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破解

劉同舫

浙江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杭州 310058

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1)《正確理解和大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2月8日，第1版。，這一重大論斷深刻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世界意義。在人類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變過程中，西方現代化模式憑借其獨特優勢占據現代化發展的先在地位，在現實層面深刻影響世界的現代化進程與發展格局，在思想層面逐漸形成“現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狹隘解讀?，F代性并非西方文明所獨有，任何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論調均無法洗脫“西方中心主義”立場的嫌疑。中華民族在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文明復興的道路過程中取得的現代化成就，有效破除了西方“一元現代性”的神話，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繪制出一幅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嶄新圖卷。透過錯綜復雜的現代性表象揭示其本質屬性，澄明現代性本質的“特殊”與“普遍”之辯，揭露“西方中心主義”思潮的邏輯悖論，有利于我們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實踐在多元現代性文明中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積極推動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為現代性文明的多元展開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

一、現代性的本質：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

自“現代性”這一概念產生以來，學界圍繞現代性問題展開了豐富且深刻的探討，但對“現代性”概念的內核界定尚未達成共識。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現代性”是指大約17世紀出現在歐洲、后來對世界產生廣泛影響的“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2)〔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頁。；美國學者米歇爾·艾倫·吉萊斯皮(Michael Allen Gillespie)認為：“現代性是一個世俗的王國，在其中，人取代神成為萬物的中心，并試圖運用一種新的科學和與之相伴的技術來掌控和擁有自然”(3)〔美〕米歇爾·艾倫·吉萊斯皮：《現代性的神學起源》，張卜天譯，長沙：湖南技術科學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3頁。；美國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指出，“現代性的觀念是神話”，“它總是與‘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有關”(4)〔美〕大衛·哈維：《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黃煜文譯，南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導論”第1頁。?！艾F代性”一直是解釋和評價社會發展及文化形態的一個重要理論建構，與變革和進步、理性和行動等概念緊密聯系在一起。只有透過對現代性概念紛繁復雜的解釋迷思，拋開囿于現象層面的解釋差異，解剖現代性問題的核心與本質，或許才能夠通達對現代性概念的理性認識。

現代性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學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與對“現代性”概念的界定一樣莫衷一是。無論是將現代性的本質歸結為“政治”，還是認為現代性的本質在于人的主體性解放，這些觀點都賦予了現代性多層次、多維度、多領域的豐富意涵，促使它從本質上包含人們共同追求的普遍性理念。由此，是否也意味著存在一種超越民族、地域、文化、風土人情等構成人們普遍追求的現代性方案呢？

西方現代性的確立與資本主義的擴張進程具有同一性，其源頭可追溯至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使得“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理念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促使個人逐漸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推動了個體生活方式的變革，確立了一種新的“理性”神話。啟蒙運動對人類理性的高揚使得個體主體性被充分激發，社會在新的啟蒙神話中發生深層次變革，由此開啟了資本主義新紀元。馬克思曾說：“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頁。資本主義以摧枯拉朽之勢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生產革命，加速了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因此被視為現代性的“唯一模板”，但實際上落入“一元現代性”的認識窠臼。

賦予西方現代化道路以絕對普遍性的邏輯敘事，固化了人們對現代性本質的片面認知，即認為西方的現代化進路是唯一具有合理性與正當性的社會發展道路，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將西方現代文明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法則”。這種將現代化發展道路曲解為西方地域性文明發展模式的觀點，不僅顯示其“西方中心主義”的認識前見，而且偏離了對現代性問題的科學認知，暴露出解釋視域的狹隘性與“西方優越論”的理論傾向。實際上，現代化并一定意味著西方化，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采用西方價值觀、體制和實踐的前提下，同樣能夠實現現代化。西方的現代化方案并非人類社會實現從“傳統”到“現代”轉換的唯一方案，在走向現代性的過程中既存在普遍原則，也內蘊個性化選擇，而這種個性化選擇則充分體現了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特殊性。

蘊藏于現代性本質之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特質并不是完全的二元對立、不可調和，二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F代性的普遍性表明人類超越當今社會的設想具有共通性，擁有共同的價值追求與終極目標；而現代性的特殊性表明不存在適用于一切民族或地區的萬能法則，一切必須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必須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具體謀劃。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總是處于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復雜交織之中，兼具共通性與獨特性，現代性的發展境遇亦是如此。但我們需要警惕將普遍性或特殊性發展到極端的普遍主義或特殊主義，避免將普遍性與特殊性視為完全對立的兩極，理應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統一中洞悉現代性本質，從而避免落入“一元現代性”抑或極端民族主義的思維困局。

二、西方化與現代化的糾纏：文明的“西方中心主義”視域

“西方中心主義”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與文藝復興運動時期，在歷史發展中衍生出西方“優越”于東方、以西方為“中心”的社會思潮?！皻W洲優越感的基礎和它對世界征服的基礎是它的社會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歐洲人在其上升期并沒有從這方面來理解他們面對的新現實?？梢哉f，他們并不知道他們在‘建設資本主義’?！?6)〔埃及〕薩米爾·阿明：《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論批判》，王麟進、譚榮根、李寶源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181頁。如果說現代化的緣起與啟蒙理性的世界性蔓延密不可分，那么，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確立以及由此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觀念則與資本主義的全球拓展具有同構性，即西方現代性通過市場經濟的世界擴張，在軍事因素、政治因素的加持下，創造了現代世界體系，從而在某種意義上使得西方現代化成為現代史的代名詞。這使得西方誤以為自身擁有了世界規則的制定權、世界糾紛的決斷權，認為其經濟模式、價值準則、文化觀念、制度體系等“放之四海而皆準”，幻想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典范”與“領跑者”?！拔鞣街行闹髁x”者主觀地將西方與東方之間的地理差異理解為文明層面的優劣差別，以期在這種界分中進一步凸顯西方現代化進程的先在性與優越性，從而在世界范圍內推廣其所推崇的價值規范與發展邏輯。東方與西方在地理位置上的界分并不內蘊二者走向沖突與對立的必然性，東西方文明之間也不包含優劣之分，人類應當建立一種廣泛的對話機制以尋求最大程度的文明認同與交流互鑒，這才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動搖的歷史趨勢。

在對現代化的學術研究中，很多西方學者直接將“現代化”與“西方化”等同，似乎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只能是不斷趨近西方、以西方為發展范例的歷史進程?！笆聦嵣?，重新神圣化政治氛圍以及對英雄主義的崇拜，無論分開來看還是聯合起來看，自那以后都是一直縈繞在現代性之上的那個主要噩夢——克里斯瑪式統治——的前奏”(7)〔匈〕費倫茨·費赫爾編：《法國大革命與現代性的誕生》，羅躍軍等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0頁。。法國大革命之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逐漸被“神圣化”，部分西方國家甚至被視為當代現代化發展的“權威藍本”，而任何異質于西方現代性的發展模式都被視為“離經叛道”，被貼上各式各樣的標簽?！拔鞣街行闹髁x”的前提預設消解了對現代性的科學認知，很大程度上誤導了人們對于現代性本質的理解，它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西方國家自18世紀末期以來在世界歷史中的先導和主導地位?！捌帐纼r值”與“歷史終結論”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典型言論，這些言論無時無刻不在彰顯和宣揚西方政治制度、文化心理以及價值觀念的優越性與不可替代性，企圖在世界歷史中建構起主宰全球的話語霸權。有學者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為“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認為“西方中心主義”“已經演變成為一個非常精雕細琢的模式、一個構件整體；實際上是自成體系的理論；一套高超的理論，是許多歷史、地理、心理、社會邏輯和哲學等次級理論的總架構”(8)〔美〕J.M.布勞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譚榮根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2頁。?！拔鞣街行闹髁x”在現代性譜系中逐漸擁有了完整架構，其對世界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對“西方中心主義”展開深入而徹底的批判勢在必行。

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觀念是“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陷阱，混淆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具有普遍適用性嗎？所有國家、民族或地區無論其現實境況如何，都注定要走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嗎？在許多陷入西方化與現代化邏輯糾纏之中的學者看來，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歷史上曾出現過力圖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思潮，但實際上，他們在解構“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又在不斷重建這種理論。若將歷史的視野擴展足夠廣，就會發現“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化解釋范式缺乏理性論據，本質上是一種狹隘且帶有特殊的非法意圖的認知。

“西方中心主義”主觀預設了西方是“現代性”的唯一起源，將現代性與進步或發展不加甄別地關聯起來，進而不斷地誘導“他者”承認這樣一種邏輯，即西方的現代性等于人類文明的發展與進步。西方現代性與“進步”的牢固“粘黏”窄化了現代性的內涵及外延，其默認西方的現代化進程構成人類一切進步與美好的“源頭”，忽視了西方的現代性尤其是以資本主義的迅速擴張為現實表征的現代性為人類文明帶來的消極影響。恩格斯曾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張本性，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是不可能穩定不變的，它必須增長和擴大，否則必定死亡”(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7頁。。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勢必會造成更加普遍的人類異化，使得更多的底層人民利益被侵害，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將不斷加劇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衍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從而讓社會內部甚至整個世界陷入混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現代性方案予以辯證評價，曾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推進生產力進步上的巨大貢獻，同時也揭示出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和骯臟面貌。但無論是最初的充滿血腥與暴力殺戮的資本原始積累，還是資本主義漸次確立起的世界霸權體系，或是當今時代盲目追求科學技術突破而帶來的人類生存境遇遭受威脅的現代隱憂，都昭示了西方現代性不是充滿“玫瑰色”的浪漫主義想象，而是遍布“灰色”與非正義的人類危機的“始作俑者”。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對現代人類文明的影響，“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10)《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頁。。資本主義對利益的追逐促使生產力實現大幅度躍遷，但隨之而來的世界貿易使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像瘟疫一樣在世界范圍內蔓延開來，也使相對落后的民族與地區被資本邏輯裹挾，淪為資本家攫取利潤的工具。

“西方中心主義”思潮試圖通過不斷夸大西方現代化進程中顯露出的“文明”面向，遮掩其對欠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讓人們不自覺地將西方的現代化與“進步”聯系起來思考和評判。事實上，西方的現代性帶來了進步，但也導致了新的現代性危機?！艾F代性的基礎是人類對解放的要求”(11)〔埃及〕薩米爾·阿明：《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論批判》，王麟進、譚榮根、李寶源譯，第90頁。，對解放的渴求根植于個體之中最原始的、最真實的渴望。在社會形態的歷史性更替中，人們逐漸擺脫原始社會時期對自然的過度依賴，從對大自然的恐懼與束縛中解放出來，進而邁向了農耕文明，完成了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的歷史躍遷。但農業文明并未將人類從自然的壓迫中徹底地解放出來，反而滋生了更多鉗制人類自身發展的力量，人們不得不從事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耕作活動，以應對人口迅速增長帶來的生存負荷。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加持下，人類通過不斷改進生產方式、提升生產效率，試圖擺脫自然對個體發展的限制，創造了新的現代性“神話”。這一“神話”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類解放，反而產生了新的奴役人的力量，催生了新的異化，衍生出龐大的商品帝國。德國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曾指出，現代人“對進步的懷疑導致了整個西方文明的危機，因為在19世紀的進程中，舊的好與壞、善與惡的區分已經逐漸被進步與反動的區分所取代”(12)Leo Strauss，“Progress or Return？The Contemporary Crisis”，Modern Judaism，1981，1(1)，p.27.，人們不再以負責任的態度區分善與惡，最終陷入懷疑主義，出現價值判斷層面的缺失。西方的現代性危機迫使人們陷入無休止的懷疑主義，在人類生產生活的諸多方面引發了危機，如人類生存危機、社會結構危機、道德危機等，這些危機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人類應當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審視西方現代性的價值定位。

克服西方現代性的歷史局限，需要摒棄將現代性置于單一解釋框架的詮釋模式，以更加多元、包容的價值取向來解構所謂的西方現代性?！艾F代性概念顯示出了容納任何一種對現時及其意義的哲學解釋的能力，無論這種解釋是美學、道德、科學、技術的，還是更廣義的歷史—社會的，也無論是積極的(現代性是好的、合乎愿望的)還是消極的(現代性是創傷或‘悲劇’性的，必須被忘記或被超越)”(13)〔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后現代主義》，顧愛彬、李瑞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341頁。。徹底拋開西方優越于東方、西方價值觀優越于東方價值觀的思想前見，才能在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上真正把握現代性的內涵及其雙重內核，辯證審視當代的現代性理論，并理性看待日益突破地域限制、打破地緣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桎梏的現代化發展浪潮。

三、中國式現代化：多元現代性文明形態的歷史展開

“西方中心主義”試圖將西方的現代化方案作為普遍模式在全世界推廣，創造“一元現代性”神話。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的全新現代化道路，用實踐證明了現代化模式的多樣性，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理論虛妄，開啟了現代化道路的新紀元，也不斷昭示著多元現代性文明形態的歷史展開。

審視中國近現代史，能夠發現中國的現代化從一開始就與西方的現代化道路迥然不同，中國的現代化承擔著爭取民族獨立與實現現代化的雙重使命。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后，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一方面在于擺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奴役與壓迫，另一方面在于奮力追趕西方的現代化進程，改變“落后就要挨打”的命運，實現民族的繁榮富強。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充滿崎嶇與波折，歷經了從學習和模仿西方到獨立自主地展開探索的艱難過程，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造就了新時代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為世界帶來更大貢獻的歷史輝煌。中國獨特的現代化之路克服了社會發展單線思維模式的弊端，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有機結合中把握現代性的本質，用實踐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破除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性神話。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14)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頁。，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有效處理人民與政府、人與自然、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中國與世界等各方面的關系，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關鍵所在。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區別，構成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與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根本界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在誕生之初就充滿了罪惡，其剝削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2、827頁。，“資本主義制度卻正是要求人民群眾處于奴隸地位，使他們本身轉化為雇工，使他們的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2、827頁。。資本主義社會誕生于血腥與暴力之中，并在不斷剝削無產階級的過程中發展壯大。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恰恰從反抗屈辱的壓迫與剝削之中逐步生長起來，反映了底層人民的愿望與訴求。在決定中國前途命運以及社會性質的歷史抉擇中，歷經苦難的中國人民沒有選擇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發展進路，而是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進而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將社會發展的實踐旨歸指向了占人口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相信“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頁。，肯定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鄧小平將社會主義的本質進一步明確界定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18)《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頁。。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始終以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始終用馬克思主義引領社會前行，而內蘊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始終秉持將人民利益置于首位的價值遵循。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致力于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發展，拒絕沖突與暴力，強調采取合作共贏的理念持續推進現代化。正因如此，中國創造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奇跡，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進步性與優越性。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集文化傳承、現實要求和人民主體有機生成的必然結果。中華文明構成中國特色的內在規定性，彰顯了中華民族的獨特性，其中的優秀傳統文化更是中華民族發展的精神標識，也是中國能夠繼往開來創造新的歷史奇跡的底氣所在。西方現代性高揚的“自由”、“平等”等普遍性理念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有之物。中國傳統文化也內蘊豐富的自由思想，從儒家統一責任與義務、扎根現實生活的“入世的自由”，到道家忘懷現實的“忘世的自由”，再到佛家達至涅槃境界的“出世的自由”，以及三者會通形成的超越性自由精神，無不彰顯著中國人民對于自由的渴望。(19)參見黃玉順：《中國傳統的自由精神——簡論儒道釋的自由觀》，《理論學刊》，2001年第4期。歐洲的啟蒙運動曾受到中華文明的熏陶與啟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倫理政治以及儒家的仁愛思想等直接“促進了歐洲啟蒙運動的發展和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形成”(20)冉昌光：《中學西漸與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形成》，《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1期。。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文明蒙塵，但中華民族創造的獨具一格的文明形態在人類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對人類文明的形成與演進作出過不可替代的貢獻，而這些燦爛的文化瑰寶構成了中國走向現代性的精神內核。

歷史證明，如果我們盲目追隨西方腳步，對西方現代化模式亦步亦趨，那么將永遠無法真正超越西方的現代性邏輯，更無法扎根中國大地，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因而，我們要立足世界視野，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類發展進步潮流，堅持胸懷天下、博采眾長、兼收并蓄，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作出貢獻。同時，我們要聚焦“中國特色”，推陳出新、踔厲奮發，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并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不斷凝聚中國人民的集體智慧，形成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合力，擺脫西方現代性的束縛，開辟出一條兼具正當性與正確性、合理性與合法性、科學性與真理性的中國式現代化?！爸挥兄哺緡?、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2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18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現代化道路過程中開辟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之路，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現代化實踐破解了西方現代性理論趨同性的原初設定，用實踐證明了現代化道路的不同面相，彰顯出中國式現代化的超越性與不可復制性。拒斥西方一元現代性敘事的強制邏輯，需要在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張力中把握普遍預設與特殊現實之間的矛盾，以特殊現實為基底挖掘走向普遍現代化的可能性與合理性。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堅持普遍與特殊相結合的方法論原則，既不被“西方中心主義”所謂的普遍性原則所綁架，也不走向過分夸大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另一個極端，而是充分利用西方現代性優勢扎根中國土壤，不斷克服西方現代性的固有危機，突破“一元現代性”敘事的視野與思維局限性，在歷史實踐中不斷確證自身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日益展現出強大的實踐效能和理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