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民族”與“人民”的三重糾葛
——重述聞一多的思想道路

李 怡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成都 610207

從“國家觀念”到“人民意識”，這是聞一多一生最重要的選擇，也是學界早已形成的共識。不過，站在國家與人民命運一體化的當代觀之，有時也不免為發生在民國年間這種觀念的分化和巨大的蛻變而滿懷好奇。仔細觀察，更不難辨析出在這思想流變的兩個端點之間，其實還纏繞著“民族意識”及“民主信念”等相互聯系又有所差異的重要思想，就是這些思想選擇的分分合合，勾勒出了聞一多跌宕起伏的一生，記錄著現代中國思想的種種異變。重述這里的思想演變，對于我們洞見現代國家意識在知識分子精神史上的深刻流變，具有十分重要的典范意義。

一、“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

在現代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與五四以降的個人意識、自由信念始終相伴而行，交織生長，在更多的時候，歷史大敘述的國家民族思想是透過個人生存理想來予以表達的。聞一多的特別之處卻在于，他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在一開始就是公開宣示、自覺聲張的，這就是朱自清所指出的，他真的是抗戰之前“唯一有意大聲歌詠愛國的詩人”(1)朱自清：《愛國詩》，《新詩雜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51頁。。

與相當多的現代知識分子經由五四思想啟蒙“自我發現”和“個性解放”不同，五四之于聞一多的主要印象是國家政治，他書寫了長長的家信，向父母匯報學生運動的盛況：“現每日有游行演講，有救國日刊，各舉動積極進行，但取不越軌范以外，以穩健二字為宗旨。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學雖為首領，而一切進行之完密、敏捷，終推清華。國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強權，無公理，全國瞢然如夢，或則敢怒而不敢言。賣國賊罪大惡極，橫行無忌，國人明知其惡，而視若無睹，獨一般學生敢冒不韙，起而抗之，雖于事無大濟，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現校內辦事機關曰學生代表團，分外務、推行、秘書、會計、干事、糾察六部，現定代表團暑假留校辦事。男與八哥均在秘書部，而男責任尤重，萬難分身?！?2)聞一多：《致父母親(五月十七日)》，《聞一多全集》第12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頁。字里行間，一位年輕、單純、滿懷理想的學生形象躍然紙上。而這一責任擔當的理由也是國家的召喚和青年的使命：

男在此為國作事，非謂有男國即不亡，乃國家育養學生，歲糜巨萬，一旦有事，學生尚不出力，更待誰人？(3)聞一多：《致父母親(五月十七日)》，《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8頁。

這就是聞一多最初的五四思想基礎：一種基于國家民族危亡的愛國主義激情。也是我們通常所謂的社會政治運動的“五四”，而有別于此前的思想革命的“五四”，與更年長一代的五四知識分子比較，國家救亡的追求明顯更重于思想啟蒙的意義。我們知道，從《甲寅》月刊到《新青年》雜志，構成五四思想啟蒙基本理念的恰恰是對國家觀念的深刻質疑和對個人價值的空前提升，作為清華學校的中學生和留學預備生，聞一多對知識精英階層發動的思想運動尚浸潤不深，樸素的、以學生愛國為基礎的歷史認知在他的思想內部延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抗戰時期，他對五四的記憶還是政黨發起的社會政治：“當初五四運動是一個零碎的青年運動，沒有組織，慢慢才出現群眾的運動，那時由于國民黨的加強，這運動轉成了一個具體的政治運動：由于一個黨派，有組織的集團的接受和領導，于是這運動有了結果。當時我們感激國民黨，感激孫中山先生的領導?！?4)聞一多：《在五四青年運動座談會上的發言》，《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410頁。

青春期的愛國熱情是我們解讀大江會國家主義的基點。清華學校畢業之后，在美國留學的聞一多與羅隆基、梁實秋等20多位中國學生組織了大江會，他以當年五四清華學生代表團的熱情投入大江會的工作之中，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聞一多熱切地談論著、規劃著：“大江前途之發展，有賴于本年中之活動者甚多。本年東部年會中之活動不但可以宣傳國家主義，而且可以宣傳大江會。大概添加會員，在年會前，很有限。年會中大江政策若能實現，定有同志的愿來參加我們的陣列。然后會員增加了，聲勢浩大了，大江底根基便算穩固了?！?5)聞一多：《致梁實秋、顧毓琇》，《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18頁。大江會另一位發起人羅隆基說：“大江會員的極大多數是崇奉國家主義 (Nationalism)的。說我們是一種國家主義者的聯合，亦未始不可?！?6)羅隆基：《關于新清華學會及改組董事會二事的答復》，《清華周刊》，第309期，1924年11月。聞一多真誠而熱切地勾畫著他心目中的國家主義的未來。

這種青年學生的愛國激情，就是聞一多在學生時代孕育出國家主義追求的情感基礎。特別是在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處處濃郁的西方文化的氛圍對沖著聞一多的傳統教育根基，激發了一種文化的自衛意識，而留美以后強勢文明的心理沖擊更加深了個人與民族命運的一體化感受。他批評“美國化的清華”，發起“課余補習會”“磨厲道德”，研習中國文化，又每每以“二月廬”中的攻讀重回古典文化的世界，以“東方老憨”自居，呼喚民族文化之魂的復歸：“東方文明??！……‘盍歸乎來！’讓我還是做我東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7)聞一多：《美國化的清華》，《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11頁。在美國，來自強勢文明的有意無意的歧視或者說優越感也令他倍感屈辱：“一個有思想之中國青年留居美國之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薄拔夷擞袊?，我有五千年之歷史與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將謂吾國人不能制殺人之槍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總之，彼之賤視吾國人者一言難盡?！?8)聞一多：《致父母親(一月十四日)》，《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138頁。這是由現實的屈辱而奮揚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榮光，而對民族文化危機的憂慮亦因此誕生：“我國前途之危險不獨政治，經濟有被人征服之慮，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禍患。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千百倍之?！?9)聞一多：《致梁實秋》，《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15頁。

如何才能拯救民族的危機呢？必須鞏固和強化對現實國家的承擔與認同。在這個時候，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并沒有什么裂隙與差異，體現著一種融通與互補?？箲饡r期，聞一多回憶五四時期的國家觀念時告訴我們：

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還是關心國事，提倡Nationalism，不過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義，孫中山先生翻譯Nationalism為民族主義，我以為這是反動的。(10)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67頁。

來自1944年5月3日夜的這番回顧值得我們細細品味。Nationalism同時擁有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兩重義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別有所偏重。聞一多的回憶清晰地表明在五四時期，他更愿意強調國家制度框架下的思想形式，所以對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定位不以為然。但是，他也十分明確地自我剖析說：“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義”。也就是說，經過了人生和思想的嬗變，此時此刻的他對自己已經有了進一步的把握，他對當年的國家主義觀念有所反思，悟出了當年的追求更屬于感性的想象而非理性思考的選擇。在我看來，五四時期，真正激動著這位青年學生的其實正是他在概念上不以為意的民族主義，所謂的國家主義的“國家”也主要是一種情感上的維護和信仰。

國家主義是在近代民族發展及其危機意識中誕生的，有其明確的思想傾向與思維邏輯。這雖然表現出鮮明的情感取向和情緒色彩，但嚴格說來，基于社會政治層面的制度設計和思想邏輯才是國家主義的理性內涵?，F代中國，最執著的國家主義者和思想團體都有著政治經濟方面的現實觀察和理論思考，例如少年中國學會的曾琦系日本東京中央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出身，他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思想清晰，就是“冀以學術一新祖國”(11)曾琦：《雷寶菁君略傳》，《曾琦先生文集》上，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16)，1993年，第515頁。，后來又訴諸實際行動，曾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制憲國大”代表，又兼國民政府委員、總統府資政等職，可謂“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三黜不隨時俯仰，一生半為黨消磨”(12)曾琦自況詩，見王師會：《曾慕韓先生生平志業》，《曾琦先生文集》下，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16)，1993年，第1628頁。。1919年1月23日在少年中國學會上海會員的吳淞會議上，李璜闡述的“主義”路線也是認真切實的理性研究：“對于主義有決定之必要，但今日尚非其時也”，因為“若對于一種新學說尚未真知灼解，便附和或痛詆，則非盲從即頑固耳”(13)《1919年1月23日上海會員在吳淞同濟學校開會紀略》，《少年中國學會會務報告》第一期“會務紀聞”(1919年3月1日)，見張允侯等主編：《五四時期的社團》(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第288頁。。后來的醒獅社、中國青年黨，更以大量精力研討外交問題、軍事問題、政黨問題、青年問題、教育問題，傳播國家主義的歷史脈絡、思想主張及在各個社會文化領域的系統建樹，包括影響郭沫若的“孤軍社”也有諸多的理論建設，后來郭沫若反對孤軍社，但是從政治經濟角度認知現實卻沒有變，還曾以“新國家主義”自命。相比之下，聞一多及其參加的大江會卻是自成一體，并非中國青年黨一脈的分支或響應者。所以，它的“主義”也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不能為他者所掩蓋和代替，用羅隆基的話來說就是“我們的國家主義，有我們學會里自己的解釋，歷史上引用的意義，只可供我們的參考，不能包括大江學會的國家主義”(14)羅隆基：《關于新清華學會及改組董事會二事的答復》，《清華周刊》，第309期，1924年11月。。大江會入會宣誓詞，特地創造了一個概念：大江的國家主義。詩人聞一多則名之為“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15)聞一多：《致梁實秋(一月二十一日)》，《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14頁。。

究竟什么是“大江的國家主義”呢？或者什么是“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呢？在《大江季刊》第一期上，專治近代國際政治的浦薛鳳就特別提出“作者不曰國家主義而必曰‘理性的國家主義’”(16)浦薛鳳：《理性的國家主義：僅存之國危而后戚之；亡國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拔幕藝抑駡F結力也，文化摧殘則國家滅亡矣，故求文化之保存及發揚，即國家生命之保存及發揚也?！?17)《大江會宣言》，《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也就是說，與其他較多討論社會政治的國家主義判然有別的是，大江會同人更關心的是文化問題，聞一多從民族文化的角度下了明確的定義。而所謂的文化問題其實就是精神的問題，情感的問題。換句話說，作為國家主義的社會政治思想雖然重要，但卻并不是聞一多和大江會最念茲在茲的部分，民族的精神狀態與情感狀態才是最令他們關切的內容?！洞蠼究芬话l刊就提出了“氣節”論：“我們所最要提倡的一件事，便是氣節。我們所謂的氣節即是為主義而死，為國家而死，為正義而死的那種精神。我們認定，中國近來各方面之腐敗，皆由于人民氣節之不振。凡是熱心愛國的人都該在言行上竭力提倡氣節?！?18)《發刊辭》，《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1925年7月15日。歸根到底，“氣節”就是一種精神氣質與個性風格。聞一多也謂之“民氣”：“這些是歷年旅外因受盡帝國主義的閑氣而喊出的不平的呼聲；本已交給留美同人所辦一種鼓吹國家主義的雜志名叫《大江》的了。但目下正值帝國主義在滬漢演成這種慘劇，而《大江》出版又還有些日子，我把這些詩找一條捷徑發表了，是希望他們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敵愾，把激昂的民氣變得更加激昂。我想《大江》的編輯必能原諒這番苦衷?！?19)聞一多：《醒呀！》“附記”，《聞一多全集》第1卷，第221頁。

聞一多強調激發“民氣”，以便在列強環伺的時代保存和捍衛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這種選擇也就是他的自我解剖，屬于“不懂得政治”，“關心國事，提倡Nationalism，不過那是感情上的”(20)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67頁。。聞黎明準確地指出：“致力于新文學改良的聞一多并不熟悉國家主義政治理論，對他來說似乎是：誰欺侮中國就反對誰，什么方法可以救國就贊成什么?！?21)聞黎明：《聞一多與“大江會”──試析20年代留美學生的“國家主義觀”》，《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在當代思想史學者許紀霖眼中，大江會也是一個“情感化的信仰共同體”(22)許紀霖：《激情的歸途》，《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12頁。。

二、“唯一有意大聲歌詠愛國的詩人”

情感深處的民族關懷是聞一多國家主義的真正的底色——強烈的民族意識，更準確地說乃是一種文化的民族意識。民族意識最富有情感性的表達自然是文學，所以說詩歌創作是聞一多民族意識和由此決定的國家觀念的主要體現。

自五四白話新詩誕生以來，個人情志一直是表現的主流。正如朱自清先生所發現的那樣，聞一多卻逆勢而動，是抗戰之前“唯一有意大聲歌詠愛國的詩人”。這不僅僅是說在他的詩歌創作中包含了鮮明的愛國主義思想，我們甚至可以說貫穿于詩人全部詩作的最重要的主題便是對國家民族的憂患和對中華文化的頌揚，除此之外，其他的感興幾乎都圍繞這一中心展開，在現代新詩中常見的個人抒懷在聞一多這里所見有限。

聞一多強烈的民族意識在他的詩歌創作中留下了大量的民族文化意象，包括國家社會歷史的事象、語象，例如被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的澳門、香港、臺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旅大(《七子之歌》)，領導中國人反抗列強、創建民國的孫中山(《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頌》)，現代歷史上多次出現群眾運動、救國游行的天安門(《天安門》)，把“宇宙糟蹋到這樣”的內戰(《初夏一夜底印象——一九二二年五月直奉戰爭時》)，現代中國的國家版圖(《愛國的心》)，現代中國人心心念念的東方睡獅(《醒呀！》)等等。當獨立、自由、個性的文學原則在五四以后漸成主流的時候，直接取材國家大事特別是重要政治人物入詩其實多少有些冒險，這里至少需要克服意識形態差異所形成的接受障礙，聞一多說過：“《南海之神》謂為脫稿亦可?？搿洞蠼凡幌悠錇閲顸h捧場乎？我黨原欲獨樹一幟，不因人熱，亦不甘為人作嫁衣裳?！?23)聞一多：《致梁實秋(四月)》，《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22頁。這里的疑問其實也道出了時人可能的觀感，當然，他既然可以超越一般的成見，也就敢于彰顯自己的藝術堅持。

至于中國歷史文化的意象和符號，就更是比比皆是了。包括神話傳說神農、女媧、黃帝、堯舜、如來、太白、太乙、田單、鮫人、仙娥、廣寒宮、龍宮、瓊宮，歷史人物孔子、莊周、屈原、荊軻、項羽、李白、東方朔，山川地理如五岳、泰山、大江、黃河，建筑名勝如長城、天安門、宮闕、樓閣、石欄、琉璃寶塔、古寺、古佛、鐘樓，也有在文學史上綿延流傳的自然風物，如澄江、寒溪、紅荷、丁香、宮柳、菊花、槐樹、蒼松、蘭花、芝草、玉蓮、青苔、紅豆、白楊、菱花、寒雁、流螢、鳳蝶、金魚、春蠶，或者文化遺存如金烏、鳳凰、更鼓、暮磬、玉簫、笛聲、律呂、畫角、紅燭、丹心、玉盤、霓裳、碧玉、螺鈿、珠箔、寶劍、古瑟、草書、瓷瓶、苦茶、燈籠等等，這些中國古典詩歌文化所創造出來的、源遠流長的語言符號往往被中國文人當作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結晶，深深地融入一代代知識分子的血液和記憶之中，成為歷史文化原型的意義雋永的精神鐫刻，在滄海桑田、時代變換的迷茫之中，支撐起某種信仰的自信，伴隨我們度過漫漫長夜。猶如聞一多所說：“我們將想象自身為李杜，為韓孟，為元白，為皮陸，為蘇黃，皆無不可。只有這樣，或者我可以勉強撐住過了這一生?！?24)聞一多：《致梁實秋(一月二十一日)》，《聞一多全集》第12 卷，第140 頁。相反，即便對郭沫若這樣為他所激賞的詩人，也一度不滿于其創作中傳統意象的不足：“我們的中國在那里？我們四千年的華胄在那里？那里是我們的大江，黃河，昆侖，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們的《三百篇》，《楚騷》，李，杜，蘇，陸？”(25)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119頁。其實，與其說這是《女神》的欠缺，還不如說是聞一多對詩歌藝術的一種近于執拗的要求。

1922年9月24日，在致吳景超的信中，聞一多談到自己詩歌中的故鄉風景，他特別說明：“我想你讀完這兩首詩，當不致誤會以為我想的是狹義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26)聞一多：《致吳景超》，《聞一多全集》第 12 卷，第77 頁。為了從具體的物象中脫離出來，凸顯自己創作的普遍性意義，他一口氣使用了五個“中國”，這既是一種文本的事實，也是詩人自我情緒的強烈陳述。這就是聞一多詩歌的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關于國家歷史與現實的表達，不需要含蓄的個人抒情，也不必借助于以小見大的濃縮與暗示，完全就是訴諸對國家事物的整體概括和直接陳述。在一般的詩歌寫作中，這是一種冒險的選擇：脫離具象的刻畫，抒情極可能流于空疏和浮泛，無法真正打動人心。在這種選擇下，幾乎只有一種情形才能保證創作的質量，那就是詩作者不是針對這些巨大的概念表達思想，而是他具有從整體上宏觀上捕捉到、發現到特殊的感受的能力，是這種感受的獨特性在根本上保證了抒情達志的與眾不同，故而題材的宏大并不流于空洞，而是內容豐厚，貌似抽象的抒情卻依然充滿了令人驚異的表達。這有點像20世紀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智性化走向：與傳統詩歌大多強調抒情的具體性不同，現代主義的詩人如葉芝、艾略特開始以抽象的、具有概括性的高度面對時代與社會說話，事實證明，這種新的抒情達志突破了過去寫作者對“理障”的焦慮，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上傳達著對歷史和現實的感受，更具有思想的力度，也更擁有觀察的深度。在這個時候，一定程度上脫離具體事物恰恰升華為一種獨特的“非個人化”的詩學追求，例如托馬斯·艾略特的經典《空心人》：

我們是空心人

我們是稻草人

互相依靠頭腦里塞滿了稻草。唉！

當我們在一起耳語時

我們干澀的聲音

毫無起伏，毫無意義

像風吹在干草上

或像老鼠走在我們干燥的

地窖中的碎玻璃上。

艾略特所概括的“空心人”是現代化時代信仰空虛的形態，這里的“我們”并不就是現實生活中具體的我與你，而是對這個時代蕓蕓眾生的高度概括，正是這種抽象的有高度的概括才呈現了一個時代人類精神的普遍狀況，也才使得我們的詩歌不再是19世紀卿卿我我的私人生活情感的記錄，而是成為當今時代更為深刻更有穿透力的精神書寫，詩人作為時代觀察者的無可替代的思想者價值也最終得以證明。

同樣，在近似的概括性抒懷中，聞一多也完成了對中國歷史文化與現實命運的獨特發現。猶如《發現》所傳達的“恐怖”的觀感：“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我來了，因為我聽見你叫我；/鞭著時間的罡風，擎一把火，/我來了，那知道是一場空喜。/我會見的是噩夢，那里是你？/那是恐怖，是噩夢掛著懸崖?！被蛘摺兑痪湓挕分袑覛w屬的頓悟：“別看五千年沒有說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緘默？/說不定是突然著了魔，/突然青天里一個霹靂/爆一聲：/ 咱們的中國！”因為“中國”屬于“我們”，就成了“五千年沒有說破”的驚天秘密！這個結論本身就出人意料，也足以引發我們深入的追問：何以如此？為什么一個簡單的“我們”就能夠造成石破天驚般的震動？

聞一多對國家民族命運的“祈禱”姿態也耐人尋味：“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啟示我，如何把記憶抱緊；/請告訴我這民族的偉大，/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祈禱》)在多個詩節里，聞一多都反復申說“輕輕的告訴我，不要喧嘩！”這與我們習慣了的、情緒激昂的“民族頌歌”的表達迥然有異，其中的緣由令人滿懷好奇?！堕L城下之哀歌》是中華文化遺存的感懷，面對這巍峨壯麗的民族遺產，我們曾經發出過無數的景仰、膜拜、追思、感奮，但卻從來沒有過聞一多式的怨憤和焦躁，如此的撕心裂肺的悲慟，這樣左奔右突的激憤：“長城??！你又是舊中華底墓碑，/我是這墓中的一個孤鬼——/ 我坐在墓上痛哭，哭到地裂天開”?！伴L城??！讓我把你也來撞倒，/你我都是贅疣，有些什么難舍？/哦，悲壯的角聲，送葬的角聲，——/畫角??！不要哀傷，也不要詛罵！/我來自虛無，還向虛無歸去，/這墮落的假中華不是我的家！”在廣大讀者的記憶中，偉大的長城下不曾有過這樣的哀歌。

聞一多不僅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在新詩中書寫自己的民族情懷，還以評論家和文學史家的身份撰寫和發表了大量的詩歌論述，將中國詩歌的未來定位為“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27)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118頁。，前期更努力在古典詩歌的傳統中尋覓新詩發展的基本資源。剛剛踏上詩壇之時，他就發表了《律詩底研究》，提出中國的律詩是“最合藝術原理的抒情詩文”，又說“均齊是中國的哲學、倫理、藝術底天然的色彩，而律詩則為這個原質底結晶”(28)聞一多：《律詩底研究》，《聞一多全集》第10卷，第159、161頁。，從此開啟了中國新詩的格律化運動，聞一多倡導詩歌“三美”，其中的音樂美來自他對中國語言節奏的體會，建筑美來自律詩“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29)聞一多：《詩的格律》，《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140頁。，而所謂的繪畫美其實也不是人們常說的“詩中有畫”，而是對中國文字象形特質等的運用(30)參見藍棣之：《“新月派”詩歌考釋兩則》，藍棣之：《正統的與異端的》，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333頁。?？傊?，所謂的“三美”標準都在民族詩歌的傳統樣本中。這些評述和主張帶有十分明確的匡正時弊的指向，而在當時的他看來，中華民族的古典傳統是現代中國文學、現代中國詩歌最有價值的遺產。通過提醒郭沫若的《女神》缺少“地方色彩”，他提出了更大的時代目標，那就是要抨擊“五四”詩壇上的“歐化底狂癖”(31)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118頁。，通過追述從神話、《詩經》、《楚辭》到唐詩的歷史，他在認真總結和挖掘中國文學的民族經驗，培植能夠深耕于現代中國的寶貴的民族精神財富。思想史家余英時說，聞一多“反對胡適一派關于詩的見解”，這里告訴我們的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是相當向往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其實便是民族主義者的別稱。浪漫主義不免要美化過去，他也是如此”(32)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17頁。。的確，繼白話新詩運動開展之后，聞一多可能是第一批公開提出不同意見的詩人，而支持他大膽異議的資源就是民族文化的古典傳統。聞一多以重提古典意義的方式開啟了中國新詩“中西交融”的歷史取向，在詩歌史的演進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新詩創作還是詩學研究，聞一多又沒有因為民族意識的弘揚而故步自封，陷入閉目塞聽、拒絕其他文化資源的保守主義泥淖，而是始終保持著對時代發展、文化交流的深刻的理解和感受。這樣一來，也就在他的民族意識中保留了異常豐富的信息，既有對國家民族的深情表白，如《李白之死》中對這位詩仙人格的追慕，《紅荷之魂》中借荷花描繪傳統中國的詩魂，《孤雁》中對故土的眷戀，《憶菊》中贊嘆“我們祖國之秋底杰作”，就是芝加哥公園的秋色也讓他夢回北京，浮現出“紫禁城里的宮闕”、“金碧輝煌的帝京”(《秋色》)；又有在痛徹心扉的陳述之時袒露的復雜的體驗，如前述的《發現》、《一句話》、《長城下之哀歌》，對民族文化的深情和對國家現實的失望糾纏在一起，讓詩人的情緒和思想都出現了自我的裂隙和緊張?；蛘哒f，詩集《紅燭》更多民族理想的懷想，《死水》則偏向意識感受的復雜，聞一多抗戰之前的古代詩學研究更多的是深情的緬懷，抗戰以后的文學批評則增添了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對民族文化傳統的體驗也變得多樣了。正是這些復雜的體驗和感受告訴我們，聞一多本人的民族意識并非固定不變，它充滿了內在的繁復與張力，這種內在精神的演變發展，蘊含了民族意識進一步嬗變的可能。

三、結實的“五四”與“人民的世紀”

余英時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中感慨：“聞一多的故事有象征的意義：中國思想歷程變化之快，在一個人身上全顯出來了?！边@一個“快”字道出了余先生對聞一多前后期思想的巨大變化印象深刻，甚至多少有點不適的感覺。其實，這一變化的邏輯早就包含在聞一多獨特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之中了。

正如前文所述，聞一多前期的國家主義觀念在骨子里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意識，也就是對中華文化傳統的珍惜和維護。他曾經為此在傳統中國詩學的研討和弘揚方面努力工作，汲取其中的精神資源當作現代詩歌建設的模范。不過，從一開始，聞一多又是一位充滿了現實感受、對時代和社會的變化異常敏銳的文學人，他的思想意識結構本身就蘊含了多種元素，理想的與現實的，古典的與現代的，靜態的與動態的，唯美的與審丑的，希望的與絕望的，猶如《口供》一詩所暴露的自我矛盾：

我不騙你，我不是什么詩人，

縱然我愛的是白石的堅貞，

青松和大海，鴉背馱著夕陽，

黃昏里織滿了蝙蝠的翅膀。

你知道我愛英雄，還愛高山，

我愛一幅國旗在風中招展，

自從鵝黃到古銅色的菊花。

記著我的糧食是一壺苦茶！

可是還有一個我，你怕不怕？——

蒼蠅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并不是說對民族文化的贊美就是“白石的堅貞”，對國家現實的失望和憤懣就可以歸結為“蒼蠅似的思想”，而是說每一個復雜的意識體都可能同時包含不同取向的情緒、意念和思想，當這些并存的齟齬尚未撐破結構的平衡，那么這個國家—民族的思想形態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在更多的時候傳達著一種取向的可能，但是，當內部的矛盾元素進一步發展，就可能帶來結構體的離析，導致先前的思想系統自我解體，我們最終看到了一個嶄新的意識的誕生。

從五四求學時代的國家主義到抗戰以后的人民本位論，這是聞一多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改變。在這思想的兩端，恰恰因為“民族主義”作為意識本質的存在，出現了前后過渡和演變的可能。因為，國家主義歸根到底說來就是一種國家內部的價值原則，它具有某種形態的堅硬性，而民族主義則有所不同，對民族生存的真誠關切在很大的程度上必須以對本民族生存發展的現實狀況為依據，這就不能不納入越來越豐富的現實的體驗，而生動的現實體驗自身就具有生長性，它會在不知不覺中改變我們的觀感，以致最終改變我們接受或設定的思想邏輯。聞一多的國家主義根植在對民族文化發展的憂慮之上，隨著這種憂慮的逐漸落地，他也逐漸看清了國家現實的真實細節——不是因為“國家”原則的失落而形成了民族文化的衰微，而是因為“國家”權力的強大而讓真正關切這個民族命運的人們得不到應有的愛護和關照，是民族脊梁的受難才真正導致了文化的衰落。在這里，不僅國家強大的核心是民族文化的健康成長，更重要的是——“人”才是文化的真正的核心，對文化的維護歸根到底應該是對作為文化主體的“人”的維護。也就是說，隨著對國家觀念、民族意識的深入追問，對“人”的關懷就會浮出水面，在這個時候，國家民族的關懷問題就轉化成了人的現實權力的維護與爭取的問題。

聞一多深刻的現實關懷使得這樣的思想轉化與過渡成了必然。

從國家主義的倡導到人民本位論的生成就是這一轉化的起點和終點。從起點到終點，促成歷史過渡與演變的重要思想是“民主”，從人的民主到人民民主再到人民本位，這是聞一多思想超越國家主義，也是從根本上踐行開放包容的民族主義的清晰邏輯。讓我們再一次來回顧這樣的思想演變歷程。首先是對先前的思想基礎——文化民族主義的再認識的可能。這種可能實際上從兩個方面同時展開著。一是對作為關懷對象的民族現實狀況的深入把握，二是對我們賴以依靠的民族文化傳統的再認識。

留美歸來前夕，聞一多致信梁實秋說：“此次回國并沒有什么差事在那里等著我們，只是跟著一個夢走罷了?！?33)聞一多：《致梁實秋(四月)》，《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224頁。問題是，夢是會破碎的。歸來之后，理想主義的聞一多已經跌落到了實實在在的中國現實，這個現實帶給他的是極度的失望?！斑@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薄端浪匪磉_的體驗即是如此?？箲鹎昂蟮恼瘮?、民生凋敝更讓他幡然憬悟：“有人講我變得偏激了，甚至說我參加民主運動是由于窮瘋了?！皇沁@些年顛沛流離，我們哪能了解這么多民間疾苦？哪能了解到反動派這樣腐敗不堪？”(34)華羅庚：《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聞一多紀念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第139、140頁?！爸灰胍幌脒@幾年的生活，看一看政治的腐敗所給人民的痛苦，有良心的人應該作何感想？”(35)聞黎明、侯菊坤：《聞一多年譜長編》(修訂版)下卷，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617-618頁?！拔疫^去只知研究學問，向不與問政治?？箲鹨院笪矣X得這看法不對了，要研究，沒有書，還有更重要的，我要吃，我要喝，而現在連吃喝都成問題了。因此我了解到所謂研究學問是吃飽喝夠的人的玩意兒，而老百姓要爭的首先是吃和喝?！?36)許湘江：《痛悼聞一多先生》，轉引自聞黎明、侯菊坤：《聞一多年譜長編》(修訂版)下卷，第642頁。造成這一國家現實的罪責當然就在國家權力的掌握者那里，這個基本事實足以啟發聞一多將國家強大的理想與現實世界的國家組織原則區分開來，從而得到一個深刻的教訓：國家主義的“國家”同樣可能成為國家發展的最致命的阻力，至此，“國家”固有的神圣的光環就開始褪色、消失，他發出了擲地有聲的判斷：“假如國家不能替人民謀一點利益，便失去了它的意義，老實說，國家有時候是特權階級用以鞏固并擴大他們的特權的機構?！薄皣也⒉坏扔谌嗣??！?37)聞一多：《人民的世紀》，《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407頁。

對民族文化和民族主義的新的認知也隨之出現。民族主義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公理，它也有自己的歷史經緯，可以作重新檢視。聞一多進一步提出：“老實說，民族主義是西洋的產物，我們的所謂‘古’里，并沒有這東西”，“其實一個民族的‘古’是在他們的血液里，像中國這樣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要取消它的‘古’ 的成分，并不太容易。難的倒是怎樣學習新的”(38)聞一多：《復古的空氣》，《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 355 頁。。不再迷信古老的傳統，繼續開啟求取新知的大門，聞一多確立了一條自我知識更新的道路。

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中，他剔除了“家族主義”，因為正是家族制度為基礎的專制獨裁損害了有價值的國家理想。聞一多指出：“家庭是永遠不能廢的，但家族主義不能存在。家族主義不存在，則孝的觀念也要大大改變，因此儒家思想的價值也要大大減低了。家族主義本身的好壞，我們不談，它妨礙民族主義的發展是事實，而我們現在除了民族主義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因為這是到大同主義必經之路)，所以我們非請它退讓不可?！?39)聞一多：《家族主義與民族主義》，《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58-359頁。這樣的民族主義充滿自我批判性，“中國封建社會的本質當從宗法制度來認識，而宗法制度實在是一種家族制度，所以在封建社會里，國與家不能分離，因而君臣的關系實即父子的關系”(40)聞一多：《孔子與獨裁主義》，《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478頁。。聞一多發現，在中國，民族主義也成了各種政治勢力爭相利用的工具，因此對民族主義本身也必須加以審視和警惕。1943年，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出版(由陶希圣代筆)，在專制制度下，這代表了“國家”的聲音強調，要以傳統倫理道德為內容的“民族精神”取代民主自由。這是兩種民族主義的思想較量，聞一多的態度斬釘截鐵：“《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里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41)聞一多：《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431頁。同樣，他也格外警惕那些以民族主義之名的“復古”：“民族主義不該是文化的閉關主義。我甚至相信正因我們要民族主義，才不應該復古?！薄罢務効讓W，做做歪詩，結果只有把今天這點民族主義的萌芽整個毀掉完事?！?42)聞一多：《復古的空氣》，《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 355 頁。

聞一多對中國古代文化與古典詩學的研究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前期，他倡導“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就是試圖用古典的文化來挽救民族文化在當今日益沉淪的現實，那個時候，中國古典文化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東方底文化是絕對地美的，是韻雅的。東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類所有的最徹底的文化。哦！我們不要被叫囂獷野的西人嚇倒了！”(43)聞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123頁。但是，十數年的閱讀現實也同時給了閱讀古典新的視野、新的結論：“近年來我在聯大的圈子里聲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為經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我敢于開方了。方單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學史(詩的史)，或一首詩(史的詩)，我不知道，也許什么也不是?！?44)聞一多：《致臧克家》，《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380頁。

五四時期，面對早期新詩的嘗試，聞一多憂慮多于欣喜，為那些“歐化底狂癖”而不安，竭力推動“中西藝術結婚”，倡導古典化的“純詩”。1943年，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中，他卻一反前態，另做新論：“但在這新時代的文學動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詩的前途。你說，舊詩的生命誠然早已結束，但新詩——這幾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詩，也沒有生命嗎？對了，除非它真能放棄傳統意識，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于說，要把詩做得不像詩了。也對。說得更確點，不像詩，而像小說戲劇，至少讓它多像點小說戲劇，少像點詩。太多‘詩’的詩，和所謂‘純詩’者，將來恐怕只能以一種類似解嘲與抱歉的姿態，為極少數人存在著?！?45)聞一多：《文學的歷史動向》，《聞一多全集》第10卷，第19-20頁。

1944年，在西南聯大紀念“五四”文藝晚會上，聞一多進一步論述了他對“文學遺產”的態度：

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我們還要干！我們還要科學，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勢力！……文學遺產在五四以前是叫做國粹，五四時代叫做死文學，現在是借了文學遺產的幌子來復古，來反對新文藝，現在我就是要來審判它：中國在君主政治底下，“君”是治人的，但不是“君”自己去治，而實際治人的是手下的許多人，治人就是吃人！

新文學同時是新文化運動，新思想運動，新政治運動，新文學之所以新就是因為它是與思想，政治不分的，假使脫節了就不是新的。文學的新舊不是甚么文言白話之分，因為古文所代表的君主舊意識要不得，所以要提倡新的?！挛膶W是要和政治打通的。至于文學遺產，就是國粹，就是桐城妖孽，就是骸骨，就是山林文學。中國文學當然是中國生的，但不必嚷嚷遺產遺產的，那就是走回頭路，回去了！現在感到破壞的工作不能停止，講到破壞，第一當然仍舊要打倒孔家店，第二要摧毀山林文學。從五四到現在，因為小說是最合乎民主的，所以小說的成績最好，而成績最壞的還是詩。這是因為舊文學中最好的是詩，而現在做詩的人漸漸地有意無意地復古了?，F在卞先生(之琳)已經不做詩了，這是他的高見，做新詩的人往往被舊詩蒙蔽了漸漸走向象牙塔。(46)聞一多：《新文藝和文學遺產》，《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215、216頁。

1944年的《五四歷史座談》也是一篇鏗鏘有力的檄文。經過十數年的曲折探索，聞一多從當年政治救亡的五四轉進為思想啟蒙的五四，他以不容置辯的口吻重提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當時要打倒孔家店，現在更要打倒，不過當時大家講不出理由來，今天你們可以來請教我，我念過了幾十年的《經》書，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因為那是封建社會底下的，封建社會是病態的社會，儒學就是用來維持封建社會的假秩序的?！形南档娜蝿站褪且浪囊坏?，才不至于開倒車。但是非中文系的人往往會受父輩《詩》云子曰的影響，也許在開倒車?！?47)聞一多：《五四歷史座談》，《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67、368頁。

聞一多的古典學術研究也完成了自我的嬗變，從《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唐詩等中華經典的闡發深入到了中國原初的精神創造，包括《周易》和《莊子》，他關注原始社會的生活，研究遠古神話，如《高唐神女傳說》和《伏羲考》等等，這是為了探求我們民族文化的創造力的起源?！耙苍S要借這原始的集體的力給后代的散漫萎靡來個對癥下藥”(48)朱自清：《〈聞一多全集〉序》，《讀書與出版》，第3卷第8期，1948年。。在1939年3月5日作的《西南采風錄·序》中，聞一多寫道：“我們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們沒有路走，我們該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張牌來，讓我們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蟄伏了數千年的獸性跳出來反噬他一口?！薄叭缃袷乔лd一時的機會，給我們試驗自己血中是否還有著那只猙獰的動物，如果沒有，只好自認是個精神上‘天閹’的民族…… 還好，還好，四千年的文化，沒有把我們都變成‘白臉斯文人’ ”(49)聞一多：《〈西南采風錄〉序》，《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195、196頁。。

所有這些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以及學術思想的演變最后都導向了一個歷史性的事實：聞一多，這位“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最積極的倡導者，最后超越了他的國家主義立場，選擇了“人民本位”的追求。他的標志性的論述發表在《大路周刊》創刊號上，取題為《人民的世紀》，副標題是：“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雖然這個表述在抗戰以后有著其他的思想助力，也一度為許多進步知識分子所討論，不過，對于曾經如此投入國家主義信仰的聞一多來說，無疑有著更為特殊的劃時代意義，這是他針對早年“國家至上”口號的自我反駁。

從國家主義到人民本位，聞一多的思想發展不僅極具歷史的典型意義，而且進一步梳理，也可以發現，它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頗具啟發性的“人民本位”的思想系統，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思想史上的一筆豐富而獨特的遺產：在聞一多社會政治的觀察中，“人民”并不是一個泛泛的所指，不是文藝宣傳的美麗的旌旗，而是擁有具體的現實政治的內涵，這就是民主政治，只有民主政治的實現才能保證人民的真正的權力，也只有人民的普遍參與，政治民主才有了具體的內容，這是國家民族強盛的真正的基礎，也是摧毀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有力的法寶。正如聞一多1944年的觀察：“今日之事，百孔千瘡，似若頭緒紛繁，而夷考其實，則一言可以盡之，無真正民主政治是也。惟縱觀各國之享有民主者，莫不由其人民努力爭來，今日我輩之無思想言論自由，正以我輩能思想能言論者，甘心放棄其權利耳。且真正民主之基礎，即在似若無足輕重之每一公民。由每一公民點點滴滴獲得之自由，方為真正自由。故享自由若為我輩之權利，則爭自由即為我輩之義務?！?50)聞一多：《致聞亦博》，《聞一多全集》第12卷，第393頁。第二年，他又指出：“進一步的認識便是進一步的力量，所以今天我們期待著的‘五四’是一個比二十六年前更堅強更結實的‘五四’，我們要爭取民主的國家，因為這是一個人民的世紀呀！”(51)聞一多：《人民的世紀》，《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409頁。

回到學術思想上，聞一多人民本位的意識依然清晰明確。重回思想啟蒙的五四，本身就是反對封建專制、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民運動”，而對從神話到白話詩傳統的再發掘，也屬于“打倒山林文學”、“貴族文學”的人民文藝的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聞一多最后的選擇其實也包含在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豐富思想過程之中。在人生和學術思想的后期，聞一多談得最多的就是“五四”，《五四與中國新文藝》、《五四歷史座談》、《五四運動的歷史法則》、《在五四青年運動座談會上的發言》、《“五四”斷想》、《八年的回憶與感想》、《新文藝和文學遺產》等等，這不是舊話重提，而是聞一多付出了生命、思想和藝術探索的認知升華，是終其一生最重要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的凝聚和總結。

近現代中國文學史與思想史的發展之中，國家觀念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追求，沒有國家民族的憂患，就沒有思想文化的變革與文學的變革，但是，社會歷史的復雜就不斷造成了“國家觀念”的繁復，因此“人民意識”的發展壯大又可謂是歷史的必然。聞一多以自己真誠的探索為我們呈現了這一過程的重要面貌，值得我們認真總結，他在生命最后的階段所發出的“人民”的呼聲，可以說也是現代中國國家—民族意識走向思想深度的一次雄壯的傳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