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賦能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與路徑選擇

張振 李軍軍

摘要：文章選取2013—2020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分析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制與實現路徑。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能夠有效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其能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創新兩條路徑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異質性分析表明：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東部和中部地區顯著，在西部和東北地區不顯著；在有政策扶持的情況下，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大，政策優勢能夠提升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今后應進一步加快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術創新，穩步推進區域數字經濟協調發展，深化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融合，更好地推動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數字經濟；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介效應；門檻效應；異質性

中圖分類號：F127；F49? ? ? ? ? ? ?文獻標志碼：A? ? ? ? ?文章編號：1007-8576（2024）-01-0034-11

DOI：10.16716/j.cnki.65-1030/f.2024.01.004

Mechanism and Path Selection of Empower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ZHANG Zhen， LI Junju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rovincial level panel data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and heterogeneity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by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but not in the western and northeast regions. With policy support， digital economy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green economy， policy advantages can enhance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o speed up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steadi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nd green economy，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mediating effect; threshold effect; heterogeneity

隨著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的快速發展，數字經濟已成為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并實施了網絡強國、“寬帶中國”等戰略以更好推動數字經濟發展。2022年1月，國務院發布《“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其中明確提出到2025年，我國數字化創新引領發展能力大幅提升，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取得顯著成效，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完善，數字經濟競爭力和影響力穩步提升。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交通運輸結構等調整優化，發展綠色低碳產業，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隨著經濟發展模式向生態化、綠色化、高效化轉變，綠色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是實現我國經濟由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綠色高質量發展強調兼顧環保與效益，而數字技術可通過培育更為靈活、高效的新經濟、新業態、新動能，有效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研究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以及實現路徑，對我國“雙碳”目標的實現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文獻簡述

目前學界關于數字經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經濟內涵、水平測度和經濟效用3個方面。一是關于數字經濟的內涵。王軍［1］認為，生產工具變革和新生產要素增加是數字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重要方面。王思瑤［2］對數字經濟進行了擴展，對數字經濟行業進行分類并確定分類代碼，明確了數字經濟的內在涵義。二是關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度。學者們多采用增加值法、指數法和衛星賬戶法進行研究。朱發倉［3］認為，通過把數字經濟區分為數字技術生產和數字技術應用兩個維度，根據生產核算法計算增加值，可有效測度浙江省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蔡躍洲［4］使用國民經濟核算和增長核算等方法，測度了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三是關于數字經濟的經濟效用。馬曉君［5］認為，數字經濟與產業結構升級具有空間自相關性，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魏麗莉［6］認為，數字經濟可有效促進城市綠色發展水平的提升，但存在一定的異質性和時滯性。

學界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發展水平測度與影響因素兩方面。在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方面，學者多采用隨機前沿模型和數據包絡分析及其改進方法。陳菁泉［7］測度了中國八大綜合經濟區的綠色生態效率，發現八大綜合經濟區綠色生態效率從沿海向內陸遞減。李科［8］構建了中國工業污染排放的供給需求模型，測算了中國工業綠色發展水平。在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素方面，安夢天［9］認為地方政府預期目標過高將導致綠色經濟發展水平下降，黃小勇［10］認為經濟結構、科技投入、城市規模等對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效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綜上，目前關于數字經濟、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較多，但對兩者之間作用機制和影響因素的研究還有待深入。本文分析了數字經濟如何影響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入探討了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在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中所發揮的作用。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其一，通過構建指標體系測度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并以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為中介變量和門檻變量，深刻揭示數字經濟影響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與非線性路徑；其二，分析數字經濟影響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異質性和政策強度異質性，可豐富相關領域的研究。

二、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

（一）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影響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具有緊密聯系，數字經濟所具有的可持續性、廣覆蓋性和高滲透性等特點能夠助力經濟增長。從宏觀視角看，綠色發展是以高效率、低污染、低損耗等為特征的發展模式，數字經濟以數據為核心投入要素影響技術創新、資源配置等，進而促進綠色經濟發展。從微觀視角看，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可助力高污染、高排放企業建立智能環境監管系統，減少能源消耗與污染排放。同時，發展數字經濟能有效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加快企業要素結構調整，降低企業能耗?；谝陨戏治?，本文提出研究假說H1，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間接影響

數據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相結合，能夠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從通用技術進步角度看，數字經濟就是以數字技術作為通用技術并在經濟活動中發揮作用的經濟形態，技術創新是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其可通過提高高耗能、高排放等企業的能源利用效率，實現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邏輯表明，數字經濟融入傳統產業，可吸引更多創新資源與要素集聚，推動傳統產業技術升級，提高產業創新能力和產業效率，進一步促進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提高綠色經濟發展水平。數字經濟的核心內涵包括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其中產業數字化是數字經濟發展中的主要驅動力。數字經濟能通過優化傳統產業資源配置，改變傳統產業生產方式，進而促進傳統產業智能化、數字化變革，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有效路徑。數字經濟還能夠通過產業化發展優化產業生態，推動宏觀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綠色經濟發展水平?；谝陨戏治?，本文提出研究假說H2a和H2b：H2a即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H2b即數字經濟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非線性影響

數字經濟可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通常來說，技術創新水平越高，數字經濟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越強。目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動能還未完全釋放，各地區資源稟賦不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不相同，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可能存在非線性影響。當企業技術進步處于較低水平時，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相對不完善，數字經濟紅利不能完全釋放，其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尚不能發揮顯著的促進作用；隨著企業技術進步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數字經濟紅利會被充分釋放，數字經濟便可以顯著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谝陨戏治?，本文提出研究假說H3，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技術進步的門檻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研究構建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分析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模型具體形式如下：

[Git=α0+α1Hit+γ1Xit+λi+ηt+μit] ? ? ? ? ? ? ? ? ? ? ? ? ? ? ? ? ? ? ? ?（1）

其中：[i]表示?。ㄗ灾螀^、直轄市），[t]表示年份，[G]表示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H]表示數字經濟指數，[α0]為常數項，[α1]為變量的估計系數，[X]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γ1]為控制變量的估計系數，[λ]和[η]分別表示不可觀測的地區和年份固定效應，[μ]為隨機誤差項。

為進一步探究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路徑，本文借鑒溫忠麟［11］的研究，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分析數字經濟是否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影響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型形式如下：

[Git=α2+α3Hit+γ2Xit+λi+μit] ? ? ? ? ? ? ? ? ? ? ? ? ? ? ? ? ? ? ? ?（2）

[Mit=α4+α5Hit+γ3Xit+λi+μit] ? ? ? ? ? ? ? ? ? ? ? ? ? ? ? ? ? ? ? ?（3）

[Git=α6+α7Hit+α8Mit+γ4Xit+λi+μit] ? ? ? ? ? ? ? ? ? ? ? ? ? ? ? ?（4）

其中：[M]為中介變量；[α3]為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影響效應；[α5]為中介效應；[α7]為在控制中介變量和控制變量后，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

本文通過門檻效應模型檢驗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在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中是否存在門檻效應。由于門檻數量未知，故本文構建了多重門檻效應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Git=δ1Hit×ITit≤η1+δ2Hit×ITit>η1+…+δnHit×ITit≤ηn+δn+1Hit×ITit>η5+μi+εit]? ? ? （5）

模型（5）中[T]為門檻變量，[η]為門檻值。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本文選取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為被解釋變量。目前學界多采用構建指標體系的方法衡量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但因指標測算的波動性和單一性，很難全面衡量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本文認為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指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下，通過消耗固定資本、能源、勞動力，從而實現最大的經濟增長量和最小的污染物排放量。結合既有文獻，本文選取勞動力投入、資本投入、能源投入作為投入要素指標。需要說明的是：勞動力投入以各?。ㄗ灾螀^、直轄市）年末就業人數衡量；由于資本投入數據無法直接獲得，故以永續盤存法估算資本存量［12］；能源投入指能源消耗總量，包括煤炭、石油、一次電力及其他能源消耗量。另外，本文以各?。ㄗ灾螀^、直轄市）人均GDP作為期望產出，以工業廢水、工業煙塵和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作為非期望產出。

2.解釋變量。本文選取數字經濟為解釋變量。借鑒劉軍［13］的研究，在考慮數據合理性和可得性的基礎上，從信息化發展、互聯網發展、數字交易發展3個維度確定數字經濟指數，采用NBI指數權重法確定權重，并以線性加權方法測度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本文構建的數字經濟評價體系如表1所示。

3.機制變量。本文選取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為中介變量和門檻變量，以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衡量產業結構升級［14］，以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綠色技術進步衡量技術創新。

4.控制變量。本文借鑒葛和平［15］、李宗顯［16］的研究，選取如下控制變量：一是對外開放度，以外商直接投資額取對數來衡量；二是公路通達強度，以公路密度和鐵路密度之和來衡量；三是城市化率，以年末城鎮人口數與總人口數的比值來衡量；四是經濟發展水平，以地區人均GDP取對數來衡量；五是外貿依存度，以進出口總額與地區GDP的比值來衡量；六是人力資本水平，以各?。ㄗ灾螀^、直轄市）高校在校人數取對數來衡量。

（三）數據說明

鑒于數據的可靠性和可得性，本文選取2013—2020年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未將西藏自治區以及港澳臺地區納入研究），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以及各地區統計年鑒。

四、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研究中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

（二）基準回歸分析

因研究中使用的是面板數據，故需在進行基準回歸之前進行豪斯曼檢驗，檢驗結果顯示更適合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為確保估計方法的合理性，本文構建固定效應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檢驗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固定效應模型和混合回歸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未加入控制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加入控制變量后，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仍顯著為正?；貧w結果表明，數字經濟能夠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由此，研究假說H1得以驗證。從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可以發現，對外開放度的提高會顯著抑制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可能是因為地方政府為提升競爭力，為引進更多的外商投資而放松環境管制，但引進的外商投資多投向污染密集型產業，這會增大地區環境污染壓力，阻礙地區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公路通達強度的提高會抑制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可能是由于公路和鐵路建設均會消耗較多能源，公路和鐵路數量的增加也會引起汽車、火車出行的增加，進而導致尾氣排放量增加，阻礙地區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城市化率的提升會顯著抑制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可能是因為城市化率的提高導致人口集聚度增大，引起資源消耗加劇，對環境形成一定壓力。外貿依存度的提高能夠顯著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這可能是因為我國能夠較好地應對國際市場的沖擊，外貿依存度的提高對我國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并進一步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人力資本水平的提高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不顯著的抑制作用，可能是因控制變量存在多重共線性所致。

（三）內生性檢驗

盡管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可控制時間和地區等遺漏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但考慮到上一期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會對下一期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慣性影響，故本文通過加入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階滯后項，構建一步SYS-GMM和兩步SYS-GMM動態效應模型，以提升回歸分析的準確性。內生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無論是一步SYS-GMM模型還是兩步SYS-GMM模型，AR（2）p值均大于0.100，表明在回歸中不會出現二階序列自相關，模型克服了內生性問題；同時，一步SYS-GMM模型和兩步SYS-GMM模型的Hansen檢驗p值均位于0.100～0.250之間，表明不存在工具變量過度識別問題。在一步SYS-GMM模型和兩步SYS-GMM模型的回歸結果中，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分別為7.771和5.767且均在5%水平顯著，回歸系數符號和顯著性與基準回歸較為一致。使用系統GMM模型克服內生性問題后的檢驗結果表明，數字經濟能夠有效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說H1再次得到驗證。

（四）穩健性檢驗

1.剔除直轄市。我國直轄市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行政區域面積相對較小，一些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往往率先在這些城市實施，因而直轄市與其他地區數字經濟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這可能導致前文的回歸結果產生一定誤差，故本文在樣本數據中剔除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對新的樣本數據進行固定效應回歸，檢驗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由表5列（a）（b）可知，未加入控制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4.680且在1%水平顯著，加入控制變量后，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4.535且在1%水平顯著。這說明，在剔除直轄市樣本后，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仍表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前文結論穩健。

2.縮短樣本時間。新冠疫情的爆發使得我國經濟發展遭受重大挫折，后疫情時代，數字經濟發展可能會對回歸結果產生一定干擾，故本文剔除了2019—2020年的數據，截取2013—2018年的數據進行固定效應回歸分析，檢驗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由表5列（c）（d）可知，未加入控制變量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3.736且在1%水平顯著，加入控制變量后，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757且在1%水平顯著。這表明，在剔除疫情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后，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仍表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前文結論穩健。

3.滯后核心解釋變量。數字經濟不僅會在當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由于存在滯后性，其還會對后續經濟發展產生影響，故本文通過數字經濟滯后一期、二期、三期變量，對新的樣本采取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穩健性檢驗，檢驗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由表5列（e）（f）（g）可知，數字經濟滯后一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0.287且在1%水平顯著，數字經濟滯后二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1.653且在1%水平顯著，數字經濟滯后三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3.451且在1%水平顯著。通過對比數據可以發現，隨著數字經濟滯后期數的增加，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在不斷增大，且影響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說明，當期數字經濟產生的影響會持續影響后續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且這種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大。滯后核心解釋變量的穩健性檢驗結果與基準回歸相符，前文結論依然穩健。

五、進一步的分析

（一）中介效應檢驗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本文構建三步法中介效應模型檢驗數字經濟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進而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路徑。根據豪斯曼檢驗結果，確定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表6是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由表6列（a）列示的主效應回歸結果可知，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9.441且在1%水平顯著，表明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由表6列（b）可知，數字經濟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系數為2.228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數字經濟能夠顯著推動產業結構升級。由表6列（c）可知，產業結構升級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0.549且在5%水平顯著，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8.218且在1%水平顯著，小于主效應回歸中的影響系數9.441，說明產業結構升級在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數字經濟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由表6列（d）可知，數字經濟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系數為1.193且在1%水平顯著，說明數字經濟能夠正向影響技術創新。由表6列（e）可知，技術創新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185且在1%水平顯著，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8.027且在1%水平顯著，小于主效應回歸中的影響系數9.441，說明技術創新在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數字經濟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由此，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說H2a、H2b得以驗證。

（二）門檻效應檢驗

在數字經濟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可能存在門檻效應，本研究將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作為門檻變量，采用自助法檢驗是否存在門檻效應。由表7可知，產業結構升級不存在門檻效應，技術創新存在雙門檻效應，第一門檻值為1.220，第二門檻值為1.406，在門檻值的置信區間內，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表8列示了技術創新門檻模型的估計結果。由表8可知：當技術創新未超過第一門檻值1.220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3.107且在1%水平顯著；當技術創新超過第一門檻值1.220但未超過第二門檻值1.406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5.787且在1%水平顯著；當技術創新超過第二門檻值1.406時，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8.149且在1%水平顯著。這表明，隨著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呈邊際遞增趨勢。由此，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說H3得以驗證。

（三）異質性檢驗

1.政策強度異質性。數字經濟是一種新經濟形態，相關政策的實施會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沖擊效應，數字經濟可以成為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但在發展中也會因資源消耗而產生污染。2015年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為了檢驗其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沖擊影響，本文將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劃分為試點省份和非試點省份兩組進行固定效應回歸，討論數字經濟在不同的政策強度下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9所示。表9列（a）列示了試點省份組的回歸結果，列（b）列示了非試點省份組的回歸結果?？梢钥闯觯涸谠圏c省份組，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5.531且在1%水平顯著；在非試點省份組，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4.890且在1%水平顯著。這表明，政策扶持對數字經濟與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關系有較大影響，政策優勢提升了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赡艿脑蚴牵阂环矫?，試點省份享受的國家優惠政策有利于促進當地數字經濟發展，擴大數字經濟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面，在試點省份設立的大數據實驗區可以助力區域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產業結構升級，進而推動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

2.區域異質性?？紤]到不同地區發展水平差距較大，故本文將樣本地區分為東部、中部、西部、東北部4個組進行固定效應回歸分析，表9列（c）（d）（e）（f）分別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結果。由回歸結果可知：東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0.588且在1%水平顯著，中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3.934且在5%水平顯著，西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049但不顯著，東北地區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為-19.333但不顯著。這說明，東部和中部地區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均未表現出顯著的促進或抑制作用?？赡艿脑蛟谟冢簴|部和中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比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更加完善；同時，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重工業企業密集，地區環境污染相對嚴重，數字經濟發展的正向作用不能有效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

六、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運用固定效應模型、中介效應模型和門檻效應模型，分析了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13—2020年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以及實現路徑。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結論：一是在研究期內，數字經濟能夠顯著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且該結論具有穩健性。二是數字經濟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技術創新兩條路徑有效推動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三是產業結構升級在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中沒有門檻效應，技術創新在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中有門檻效應，且隨著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這種門檻效應呈邊際遞增趨勢。四是數字經濟對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不同區域和不同的政策強度下均表現出了異質性。

（二）政策建議

第一，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構建完善的數字經濟發展體系。各地區應進一步加快推進網絡強國、“寬帶中國”等戰略實施，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在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的重要作用，重點培育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產業和高新技術企業，加快數字經濟在工農業和服務業等領域的創新應用，提升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加快制度創新，大力實施數字化戰略行動，制定數字經濟領域法律法規，及時調整不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并及時研究解決數字經濟發展中遇到的重大問題；開展數字中國發展監測與評估，引領數字經濟規范、健康發展。

第二，加大數字技術研發投入，促進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融合發展。今后應進一步加大數字技術創新投入，以關鍵核心技術為突破口，加快5G網絡、人工智能和互聯網高新技術協同創新發展，提升創新平臺融合能力，強化數字產業化能力建設。促進數字化產業與綠色經濟協同發展，鼓勵高新技術企業和傳統技術企業采取“線上+線下”模式，充分挖掘數據作為生產要素的潛能。同時，相關政策、資本投入和產業配套服務應積極向數字經濟領域傾斜，為企業數字化創新提供更多支持，進一步激發數字技術創新規模效應，提升數字經濟促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邊際動能。

第三，分區施策、錯位發展，促進數字經濟區域協調發展。應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各地區應動態把握數字經濟發展趨勢，采取差異化策略，形成各具特色的數字經濟發展模式。同時，應統籌謀劃數字經濟合作，建立多層面、多領域、多平臺協同發展機制，不斷提升數字化創新引領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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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