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與史詩學研究背景下阿昌族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的發展研究綜述

張蕾梅

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是阿昌族口傳文學的重要代表,被看作是阿昌族歷史的一部百科全書,阿昌族稱它是“我們歷史的歌”,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墩谂谅楹驼诿茁椤返乃鸭?、學術研究以及傳承發展,既和國內史詩及史詩學研究發展的大環境密切關聯,也和自身生存發展所關涉的口述傳統、傳承人及文化場域等小環境息息相關。進入新時代,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等創新理論研究背景下,《遮帕麻和遮米麻》更需要繼往開來,開拓新的研究路徑和方法。

一、國內史詩和史詩學研究綜述

史詩是一種古老而源遠流長的民間敘事文學樣式,在人類文化史上占據著重要位置。在東西方文化傳統中,希臘史詩、印度史詩、巴比倫史詩、芬蘭史詩、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等,都成為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文化的象征和文明的豐碑?！耙粋€民族的史詩就是一個民族的百科全書”(鐘敬文語),也是一座“民族精神標本的展覽館”(黑格爾語)。

史詩觀念于19世紀后期傳入中國,20世紀初期隨著中國學者開始自覺地、有意識地譯介和傳播西方文學,史詩觀念才得以受到關注。從20世紀初到20世紀50年代,圍繞中國文學的“史詩問題”成為學者討論的焦點,這個討論甚至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1]。中國少數民族史詩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自20世紀50—6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至80年代,這一時期被稱為黃金時期。其中最為主要的是1957年的民歌調查運動,以及1984年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普查、編撰和出版工作。與此同時,史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史詩的起源、歷史演化等問題,開始成為當時學者研究的主要方面。而中國較為系統的史詩和史詩學研究則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尹虎彬提出,“這一時期學術界是把史詩作為民俗學的一種樣式來研究的,其中受人類學派的影響最大,重視史詩的社會文化意義的研究”[2]。

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到21世紀,是中國史詩和史詩學研究飛速發展的時期。西方的口頭詩學理論逐漸被中國學者吸納,史詩研究從書本轉向口頭,被納入口頭傳統研究的新視野。學者們開始樹立“活形態”的史詩觀,認為中國少數民族史詩屬于口頭傳統的范疇,重視史詩傳統的內部機構研究[3]。1999年“中國史詩研究叢書”第一批書目的五本著作出版,著者通過“三大史詩”和南方史詩的系統研究,探討了中國史詩的形成與發展規律,建立起以南方創世史詩和北方英雄史詩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史詩體系,在史詩類型、敘事結構,史詩的功能、價值等方面開展了廣泛研究。

從研究方法來說,這一時期的史詩研究,不僅運用了中國傳統的民間文學研究方法,還運用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傳入中國的國外史詩的研究方法。例如在史詩的文本分析中借鑒了民俗學的類型研究方法,如湯普遜、鄧迪斯等提出的結構母題理論等。隨著帕里和洛德的“口頭程式理論”以及以理查德·鮑曼為代表的“表演理論”進入中國的民俗學研究領域[4],史詩研究開始從文本轉向田野,將“口頭文本”的結構和意義與“表演”的儀式和場域聯系起來,從而為史詩的研究開辟了全新的理論視角[5]。而民俗學“朝向當下”的研究范式的轉變,也使得史詩研究更加注重文化語境的研究,即對活態史詩生成、發展的民族文化和地方傳統的研究。在技術路線上,民族志的田野作業法得到更加廣泛地實踐和運用,巴莫曲布嫫的“五個在場”的理論總結成為代表性成果[6]。

進入新時代,從“文化自信”到“中華文化認同”,從社會共同體的構建到文化共同體的建構,是國家凝心聚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舉措和理論創新。2019年9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強調,要“堅持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必須構筑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使各民族人心歸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團結奮進的強大精神紐帶”。這一思想理論導向,瞬間在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文學、藝術學等眾多學科研究領域引起反響。神話與史詩作為民間文學中傳承歷史最悠久,被譽為人類精神家園、民族百科全書的文類,自然而然成為重點研究的對象。

從2019年王憲昭發表《神話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開始,學者們大多圍繞“人類起源”“同源共祖”“谷種起源”等母題開展研究,在相似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符號中“共塑相通的道德精神與倫理價值,傳承共同的文明觀念與民族意識,表達親近的民族認同、歷史認同與文化認同”[7]。除在多民族神話史詩比較中發掘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因外,也有部分學者以特定史詩為對象進行研究,如李斯穎基于壯族布洛陀史詩的分析,丹珍草基于格薩爾史詩的分析,王菊基于彝族史詩《勒俄特依》的分析,等等?？偟膩碚f,這些研究主要還是基于神話、史詩的文本類型、敘事結構和母題來開展,屬于具象性分析,更為宏觀、系統、深入的理論研究還有所不足。

二、新時代《遮帕麻和遮米麻》的發展研究綜述

云南有25個世居少數民族,其中絕大多數在民族歷史發展過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口述傳統,創作出了自己的史詩作品。其中,傣族創世史詩《巴塔麻嘎捧尚羅》及英雄史詩《厘俸》《烏莎巴羅》、傈僳族創世史詩《創世紀》、景頗族創世史詩《勒包齋瓦》、德昂族創世史詩《達古達楞格萊標》、阿昌族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等,都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才先后被發掘整理出版的[8]。阿昌族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的發掘整理始于1979年年初,由當時的云南民族學院組織開展調查,1983年出版的《遮帕麻和遮米麻》漢語單行本堪稱這項工作的重大成果。1985年發表于《民間文學論壇》上的《關于阿昌族神話史詩的報告》,詳細記述了這次史詩發現、翻譯和整理的過程,并從史詩的文類(神話史詩)、宗教(原始信仰)、傳承(陰傳詩人)幾個方面作了重要的界定和分析[9]。隨后史詩的散文體被收入《阿昌族文學作品選》(德宏民族出版社),而史詩調查的許多原始資料則被收入內刊《阿昌族民間文學資料》(第1輯、第2輯,梁河縣文化館編印)。這些都成為了后來研究這部史詩的重要基礎。

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國內有不少學者對阿昌族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予以關注并加以研究。進入新時代,反觀史詩近十年的研究,從當前的理論創新和時代主題出發,我們從研究歷史、研究范式、研究價值和傳承路徑四個方面進行梳理,對史詩的發展和研究路徑提出以下看法:

一是史詩的歷史發展過程研究中仍有留白或不足。20世紀70年代末至21世紀初,有鄧啟耀、劉揚武、桑耀華、趙櫓、楊浚、楊知勇、劉江、曹先強等一批學者,從歷史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等不同角度對阿昌族的歷史和傳統文化進行研究,其中不乏論及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的發展歷史之處。攸延春的《阿昌族文學簡史》作為一部阿昌族文學的通史性著作,對史詩形成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做了系統分析,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10]。當然,史詩歷史發展研究中也還存在某些領域的空白或闡釋不足,例如阿昌族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轉變的社會歷史變遷,以及族群遷徙過程中的族際關系等對史詩形成發展的影響;史詩形成發展過程中與阿昌族宗教、節日、禮俗等的互生共融關系等等,在闡釋分析上都還有所不足。

二是史詩從文本研究向語境研究的轉變不夠突出。十多年來,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在文本研究方面的成果比較突出,研究主要結合文本分析研究史詩的文本類型、敘事結構、歷史映射、審美意蘊等。如曹德玉和史軍的《阿昌族文化傳承的文本視域》[11]、劉欣的《〈遮帕麻和遮米麻〉審美價值初探》[12]、霍志剛的《阿昌族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的歷史記憶》[13]、張蕾梅的《阿昌族口傳文學“活袍調”的文化價值探究》、羅夏梓平的《阿昌族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的文化分析》[14]等,都屬于這一路徑。而從“活形態”史詩觀念出發,基于口承傳統、文化語境等開展的研究則不夠突出。目前所見有楊茁的碩士論文《阿昌族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研究》運用口頭程式理論對史詩進行分析[15],楊榮濤的《阿昌族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及其宗教內涵探析》[16]、《阿昌族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演述與儀式象征》[17]、馬翠翠的《阿昌族創世史詩中的神話時空建構》[18]幾篇主要是從文本敘事延伸出去,對史詩的演述場域、儀式結構等展開分析。這些研究已經具有口承傳統和語境研究的特征,但這樣的研究還不夠多,或闡釋得不夠充分。

三是史詩的價值研究與當前的時代價值理論導向契合度不夠。學者們對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研究的另一個重點是對其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的探討和分析。例如趙燕梅和周燦的《〈遮帕麻和遮米麻〉與阿昌族祖先崇拜》,從史詩的祖先崇拜意識中挖掘中華傳統孝道思想[19];李紅梅的《〈遮帕麻和遮米麻〉中的倫理思想探析》從史詩中發掘其揚善抑惡、和諧樂觀、仁義重情等思想內涵,認為這對阿昌族道德品質、民族精神的養成有重要作用[20];孫曉川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視野下的少數民族創世史詩——以阿昌族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為例》提出,史詩中蘊含著向上、進步的人生觀、道德觀和審美觀,與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人本主義思想、文化價值理論和美學追求相契合,從而對當下社會產生積極影響[21]。這些研究主要從史詩本有的歷史敘事和現實映射中抽取與中華傳統道德倫理思想、核心價值觀念相一致的文化因子來進行闡釋,與現實的結合不可謂不緊密,但如果說到與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理論高度契合,尚有很大差距。

四是史詩傳承方式和路徑研究的視野不夠開闊。2006年,《遮帕麻和遮米麻》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史詩的保護與傳承問題日益受到學者的關注。張蕾梅的《阿昌族口傳文學傳承發展的危機及對策——以梁河阿昌族地區的“活袍調”為個案》《現代傳媒對阿昌族口傳文學傳承的作用和影響》《豐富傳承人類型是非遺活態傳承的有效路徑——以阿昌族口傳文學“活袍調”的傳承為例》三篇文章,分析現代阿昌族口傳文學面臨的困境,從傳承場域、傳承媒介、傳承主體等方面探討其傳承的有效路徑;石裕祖和石劍鋒的《西南少小民族的大智慧與信仰堅守——阿昌族“阿露窩羅節”及神話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調查研究》,提出在阿昌族節日場域和民間儀式變遷中帶動史詩的保護與傳承[22];白玉寶的《阿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考察研究(下)》強調史詩傳承要尊重傳統的傳承方式,主張文化主人自主傳承,這樣才能保證史詩的持久傳承[23];馮秀英的《云南少數民族創世神話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以阿昌族〈遮帕麻和遮米麻〉為例》則提出了通過文化創意產業開發推動史詩保護傳承的新路徑[24]。這些研究在史詩的傳承路徑上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但還需要進一步深入。同時,還應進一步拓寬史詩傳承研究的視野,例如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制下的史詩傳承研究,史詩傳承中演述場域及表現形式的多樣性研究,校園文化建設中史詩的傳承發展研究等,都可以成為研究的方向。

三、結語

阿昌族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的研究到今天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但在形成歷史、文化語境、時代價值、傳承發展等研究方面還有較大的拓展空間。研究通過進一步的文本分析和文獻調查,補足史詩歷史形成研究中的缺失領域與闡釋不足;站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筑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理論高度,從歷時性的文化變遷和共時性的多元交融兩個維度開展史詩的價值研究;在口頭傳統、演述場域和文化語境的學術框架與話語體系中,運用民族志的田野作業法,對史詩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傳承發展狀況進行研究,探討史詩傳承發展的有效路徑。這些研究不僅為創世史詩《遮帕麻和遮米麻》的活態傳承、現實運用提供理論和決策依據,同時在區域性民族文化傳統的保護和研究中也具有特定的個案價值和學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