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國經濟發展與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

編者按：新疆財經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成立揭牌儀式暨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學術研討會于2023年10月15日在新疆財經大學成功舉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凱賽爾·阿不都克熱木，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教育工作委員會常務副書記及自治區教育廳黨組書記、副廳長李國良，新疆財經大學黨委書記李建軍，新疆財經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居來提·吐爾地，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王勇教授出席揭牌儀式。來自北京大學、吉林大學、遼寧大學、鄭州大學、上海大學、西藏大學等國內20余家新結構經濟學研究聯盟單位、兄弟高校的專家學者和新疆財經大學師生代表參加揭牌儀式。本刊整理了揭牌儀式結束后林毅夫教授所作的精彩報告，以饗讀者。

關鍵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結構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7? ? ? ? ? ? ? ? ? 文獻標志碼：A? ? ? ? ? ? ? ?文章編號：1007-8576（2024）01-0005-07

DOI：10.16716/j.cnki.65-1030/f.2024.01.001

2021年是中國完成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啟“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之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斷，并在2020年提出了新發展格局作為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下面我們主要討論3個問題：一是為何世界會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這個變局將會如何演變；二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三是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理論創新。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提出與內涵

2018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一個重大論斷——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說：“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的大變局不是一時一事、一域一國之變，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边@是我們黨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科學認識全球發展大勢、深刻洞察世界格局變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斷，對于指導我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經濟是基礎，可以從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出發來說明這個重大論斷。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這8個國家（即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美國、日本、意大利、奧匈帝國）是那一歷史時期世界上有名的列強國家，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這8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到了世界的一半，達到50.4%。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是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民族主義風起云涌，部分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發展中國家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獲得了政治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冀圖趕上發達國家。到2000年時，八國集團之外的國家經濟總量占比提高了3.4%，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增長率高于發達國家，所以從人均量來看，盡管經過100年的努力，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然在擴大。

然而，進入新世紀以后，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斷時，若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八國集團的GDP總量，其在全球的占比已下降至34.7%。隨著經濟總量的下降，八國集團影響力也在下降，對世界經濟發展態勢的影響逐步減弱。最明顯的是，面對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美國時任總統小布什倡議召開二十國集團峰會商討對策，從此二十國集團取代原來的八國集團成為世界治理中的最重要主導力量。那么，為什么八國集團在21世紀后逐漸失去了對國際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掌控力？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在百年以前，中國原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到2020年，中國取得了連續42年、GDP年均增長9.2%的穩定增長。而一般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無非在3%～3.5%之間，中國的增長速度約是其3倍。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占比快速提升，到2018年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占全球的16.8%，較2000年提高了9.9個百分點，八國集團的經濟總量占比從2000年的47%下降到2018年的34.7%，總共下降了12.3%，這其中的80%來自中國經濟體量在世界占比的增加。

20世紀，美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是左右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國家。2000年，美國的GDP總量占全球的21.9%。到2014年，依據購買力平價計算得到的經濟總量數據，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首先，從全球貿易來看，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是10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同時還是70余個國家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商品貿易是雙贏的，在雙贏中，小國得到的好處遠遠大于大國。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貿易對中國有利，對其他國家更有利，這有助于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其次，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美國現在還是世界第一大國，其人均GDP比中國高很多。2021年，中國人均GDP為12551美元，美國人均GDP則達到65000美元，美國在科技創新、人才積累等方面優于中國。美國為了利用其在科技、軍事、金融上的優勢來壓制中國發展，在奧巴馬時期便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增強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政治存在感。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以一些莫須有的借口對中國制造貿易摩擦、實施科技封鎖，遏制中國發展的思維不斷增強。拜登上臺以后，斗爭方式有所改變，但是圍堵中國、抑制中國發展的意圖依然沒有改變，并且這已經是美國兩黨的共識，不管誰當選總統，這一基本格局不會改變。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若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中美兩國的經濟與政治矛盾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大變局出現后，世界何時才能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大變局既是源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那么要想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的世界格局，就需要中國經濟保持發展的穩定性。我判斷，當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一半時，新的、穩定的世界格局可能就會出現。作出上述判斷主要基于以下3個原因：第一，當中國人均GDP達到或接近美國一半時，中國人口仍約為美國的4倍，而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2倍，這是美國政府無法改變也不得不接受的事實。第二，北京、天津、上海等直轄市，再加上東部沿海的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五省的人均GDP將達到與美國相同的水平，這三市五省的人口加起來達4億多，略多于美國。更重要的是，人均GDP可作為平均勞動生產力水平的代理指標，若中美兩國在平均勞動生產率方面一樣高，即表明兩國的產業、技術水平一致。第三，貿易活動存在的前提是雙贏，小型經濟體從貿易活動中獲取的經濟利益多于大型經濟體得到的經濟利益。當中國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時，與中國開展貿易，美國得到的經濟利益會比中國更多。屆時，美國為實現自身經濟發展和就業穩定而選擇與中國保持經濟合作。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會心悅誠服地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全球發展也會有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

二、中國未來經濟增長潛力分析

要應對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關鍵的還是繼續保持經濟穩定和發展速度。中國未來會不會還保持快速發展？這是經濟學界和普通百姓普遍關心的重要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先了解為什么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能夠取得這么快速的發展。經濟發展從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需依賴現有的產業技術不斷創新，以及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以此提高國家的生產率水平。

經濟增長包含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勞動生產力的增長，還有一部分是人口增長帶來的勞動力的增長。19世紀末以來，發達國家平均每年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相對穩定在2%左右，發達國家勞動力規模增速一般在1%左右，GDP增速在3%左右。美國作為由大量移民組成的國家，可以持續從境外吸納新人口，人口和勞動力規模會呈現相對較高的增長率，可能達到1.5%，其GDP增長率會達到3.5%左右。發達國家在技術和產業方面長期處于世界最前沿，其技術進步目標的實現，只能依靠自身研發新技術和新產業的興起。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尤其依賴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但其可以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采取“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方式來獲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機會，這使得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成本和風險較發達國家低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具有后來者優勢。因此，我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比發達國家快得多，而且發展中國家普遍的人力資本增長率也會比發達國家高。這兩項加起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很有可能超過發達國家的2倍甚至3倍。當然，人口增長在發展中國家可以快一點，但是快不了多少，最重要的還是利用與發達國家產業技術水平差距所賦予的后來者優勢，這是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對于中國而言，政府充分利用了與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和后來者優勢，使中國成為二戰后崛起的13個經濟體之一。那么，展望未來，中國還有多大可能繼續維持高速經濟增長的態勢？國內外學術界對此有很多討論。有觀點認為能夠有效利用后來者優勢的時期無非就是20多年，中國從改革開放到現在已經40多年了，怎么還會有經濟增長潛力？我想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中國已經用了多少年，而在于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前沿技術還有多大差距。如果這個差距已經很小，那么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就會很??；如果技術差距仍然較大，那么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就會很大。從上述視角來看，根據國際上可以比較的數據，2019年中國人均GDP約為美國的22.6%，這也能夠代表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產業技術先進程度約是美國的22.6%，中美兩國的差距還是很大的，因而中國的后來者優勢還非常大。

那么到底有多大呢？1946年，德國人均GDP占美國的22%～23%。日本是在1956年、韓國是在1985年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左右。德國在1946—1962年間，人均GDP年均增速達9.4%；日本在1956—1972年間，人均GDP年均增速達9.6%；韓國在1985—2001年間，人均GDP年均增速達9%左右。韓國在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時還經歷了經濟負增長。由此，從后來者優勢來看，中國在2035年之前，人均GDP還有9%的年均增長潛力。此外，從新經濟領域來看，與20世紀的德國、日本、韓國相比，中國現在還有這3個國家當時所沒有的優勢，那就是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新經濟形態的誕生。數字經濟的最大特征即新產品與新技術的研發周期短，通常為8～12個月。在搶占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制高點方面，中國與老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加之具有研發周期短的優勢，實際投入數字技術研發的資本并不多，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發達國家相對于中國的技術資本和人力資本優勢。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認為中國經濟在2035年之前應該還具有8%的增長潛力。當然，8%的增長目標的實現，需要中國充分利用后來者優勢，在這一過程中會遭遇美國為了保持自身的霸權地位而在前沿技術方面對我們“卡脖子”的做法，這必然會影響中國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方式推動技術進步。實際上，從當今的產業格局來看，傳統產業所占比重超過85%，在傳統產業升級方面，中國基本上不會被“卡脖子”。在其余占比約為15%的高新技術產業中，部分領域如華為手機、新能源汽車和光伏利用等，中國已處在相對領先的地位，很難被“卡脖子”。容易受到美國科技封鎖影響的主要是芯片領域，但在這一方面，只要政府與科研機構下定決心利用科技創新舉國體制，短則3年，長則5年，是可以突破美國的芯片封鎖的。因此，在較長一段時期內，中國還是可以利用后來者優勢來加快自身經濟增長步伐的。

進一步地，我認為到2050年，中國人均GDP應該可以達到美國的一半，國內較為發達的三市五省的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技術水平、產業水平會達到與美國相當的程度，那時美國基本上就失去了對中國“卡脖子”的可能。中國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兩倍，美國改變不了這個事實。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可以從中美貿易中獲得較大的經濟收益，而且中國的經濟增長每年會對全世界貢獻30%以上。美國為了其國內就業和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中國市場，因而世界就會回到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

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中國的經濟學科發展到底有何意義？發展中國家應該有后來者優勢，應該可以像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以發達國家兩三倍的速度增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差距。但是，在整個20世紀，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卻在不斷擴大。發展中國家為什么不能挖掘這種增長潛力？這是由“思路決定出路”造成的。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紛紛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開始追求現代化。這期間，主流經濟學中分化出了一個子學科，即發展經濟學，以指導、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第一代發展經濟學我們稱之為結構主義，其主要觀點是：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高，國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快，而先進產業是支撐較高勞動生產率的關鍵。因而，當時發展中國家普遍選擇跟隨發達國家的產業升級步伐。但是實際上，先進產業在發展中國家很難依靠市場需求存活下來。所以當時的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因存在文化、傳統、習俗這種結構性障礙，使得市場機制無法發揮資源配置功能，以支持先進產業發展。既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就需要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先進產業。過去先進產業的產品是進口的，現在想依靠政府的力量來發展相關產業，自己生產這些產品，即實施進口替代戰略。這種理論的出發點非常好，發展中國家按照這種理論去制定、實施政策，通常會出現5～10年的高速增長，但是在先進產業體系形成以后，經濟增長就出現了停滯，其與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差距并未縮小，且潛藏的各類經濟危機開始顯現。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基本上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在進行政府主導的改革和轉型。當時主流的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好的原因在于政府干預太多，沒有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自由市場”。而政府干預過多就會造成一定的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因此，新自由主義學派建議發展中國家按照華盛頓共識去開展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改革，以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雖然這種觀點、建議在理論上很有說服力，但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在遵循上述思路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普遍造成了自身經濟發展停滯、危機不斷、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的結果。按照主流的發展思路和轉型思路制定、實施政策的國家，基本上都經歷了失敗。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只有少數幾個發展中經濟體（絕大多數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得非常好，成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了發達國家。這些國家所推行的經濟政策，依照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基本上都是錯誤的。例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并未采用進口替代戰略支撐先進產業發展，而是選擇出口導向政策，優先發展傳統的、小規模的、能出口的制造業，并實現了經濟騰飛。與之相似，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進行改革開放時，當時世界主流經濟學理論依然是新自由主義，主張采取“休克療法”推動經濟改革，但像中國、越南、柬埔寨等轉型績效較好、能夠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采取的政策并不是“休克療法”，而是采取了像中國這種漸進的、雙軌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漸進轉型方式。

在20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選擇了所謂的“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卻成為戰后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那么，為什么依據主流經濟學理論來制定政策不成功，而成功的政策又不是根據主流經濟學理論制定的呢？我們需要對現代經濟學進行反思。在反思現代經濟學理論時，應該了解提出理論、學習理論的目的是什么。理論是用來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盀槭裁窗l展中國家落后？因為沒有先進的產業?！边@種說法好像有道理?！盀槭裁窗l展中國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不好？因為沒有完善的市場，政府干預太多，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并出現尋租腐敗?！边@種說法好像也很有道理。但是，理論的目的不只是認識世界，理論的目的還在于幫助人們改造世界。按照主流經濟學理論去制定政策的國家仿佛都失敗了，說明這些理論并沒有抓住解決問題的關鍵決定因素。只有能真正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的理論，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因此，作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為了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我認為應該由我們自己來了解出現在我們自己國家的現象，揭示問題背后的道理，提出自己的理論。在提出新理論的時候，我倡導要回歸到亞當·斯密，但不是回歸到《國富論》里的那些理論觀點——市場非常重要、分工非常重要、政府應該少干預、讓市場發揮作用等，而是要回歸到亞當·斯密研究問題的方法，即他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國民財富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的研究”。亞當·斯密根據他所觀察到的16世紀、17世紀以來的歐洲，部分國家經濟發展較好，國民財富增長較快，部分國家則出現經濟發展滯后問題，國民財富增長較為緩慢?；谏鲜鲇^察，亞當·斯密進一步討論了國民財富的本質是什么、決定因素是什么，進而形成了《國富論》里的各種理論觀點。發展中國家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財富差距來追趕發達國家。我們應該了解，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那么，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決定因素又是什么？發展中國家怎樣才能讓自身發展速度快于發達國家？對于這些問題，需要我們按照亞當·斯密的方法來研究，而不是照搬發達國家的現有理論來指導實踐。

經濟發展使得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取決于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那么怎樣才能讓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這就需要現有產業使用越來越先進的技術，要有技術創新，要有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涌現，可以把勞動力從附加值低的產業配置到附加值高的產業，這樣勞動生產率水平才能夠提高。在這樣的過程中，要有一定的基礎設施，像電力、道路等來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成為可能，還要有合適的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等，來降低交易成本，這樣技術和產業所蘊含的生產力才能被釋放出來。這是經濟發展的過程。那么，什么因素決定了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的產業為什么多是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卻多是土地密集、勞動密集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要素稟賦不一樣。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少，而發展中國家則恰恰相反，其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豐富。因而在制定產業政策時，就需要我們從決定這些產業發展和技術水平的因素出發，這個決定因素就是要素稟賦。為什么要素稟賦很重要？因為要素稟賦能決定什么樣的產業和技術具有比較優勢。如果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要素的生產成本就會較低。同時，必須要有合適的基礎設施和合理的制度安排，這樣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依據上述分析，若一國能夠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并且提供合適的軟硬件設施，那么經濟就有最大的競爭力，就能夠創造剩余、積累資本，利用比較優勢形成資本更密集的產業、資本更密集的技術，這樣生產率水平和收入水平就能夠提高。在這個過程中，因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從發達國家引進、消化、吸收先進技術，作為推動自身技術創新的原始動力，因而具有后來者優勢。因此，在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以后，我們可以要素稟賦結構為起點來構建一種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經濟怎樣發展會更好的理論。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就可以利用后來者優勢，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的速度能夠比發達國家更快；如果不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而是選擇直接引入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就很難發揮后來者優勢，并且這樣國內企業也會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依賴國家的保護性補貼才能生存，這會帶來資源錯配與尋租行為，進而造成經濟發展效率低。

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這是經濟學家的語言，要讓企業家自發地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就必須使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而這樣的價格體系只有在競爭性市場中才存在。所以，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一個制度前提是必須有一個有效的市場。但經濟發展不是靜態的資源配置，在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中，需要解決先行者的外部性補償問題；同時產業實現升級后要有自身競爭力，還必須解決軟硬件設施的協調問題。外部性和協調問題是需要政府來幫助解決的市場失靈問題。因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需要構建有效市場，又要建設有為政府。

從這個視角看結構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充分認識到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其產業和技術結構是內生于要素稟賦結構的。結構主義學派建議發展中國家發展先進產業，這一出發點很好，但這樣的產業不具有比較優勢，企業也沒有自生能力，當然就發展不好?！皝喼匏男↓垺睘槭裁窗l展得好？因為這些國家在發展初期更注重發展小規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符合其自身的比較優勢，并且這些國家在有為政府的幫助下，將比較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在獲得產品競爭力后積累原始資本，在產業升級過程中能夠利用好后來者優勢，所以經濟發展得快。同樣地，從這個視角看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學派沒有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中存在大量扭曲現象，而這些扭曲是保護那些違背比較優勢的先進產業的需要。如果把那些扭曲一下子取消掉，這些產業都會破產，必然會產生大量失業，造成政商關系不穩定。其中有些產業與國防安全有關，有些產業與經濟運行有關，不能讓這些企業倒閉，私有化以后還需要大量補貼，這便會帶來經濟效率下滑。

中國、越南、柬埔寨為什么能夠在改革中維持經濟穩定、快速發展呢？因他們依據“老人老辦法”，繼續以補貼方式維持舊產業的發展來維護就業穩定，同時依據“新人新辦法”，對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政府開放經營許可，方便民營企業、鄉鎮企業、外資企業資金進入，而且還因勢利導，設立工業園、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以此來解決“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等問題，因而能夠在較短時間內將比較優勢轉變為經濟發展優勢。經濟發展好了，資本增加了，產業升級便可以利用后來者優勢，而且這種快速發展有助于資本大量積累，漸進式地將原有的資本密集、與比較優勢相違背的產業，轉變成符合當前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企業有了自生能力，就不用給予保護性補貼，進而可以把原來的保護性補貼取消了，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由此，我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之所以不能指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主要是沒有發掘經濟結構扭曲的內生性。新結構經濟學的提出緣于針對發展中國家發展與轉型問題的研究，但是考慮到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稟賦結構不同，必然帶來產業技術和各種軟硬件設施結構的不同，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由于以往的產業政策存在一定失誤，可能帶來較多資源配置和結構方面的扭曲，而扭曲都會有代價，最終需要妥善解決。但我們也要認識到，經濟結構扭曲也是內生的，解決結構性扭曲的關鍵是要找到造成扭曲的原因，通過改善經濟發展環境，消解造成扭曲的因素。在把結構主義引入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后我們會發現，其實際上是對現代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F代經濟學理論，不論宏觀、貨幣、財政、金融、產業組織、國際貿易、資源環境、勞動力市場、區域經濟等，都來自發達國家，必然以發達國家發展階段和相應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結構作為理論的暗含前提?？墒前l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和發達國家不一樣，存在內生的結構差異性，會有經濟運行的許多特殊性。例如，經濟發展需要技術創新，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創新就等于發明，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創新也可以是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創新的方式不同，創新的成功條件也不相同。因此，這種結構的差異性分析在融入現代經濟學后，不僅會為發展經濟學、轉型經濟學帶來新的見解，還為關系到經濟運行的主流經濟學各子領域帶來更多新的見解，而這些新見解都是理論創新的機會。

世界經濟中心會隨著經濟發展轉移到中國，中國的經濟學家應該抓住這個機會。但要抓住這個機會，就必須改變當前中國經濟學界通行的研究方式?，F在大家學的都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作研究時普遍是以發達國家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象，或者是以中國的資料來檢驗發達國家的理論，這樣的研究對理論創新沒有貢獻。要對理論創新有貢獻，就必須了解在中國經濟發展現象背后蘊含的道理是什么，而不是依據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看待中國的現象。在認識中國的現象時要知道，由于發展階段不同，中國經濟的各種結構很可能與發達國家有差異，這種差異是內生的。同時，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必然有很多扭曲現象，這種扭曲也是內生的?，F代發達國家的理論基本上不重視這種結構的差異性和內生性，只要與發達國家不同就認為是扭曲，這些理論也不了解許多扭曲是內生的。由于內生結構的差異性和扭曲性，不僅僅是貨幣、財政、金融、貿易，在經濟運行的方方面面，都會有內生的不同。從要素稟賦結構出發來認識一個經濟體中的結構、扭曲和經濟運行的三個內生性就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一個中心三個基本點”的研究視角。這樣的研究實際上是對以發達國家的結構作為暗含結構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場結構性革命。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以及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這樣的研究所帶來的理論創新在世界上的影響會越來越大，由此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就可以貢獻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也可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愿望。

【作者簡介：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發展中國家科學院（原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p>

（責任編輯：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