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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莉麗 劉 丹

大連外國語大學 大 連 116000 中 國

一、引言

唐·德里羅作為美國當代著名的小說家，其作品帶有明顯的后現代主義特征。揭露當代物質繁榮背后人類的生存危機是德里羅小說一貫的出發點。從《白噪音》（1985）到《天秤星座》（1988）再到《地下世界》（1997）、《大都會》（2003），德里羅的作品始終反思社會階層的撕裂、消費主義的蔓延、意識形態的控制，批判技術統治和生存空間的擠壓。

《天秤星座》對于肯尼迪遇刺做出大膽而又細致的虛構推測，盡管作為一部后現代的政治小說，它無法成為后人研究這次遇刺案的“呈堂證供”；但作為一部編史性元小說，作者與文中受雇撰寫JFK遇刺秘史的尼古拉斯·布蘭奇（Nicholas Branch）身份的重合，使得這部小說在具有自我指涉性的同時，也展現了歷史小說新的呈現方式和解讀的可能性。唐·德里羅記錄了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一個性格不穩定的天秤星座的冒險人生。奧斯瓦爾德自詡為“歷史代言人”，對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懷揣盲目的憧憬，但卻最終成為歷史的棋子，身陷看不清的局中局。不管是受人擺布的奧斯瓦爾德，還是精心布控的幾位中情局特工，都相信自己不過是順應歷史，順勢而為。常年向反卡斯特羅組織提供經費蓋伊·巴尼斯特在對肯尼迪進行抨擊時說到：我深信空氣中有一股力量，迫使人們采取行動，這力量就叫“歷史”或“必然”（DeLillo, 1988：48）。

以往對于《天秤星座》研究大都集中在“編元史”小說的特征探析、新歷史主義解讀以及后現代文本創作特點上，往往忽視了知識與話語，權力與主體對于文本的建構價值。本文將思考歷史如何發展、歷史的力量如何催生歷史事件、人類從啟蒙運動中走出，高舉著理性主義火炬，能否照亮歷史前進的道路，解釋歷史發展的波折？繼承尼采的史學觀點，?？陆K生質疑理性主義為人類發展勾勒的美好前景。即現代社會并不比啟蒙時代更加高級，更不是線性發展的結果，相反，?？聰嘌?，在現代性中，人將消失或終結（?？? 2016: 392）。

二、權力欲望下的多元歷史建構

肯尼迪遇刺之后，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尼古拉斯·布蘭奇負責撰寫總統遇刺的秘史。面對越堆越高的證詞和檔案，布蘭奇對于自己“編寫歷史”的重擔感到心驚肉跳，他要對那恐怖的七秒鐘進行抽絲剝繭的調查，要順著子彈彈道的軌跡追溯躲在陰影之下的人們的生平。手邊的每一本卷宗、每一盒錄音帶都有無數的暗示?？夏岬嫌龃毯?，奧斯瓦爾德也遭到槍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干擾歷史正常情節的死亡案件。布蘭奇深諳歷史的運作，只將其看成“一首輝煌的史實”（DeLillo，1988：41），并且認為實在有必要去編造一個精妙的陰謀，好讓每一次歷史的斷層都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只需剔除不合邏輯的史料，潤色牽強的記錄，留下最為流暢的版本。

和布蘭奇一樣，德里羅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自己在創作《天秤星座》前走訪了奧斯瓦爾德生活過的各個城市，例如新奧爾良、邁阿密沃斯堡和達拉斯。德里羅沿著奧斯瓦爾德的步伐一絲不茍的收集文字、語音以及視頻資料，也曾做苦役般研讀沃倫委員會的報告。值得注意的是，在整本小說中幾乎見不到作者的評論，他如局外人一般刻畫小說中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夏岬嫌龃毯?，官方媒體對于諸多細節始終秘而不宣，槍手的數量，槍擊的次數，槍擊的地點以及總統身上到底有幾處傷口。電視影像開始代替官方報道，給了觀眾更多解讀空間的同時，也制造了更大的困擾。人們逐漸感覺到歷史在被操縱，“真實”一詞也開始面目模糊。二十五年后，《天秤星座》發表，為這件迷案編織了復雜可信的脈絡，但德里羅也再三強調這本書的核心并非通過小說的手段“發明”一段歷史，恰恰相反，作者只是運用小說的“虛構特權”以及這樣的歷史事件實現小說的多樣性（DeCurtis, 1988: 50）。

“歷史的動力是爭取承認”（Jameson, 2009: 89）小說主人公奧斯瓦爾德在襲擊肯尼迪之后，強裝鎮定地走在達拉斯的道路上，走在幻想被凝視的驚恐下，他為他“英勇”的行為感到驕傲和后怕，但同時他又生出這樣一種渴望：他很想寫一些有關美國當代生活的短篇小說（DeLillo, 1988: 269）。這里所謂的短篇小說就是個人對記錄歷史的渴望。奧斯瓦爾德被形容為“生活在小房間”的人，出生于社會下層，成長在貧窮的單親家庭，是歷史洪流中完全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小人物也有書寫歷史的野心，也需要歷史語境下的話語權。在小說結尾，作者不無感慨地說到“這名字（指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屬于歷史”（DeLillo，1988：305），這似乎是對奧斯瓦爾德愿景的一種回應和肯定——從俄國回到美國，奧斯瓦爾德雖已結婚生子，但當他走在空蕩的達拉斯市中心時，卻仍然感到無比的孤獨，這是一種被歷史拋棄的孤獨感，在他看來，唯一解局的辦法就是“達到一種境界，即他和周圍發生的真實斗爭不再是分離的。而這所謂的境界人們將其稱為歷史”（DeLillo, 1988: 165）。

話語對客體的塑形內在是一種暴力性的構序（韋宇婷，2021：50）。話語對歷史的構建本身就是權力的擴張，人們常常將話語和權力放在一起稱作“話語權”。就此，?？率紫葘鹘y編年史里的話語單位提出了質疑，因為在他看來，話語單位的對象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在《瘋癲與文明》一書中，?？陆榻B了“憂郁癥”定義的歷史轉變，從16世紀“并不損害理智整體”（Foucault，1965：118）到17世紀將憂郁癥的歸結為“憂郁氣質”（Foucault，1965：118）再到18世紀詹姆斯在《醫學大辭典》中首次提出“大腦功能的紊亂是這類疾病的根本原因”（Foucault，1965：123）……由此看來，不同時代相同的話語單位不能替換理解，運用到歷史話語單位上，可能就會犯下類似刻舟求劍的錯誤。因此，面對卷帙浩繁的檔案，不管是具有強烈指涉性的布蘭奇還是作者德里羅本人，都不否認歷史無法被真實還原的命題。

三.文本構建中的敘事霸權

“故事當中還有故事，法官大人”（DeLillo，1988：296）——這是奧斯瓦爾德的母親瑪格麗特在法庭上所做的陳述，她表示自己無法用簡單的“是”或“不是”來為刺殺案蓋棺定論，她需要講一個很長的故事甚至需要寫一本書來向觀眾介紹奧斯瓦爾德的一生。面對案宗之中的不實之詞，以及秘密警察偷拿文件的行為，她說自己感到憤慨、無奈又好笑。戴維·費里，負責聯絡奧斯瓦爾德的前東航高級飛行員，也有著類似的論調，他深信肯尼迪在和卡斯特羅正在秘密通話，豬灣入侵的失敗是因為肯尼迪故意的不作為，而“歷史正是他們背著我們所做的事情的總和”（DeLillo，1988：213）。

?？抡J為，傳統史學并非在用歷史構建歷史，而是動用人的意志篩選史料，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發展的規律就是人的認識的規律（韋宇婷，2021：47）。啟蒙運動為人類歷史帶來理性主義，更為歷史的書寫樹立了標準：歷史的編撰要合乎邏輯，表達理性，足夠客觀并且要順應“進步發展”的大綱。與西方傳統史學家不同，?？抡J為線性的進步史觀本身就在否定其客觀性，只是沿著理性主義預設的方向對歷史進行鋪設，這是一項浩大的欺騙工程，最終呈現為宏大敘事的霸權。美國帶著“應許之地”“山巔之城”的榮耀，從英屬殖民地到國家獨立，從南北戰爭到美蘇爭霸，似乎應驗了進步史觀的卜卦，但實際上無數歷史片段被宏大敘事的網篩遺漏，淪落為民間野史，直至無從考察。奧斯瓦爾德是后現代社會的典型人物，是各種矛盾的結合體，在他身上沒有穩定的特質。他既有嚴重的閱讀障礙，又熟讀各種社會主義文獻；在青年時期，他既狂熱的迷戀馬克思，又毫不猶豫地加入美國的海軍陸戰隊；他既蔑視國內盛行的消費主義，又無法忍受俄國物資的貧瘠；右翼的艾德溫·沃克將軍是他的死敵，被懷疑與卡斯特羅暗中勾結的肯尼迪卻也得吃他的子彈。這些曲折的心理，連同奧斯瓦爾德的日記、生活過的街區，參加過的戰斗一起被歷史抹去了痕跡。與宏大敘事那樣的“大歷史”相比，“小歷史”擁抱歷史問題，將目光投向邊緣領域的邊緣人物，暴露歷史的斷層和偶發事件，天然地抵制克羅齊所闡述的“語文性歷史”，是對蘭克倡導的實證主義的偏離和突破。

故事當中還有故事，歷史當中還有歷史。原本不起眼的小人物奧斯瓦爾德站在天平的一側，打破了美國社會在冷戰局勢下辛苦維持的社會平衡，在沃倫報告中成為槍殺總統的犯人。大歷史和小歷史此刻無可避免地發生了碰撞，當人們剛才震驚與悲痛中緩過神來的時候，卻詫異的發現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背后的運作竟然如此簡單，各種陰謀論喧囂塵上，其根源是對大歷史的懷疑。小歷史的語焉不詳不單是刻意遺漏的結果，在1942年，西方哲學家亨佩爾（Carl G.Hempel）提出覆蓋定律（Covering Law）。他認為一切突發的、偏離軌道的歷史事件，只有在被納入普遍規律之后，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覆蓋定律下，小歷史成為自然科學因果分析模式的犧牲品。小歷史亦或被遺忘，亦或被宏大的理論拽進歷史的旋渦難以自表（Hempel，1942：245）。顯然德里羅拒絕掉進敘述的陷阱，脫離小歷史，歷史就會不接地氣，如同空中樓閣，規格龐大但根基不穩，使人目眩眼花不知所云。?？略凇妒裁词菃⒚?》一書中，將批判定義為“一種我們自身的歷史的本體論”（Foucault，1988：136）而要批判的對象不僅是話語和檔案，也是人的思想。無獨有偶，德里羅的《天秤星座》在R.G.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的定義下也更像是一部思想史，因為他認為理解并重新演繹歷史人物的思想才是把握歷史的前提，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Collingwood, 1946: 303）。從這個角度來說，德里羅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是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操作手段。

四、刺殺者與秩序解構

“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沙灘上的一張笑臉”（?？?，2016：392），這是?？略谄浯碜鳌对~與物》的結尾對人類前途和未來世界做出的預判。在《天秤星座》中，各種角色在一系列的陰謀與計算中、在對構建秩序的盲目崇拜里，一步步地喪失其主體性。?？轮S刺人類為構建世界秩序所做的努力，即反對世界的有序化。尼采的“上帝已死”，為“超人學說”騰出地盤，但?？?，盡管聲稱自己是堅定的尼采主義者，卻更向前一步，表示“人也已經死了”。?？碌倪@番論斷與其說是一種事實判斷，更像是將人從世界中心位置拽下來的企盼?！对~與物》的中心話題就是“人為何讓自己成為了研究的對象，世界的中心”，?？碌拇鸢甘侨送ㄟ^語言、知識和理性為世間萬物確立分類原則，孜孜不倦地為物制定秩序，使相異者趨同，驅趕“非理性”使其登上“愚人船”。然而現實卻是，世界沒有先天的順序，真正的歷史是讓事件凸顯出來，打斷精心美化過的流暢度，暴露歷史的斷層和缺口，展現異質和瘋癲的存在。

如果說奧斯瓦爾德試圖刺殺沃克將軍是完全的政治行徑，是由于針對卡斯特羅的立場不同，那么他對于肯尼迪的敵意就顯得更為復雜些，是政治之外的因素，甚至是“歷史之外”的因素——比如夢，甚至是星座的運動或形象，這也是這本書被稱為天秤座的原因之一。二十四年來他一直感到憤怒和沮喪，加上車隊會經過他工作的大樓這一巨大巧合，所有這些都促成了奧斯瓦爾德最后的刺殺行為（DeCurtis，1988：50）。如此一來，這一事件的“本源”似乎就無從談起，更無法套用類似“政治分歧”“經濟衰退”“階級矛盾”這樣看上去合乎邏輯的解釋模板。

?？潞笃趯ΜF代性的批判逐漸從知識轉移到了權力，研究視角也從知識考古學轉移到了尼采開創的譜系學。譜系學是對形而上學的史學傳統的徹底批判，是對追求歷史“本源”的放棄?！氨驹础痹谧V系學中被“出現”和“來源”代替，力圖擊碎單線條的起源觀，因為一個事物可能有多個“前項”，也可能有多個“后項”（高德勝，2013：254），前項與后項之間并非一定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它們在時間上往往是共存的，有時前項的生命甚至要超過后項。因此，與本源相比，“出現”和“來源”能更好地標記譜系學的對象。而真正的歷史顛倒了事件的爆發與連續的必然性之間的通常的確立的聯系?！翱脊艑W所要描述的，不是井然有序、渾融無間的統一狀態，而是離散狀態的話語空間”（鄭鵬，2012: 131）。當權力如同毛細血管一般通過話語分散在關系網絡之中，史學家無權決定什么樣的歷史事件是重要的，因為事實并不等同于事實判斷，但史學家卻往往倒果為因，在掌握話語權之后編纂“知識”。奧斯瓦爾德在年輕時接觸社會主義思想，不同社會制度的論證讓他陷入迷茫和痛苦。局促狹窄房間里的電視傳來美國對其國民的承諾——美國民眾將生活在巨大的物質進步中?，F實和理想的落差下，人們開始追問宏觀敘事的開端，是盲目的自信還是精巧的騙局？歷史的種種插曲是否就應被當作無法理解的東西被忽略掉？譜系學家就是要去追問歷史的意外與巧合，打探隱秘的失敗和未曾預料的成功，過問傳統編年史無人關心的注釋，但不去人為的串聯因果，或者暗示歷史背景的影響，這樣的工作必然是枯燥但道德的。埃弗雷特和布蘭奇構建敘事中的失敗，暗示對特定事件的控制和了解從來都不是絕對的（Thomas，1997：124）。在一段偶發的歷史中，奧斯瓦爾德并不是刺殺事件的象征性人物，他甚至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相反，他成為了可能性的模板（Rankin,2019: 157）。隨著密謀者推進刺殺肯尼迪的計劃，奧斯瓦爾德的角色變得清晰：“‘如果奧斯瓦爾德不合作怎么辦？’‘我們制造自己的奧斯瓦爾德。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354）。

五、結語

面對歷史，尼采問道：是誰在說話？?？乱舱f：面對過去實際發生的事情時，他有什么權力強加自己的偏好（朱夢成，2021：51）。對于官方歷史的質疑從現代主義開始就已經存在，但是后現代主義對官方敘事的懷疑更加深入和廣泛（Stamenkovi?, 2019: 143）?！短斐有亲纷鳛橐徊烤幨沸栽≌f，既因為小說的題材規避了這種詰難，也因元小說固有的指涉性特征對歷史事件的解讀謙虛地貢獻了自己的版本。小說通過一次政治危機敬告讀者現實世界沒有先天的秩序，偷襲，疾病和戰爭會經常光顧人類歷史，人的優越性也將在一次次災難中被徹底抹去，人應走下自己搭建的神壇，走出對自我的凝視。大歷史和小歷史享有同樣的地位，歷史中心的人物也不應掌握絕對的話語權，正如天秤兩端的砝碼，一旦失衡，就會打破歷史貌似穩定的幻象。對于已發生的事件，沒有真相，只有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