收入的流動人口群體的創業決策是否存在差異，本文將家庭收入進行分組?？紤]到較低收入水平內部差異較大，本文將4萬元作為劃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界限，并將全樣本分成“家庭年收入小于等于4萬元”“家庭年收入大于4萬元，且小于等于8萬元”和“家庭收入大于8萬元”三類進行回歸分析，分別對應“低收入組”“中等收入組”和“高收入組”。表8報告了劃分家庭收入水平的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處于中等收入水平和處于高收入水平的流動人口家庭的創業選擇仍然會受到城市落戶門檻的抑制作用，而落戶門檻對低收入水平的流動人口家庭的創業沒有顯著影響。

上述異質性分析的結果具有重要的啟示，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創業的影響在不同群體之間具有差異，有較高學歷和較高收入的流動人口群體更易受到城市落戶門檻的影響，具體表現為流動人口的創業決策對落戶門檻更加敏感，因此攀升的城市落戶門檻會顯著降低此類群體的創業意愿。對地方政府來說，城市“搶人大戰”的目標人群恰恰是具有較高學歷和較高收入特征的。學歷與人力資本掛鉤，收入與可用資金掛鉤，二者從不同維度反映了流動人口的資源情況。對落戶門檻的適度降低，能夠更大程度地鼓勵這部分人群選擇創業?？陀^上來說，該群體創辦企業的初衷往往不是為了謀求基本生存，而是以成長為更大規模的企業為目標，因此該流動人口群體的“機會型”創業更能為城市提供新的就業崗位，緩解就業壓力。

六、結論與啟示

戶籍制度作為一項基本的制度安排，不僅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還持續塑造社會經濟發展狀態?；谖覈斍暗膽艏贫痊F狀，本文借助于CLDS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三年形成的混合橫截面數據，并將其與不同城市的落戶門檻指數相匹配，實證檢驗了城市落戶門檻對流動人口家庭創業決策的影響。

基準估計結果表明，城市落戶門檻會抑制流動人口創業。具體而言，城市落戶門檻每提高一個單位，流動人口的創業概率會顯著下降5.3%。在變換核心解釋變量、控制出生地特征以及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重新估計后，本文的結論依然保持穩健。機制檢驗結果表明，城市落戶門檻會通過社會信任來影響流動人口的創業決策。最后，劃分不同群體的異質性檢驗表明，較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和戶主具有較高學歷的家庭更易受到城市落戶門檻的影響，其創業意愿會隨著落戶門檻的上升而顯著下降。

本文的政策含義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各級政府應當進一步增加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力度，減輕對流動人口在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歧視”，構建更加和諧、平等的城市環境，緩解戶籍制度對創業的不利影響。其次，各級政府應當適度降低城市落戶門檻，這不僅能讓流動人口也享受到城市發展的紅利，同時也能激發流動人口的創業活力，緩解社會就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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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Hukou Affect Entrepreneurship of Immigrants？

Evidence from CLDS

Tan Yafeng

Abstract： As a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not only profoundly affects people's lives，but also continuously shapes the sta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a long history. Under this system background，China has formed a huge floating population group mainly composed of migrant workers and college graduates. Since China's economy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stabilizing growth and promoting employment have become the key to achieving qualitative chang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how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generated by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aced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proposed by DiMaggio （1988），the political pressure，economic pressure and technological pressure faced by individuals in the institutional field is an important motivation for making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In China，some studies have studied how extern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affect?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s，social security，etc. However，few studie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s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above considerations，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ettlement threshold and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vels. First of all，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chanis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ffecting the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of floating popul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n the one hand，the threshold of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an inhibit family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by reducing the social trus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n the other hand，the percep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brought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as a non-negligible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Secondly，using the data of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 in 2012，2014 and 2016，and matching the data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reshold of each c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reshold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to start a business is tested.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hreshold of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and the probability of household entrepreneurship decreases by 5.3% when the threshold of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creases by one unit. After changing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control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rthplace and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re-estimate，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remains robust.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show that the threshold of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duces the level of social trust，which inhibits th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s of migrant families. In addition，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his paper also show that high-income households and household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re more affected by the urban hukou threshold than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households with lower education level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onclusions are helpful for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grasp the direc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the focus of stimulating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Keyword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Settlement Threshold; Im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責任編輯：張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