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策略選擇與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

孫林 陳霜 呂雅潔

摘 要：多產品企業產品種類調整有助于實現企業內資源優化配置。文章匹配2001—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海關進出口產品數據與WITS關稅數據，以中國-東盟《框架協議》簽署作為準自然實驗，通過雙重差分的方法探究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框架協議》簽署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促使中國多產品企業顯著增加出口產品種類，與Bernard et al.（2011）基于美加自由貿易區的研究結果形成了鮮明對比，主要原因在于東盟市場與北美市場的規模、產品結構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此外，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采取不同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采取質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比采取數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在《框架協議》簽署的外生沖擊下，增加更多的出口產品種類。此外，《框架協議》簽署對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幅度更大的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進一步，《框架協議》簽署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增加的影響主要通過創新效應發生作用，而學習效應沒有顯著的作用。以上結論在穩健性檢驗中仍然成立。該研究為中國實施FTA戰略、評估RCEP政策，以及理解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出口多樣化和企業內產品組合決策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 產品種類 策略選擇 多產品企業

DOI：10.19592/j.cnki.scje.411740

JEL分類號：F13，F14，F15?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 - 6249（2024）04 - 054 - 20

一、引 言

中國經濟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貿易摩擦1、《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以下簡稱《框架協議》）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以下簡稱“TPU”）造成了不同方向的沖擊，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成為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中國實施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簡稱“FTA”）戰略為反向深入分析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多產品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提供了絕好的條件。與WTO相比，區域貿易協定具有“貿易范圍小、協議談判靈活、貿易集中度高”的特點，在WTO全球多邊自由貿易受阻的情況下，跨國區域合作正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趙金龍、趙明哲，2015）。中國實施的自由貿易區戰略是否導致多產品企業調整企業內出口種類決策，這對理解中國出口區域增長有重要作用。產品種類的增加是企業出口穩定增長的主要來源，也是分散市場風險的重要途徑之一（Manova and Yu，2017；陸菁等，2019；陳志遠等，2022）。同時，多產品企業的產品種類調整也是促進企業內資源優化配置的表現（Bernard et al.，2011；Mayer et al.，2014）。

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降低后，中國多產品企業的產品種類如何變化？影響渠道是什么？這是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分析有兩種思路，一種是基于多邊貿易體制，通過比較WTO最惠國關稅和約束關稅，測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然而，與初期中國加入WTO對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程度不同，現期WTO框架下的關稅基本保持穩定，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在現期的變化不明顯，企業面臨的最惠國關稅相對穩定（陳志遠等，2022）。另一種是基于區域貿易協定框架，通過比較FTA特惠關稅和最惠國關稅，測算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黨的二十大提出“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以來，致力于加強區域自由貿易合作，而區域性FTA簽訂所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與WTO框架不同：首先，區域性FTA關稅稅率下降幅度更大，自貿伙伴國之間的貿易聯系更加緊密，多產品企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預期顯著降低；其次，區域性FTA政策成員較少，政策談判更加靈活。同時，區域性FTA國家之間的距離較近，貿易成本更低。盡管已有學者驗證了在中國“入世”的沖擊下，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導致了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減少（陳志遠等，2022），但是在《框架協議》下是否能夠得到類似的結論需進一步驗證。本文將探究以《框架協議》為典型的區域性FTA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調整的影響。

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10國共同簽署了《框架協議》，該協議闡明成員國之間的關稅與WTO協定的最惠國關稅相比，整體處于更低的水平，使企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顯著降低?！犊蚣軈f議》主要內容包含區域范圍內關稅減讓的進程安排、早期收獲計劃的約定以及區域協調機制，同時規定FTA特惠關稅，與WTO框架下的最惠國關稅存在明顯差異，直接可以界定為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實際上，與中美貿易不同，《框架協議》為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國覆蓋東盟國家，且中國與成員國之間的關稅稅率存在差異，有利于探究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經濟效應，與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存在差異，后者沒有進行區域內和區域外的區分。此外，在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RCEP”）生效前，《框架協議》是中國生效時間最長、覆蓋國家最多的自由貿易協定，RCEP也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延伸。因此，本文將中國-東盟《框架協議》作為準自然實驗具有重要意義，為預估RCEP帶來的貿易成效提供參考。

本文使用2001—2013年工企海關數據，以《框架協議》簽訂作為準自然實驗，探究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因果效應。結果表明：《框架協議》的簽署促進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增加，一般貿易企業（處理組）比加工貿易企業（對照組）的出口產品種類增加2.57%，該結果與Bernard et al.（2011）基于美加自由貿易區的研究結果形成了鮮明對比，主要的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Bernard et al.（2011）的研究沒有論及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問題，只是分析關稅下降導致的貿易自由化。其次，東盟市場與北美市場在規模、產品結構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前者的市場規模更小并且因非位似偏好可能更傾向于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對產品多樣性的需求更大。同時，采取質量競爭策略（quality sorting）的多產品企業比采取數量競爭策略（efficiency sorting）的多產品企業在《框架協議》簽署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的影響下，增加更多的出口產品種類。此外，《框架協議》簽署對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幅度更大的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進一步，本文還發現《框架協議》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變化主要通過創新效應作用于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而學習效應的作用不顯著。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的貢獻之處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研究視角由多邊貿易框架向區域貿易框架轉變。當前，關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WTO多邊貿易的分析框架下，但是無法觀察到區域內的局部變化。而《框架協議》的成員國之間的特惠關稅是WTO多邊貿易體制所不具有的，由于企業適用于稅率更低的關稅，導致在區域貿易協定的小范圍所醞釀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變化可能更大。因此，探究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于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影響有助于厘清中國與東盟成員國之間受政策影響的產品種類的變化，為預估RCEP的經濟效應提供參考。

第二，將多產品企業的競爭策略與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相結合。Eckel et al.（2015）構建多產品企業理論模型將多產品企業的競爭策略分為質量競爭策略和數量競爭策略，已有文獻探究了外部需求沖擊（鐘騰龍、余淼杰，2020）、機器人應用（綦建紅、張志彤，2022）對于采取不同企業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影響的差異，較少文獻從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角度對區分多產品企業的競爭策略進行探究，本文將豐富這方面的文獻。

第三，為驗證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影響企業出口產品種類提供了《框架協議》的經驗證據。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變化依賴于貿易環境的變化，Feng et al.（2017）、Cui and Li（2023）利用中國加入WTO作為準自然實驗，分別探究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進入和創業的影響，Handley and Lim?o（2015）以葡萄牙加入歐共體探究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貿易和投資的影響。因此，探究（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關鍵就在于是否存在外部情境導致該指標的變化?！犊蚣軈f議》為本文提供了理想的實驗場景，它使企業面臨的關稅大幅下降，這導致了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發生了明顯變化。

二、文獻綜述

多產品企業在生產、貿易和就業中占據了壓倒性比例（Eckel and Neary，2010；錢學鋒等，2013）。但是，Melitz（2003）假定企業僅生產一種產品，這與多產品企業占生產和貿易主體的事實嚴重不符，也被研究多產品企業的學者詬病。實際上，超過39%的中國多產品企業的產品出口種類在10以上（錢學鋒等，2013），中國多產品企業占比呈上升趨勢。

許多學者對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第一，貿易自由化。Bernard et al.（2011）研究表明，貿易自由化導致多產品企業縮小產品種類，可能的原因在于較高的可變貿易成本使企業放棄了其銷量不佳的邊緣產品，易靖韜、蒙雙（2018）基于WTO框架也得到了類似的結論。第二，目的國市場的外部需求。隨著目的地市場需求不斷增加，多產品企業的出口向核心產品集中（袁莉琳等，2020；Mayer et al.，2021），減少了出口產品種類。第三，企業生產率。Mayer et al.（2014）認為生產率高的企業比低生產率企業在引入新產品上獲取更多的利潤。第四，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孫林等（2023）研究發現中歐班列開通導致中國多產品企業傾向于出口并銷售邊際成本最低的核心產品，調節了企業內部的出口產品組合?；谏鲜鑫墨I，貿易自由化、目的國市場需求以及企業生產率都對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產生影響，但是較少文獻將樣本限定在區域范圍內，企業所面臨的整體環境和局部環境可能存在差異，由區域FTA沖擊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企業產品種類調整的影響方向是不確定的，需進一步驗證。

相關學者探究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Handley（2014）發現，隨著中國加入WTO，企業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導致企業進入出口市場概率上升。進一步，Feng et al.（2017）基于產品質量差異的視角發現，隨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質量更優的產品更容易進入市場。陳志遠等（2022）從企業風險厭惡的視角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顯著減少了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此外，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增加了企業的價格加成（Handley and Lim?o，2017）和創新（佟家棟、李勝旗，2015）。但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框架降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研究仍需拓展，孫林、周科選（2020）研究發現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引致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顯著提升了企業出口產品質量，而盧曉菲、黎峰（2022）則從反傾銷引致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視角切入，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結論，這說明不同范圍的貿易協定框架所引致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變化可能導致結果存在差異。錢學鋒、龔聯梅（2017）研究發現區域貿易協定的簽署降低了中國面臨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王明濤、謝建國（2022）進一步探究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通過提升企業生產率而擴大了出口產品種類。以上學者主要從外部環境和企業能力的角度探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所形成的機制，較少文獻探究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是否作用于企業內部行為而影響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

多產品企業理論模型假設企業內不同產品既存在邊際成本差異，也存在質量差異（Eckel et al.，2015）。多產品企業采取質量競爭策略或者數量競爭策略，可能會影響其應對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的出口產品種類變化。Eckel et al.（2015）發現采取數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更傾向于 “薄利多銷” ，出口核心產品價格較低且銷量較高，而采取質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更傾向于 “以質取勝” ，出口核心產品價格較高。Manova and Yu（2017）進一步研究發現，根據產品的互補性，采取質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會增加額外的低質外圍產品，而采取數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相反?？v觀文獻進展，目前的研究還存在以下幾點不足：

第一，對自由貿易協定框架下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決策分析有待豐富?，F有研究集中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以發展中國家參與的自由貿易協定為對象的實證研究相對缺乏，且都在貿易自由化范疇內開展（Bernard et al.，2011；Lopresti，2016）。實際上，自由貿易協定合作框架下，除了區域范圍內貿易產品的關稅削減之外，還因為區域協調機制的建立，顯著降低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進而影響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調整決策，這方面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

第二，在面臨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時，采取不同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其企業內產品間調整行為機理的研究有待深入。鐘騰龍、余淼杰（2020）從正向需求變動的角度發現采取質量競爭策略的企業傾向于提升核心產品質量，但是投資升級產品質量具有一定風險，企業為了分散風險，從而增加產品種類，而采取數量競爭策略的企業則進一步降低成本，放棄邊際成本較高的邊緣產品，導致產品種類減少。結合本文，《框架協議》增強了企業與目的國之間貿易聯系，帶來目的國市場的正向需求沖擊，可能導致采取不同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面臨在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降低的情況下，產品種類的調整存在差異，需進一步驗證。

第三，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多產品企業間產品種類的關系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影響的研究還在異質性企業貿易模型或者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框架下針對單產品異質性企業展開，沒有擴展到多產品企業分析其出口行為選擇。本文對深入理解中國制造出口企業的產品決策，實現企業內資源優化配置乃至外貿高質量發展都至關重要。

三、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測算、企業競爭策略識別與典型事實

（一）貿易政策不確定測算

當前，主要有兩種方式測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一種是從理論推導出的度量方式。Handley（2014）通過理論模型推導出在實施WTO約束關稅（[τBTpt]）和最惠國關稅（[τMFNpt]）下，[t]年產品[p]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為：

其中，[σ>1]是產品的替代彈性。該指標主要反映：產品[p]在[t]年面臨的約束關稅（[τBTpt]）和最惠國關稅（[τMFNpt]）的比值越小，那么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PUpt]）就越大。

另一種是直接差分法。Pierce and Schott（2016）發現美國在2002年之前會就是否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而表決，其關稅上限為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關稅。因此用關稅上限（[Non NTR Ratejpdt]）和關稅下限（[NTR Ratejpdt]）的差額來衡量TPU，其度量方式是：

其中[j]表示出口國，[p]表示產品、[d]表示目的國、[t]表示年份，[Non NTR Ratejpdt]表示出口國[j]在[t]年將產品[p]出口到[d]國的非正常貿易伙伴關稅，[NTR Ratejpdt]表示出口國[j]在[t]年將產品[p]出口到[d]國的正常貿易伙伴關稅。該指標主要反映：[j]國在[t]年出口到[d]國的產品[p]面臨的非正常貿易伙伴關稅與正常貿易伙伴關稅的差值越大，那么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PUjpdt]）就越大。

（二）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測算

由于本文數據跨越了2003年《框架協議》生效前后，在此期間成員國間進行了多回合的談判，TPU也在不斷變化，因此本文參照Handley（2014）、謝杰等（2021），結合了兩種測度方法：即TPU始終表示當前關稅逆轉到關稅上限（worst-case）的風險，公式如下：

其中，由于本文只研究中國企業出口問題，只有一個出口國，故省略出口國下標[j]，[τBTpt]、[τMFNpt]分別表示產品-年份層面的WTO約束性關稅和最惠國關稅，[τPREpdt]表示產品-目的國-年份層面的FTA優惠關稅。而[σ]的取值根據Handley and Lim?o（2017）可取2、3、4，本文將[σ]統一取值為3。

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進一步對同一企業-目的國-年份層面的所有產品的TPU按出口額權重求得加權平均，從而得到企業-目的地-年份層面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TPUfdt]），即：

其中[n]表示企業[f]在[t]年出口到目的國[d]的產品種類數量。由于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標由目的國關稅來度量，單一出口企業無法影響進口國關稅制度，有效緩解了因反向因果、測量誤差等導致的內生性問題。

（三）多產品企業質量競爭策略和數量競爭策略的識別

Eckel et al.（2015）認為采取質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會進行質量投資，產品間價格與銷售額呈正向變動，反之采取數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產品間價格與銷售額呈反向變動。本文參照鐘騰龍、余淼杰（2020），構造如下公式測算得到每個多產品企業的選擇策略：

其中，[p]、[t]分別表示產品和年份；[lnPricept]表示為多產品企業產品p在t年出口價格的對數值；[Rankingpt]是對多產品企業出口全球的各個產品[p]在[t]年出口額從大到小排序，核心產品[Rankingpt]的數值取1，逐級遞增，[Rankingpt]的數值越大，表明離核心產品的距離越遠；[vp]是產品固定效應；[vt]是年份固定效應；[εpt]是隨機誤差項。根據Eckel et al.（2015）的定義，當系數[δ1<0]時，則多產品企業采取質量競爭策略；當系數[δ1>0]時，則多產品企業采取數量競爭策略。

（四）典型事實

1. 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東盟現狀

本文使用2001—2013年中國工企數據庫、海關數據庫和WITS關稅數據庫匹配得到的制造業企業數據。樣本期內每年平均約有20010家出口企業，其中，多產品企業平均占77%左右，而其出口額卻占到了94%以上，這說明多產品企業的平均出口額高于單一產品出口企業。對于多產品企業來說，平均每個企業出口的產品數為5.8個。表1展示了采取不同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的企業數、平均產品種類范圍和平均出口額。由表1可知，采取質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平均出口種類（7.3個）大于采取數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4.75個），這表明采取質量競爭策略的企業普遍會出口較多的產品種類。

2.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變動與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統計關系特征

為了更加直觀探究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和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關系，本文繪制兩者關系的擬合散點圖（binscatter）1。如圖1所示，企業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存在負相關關系，表明隨著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降低，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不斷增加。

四、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構建

方案一：通過雙重差分（DID）考察《框架協定》簽署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影響。公式如下：

[lnvarietyfdt=α0+α1treatf×post2003t+α2Xft+α3Xdt+vf+vt+vd+εfdt]? ? ? ? ? ? ? ? ? （6）

其中，[f]表示多產品企業，[d]表示目的國，[t]表示年份，[lnvarietyfdt]是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對數，公式（6）中[treatf]主要識別處理組和對照組，本文借鑒余淼杰、李樂融（2016）和Fan et al.（2018）的做法，若該多產品企業從事一般貿易，取值為1，從事加工貿易，則取值為0。該識別方法的優勢在于：首先，加工貿易企業往往是訂單來料加工并不受外部貿易環境的影響，而一般貿易企業的出口決策更易受到關稅變動和預期的影響。其次，《框架協議》對于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來說更加外生，因為《框架協議》的簽署更多考慮的是國家宏觀經濟層面的意義，并不受多產品企業出口行為決策的影響。[post2003t]主要識別政策發生前后，若樣本年份在《框架協定》簽署之后，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vf]、[vd]、[vt]分別表示企業、目的國、時間的固定效應，[εfdt]表示沒有觀察到的隨機誤差項。

[Xft]表示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1）企業生產率[tfpft]。生產率越高的情況下，企業所面臨的邊際成本可能越低，會影響出口產品種類（Melitz，2003；Mayer et al.，2014）。由于數據可得性，本文借鑒李衛兵、張凱霞（2019）的做法，用[f]企業在[t]年的勞均產出表示。（2）企業規模[employmentft]。 Feenstra and Ma（2014）研究發現，經過市場競爭幸存下來的企業擁有較大的規模和出口產品種類，本文用[f]企業在[t]年的從業人數來表示企業規模。（3）資本勞動比[klft]。Bernard et al.（2007）發現，相對于只在國內銷售的企業，出口企業的資本勞動比更高，有利于多產品企業規模的擴大。本文采用固定資產凈值與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的比值來衡量。（4）企業的年齡[ageft]。企業的年齡越大，得到的市場經驗越豐富，可能會影響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本文采用[f]企業在[t]年的年齡進行表示。（5）企業補貼[subft]。對市場上的企業給予補貼，可以促進產品種類的增加，本文采用[f]企業在[t]年補貼收入與產品銷售收入的比值來衡量。（6）企業所有制[firmtypeft]。國有企業在政策上具有獨特優勢，但是也存在部門冗余、市場反應不夠靈活的問題，而民營、外資企業能夠更加迅速應對市場的變化并做出及時調整，可能會影響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決策。本文將國有企業取1，反之取0。

[Xdt]表示目的國層面的控制變量。（1）人均收入[pergdpdt]。Manova and Yu（2017）認為在市場規模較小的目的國中，多產品企業會通過減少低質量的外圍產品，而將銷售轉向高利潤的高質量產品，從而將銷售集中在核心產品上。企業在更富裕的國家出口更多的產品，因此本文加入了目的國人均收入作為控制變量，[pergdpdt]表示目的地[d]在[t]年的人均GDP。（2）目的國關稅[tariffdt]。Bernard et al.（2011）研究發現關稅的下降會顯著減少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使企業集中出口核心產品，為了控制這方面的影響，本文加入了目的國關稅作為控制變量。

方案二：探究《框架協議》沖擊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采取不同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差異化影響。本文借鑒郭俊杰、方穎（2022）的三重差分回歸方程，公式如下：

[lnvarietyfdt=α0+α1treatf×post2003t×Compf+α2treatf×post2003t+α3post2003t×Compf+α4Xft+α5Xdt+vf+vt+vd+εfd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公式（7）中[Compf]表示為企業[f]所采取的競爭策略，[Compf]取0表示多產品企業[f]采取質量競爭策略，[Compf]取1表示多產品企業[f]采取數量競爭策略；交互項[treatf×post2003t×Compf]為關鍵解釋變量，其估計系數[α1]為本文試圖識別的因果關系。由于模型中控制了企業固定效應，因此無需控制[Compf]與[treatf]的交乘項。其他變量與公式（6）一致。

方案三：探究《框架協議》沖擊對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不同下降幅度的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差異化影響。三重差分的公式如下：

[lnvarietyfdt=α0+α1treatf×post2003t×Tf+α2treatf×post2003t+α3post2003t×Tf+α4Xft+α5Xdt+vf+vt+vd+εfd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公式（8）中[Tf]表示為企業[f]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幅度的差異，為二元變量。參考Bernard et al.（2011）利用《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后關稅下降幅度與中位數的比較，識別企業參與貿易自由化程度。本文根據多產品企業[f]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在《框架協議》生效前（2002年）和生效后（2003年）的差值得到企業的區域政策不確定性的變化，并取中位數，當多產品企業[f]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在2002年和2003年間的下降幅度小于該中位數，則[Tf]取0，否則[Tf]取1。交互項[treatf×post2003t×Tf]為關鍵解釋變量，其估計系數[α1]為本文試圖識別的因果關系。由于模型中控制了企業固定效應，因此無需控制[Tf]與[treatf]的交乘項。其他變量與公式（6）一致。

（二）數據來源和處理

本文使用2001—2013年中國工企數據庫、中國海關企業數據庫以及WITS關稅數據庫，借鑒Brandt et al.（2012）、許家云等（2017）的做法，在工企海關數據處理上：（1）剔除關鍵變量存在缺失的樣本。（2）剔除人數少于8人的企業。（3）對控制變量在0.5%的區間進行縮尾處理，緩解可能由于極端值而造成的偏誤。（4）將HS編碼統一轉換為HS96版。（5）保留目的地為東盟成員國的樣本，剔除“企業-產品-目的地-年份”層面的重復值。（6）剔除明顯錯誤的樣本，如固定資產大于總資產。

進一步，本文借鑒田巍、余淼杰（2013）的做法按照郵政編碼和電話號碼后7位進行匹配，然后對企業—目的地—年份內產品層面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按出口額做加權平均，得到企業層面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由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表2）可以看出：[varietyfdt]的標準差為18.86，這表明多產品企業之間的出口產品種類差異較大，[treatf×post2003t]的均值為0.68，表明有68%的一般貿易企業出口至東盟市場，同時[Compf]的均值為0.40，表明在樣本中存在40%左右的多產品企業采取數量競爭策略。此外，[Tf]的均值為0.23，表明在樣本中存在23%的多產品企業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幅度超過了中位數，下降幅度較大。

五、實證結果

（一）基準結果

本文根據《框架協議》簽署的外生沖擊所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探究其導致的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變動（方案一）。如表3（1）—（3）列所示，隨著《框架協議》的簽訂，處理組（一般貿易企業）比對照組（加工貿易企業）出口產品種類明顯增加。具體而言，受到《框架協定》簽署影響的多產品企業比不受影響的多產品企業的產品種類增加2.57%1。為了進一步從側面驗證本文結果，如表3的（4）列所示，本文將出口產品種類（[lnvarietyfdt]）替換為新產品數量（[addnumberfdt]）的對數。結果表明，受到《框架協定》簽署影響的多產品企業比不受影響的多產品企業新產品種類增加3.70%。該結果從外生沖擊的角度，驗證了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提升的顯著影響。

在探究《框架協議》簽署的外生沖擊對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的影響時，缺失關鍵變量會導致估計發生偏誤。從2001年到2013年，隨著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企業的財務指標有明顯的改善，一個競爭性的解釋是，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的增加，是由于企業負債率提高、融資約束改善等關鍵因素導致的。此外，面對《框架協議》簽署所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多產品企業是否拓展產品種類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場結構的影響，如企業是否具備市場力量以及競爭對手的產品種類是否已形成優勢等。因此，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變動還可能是市場結構導致的。為了排除上述競爭性解釋，本文在原有的控制變量基礎上，增加了以下三個變量：（1）融資約束[lnfinanceft]，采用企業利息支出與資產總額比值的對數；（2）資產負債率[lnleverageft]，采用企業總負債與總資產比值的對數；（3）市場結構[lnmarketmt]，采用行業[m]出口企業數量的對數衡量。表3第（5）列結果表明《框架協議》簽署的外生沖擊對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影響系數仍顯著為正，且以上三個變量的系數在10%的水平性上不顯著，排除了上述的替代性解釋。

（二）不同競爭策略的差異化影響

本文進一步探究采取不同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在《框架協議》簽署的外生沖擊下出口產品種類調整的差異（方案二）。結果如表4的第（1）—（2）列所示，我們發現關鍵解釋變量[treatf×post2003t×Compf]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性上顯著為負，表明采取數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在面臨《框架協議》的沖擊時，相較于采取質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促進作用更小。因此，《框架協議》簽署所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的影響因企業采取的競爭策略不同而呈現異質性特征，是Feng et al.（2017）的研究沒有涉及到的。

（三）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不同下降幅度的差異化影響

本文進一步探究《框架協議》簽署所導致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不同下降幅度的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調整差異（方案三）。結果如表4的第（3）—（4）列所示，關鍵解釋變量[treatf×post2003t×Tf]的估計系數在1%的水平性上顯著為正，表明采取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幅度較高的多產品企業相較于下降幅度較低的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促進作用更大，側面驗證了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促進作用。

（四）評價不可觀測遺漏變量嚴重程度

本文實證模型中仍可能存在不可觀測變量，導致遺漏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因此，為了進一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借鑒Nunn and Wantchekon （2011）的方法，用已有變量來估計如果忽略其他變量可能對結果造成的誤差，結果如表5所示。比率在18.37—36.45之間，表明已有變量和忽略變量間倍數至少為18.37，而該值大于1，說明已有變量基本控制了實證模型中的不可觀測因素，遺漏變量的可能性較小。

六、中間機制檢驗

事實上，學習效應和創新效應可能作用于《框架協議》簽署所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與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之間的關系，原因如下：一方面，關于學習效應。Handley （2014）基于理論模型發現，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下降使企業進入出口市場的臨界值降低，更多的企業進入出口市場。在《框架協議》的作用下，隨著更多的企業進入出口市場，可能會形成“出口中學”（Learning by exporting）效應，即企業與目的國市場之間的關系加強降低了技術研發成本以及促進知識的傳遞，使企業在進入出口市場后提高了生產率（Bai et al.，2017）。進一步，陳志遠等（2022）發現高生產率的企業其資源配置效率較高，調整產品種類的靈活程度更高，隨著《框架協議》簽署，生產率較強的企業可能出口更多的產品種類。另一方面，關于創新效應。佟家棟、李勝旗（2015）研究發現“入世”后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降低提高了出口企業的創新能力，可能的原因是創新產品更易獲得國外消費者的青睞，國際市場的競爭使得創新能力強的企業進入市場。而《框架協議》對于關稅的減免幅度更大，更顯著降低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可能對企業也產生創新效應。進一步，胡馨月等（2017）研究發現產品創新提高了產品進入率，導致了負向的蠶食效應。本文構建如下模型來分析影響機制。

[lnvarietyfdt=β0+β1treatf×post2003t+β2treatf×post2003t×c?annelft+β3c?annelft+β2Xft+β3Xdt+vf+vd+vt+εfd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其中，[channelft]表示為中間機制（學習效應和創新效應），學習效應表示為企業[f]在[t]年的生產率的對數（[lntfpft]），同時本文借鑒佟家棟、李勝旗（2015）的做法將新產品產值與出口額比值作為企業創新的代理（[innovft]）。結果如表6所示。第（1）—（2）列表示學習效應，（3）—（4）列表示創新效應。根據表6第（2）列的回歸結果，交互項[treatf×post2003t×lntfpft]在10%的水平性上不顯著，這表明《框架協議》的簽署沒有顯著通過學習效應提升多產品企業的產品種類。而結合表6第（4）列的回歸結果，交互項[treatf×post2003t×innovft]在1%的水平性上顯著為正，表明隨著《框架協議》的簽署，加強了多產品企業的創新效應，顯著增加了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

七、穩健性檢驗

（一）替換核心解釋變量

基準回歸已通過《框架協議》這一外生沖擊考察了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與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關系，為了進一步探究兩者的直接關系，本文用企業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tpufdt]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結果如表7的（1）—（2）列所示，系數[tpufdt]在1%的水平性上顯著為負，表明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下降會增加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

（二）分位數回歸

實際上，隨著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下降，它對本身出口種類較多的多產品企業影響更大，因為效率更高的企業會出口更多的產品（Manova and Yu，2017）。本文采用分位數回歸的方法探究《框架協議》簽署對不同分位數的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影響，將從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分布的30、50、70和90分位分別進行檢驗。結果如表7的（3）—（6）列所示，《框架協議》簽署對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的影響在各個分位數下顯著為正，且隨著分位數的增加，出口產品種類促進效應不斷增強。這一結果表明，原本出口種類較多的多產品企業，在面臨《框架協議》簽署時，會更加積極地增加出口產品種類，出口多樣化以分攤風險，或謀求更高的利潤。

（三）選取企業出口到目的地內的產品種類數大于等于5的企業

為了進一步排除企業本身產品種類對結果的影響，本文保留產品種類至少為5的多產品企業進行回歸。表8的（1）、（2）列結果與基準結果基本一致，結果依然是穩健和可靠的。

（四）改變企業生產率的計算方法

由于2008年之后，企業中間投入的數據無法從工企數據庫中獲取，導致計算生產率常用的半參數估計方法無法測量。本文利用2001—2007年的數據，借鑒Levinsohn and Petrin（2003）的方法（簡稱LP法1）重新測算企業生產率，用測算得到的企業生產率來進行回歸分析。表8第（3）、（4）列顯示，無論使用哪種計算方法，系數[treatf×post2003t]在1%的水平性上顯著為正，證實本文結果對于生產率指標的選取不敏感。

（五）平行趨勢檢驗

雙重差分的結果需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即在政策沖擊前，處理組和對照組應為相同的趨勢。圖2展示了1998—2013年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隨時間變化的趨勢。在2003年《框架協議》沖擊前，處理組（一般貿易企業）與對照組（加工貿易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的變化保持著相同的趨勢；在2003年《框架協議》沖擊后，處理組的出口產品種類增長顯著高于對照組，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此外，該結果還表明，隨著《框架協議》的深入開展，處理組的出口產品種類增長更加顯著，表明《框架協議》對增加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的促進效果隨時間推移而增加。

（六）安慰劑檢驗

為了進一步探究本文基準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將《框架協議》生效前的年份作為沖擊年份，以探究“偽政策沖擊”下的一般貿易企業與加工貿易企業是否存在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的顯著差異。結果如表9所示，系數[treatf×postt]在10%的水平性上不顯著，表明未受到《框架協議》沖擊的處理組和對照組之間的出口產品種類與新產品數量沒有顯著差異，間接驗證了本文的結果是穩健的。

八、進一步分析

本文已探究了《框架協議》簽署與多產品企業產品種類之間的關系，但是產品種類的調整是否真正促進中國企業外貿高質量發展需要進一步探究。一方面，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拔節成長，既是經營主體在細分領域創新發展的結果，更是中國制造業從量變到質變，走向深層次結構性調整的重要表現。探究專精特新企業在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時的產品種類變化，能夠識別《框架協議》簽署的外貿高質量成效。另一方面，企業內資源優化配置仍是國際貿易關注的熱點問題（Bernard et al.，2011），企業集中出口銷量更好的核心產品能夠增強其核心競爭力。

（一）專精特新企業分析

“專精特新”企業與一般企業存在一定的差異，其特征是：企業規模小，但在相關領域處于國內國際領先地位；在產業鏈某個技術環節具有技術優勢；企業內部產品研發、制造速度快，適用于柔性制造（李金華，2021）。進一步，專精特新企業更傾向于打造其核心競爭力，專注于其具有技術優勢和品牌優勢的產品，出口產品種類較少。

本文根據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19—2021年的三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名單，從樣本中篩選出“專精特新”企業。盡管“專精特新”企業名單在近些年公布，但實際上“專精特新”企業具有較長經營時間，仍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樣本中。表10第（2）、（4）列[treatf×postt]的系數分別為-0.0927（[t=?1.25]）和0.0830（[t=9.22]），該結果表明《框架協議》簽署對“專精特新”企業的產品種類提升效果較一般企業更小，第（2）列系數為負表明“專精特新”企業在外部貿易環境改善的情況下，出口產品種類可能會減少，更加專注于核心競爭力。

（二）對企業內資源優化配置的進一步分析

已有學者從貿易自由化（Bernard et al.，2011；鐘騰龍，2021）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谷克鑒等，2018）等角度探究了對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組合的影響。但是《框架協定》所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對多產品企業產品組合產生何種影響需要進一步分析。本文借鑒Mayer et al.（2014）以企業在當年產品最大出口額占總出口額比重衡量出口產品組合，產品組合越大表明出口更加集中于銷量最大的核心產品。

表11的第（2）列探究了《框架協議》簽署對多產品企業產品組合的影響，在10%的水平性上顯著為正，該結果表明《框架協議》使多產品企業出口更集中于核心產品，有利于提高出口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可能的原因在于多產品企業在增加邊緣產品的同時，可能通過生產高質量核心產品的方式優化內部資源配置（孫林等，2022）。

九、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研究結論表明，《框架協議》簽署帶來的區域貿易不確定性下降顯著增加了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且因企業采取競爭策略不同，出口產品種類存在差異，選擇質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增加顯著高于采取數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此外，《框架協議》簽署對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幅度更大的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進一步，本文還發現《框架協議》簽署帶來的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變化主要通過創新效應作用于多產品企業的出口產品種類，而學習效應的作用并不顯著。促進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種類增加可以幫助企業防范特定市場風險，促進范圍經濟的形成，是現階段國家實現貿易高質量發展和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體現。政策啟示如下：

（1）政府和企業應當共同致力于FTA框架下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明確提出要“加快實施FTA戰略，推動同周邊國家互聯互通”，FTA戰略實施顯著降低了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本文研究發現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顯著增加了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種類。實際上，出口種類的增加和企業生產率、利潤率等企業績效密切相關。在目前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下，政府需要充分重視跨國區域合作，利用FTA戰略合作框架，進一步尋求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跨國區域合作，為企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創造良好的條件。

（2）政府應關注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多元化。以往的研究在異質性企業框架下僅關注企業進入和退出的影響，而在多產品企業框架下得到的結論多是競爭加劇削減出口產品種類，集中核心產品出口，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結論。實際上，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企業很可能通過積極拓寬出口產品種類，分攤風險。在當前的國際貿易環境，政府應該幫助企業謀求增加產品種類，通過“保生存、促效率”雙管齊下，倒逼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

（3）中國多產品企業，特別是采取數量競爭策略的企業，應加速企業轉型升級。本研究發現，選擇質量競爭策略的多產品企業，應對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下降，出口種類的提升更為顯著。而中國存在大量的以低價、低成本競爭為手段的中小企業，亟待轉型升級。因此中國多產品企業應積極主動加快企業轉型，借助FTA戰略和區域貿易不確定性下降的有利時機，加大優勢產品出口，完成資本積累，促進企業生產率的提升，通過技術創新實現企業轉型升級，帶動中國貿易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陳志遠、朱婷、孟可心，2022，“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出口產品范圍”，《國際貿易問題》，第6期，第90-105頁。

谷克鑒、程諾、蔣靈多，2018，“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與多產品企業出口調整”，《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第5期，第123-131+140頁。

郭俊杰、方穎，2022，“綠色信貸、融資結構與企業環境投資”，《世界經濟》，第8期，第57-80頁。

胡馨月、黃先海、李曉鐘，2017，“產品創新、工藝創新與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動態：理論框架與計量檢驗”，《國際貿易問題》，第12期，第24-35頁。

李金華，2021，“我國‘小巨人企業發展的境況與出路”，《改革》，第10期，第101-113頁。

李衛兵、張凱霞，2019，“空氣污染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來自中國工業企業的證據”，《管理世界》，第10期，第95-112+119頁。

盧曉菲、黎峰，2022，“反傾銷、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中國企業高質量出口”，《南方經濟》，第2期，第55-67頁。

陸菁、潘修揚、劉悅，2019，“勞動力成本、倒逼創新與多產品企業出口動態——質量選擇還是效率選擇”，《國際貿易問題》，第10期，第67-83頁。

綦建紅、張志彤，2022，“機器人應用與出口產品范圍調整：效率與質量能否兼得”，《世界經濟》，第9期，第3-31頁。

錢學鋒、龔聯梅，2017，“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區域貿易協定與中國制造業出口”，《中國工業經濟》，第10期，第81-98頁。

錢學鋒、王勝、陳勇兵，2013，“中國的多產品出口企業及其產品范圍：事實與解釋”，《管理世界》，第1期，第9-27+66頁。

孫林、陳霜、俞慧潔，2023，“交通基礎設施與中國多產品企業出口產品組合調整——基于中歐班列開通的準自然實驗研究”，《南方經濟》，第2期，第22-45頁。

孫林、俞慧潔、余林徽、陳霜，2022，“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成本加成——來自中國多產品企業的微觀證據”，《國際貿易問題》，第11期，第155-174頁。

孫林、周科選，2020，“區域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中國出口企業產品質量的影響——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為例”，《國際貿易問題》，第1期，第127-143頁。

田巍、余淼杰，2013，“企業出口強度與進口中間品貿易自由化：來自中國企業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第1期，第28-44頁。

佟家棟、李勝旗，2015，“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企業產品創新的影響研究”，《國際貿易問題》，第6期，第25-32頁。

汪亞楠、周夢天，2017，“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關稅減免與出口產品分布”，《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第12期，第127-142頁。

王明濤、謝建國，2022，“自由貿易協定、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企業出口產品范圍”，《當代財經》，第1期，第113-124頁。

謝杰、陳鋒、陳科杰、戴趙瓊，2021，“貿易政策不確定性與出口企業加成率：理論機制與中國經驗”，《中國工業經濟》，第1期，第56-75頁。

許家云、毛其淋、胡鞍鋼，2017，“中間品進口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基于中國證據的研究”，《世界經濟》，第3期，第52-75頁。

易靖韜、蒙雙，2018，“貿易自由化、企業異質性與產品范圍調整”，《世界經濟》，第11期，第74-97頁。

余淼杰、李樂融，2016，“貿易自由化與進口中間品質量升級——來自中國海關產品層面的證據”，《經濟學（季刊）》，第3期，第1011-1028頁。

袁莉琳、李榮林、季鵬，2020，“出口需求沖擊、產品組合與企業生產率——基于中國工業企業的微觀證據”，《經濟學（季刊）》，第4期，第1167-1190頁。

趙金龍、趙明哲，2015，“CAFTA對中國和東盟六國雙邊貿易的影響研究”，《財貿經濟》，第12期，第89-102頁。

鐘騰龍，2021，“貿易自由化與多產品企業內產品加成率離散度”，《國際貿易問題》，第8期，第70-84頁。

鐘騰龍、余淼杰，2020，“外部需求、競爭策略與多產品企業出口行為”，《中國工業經濟》，第10期，第119-137頁。

Bai，X.，Krishna，K. and Ma，H.，2017，“How You Export Matters：Export Mode，Learning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4（1）：122-137.

Bernard，A. B.，Redding，S. J. and Schott，P. K.，2011，“Multiproduct Firms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6（3）：1271-1318.

Bernard，A.B.，Redding，S. J. and Schott，P. K.，2007，“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Firms”，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4（1）：31-66.

Brandt，L.，Van Biesebroeck，J. and Zhang，Y.，2012，“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97 （2） ：339-351.

Cui，C. and Li，L. S.，2023，“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New Firm Entry：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63，103093.

Eckel，C. and Neary，J. P.，2010，“Multi-product Firms and Flexible Manufactu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7（1）：188-217.

Eckel，C.，Iacovone，L.，Javorcik，B. and Neary，J. P.，2015，“Multi-Product Firms at Home and Away：Cost-versus Quality-based Compet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5（2）：216-232.

Fan，H.， Gao，X.，Li，Y.A. and Luong，T.A.，2018，“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arkups：Micro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46（1）：103-130.

Feenstra，R. C. and Ma，H.，2014，“Trade Facilitation and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Exports”，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Oxford，England），65（2），158-177.

Feng，L.，LI，Z. and Swenson D. L.，2017，“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6：20-36.

Handley，K. and Lim?o，N.，2015，“Trade and Investment under Policy Uncertainty：Theory and Firm Evidence”，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7（4） ：189-222.

Handley，K. and Lim?o，N.，2017，“Policy Uncertainty，Trade and Welfare：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9）：2731-2783.

Handley，K.，2014，“Export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1）：50-66.

Levinsohn，J. and Petrin，A.，2003，“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0（2）：317-341.

Lopresti，J.，2016，“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Scope Adjustment in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0：160-173.

Manova，K. and Yu，Z.，2017，“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 Qual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09：116-137.

Mayer，T.，Melitz，M. J. and Ottaviano，G.I.P.，2014，“Market Size，Competition，and The Product Mix of Exporte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4（2）：495-536.

Mayer，T.，Melitz，M. J. and Ottaviano，G.I.P.，2021，“Product Mix and Firm Productivity Responses to Trade Competition”，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26（10）：1-18.

Melitz，M. J. and Ottaviano，G. I. P，2008，“Market Size，Trade，and Productivity”，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5（1）：295-316.

Melitz，M. J.，2003，“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Econometrica，71（6），1695-1725.

Nunn，N. and Wantchekon，L.，2011，“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1（7）：3221-3252.

Pierce，J. R. and Schott，P. K.，2016，“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6 （7）：1632-1662.

Regiona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Strategic Selection and Export

Variety of Chinese Multi-Product Firm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China-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Sun Lin? Chen Shuang? Lv Yajie

Abstract：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high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o prevent and resolve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source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The Free Trade Agreement strategy implemented by China provides excellent conditions for reverse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export behavior of multi-product firms. Compared with the WTO，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trade scope，flexible negotiation，and high trade concent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obstruction of free trade in the WTO，cross-border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The adjustment of product variety in multi-product firms helps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within the firms. Matching Chinese industrial firm data，customs import and export product data，and WITS tariff data from 2001 to 2013， using the signing of the China-ASEAN Framework Agreemen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our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regiona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variety of export products of Chinese multi-product firms through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etho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ecrease in regiona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brought about by the signing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has prompted Chinese multi-product firms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variety of export products，which i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results based on the US-Canada Free Trade Area by Bernard et al. （2011）.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ize and product structure of the ASEAN market and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In addition，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the decrease in regiona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export variety of multi-product firms that adopt different competitive strategies. Multi-product firms that adopt quality-sorting strategies increase their export product variety compared to multi-product firms that adopt efficiency-sorting strategies under the exogenous impact of the signing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In addition，the signing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export variety of multi-product firms with greater reduction in regiona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Furthermore，the decrease in regiona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brought about by the signing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crease in the variety of export products for multi-product firms，mainly through innovation effects，while learning effect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The above conclusion still holds in the robustness test.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has shifted from a multilateral trade framework to a regional trade framework. Combine the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multi-product firms with the uncertainty of regional trade policies. This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e Framework Agreement to verify the impact of regiona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the variety of products exported by firms.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na to implement its FTA strategy，evaluate RCEP policies，and understand the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intra-firm product mix decision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Keywords：Regional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Product Variety; Strategic Selection; Multi-Product Firms

（責任編輯：徐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