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治理時代價值理性的消弭與重構

裴亞琴

（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127）

今天我們無疑處在數字化治理時代，數字技術廣泛地介入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領域，也為政府治理帶來技術和理念的變革。中國不僅是這場變革的參與者，積極擁抱數字時代、數字生活方式快速普及；而且，中國正逐漸成為全球數字治理的引領者。[1](P24)然而，除了提高治理效率之外，數字技術的全新環境可能帶來何種后果？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對照它所奉行的技術主義的工具理性，進行與價值層面相關的更加審慎而全面的考量。

一、數字化治理時代是現代化國家發展的新階段

新世紀以來急速發展的數字化技術帶來了全方位的影響，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2]繼第一次工業革命（1760-1840 年左右，鐵路和蒸汽機推動機械生產）、第二次工業革命（始于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電力和流水線促進大規模工業生產）和第三次工業革命（計算機或數字革命，始于1960年代，由半導體、計算機和互聯網的發展而催化）之后，由于互聯網更加普遍，載體更小而更易攜帶，以及人工智能的極速發展，當前的數字化革命影響范圍更廣、程度更深。數字化不僅涉及智能和互聯的機器和系統，從基因測序到納米技術，從可再生資源到量子計算等領域，這些技術的融合及其在物理、生物和數字領域的相互作用，使第四次工業革命與此前的革命有著根本性不同。數字化技術深切地融入人們的生活、社會和政治空間，改變了人們的行為、關系和意義。這場方興未艾的技術革命不啻是一場行為革命、思想革命和社會革命，亦是理性主義的極端發展：它延續了此前數次工業革命克服屬人局限性的努力，大大加快了先在的技術化和數量化傾向。

19 世紀以降，理性化成為現代世界的基礎邏輯。韋伯將合理性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前者擱置價值層面的分歧和爭論，精確計算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系，通過實踐的途徑驗證工具和手段的有用性，注重實用和效率，以及相應的條件、形式和程序，以工具崇拜和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韋伯認為西方資本主義首先受到倡導技術能力之理性主義的促進，它與可計算性、數學、實驗等自然科學的發展密切相關。[3](P11)價值理性則注重目的、理想、內容和實質，強調行為背后真正的價值和含義。由于工具理性更具有實際效果，它所倚重的實用、計算和效率與資本主義經營的邏輯相一致，因此歷次工業革命，即現代化進程幾乎伴隨著工具理性的張揚甚至霸權，促使學者反思工具理性帶來的異化和物化：原本是人類擁有和利用的工具，反而變成了支配、控制并物化人類的力量。[4](P45-46)當前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數字化技術延續的正是強調實用、效率、精確、計算的工具理性的邏輯。

社會科學領域有著與現代化一致的發展路徑。既然現代社會以可靠、可預測、有效率的理性方式進行組織，那么社會科學似乎也應采用理性化路徑。與此相應的是“價值中立”，因為價值判斷是與人的主觀層面相關、從而是不可靠、不可預測、沒有效率的。如果說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關注的是正義—政治的好與壞，那么現代學者所做的就是要放棄政治的價值判斷，僅只關注治理效率。因此，威爾遜明確表達了行政與價值判斷毫不相干：“行政領域是事務性領域。它遠離政治的匆忙和爭斗；在多數情況下，甚至也脫離了憲法研究那種可以爭辯的場地?！盵5]古德諾的著名論斷“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6](P18)也是社會科學現代化邏輯的必然結果。早期行政學者們認定價值和效率是可以分離的，從而政治學研究的對象分化為政治和行政，行政學作為單獨學科分離出去，發展出相對完整的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相應地，20 世紀30年代，美國行為主義運動開啟了將政治“科學化”的研究方法和實踐，將自然科學的成果和方法引入社會科學，研究重心從思辨轉向量化，放棄價值判斷，而著力于對事實進行經驗性描述。

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是傳統共同體的瓦解和個人主義的興起。國家與個人之間、人與人之間關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一方面，國家強大而有力，不僅肯定了自身對武力之正當使用的壟斷權力，而且“對行政工具進行了收奪和壟斷”，“近代國家把政治經營的一切工具，完全集中到一個單一的定點上”。[7](P204)另一方面，界定個人的中間團體被消除，與存在著形形色色地方共同體，習俗、宗教在民眾生活中占據重要作用，尊崇父親的長者威嚴、公爵的強力威嚴和教士的智慧威嚴的傳統國家不同，[8](P90-93)霍布斯式的利維坦國家全然由“無歷史、無團契、彼此異在”[9]的個人通過締約而成，國家面對斷了一切自然紐帶的、絕對獨立甚至敵對的、零散而無組織的個人。個體更加自由，卻也更加孤獨而無助。強大的國家與零散的個體這一既定的現代社會基本特征在數字化時代更為極端和明顯，因為它依循的是先在的以技術主義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邏輯。它消弭價值理性：個人自由和個體間的形式平等，這些曾經最根本、最難解的政治問題，如今似乎已經通過啟蒙運動、宗教改革以及政治革命等思想性和制度性手段得到解決、因而越來越邊緣化了，從而當前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呈現一種“政治問題行政化，行政問題技術化，技術問題數量化”[10]的趨勢。

二、數字化治理時代造就一系列價值困境

在數字化治理時代，國家和個人之間不均衡的力量對比構成第一種價值困境：即個人權利遭受侵蝕的危險加大?，F代國家與個人之間不對稱的力量對比在數字化治理時代大大加強了。采用數字化技術之后的治理更加有效，數字技術通過實現全面電子監控、不再依靠文檔手段的信息儲存、大數據統計和運算等功能賦權給國家。雖然國家統治能力的提高通常伴隨著科學技術進步，但是數字化技術為國家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強大的治理手段。而且，數據意味著算法，往往與技術公司和商業公司的利益相關，它們與政府共享數據，或為政府提供技術支持。在政治權力和商業巨頭的聯合壓力之下，個人被數字技術奴役而更加渺小。盡管技術為政府賦能的同時，增加了個人的表達和溝通渠道，但是數字化技術為個人賦權主要表現在網購、通信、工作方式等生活領域。人們曾對“技術救贖政治”抱有極大希望并付諸實踐：歐洲的海盜黨就是對技術介入政治、改變政治的典型代表。[11]海盜黨主張通過數字通信，擺脫等級科層制，讓所有人平等參與決策，認為新型技術工具是推廣民主的最佳載體。在實踐中，盡管歐洲各國海盜黨曾發展迅速，在德國進入柏林市議會，在冰島甚至成為執政黨，然而，這股互聯網政治旋風在今天已經銷聲匿跡。究其原因，數字技術毫無疑問在極大程度上賦能于政府治理，因為治理與技術密切相關；然而民眾參與需要共同體在價值層面的作為，要求個體之間有效的聯盟、合作、協商和價值觀表達，這是單純的技術無法做到，甚至會帶來負面影響的領域。

數字化技術帶來的第二種價值困境與上文相關，即它帶來的反智后果損害個人的參與能力。社交媒體平臺如Twitter、Facebook、Instagram和YouTube以及國內的微博、微信等已經超越純粹的通信功能，成為重要的政治參與者。然而，由于這些數字平臺與科技公司、投放廣告企業密切關聯，它們為使用者帶來溝通便捷的同時，以效益最大化為目標，以提高博人眼球、提高點擊率為宗旨。社交媒體與政府間的合作關系也使得個人表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識形態的限制。從而，首頁新聞、熱搜、精選帖子等用戶最容易獲得的信息由專用算法生成，表現出如下特點：第一，根據用戶過去的數字行為（點贊、評論等）量身定制：讓用戶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從而陷入信息繭房：人們的注意力在貨幣化商業模式的幫助下，最終會分享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的東西，并淹沒到為自己創建的意見部落中，形成更極端和根深蒂固的政治觀點；[12]第二，體現付了大量金錢的廣告商的偏好，聚焦于轟動性和娛樂性，讓用戶淪為被動接收信息的數字奴隸；第三，為了迎合大多數人的獵奇心理而傾向于視覺化和小報化，簡單化的、情緒化的、煽動性的、庸俗化的、被操縱的甚至虛構的新聞、視頻、公號文章被制造出來充斥于網絡空間；第四，由于數字媒體的性質，更容易被操縱，因而有網絡水軍、發帖機器人、網絡暴力等隱藏于網絡背后的干擾因素；第五，在既定社會秩序框架范圍之內，屏蔽不受官方歡迎的言論。由此，數字化治理時代的個人極有可能沉溺于低俗的網絡信息不能自拔，在耗費時間精力的同時，逐漸遠離理性深刻的思考而變得從眾、庸俗而膚淺，從而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受到損害。

數字化技術帶來的第三種價值困境在于人與人之間隨著溝通技術的進步反而更加疏離。由于數字媒體的匿名性，用戶完全擺脫了空間區隔的限制，人們之間不再需要面對面的交流，人的身份屬性被盡數消解，個體間關系進一步疏遠。數字群沒有靈魂，所以，它無法發展成“我們”。人們無法協調，無法團結成為真正的共同體，也無法形成有效的行動力，“人與人的偶然聚集尚不能構成大眾，只有當一個靈魂、一種思想將他們聯系在一起，才能組成一個團結的、內在同質的群體單位?！盵11]數字媒體侵蝕了原本已經破碎不堪的社區共同體，破壞了公共空間，喪失了共同體成員之間互助的機會，加劇了人們的孤獨感。因此現代社會中個人面臨權力喪失、意義喪失、規范喪失、孤立、自我異化等方面的危機。[13](P73)與前數字化治理時代相比，現代個體更加孤獨而無助。因此，在與自己利益相關的公共事務方面，人們無法團結起來解決公共需求，勢必更加依賴政府的積極作為，進而在增加了政府治理負擔的同時，使其陷于更易受批評的境地。

數字化時代帶來的第四種價值困境在于個人被更深刻地異化。如果說第一、二次工業革命造就的機器時代的個人，是電影《摩登時代》所表現的在電幕監視下成為機器之一份子的流水線工人，那么在數字化時代，人們在任何時間或空間、線上或線下的行為和言論都可能受到監控。同時，隨著機器越來越人性化，人卻越來越機器化：精準的導航系統為人們設定最佳路線，對于數字時代人數大幅增加的快遞員或送餐員而言，技術提供的便捷僅僅使他們成為更為高效運行的行走機器。如果他們的行為偏離最佳路線，就會被系統監控，或被客戶投訴為失職。這種當今無所不在的工作方式體現的正是高科技的新型泰勒主義，它將人訓練為自動排除一切冗余動作的、高效行動的機器。此外，新的信息體系更便于上層管理人員掌控企業全局，而身處這個網絡之中的任何個人幾乎都無處藏身。[14](P31)一方面，數字化技術為“誠信”的實現提供了數據、信息的物質基礎和算法方面的技術保障，人的誠信有了計量的可能，任何行為（包括侵權行為）都會留下痕跡，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建構清明的誠信社會，[15]然而另一方面，數字化社會的“永久記錄”功能也使得個人可能因其行為瑕疵付出未必公允的高昂代價：在傳統社會，很多不當行為可能在當時得到諒解或懲罰繼而被淡忘，但在數字化社會環境中，這些不當行為永遠記錄在案，并在量化數據中影響到個人的某些資質評價。[13](P70)因此，面對復雜的數據化技術，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渺小而無助。

數字化時代的第五種價值困境是它制造了更多不平等。首先，數字化技術促使智能機器取代了大量人工勞動力，造成大規模的失業人口。雖然一般而言，數字技術的應用也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技術取代了一些工人，但總的來說，它增加了勞動力需求。從1999 年到2016 年，技術進步約在整個歐洲創造了2300 多萬個就業機會。[16]有些低技能的工作并不能為智能機器取代，“低報酬的簡單技術職位與高報酬的高新科技職位同時增加”，[13](P244)然而，技術對工作機會的促進性影響在全球范圍和不同行業間并不均衡：西方發達國家原本就較少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自動化對中國的影響則是巨大的；互聯網相關行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分配差距越來越大；一些部門的工人從技術進步中受益匪淺，而另一些部門的工人已經流離失所。以上因技術進步而加劇的行業間不平等可能愈演愈烈。其次，“數字鴻溝”現代化忽視了對傳統的保護，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價值被一套嶄新的社會結構和價值所取代，城鄉差距逐漸擴大，加劇城鄉不平等。再次，數字化技術日益深入而廣泛地影響人們的生活，然而，掌握數據解析工具的“知者”與作為數據解析對象的“被知者”之間存在巨大的認知鴻溝，對普通人而言，盡管權力無處不在，權力卻又仿佛不存在。大數據的運行模式、它遵循的規律以及造成的分配結果是不可知的，模型運行的結果往往不利于窮人并令富人更加富有，人們對此卻毫無爭議。[17]

三、數字化治理時代重構價值理性需要共識

事實上，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技術革新都同時帶來機遇和挑戰。19 世紀第一次工業革命進程中，在生產效率極速提高、經濟飛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改善的同時，機器的大規模運用不僅讓很多工人失去工作崗位，而且促使工人變成機器的一部分。傳統的自然經濟模式、相對固定的階級地位和等級制，以及子承父業的家庭產業模式從那時起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數字化治理時代與以往工業革命的區別不在于價值觀——這恰恰是它們的共同之處；而在于它比以往的工業革命更新速度更快、介入人們生活程度更深，從而對個體的處境造成更深刻的影響。數字化治理時代價值理性的重構需要從人之為人的特性和需求出發，以追求人類解放和豐富日常生活為目標。在當前的數字化治理發展時期，從學界、政府以及民眾各層面重構價值理性有諸種積極因素和可行路徑。

首先，學界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工具理性當道、價值理性缺失的危害。工具理性和價值中立被認為是效率的前提，然而，這一觀念在學界并沒有占據毋庸置疑的正當性，甚至可以說，從其誕生伊始就伴隨著根本性的爭論。韋伯提出“價值中立”，然而他對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邊界有著清晰的界定：“既然自然科學的對象不具有意義，那么它的方法論也就不能直接轉為社會科學所用，因為在社會科學中，意義的問題扮演著主要的角色?！盵7](P75)在行為主義和政治科學化最為盛行的年代，以施特勞斯為代表的政治哲學家就對放棄經典、規范和價值的學術傾向進行了嚴厲批評：“政事本來就有贊成或反對、選擇或拒絕、褒贊或貶斥?！舨挥媚撤N善或正義的標準來衡量它們，就無法理解它們之為政事的本來面目?！盵18]反對社會科學實證主義的首要理由就是“研究社會現象不可能不作價值判斷”，[18]社會科學實證主義“鼓勵了形形色色的無聊研究或復雜的愚蠢”。[18]盧卡奇曾發出過警告：“數學和實證主義將質量簡化為‘可計算’的數量，并將人類行為物化。統籌大數據的數字機器創造了物化的新形式，摧毀了定性、辯證、批判和非工具性行為等概念。我們需要大數據分析的替代方案，需要批判性的數字媒體研究，而不是計算社會科學?！盵19]近年來國內公共管理領域興起的“大問題”研究針對的正是研究領域越來越碎片化、數據化，卻完全放棄價值觀照的現狀：“21 世紀以來的公共管理學研究雖然在分析工具、量化技術、統計方法或實驗觀察等方面展現出新的特點和進步，卻仍暴露出不利于基礎理論發展的諸多跡象或傾向。如傳統研究中重視歷史背景分析及政治與管理關系的特點被邊緣化或弱化?！盵20]“公共管理學的核心價值和現實使命上與政治學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強調這一點的目的，就是力圖在人類發展的最基本層面上來定位公共管理學?！盵21]“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并不能解決國家治理的根本問題，一個運行良好的國家治理體系，必須是民主與治理、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盵22]學者們的呼吁是廓清數字化治理時代重構價值理性的第一步。

其次，中國的數字化治理由政府主導，中國政府具有西方國家政府無可比擬的治理權力和能力，所以政府支持價值理性的立場和導向至關重要。政府在治理過程中應與冷酷的數字化工具理性保持一定距離，厘清治理手段和治理目標之間的不同等關系，嚴肅對待價值層面的問題：技術本身無法保證善治。治理目標必須以人民的福利為出發點和終點；同時不能讓這一立場蛻變為達成某種實際上造成傷害的治理行為的幌子。為此，政府應把自由和秩序、平等和正義之間的價值選擇及其邏輯闡釋作為治理的前提，并以法規的形式將民眾不可侵犯的權利予以確認。有了數字化技術加持的政府治理，其首要任務應該是自我約束，一方面，通過相關法規界定政府行為的邊界，為民眾留下獨立行動和自主選擇的空間：政府對量化數據的盲目崇尚會陷人民于水火。[23]另一方面，努力建構透明、公正而高效的政府治理。這在數字化時代更加重要，因為政府權力的不正當運用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有害于政府公信力。指望通過控制民眾言論自由、強行灌輸正能量來維護政府形象的嘗試，則與數字化治理的現代精神截然相悖。同時，在數字化治理時代，政府應提高自身的數字技術能力，與信息技術巨頭保持距離，而非在技術層面完全依賴于后者，從而導致公權力被商業公司綁架。數字化技術所依賴的圍繞大規模操縱行為建立的商業模式本質上不僅與個人自由價值，而且與國家主權概念相沖突。[24]作為積極行動的治理主體，政府應確保新興技術真正授權于民而非控制公民。此外，政府的數字化治理必須有效應對數字化時代制造的更加深刻的不平等，充分考慮到被智能機器替換的勞動力的出路，將投資人力資本作為優先事項，為工人提供獲得新技能的機會。此外，加強社會保護，建立最低社會保障標準，將公共資源分配擴展到所有人而不論其工作條件如何，逐步減少因“體制”內外或行業差異帶來的福利差別和人為不平等。

最后，治理絕不僅僅是政府的事，因為個人是治理效果的承受者。對于數字化治理這一時代標志的全新技術手段，個人價值理性重構應始于對數字技術既了解又不沉迷，將它置于工具和手段，而非目標或生活本身的適當位置。算法和機器沒有倫理和道德，人類生活卻必須為屬人的特性和領域留有空間。唯其如此，民眾才可能關注到物質之外的其他與友愛、自由、公平等與個體福祉密切相關的價值。如果說建立在理性科學之上的“國家制造術”的第一步是“使人材料化”，把人從自然關系中解放出來，[9]那么這一造就原子化個人的進程在數字化時代大大加快、加強了。針對此種情況，數字化時代個人應該突破絕世孤立的處境，回歸人的社會屬性。最易行而重要的便是建構社區共同體，在公共事務中擔負責任、砥礪德行，提高自身的參與能力，警惕數字化侵權。數字化技術恰恰可以在這里發揮它的積極作用，“現代化已經將貧困、文盲和與世隔絕的主體轉變為有能力、有技術和有關聯的行為者，他們有能力和動力追求包括自由在內的共同價值觀?！盵25]對于個人而言，數字化技術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共存?？傊?，時至今日，民眾對現代化的認知應該有所改變?，F代化不僅僅關乎物質進步和民眾物質福利的滿足，更關乎個人自由、尊嚴、美德等更高貴的層面。人不能成為他人的奴隸，更不能成為數據和算法的奴隸。只要不將其神話并癡迷于其中反智的方面，數字空間仍然是一個非常民主的空間，人們可以利用數字技術進行更廣泛的公共討論和政治辯論。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親密感、歸屬感、尊重感、權力感個人感覺層面的追求，它們的實現最終依靠的是個人的政治能力屬性，而不是政府或數字技術：因為數字技術無法應對政治復雜性，政治關涉人，而人性是極為復雜的。

學界、政界以及民眾形成重構價值理性的共識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當前我們處于數字化技術發展的開端，未來必定會有很多相關的規范、標準、法規出現，所以對于它所代表的技術主義及其帶來的價值理性的消弭需要有清晰的認識。對數字化治理推崇的技術主義路徑進行批判性考察并不意味著要重返舊時代，而是將數字化治理作為既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細查它的特性，防范它的可能危害。只有在充分了解數字技術的基礎上，才能將其作為有效的治理工具，而非使其成為奴役人的幫兇，甚至人竟成為技術的奴隸。在數字利維坦的今天，政治的任務不是討論數字技術是否有必要，而是探究如何防止數字技術被濫用，使之不侵害于人民利益，真正助益于人類解放和豐富人類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