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現代人格理想的追尋與構建
——從哈姆雷特到浮士德

劉志強，鮑俊琴

（1.山西大同大學外國語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2.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西方文學和文化的歷史，是人類不斷認識自我，發展自我的歷史。人作為主體是一個歷史范疇，也是一個文化哲學范疇。在人類的蒙昧時代，原始人類對于自然（客體）和自身（主體）是缺乏區分的。隨著認識水平的提高，到古希臘羅馬時代，人類開始認識到人與自然的區分，有了主體、客體的概念。俄狄浦斯的命運悲劇顯示了人類認識自我的艱難以及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思想統治一切，人作為匍匐于上帝腳下的奴仆，迷途的羔羊，在教會的解釋中并不具備認識自我的能力。隨著文藝復興時代的到來，這一時期西方的文學藝術極大繁榮，其文化碩果顯示了盡管人類沒有全知全能的天性，不過一旦從某種壓抑狀態中解放出來，便可以釋放出超乎尋常的自信和創造力。文藝復興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促進了人的自我主體意識的覺醒。

作為時代的感知者和探索者，從莎士比亞筆下哈姆雷特的困惑迷惘到十八世紀歌德筆下走向社會人生的青年威廉·邁斯特對理想人性、自我價值的追尋，再到浮士德走出書齋，對走向廣闊人生生命體驗的拓展，這些人物形象標記了從傳統走向現代的西方人認識自我，發展自我的心靈的嬗變過程。當年輕的哈姆雷特尚處于古老的封建制度的陰影下并由此而感到窒息時，年輕的威廉·邁斯特則已迫不及待地去擁抱新的世界和新的自我了，浮士德則徹底地實現了現代人在個體價值意義上的積極自由。從哈姆雷特，威廉·邁斯特，浮士德的人生探索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到西方文學中人性發展和人格構建行進的基本軌跡。

一、精神的獨舞者——哈姆雷特的迷惘

莎士比亞的筆下描繪了在文藝復興時代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生動鮮明，組成了一條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引人注目的人物畫廊?！叭说陌l現”的時代在莎士比亞的戲劇舞臺上被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一次從中世紀基督教禁欲主義的束縛下解脫出來的西方人在神的面前重新獲得了屬于自身的價值和尊嚴，人性解放成為時代的呼聲。這是人的主體性開始確立的時期，從神學的、上帝的權威那里，人重新以理性、智慧、情感確立了人的自身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確認了屬于人自身的榮耀，就如哈姆雷特在劇中那段對于人的認知的著名論斷，驕傲地宣稱人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1](P469)從基督教的原罪觀念中認為人不過是“迷途的羔羊”，等待被拯救到公開贊美人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優點，重新確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價值，這種觀念轉變無疑意味著人的主體意識自我覺知的開始。

但就如所有的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文藝復興作為一個靈肉解放的時代，在解放了人類豐富的情感、創造力與才華的同時，也釋放了人的欲望與野心。莎士比亞悲劇所反映的即文藝復興后期人文主義理想者的悲劇，所以哈姆雷特一走上舞臺，他所面對的就是他所處時代的弊病與難題。哈姆雷特在威登堡大學接受的是先進的人文主義教育，當他回到丹麥，艾爾西諾王宮古老的風吹過，哈姆雷特就感到了不適應，宗法責任和社會責任加之自身的不幸，他成為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人。哈姆雷特是個性解放的時代發展至私欲泛濫的社會現實的見證者，剖析者與思考者。他的發問一開始，哲學的身份就一覽無余，人物的標志性一覽無余。在復仇的過程中，哈姆雷特對人、人性和人生意義重新進行了認知和思考，出于對人性的失望讓他發出了“可是在我看來，這一個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類不能使我發生興趣?！盵1](P469)“像我這樣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間，有什么用處呢？”[1](P481)的痛苦呼號，但直到戲劇結束，他的思考依然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在戲劇中哈姆雷特思考這一行為并沒有徹底完成，他在劇中提出了問題本身，卻缺乏在現實中行之有效地去驗證的能力，他生活的領域囿于宮廷權謀爭斗，這也讓他無法在更廣闊的社會領域中完成對更有意義和價值的人生的探索和實驗，他的憂郁彷徨使他懸置于哲學時空，卻難以在現實中解決問題。莎士比亞筆下哈姆雷特這一形象的存在，是一個時代的上帝之眼，在新舊時代價值轉型時期，他洞察了時代的弊病，即人性的墮落與道德秩序的失范，對此有著超越同時代人的更為清醒敏銳的判斷，并且有強烈責任意識和拯救意識，但作為一個沒有更多實踐經驗和社會閱歷的年輕王子，他總是在精神意識的層面進行哲學思辨，并且只是局限于與自我的對話，從而缺失了現實層面的實踐意義，成為一個人的精神獨舞。莎士比亞通過哈姆雷特的憂郁，困惑與復仇行動的延宕，描繪了一個主體意識剛剛覺醒但尚未得到發展的古代社會的傳統人格形象。文藝復興以來，人的主體意識已經覺醒，但古老的封建專制和宗教意識依然主導著人的精神，人對在實踐中應用自己的理性力量依然心存疑慮，哈姆雷特無法克服時代和自身的局限性，這使他成為舞臺上對人性發出永恒質疑的哲學身份象征。

二、審美主體的追尋者——威廉·邁斯特的人生舞臺

歌德的長篇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后簡稱《學習時代》）和《漫游時代》被認為“在許多方面都近似于詩劇《浮士德》，從一定意義上來講，它們像是母體同時孕育生長的孿生姐妹?！盵2](P1)不過《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創作要早于《浮士德》，但在創作時間跨度上，這部小說也長達五十多年。威廉·邁斯特是歌德教育小說《學習時代》和《漫游時代》主人公，他青年時代在人生經歷和生活探索上很近似于后來的浮士德生活經歷的展開，“但他活動的范圍僅相當于浮士德的‘小世界’”。[2](P2)威廉出生于德國的商人家庭，他從小就表現出對戲劇藝術和表演的狂熱興趣，一次外出時遇到一個流浪劇團，就加入他們開始了漫游生活。威廉為人熱情真誠，敏感聰慧，他從一開始就懷著提高自己和完善自己的美好欲望，希望能獻身于戲劇事業并復興德國的民族戲劇。在流浪的生活中他感受到了藝術給他帶來的激情與愉悅，但同樣也經歷了天性與環境沖突之下內心的不幸與痛苦，他后來成為一家劇院的導演和演員。威廉在長期對戲劇藝術的追求中，在廣闊的社會人生中經受了磨煉，完成了“學業”。

研究者認為，《學習時代》整個內容可歸納為“逃避庸俗”，體現了擺脫蒙昧狀態的新人進一步完善自己的要求。學習實際上就是追求一種和諧完善的人格:追求理智與熱情的調和，美和倫理的調和，愛和道德的調和，天性和修養的調和，內在沖動與外在法則的調和，最終達到一個“美的心靈”和一個“完整的人”相結合的境界。威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天性中的熱情真誠使他具有一種審美的品格，并義無反顧地追求超越于平庸的藝術生活，但他并非沒有缺陷，感情的沖動使他陷入了少年情事的紛爭中，他的離家出走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責任的逃避。在加入流浪劇團后，威廉在戲劇藝術上顯現的才華使他脫穎而出，他初次嘗試到了成功和喜悅，但流浪劇團演員構成和表演的隨意性與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在不久之后就發生了矛盾，這讓威廉陷入了痛苦。后來他成為另一家劇院的導演和演員之后，積累了經驗，隨著長期的舞臺歷練和社會閱歷的增長，他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對藝術人生的追求。在情性方面，他的不告而別固然令家人不悅，但父親在見到經歷了社會教育脫胎換骨的威廉之后，對他的成長變化很是欣慰。他不僅與家人達成了和解，也真誠地認識到了年少的沖動與錯誤，并承擔了責任，“徹底丟掉了身上的庸俗市民氣，完全變成了一個新人”。[2](P8)

《學習時代》中威廉離開家庭，走向17 世紀末18世紀初德國的廣大社會，但始終是在藝術團體中學習成長，接受教育，實現藝術夢想。也許是意識到戲劇藝術和審美教育的局限性，歌德在《漫游時代》中，讓威廉接觸到了有改良進步思想的社會團體，觸碰到了相對嚴肅的社會問題，但小說卻以威廉收獲美好的愛情為結局，這顯示歌德對改變當時德國落后社會現實方式的思考還沒有完成，因而人物身上也帶了某種開放性，預示著威廉的學習、漫游將永遠在路上。在小說一開始，威廉的離家出走，可以說是威廉主動追求藝術理想的一種選擇，但其后在漫游學習的劇團生活中，他的經歷大多帶有偶然性和隨意性，并不顯示出自我導向的行動意愿，在個體生命體驗拓展的深度和廣度方面，威廉·邁斯特通過游歷也可以稱得上是完成了對戲劇藝術和審美人生探索的掃羅。巧合的是，在《學習時代》的第四部第十二、十五章，第五部第四、五、九、十一章，歌德借排演莎劇的威廉之口對《哈姆雷特》發表了異乎尋常的獨到、系統、詳盡和深刻的見解，威廉有著和哈姆雷特同樣敏感的心靈和詩性的品格，對人性的美和善同樣有著超越性的審美追求，威廉走出了平庸的市民家庭，在藝術的實踐中認識自己，認識與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關系，增長了聰明才智，豐富了閱歷?；蛟S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威廉代替哈姆雷特走出了宮廷，在行動和實踐中實現了對審美的藝術人生的追求。

三、現代主體人格理想的實現者——浮士德的冒險

18 世紀的啟蒙運動賦予民眾以嶄新的時代理念，強烈的個體意識空前強化，社會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和理想追求精神動員民眾，進而產生改造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強大思想動力和精神能量。

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形象是當時啟蒙運動的獨特產物，是啟蒙思想影響下的西方先進知識分子由傳統走向現代，對理想王國的追求中自我實現的詩意性表達，是形象化的現代主體人格理想的實踐者。在精神氣質上，浮士德是個“現代進步的頭號文化英雄”，[3](P106)“現代性意味著價值主體由神向人的轉移?！盵4](P163)在傳統的信仰時代，上帝是一切造物存在的意義的源泉，也是個體生命意義的終極歸宿，人在現世的生活毫無價值。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盡管在序曲中有上帝和魔鬼的打賭的情節，但上帝已經由傳統經院神學中全知全能的上帝變為啟蒙學者眼中創世第一因的存在，之后更是撒手不管，對梅菲斯特引導浮士德的要求，上帝只說：“只要他在世間活下去，我不阻止，聽你安排?！盵5](P38)這意味著浮士德從上帝手中獲得了解放，個體行為的超驗根基不再成為個體行動的束縛理由，擁有了自我實現的可能，個人生命體驗和過程本身成為第一性。

作為現代主體的浮士德在情感結構和價值偏好具有鮮明的現代色彩。他有一個不安的靈魂，渴望有所作為，并放棄了對靈魂得救的渴望而重視追求此岸價值。在翻譯《新約·約翰福音時》，因不滿路德“太初有言”的譯法，而將其譯為“太初有為”。[5](P42)而后走出書齋開始探險生活的浮士德尋求對生命的每一種沉浸式體驗，但他的追求不僅僅停留在感官享受的物質層面，而是在經驗、強度、感受生活、行動、創造性等個體生命的深度、廣度和可能性的體驗層面，實現了以賽亞.伯林所說的“積極自由”。[6](P179)積極自由作為一個現代性概念，解釋了現代主體的心理特征，強調個體的獨立動能，即個體是自己的主人，是自主的和自我導向的行為主體，通過控制外在世界，使之符合自身的愿望，從而達到自我導向的目的。伯林認為積極自由既是對個人自由的擴展，也是個體價值的實現；但積極自由也會把個體的意志通過政治權力強行擴展到每一個個體，無視他人的權利，最終走向個體價值實現的反面。浮士德有著明確的自我意識和行動的愿望，他在知識、愛情、政治生活，藝術審美和社會理想五個階段的極致行動體驗中追求永恒。他的生命體驗在每個層次都得以充分展開，盡管在每一個階段他都會遭受挫折和失敗，他也有過短暫的消沉與頹喪，但始終都表現出明確的自我意愿和導向，懷著雄心壯志不斷自我更新，能夠迅速恢復，并保持了對未竟之領域旺盛的探索熱情。從詩劇年老絕望的學者開始到熱戀的青年，從參政的政治家到古典美的追求者，最后成為雄心勃勃的封建領主，浮士德的身份不斷變化，是其現世生命經驗展開并一一體驗的過程，也是其現代主體性得以充分展示的過程。浮士德身上的積極自由是18 世紀的西方時代精神影響的結果，歌德借浮士德充分肯定了啟蒙時期個體現世體驗的價值。啟蒙時代以理性精神清算了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各種痼疾，以更為符合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理想社會的藍圖和自由精神照亮了未來社會的路徑，從而在理想人格的形塑方面也展示了人在精神發展上的開放性和潛能，而浮士德無疑就是這種人格理想的實現者。

不過，“浮士德悲劇”也帶來現代性視野中發展的反思。浮士德并非純潔的道德理想主義者，他追求行動和體驗，卻往往導致無度與失控。他追求愛情，最終卻導致格雷琴一家和孩子的死亡，他在封建宮廷發行紙幣，卻引發了人們對金錢和享樂的瘋狂追求，他填海造田卻造成了奴役與死亡，浮士德的個人理想實踐攜帶著的破壞性無疑又與啟蒙時代個體價值的肯定精神相悖。詩劇接近尾聲“事業悲劇”的階段，浮士德作為一個永不滿足的英雄卻為魔鬼所欺騙，不禁心滿意足發出“你真美啊，請停留一下”[5](P536)的感嘆，立刻倒地死去。這一反諷性的結局體現了歌德對浮士德這一形象所代表的“發展神話”的一種思考。浮士德身上永不滿足，奮發有為的精神氣質代表了18世紀西方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的新興資產階級不斷進取，求得自我發展的進步精神，歌德通過對浮士德這一現代冒險主體心理層面的展開，充分肯定了個體生命價值實現的意義。不過浮士德及其對立面魔鬼在每一階段尋求積極自由拓展其生命經驗的領域時，總會以毀滅舊的秩序或暴力的形式顯現，其發展所帶來的破壞力是提倡漸進改良思想的歌德不得不警惕的，浮士德的失敗無疑是歌德對現代主體發展欲望的一種警覺與反思。

浮士德要求發展的主體性實踐是在其愿望和意志的主導下開始的，與魔鬼梅菲斯特交換得來的黑暗力量使他在每一個領域的初始生命體驗中充滿了成就感，自由意志的充分實現令他充滿了志得意滿，這也進一步激發了他的征服欲，他甚至揚言要征服漫無目的的大海，他迷醉于應用自己統治勞動力的新權力，在普遍福利的名義下，在實現社會理想的同時以近乎瘋狂和野蠻的方式組織強迫性勞動，而他身上以實現積極自由為開始的自我主導的主體性追求，最終不免演變成為梅菲斯特口中“自戀性的權力意志的古老故事”。[3](P88)

文學是人學，文學發展的過程也是人類逐漸發現自我、認識自我的過程。文藝復興時期莎士比亞通過哈姆雷特這一人物形象將西方文學對人性自我認識和人性復雜性的思考開掘到了新的高度。18 世紀啟蒙時期的歌德作為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偉大思想家與文學家，他所關注的目標和中心點也始終是人，包括人的激情、本性，以及人與現實生活和人與世界的關系。歌德早期塑造的威廉·邁斯特形象代表了作者早年對和諧完善的理想人格的追求，與他早年尊重個性自由，崇尚激情的思想較為一致，而作為寄寓歌德自身生命活力的浮士德形象，在實現積極自由拓展個體生命領域的同時展示了強烈的自我導向和自我控制，使得“現代歷險主體的心理層面得以細致展現”。[7](P178)浮士德的生命探險之旅就是歌德對理想人格實踐歷程的藝術化總結，同時也不乏對自己所處的風云變幻的時代思考，這種思考一方面超越了國家、民族和時代的局限性，既表達了啟蒙時期主體性人格實現個體價值的積極精神，另一方面又以敏銳、前瞻性的視角察覺到浮士德所代表的那個現代的無限發展的自我，釋放的是人性中不可控制的欲望，同時也可能是巨大的不受控制的和常常是有害的權力。詩劇結尾，歌德盡管意識到浮士德道德上的缺陷，但他還是堅持了讓浮士德最終獲得拯救的肯定性陳述，這說明他肯定了浮士德身上不斷追求發展進步和自我完善的人性理想和精神能量，至于留下的疑問和道德考量則留給時間和未來來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