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遺產研究的“新古典學派”

張雨男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 100081)

文化遺產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歷史見證,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遺產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為文化遺產工作指明了方向。在文化遺產保護與文旅融合發展的大背景下,學界對相關議題在理論和經驗層面均有研究。值得關注的是,在文化人類學領域中,關于中國文化遺產研究的“新古典學派”已經初具規模,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的“新古典學派”在理論建構和實證研究中都體現出中國學術的原創性?！靶鹿诺鋵W派”的特點、研究成果,及其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的創新與啟發是本研究重點關注的議題。本文將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的“新古典學派”進行梳理與總結,并提出新古典“結構-功能論”應當成為當下中國文化遺產與文旅融合發展研究中的重要進路。

一、文化人類學與文化遺產研究

(一)為何研究文化遺產

近些年,社會各界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與重視程度不斷增加,一些學術研究也大多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展研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較多的學科是民俗學等學科,與此相對的是,文物與博物館學等學科則更偏向于研究物質文化遺產。但這種按照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劃分研究對象并加以研究的方式,容易僅僅只關心物質文化遺產而忽視與之關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或僅關心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忽視與之關聯的物質文化遺產。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本身就是相互依存的,不可截然分開。更重要的是,這種分類也不利于從整體上全面地把握文化事項,因為絕大多數文化遺產都是整體的,無法拆解。把一個整體拆解成不同零部件來看待和研究,對文化遺產本身也是一種傷害[1]。因此,本文提出將文化遺產作為研究對象。這種做法可以避免對物質性或非物質性的刻意強調,而著重以整體的文化遺產作為研究對象,注重各種文化遺產之間以及文化遺產諸要素之間的關聯。需要說明的是,筆者并非反對對于文化遺產的細化分類,而是強調應從文化遺產這個大框架來探討諸文化要素的傳承、保護與創新。

文化遺產是指歷史遺留下來的,具有較高文化、歷史、藝術或者科學價值,并以特定實物或者非實物的形態存在的人類創造物[2]。文化遺產的概念源于19世紀發生社會巨變的歐洲,體現為對過去的物質性存在的某種人文關懷,主要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能夠展示以往輝煌文化的物質載體。文化遺產概念真正得到重視是自20世紀中葉開始的。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導致的破壞,以及戰后現代工業化浪潮對生態環境和文化遺產的破壞引發全世界廣泛關注。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文化遺產的資源作用和經濟價值越來越凸顯,人們紛紛意識到保護文化遺產迫在眉睫[3]14。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有力地推動了文化遺產概念及其保護路徑的國際化傳播。與此同時,許多國家也致力于保護、宣傳本國的文化遺產,以期在國際舞臺上展示本國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

中國政府正式使用國際通用的“文化遺產”概念并首次予以闡明的重要文件,是國務院于2005年下發的《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锻ㄖ肥褂貌㈥U明“文化遺產”概念,是中國的文物事業和民間文化事業向文化遺產事業跨越的標志,是中國文化遺產事業融入世界文化遺產事業的里程碑[3]52-53。自2006年起,國務院決定將每年6月第二個星期六定為中國“文化遺產日”(1)2016年9月,國務院批復,自2017年起,將“文化遺產日”調整為“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這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視。文化遺產是人類歷史遺存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藝術(審美)價值、科技價值、思想價值與經濟價值[3]136。在當今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相關研究不僅能夠為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提供經驗與思路,更能為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不竭動力。更為重要的是,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有助于增強文化自信,在新時代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

(二)文化人類學整體觀視野下的文化遺產

文化遺產的研究對象包羅萬象,許多學科都對文化遺產開展了相關研究。經濟學、考古學、博物館學、歷史學、民族學、民俗學、社會學、管理學、法學、環境學、教育學、旅游學等學科都從不同角度對文化遺產進行分析和研究,這些學科的研究各有側重、各有特色。

文化人類學也對文化遺產開展了大量研究。有研究指出,文化人類學對于文化遺產的研究應該發揮田野調查工作和民族志訪談寫作這兩大研究方法[4];也有研究突出強調要發揮人類學的整體論視野[5]。筆者認為,文化人類學對于文化遺產的研究應充分發揮人類學的方法論之一——整體論。但在目前文化人類學對文化遺產的研究中,利用整體論這一人類學獨特視野的研究還不夠多,也不夠深入。實際上,文化遺產研究與其他研究的重要區別之一就是,其他研究總是以某一種或某一類文化為研究對象,而文化遺產則重視研究對象的整體性[3]24。這與人類學的整體論不謀而合。筆者認為,如果想做到在文化人類學整體論視野下進行文化遺產研究,應做到以下兩點。

一是要將文化遺產放在具體社會情境中進行觀察與研究。當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過程中,有一種方式是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放在非遺博物館中陳列展出。這種方式可以很好地將文化遺產保護起來,但也會將文化遺產“脫嵌”出其原有的社會文化語境。對文化遺產的簡單陳列展出只能保留其外在形式,其與情境相關聯的整體性被忽略,文化遺產也無法實現自主發展。文化遺產需要活態傳承,需要放置在具體的歷史社會文化情境中進行理解與研究。人類學的整體論恰恰能夠提醒人們,文化遺產所處的具體社會情境或外在結構,對于認識、理解、發展文化遺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是以文化遺產所處的整體社會情境而非具體文化事項作為分類標準進行研究。目前,學界對文化遺產的研究大多將其分類為有形的與無形的文化遺產,即區分為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但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相互依存的,有時甚至是無法分割的。以人類學的整體論來看,如果只看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或者只看到物質文化遺產,都是不全面的[6]113,因此需要將文化遺產作為整體加以看待、研究和保護。近些年,張繼焦領銜的“新古典學派”在文化遺產研究過程中,基于人類學的整體論,把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兩類文化遺產結合起來進行綜合分析,按照文化遺產所處的場景進行分類,如城市復興、縣域發展、特色小鎮、鄉村振興、區域社會等。這種分類方式充分利用文化人類學整體論視野,依據文化遺產所處的整體社會情境進行分類,能夠對文化遺產進行更加具有整體性、關聯性的深入分析。依據所處整體社會情境進行分類研究的方式充分結合了中國歷史與當代的具體國情,解決了西方文化遺產的概念和分類無法解決非西方社會的現實情況,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傳承、研究、保護好中華民族的諸多優秀文化遺產(2)筆者并非反對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樣的分類,而是認為應該放在具體的情境、語境、場域中再進行分類,以便更好地把握文化遺產的內外關聯性。而且在進行整體性認識和保護的同時,也應該在適當時機進行細化。。

二、文化遺產研究的新理論新方法:新古典“結構-功能論”

文化遺產研究的“新古典學派”能夠初具規模并在學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是因為有張繼焦的不懈努力推動,也是因為有建立在文化人類學整體論視野上的豐富廣博的田野調查。但更為重要的是,學派的產生是因為有新古典“結構—功能論”這一理論方法的恰當指導。新古典“結構—功能論”是張繼焦在面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現實,并綜合前人多種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這一理論提出的直接動因就是看到了文化遺產在“傳統-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困境。因此,在今后對文化遺產的分析與研究中,可以利用新古典“結構-功能論”,以便我們更好地理解文化遺產的過去、今天與未來。

新古典“結構-功能論”內涵豐富、博大精深,以下只對理論的一些思路與研究方法做簡單介紹討論。

(一)新古典“結構-功能論”與三個研究維度

新古典“結構-功能論”面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現實情況,綜合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文化功能論”[7]、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結構-功能論”[8]、費孝通“文化開發利用觀”[9]、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見的手”[1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內源型發展”[11]、邁克爾·波特(Michael E. Porter)“競爭優勢”[12]這六大理論,提出應對文化遺產自身為何變化、如何變化、何時變化進行動態研究分析,從而區別于古典“結構-功能論”的靜態研究路徑。

在新古典“結構-功能論”看來,文化遺產受到外部環境影響會被動地發生一些結構性和功能性變化。與此同時,文化遺產自身可以能動地自我發展,自主發生一些結構性和功能性變化,形成一些自生結構或自擴結構、自在功能或自擴功能。

在實例分析中,新古典“結構-功能論”具有三個研究維度,分別是本體結構、外在結構與自生結構。本體結構是作為文化資源和資本的文化遺產自身。外在結構是文化遺產所處的場域和結構,也就是筆者在前文所強調的文化遺產所處的整體社會情境。自生結構是指作為結構遺產的文化遺產所具有的自我配置資源的結構和功能[6]108-123。在對文化遺產進行分析研究時,可從本體結構、外在結構、自生結構三個研究維度入手,分析文化遺產的內涵與外延,以便更加全面地認識和把握文化遺產。

(二)中國社會“傘式”“蜂窩式”二元結構

新古典“結構-功能論”根據對中國經濟社會結構及其轉型的認識,在李培林“社會結構轉型”理論指導下,提出“傘式社會”與“蜂窩式社會”這一對新概念[6]127?！皞闶缴鐣迸c“蜂窩式社會”是兩個相互之間對立統一的概念,二者共同形成了一種解釋中國“二元”社會結構及其資源配置方式的新學說,即二元社會分析法。

“傘式社會”概念主要描述的是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一種關系。在中國歷史上,地方政府與當地社會組織的關系時而會呈現出自上而下的傘式關系。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地方的資源配置時而表現出“傘式社會”特點[13]?！皞闶缴鐣备拍罱沂玖藲v史上政府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地位。對文化遺產的歷時性分析需要注意到政府的作用。

“蜂窩式社會”概念主要用來描述民間經濟社會的結構?！胺涓C式社會”是在市場經濟時代,每個人都可能擁有獲利的機會和對剩余產品的支配權。這種人人參與度較高的市場發展情況被喻為“蜂窩式社會”,即每個人都像辛勤的蜜蜂那樣,通過個人或家庭的努力,編織自己的關系網絡,構筑屬于自己的蜂窩[14]。與“傘式社會”關注政府作用不同,“蜂窩式社會”更多用來分析民間經濟社會行為。在文化遺產研究中,“蜂窩式”結構提醒著我們要注意到民間的經濟社會行為,以及每個人都是如何利用文化遺產來開展日常生活的。

(三)三種力量分析法

新古典“結構-功能論”強調,要重視政府、市場、社會三者在經濟社會結構轉型中各自起到的作用。在改革開放以前,政府的主導作用明顯。但改革開放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市場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社會的參與度也越來越高。進入新時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決定性”高度,政府主要充當“裁判員”角色[6]137-152。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角色與力量也在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發生變化。在文化遺產研究中,同樣要注意到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不同影響力。在文化遺產保護和文旅融合發展過程中,政府、市場各司其職,社會的參與也必不可少。三種力量分析法對于文化遺產研究的應用,可以很好地幫助我們理解文化遺產保護的邏輯,并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一些新的思考。

(四)四維度分析法

新時代,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文化遺產研究的重要任務。對于如何實現文化“雙創”,許多人會認為文化遺產在“傳統-現代”的框架下只能處于對立與融合兩個極端狀態。但是,新古典“結構-功能論”創造性地提出,傳統和現代之間除了對立、趨同兩種狀態以外,還存在并存、聯結等中間狀態。對立狀態主要是指傳統文化遺產在面對現代社會時產生的對抗、沖突。趨同狀態主要是指傳統文化遺產沒落,生活方式越來越與現代西方靠攏,同時伴隨著對于文化同化的擔憂。并存主要是指傳統與現代并存而不相害,二者互不干擾,如古建筑與現代設備的同時并存,傳統技藝與現代工業的同時并存等。聯結則是指傳統與現代并不是完全隔離,二者可以是連續或連接的。筆者認為,聯結狀態在目前文化遺產保護開發過程中居于主流地位。許多景區都在進行傳統文化與現代旅游的聯結、并接,一些節日等文化遺產也呈現出結構未變而功能改變的聯結狀態[6]158-162。在對文化遺產進行分析時,應注重使用“四維度分析法”,關注到傳統文化遺產與現代旅游行業在進行融合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不同狀態,以便從整體上把握文化遺產在“傳統-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具體實踐過程。

三、“新古典學派”與文化遺產研究的五種社會情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15]。近年來,在張繼焦的不懈努力與推動下,一批研究者立足于中國具體國情,利用新古典“結構-功能論”與文化人類學學科視角,從不同的整體性情境,對中國文化遺產進行分析與研究,形成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的“新古典學派”。這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民族學人類學“三大體系”的重要成果之一。文化遺產的“新古典學派”研究具有以下共同特點:注重文化人類學的整體觀,以新古典“結構-功能論”為理論依據,大多從整體情境入手對文化遺產進行分析。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新古典學派”的梳理,有助于總結這些研究的特點及其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領域的獨特貢獻,有助于進一步推動新古典“結構-功能論”與中國文化遺產研究的發展。

按照文化遺產所處的整體社會情境進行分類,筆者認為目前可將文化遺產“新古典學派”的相關研究,分為對城市復興、縣域發展、特色小鎮、鄉村振興、區域社會這五種社會情境下文化遺產的研究。

(一)城市復興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中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復興問題愈發得到人們關注。在城市復興研究中,由于人們對精神世界追求的增強以及對文化遺產資源屬性的重視,文化遺產的重要性日益增強?！靶鹿诺鋵W派”認為,文化遺產與城市復興看似存在“舊”與“新”、傳統與現代的緊張關系,但實際上二者并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而是互相協調促進的關系。在城市復興過程中,文化遺產要因時因地制宜,不斷生成新功能,促進二者創新融合、協調發展[16]。

許多研究以新古典“結構-功能論”為理論視角,對文化遺產在城市復興中的作用做出了細致研究。張繼焦、邵偉航以北京的煙袋斜街、南鑼鼓巷、前門大街三處城市文化中代表市井文化遺產的老街為例,論證了作為“結構遺產”的歷史文化街區可以跳出“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困境,在不同時代的社會結構需求下通過內源型發展體現自身價值并以相伴相生的關系實現老街區市井文化遺產與城市復興的共同發展[17]。張繼焦、謝圣庚通過對海南省?？谑谐鞘形幕z產的考察提出,文化遺產是推動城市復興與文旅融合發展的核心和載體,并從本體結構、外在結構、自生結構進行分析[18]。張繼焦、邵偉航在對海南省?？谑信品坏难芯恐邪l現,無論是“神圣空間”還是“凡俗空間”,牌坊在產生之初都是以實現某種社會功能為特點的專門化空間。而空間專門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也在影響、制約社區成員,并構建出新的社會關系[19]。二人將牌坊放置在城市整體情境中進行研究,充分展現了文化人類學整體論對于文化遺產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歷史文化名城建設是城市復興中很重要的一種類型。在歷史文化名城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文化遺產與旅游的融合成為重要的發展方向。不同地區、不同城市有著不同的文化遺產和發展路徑,但這些不同的背后,其實也有著一些共性。張繼焦、吳玥以廣州、中山小欖、洛陽三座歷史文化名城中的花卉文化為例,將文化遺產置于整個城市的經濟社會結構之中進行分析。二人還借助人類學整體論視野提出,只有將文化遺產放置在城市復興的脈絡下,才能使作為一種結構遺產的花卉文化的“結構-功能”變遷與城市的“傳統-現代”轉型相協調,實現文化遺產與城市復興的共贏[20]。邵偉航、張繼焦通過對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蓬萊“八仙傳說”文化遺產的形成和當地文旅產業集群過程的田野調查,提出文化遺產動態變化的過程實則是產業化的過程。文化遺產所自帶的能量與社會結構中官方與民間的推動力量,共同造就了歷史文化名城文旅產業的核心競爭力[21]。

(二)縣域發展

截至2020年,我國縣的數量已達1 869個,縣域經濟在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此背景下,文化遺產也在縣域發展過程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目前,學界對縣域范圍內文化遺產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但作為縣域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對縣域文化遺產的研究應給予適當重視。

雷潮、張繼焦以廣東信宜玉器產業為例,探討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如何成為當地縣域經濟振興的內源性動力。廣東信宜對作為產業內源型發展要素的玉器與玉雕工藝進行商業運作,突出其文化功能屬性,重塑品牌形象,推動傳統產業的結構性改革,形成新的產業發展結構。以玉雕工藝為核心的泛玉器集群產業體系使信宜走出一條自主發展的道路,信宜的玉器產業成為驅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及振興的動力源[22]。張繼焦、郝雙玉的研究呈現了化隆牛肉拉面從地方飲食到全國小吃的跨越式發展過程,并提出政府與民間都在化隆牛肉拉面的發展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23]。

(三)特色小鎮

2022年,中國城鎮化率已達到65.22%。在城鎮化不斷高水平發展的今天,特色小鎮作為新型城鎮化的一種類型應運而生。與開發區等其他類似規模的發展模式相比,特色小鎮的發展特點不僅僅是受到產業驅動的現代區域增長,更重要的是將文化的創新和再造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24]。特色小鎮之所以能夠“特”,正是因為其有獨特的文化遺產,文化成為它的重要內核。

“新古典學派”認識到特色小鎮建設過程中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并利用新古典“結構-功能論”對特色小鎮與文化遺產的關系進行分析。李宇軍、張繼焦認為,在土地資源日益稀缺的條件下,可以利用歷史文化遺產作為特色小鎮與眾不同的內源性發展新動能,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特色小鎮[25]。二人以海南地區特色小鎮為例,提出在經濟社會轉型條件下,歷史文化遺產不僅可以表現出新的功能,而且可以形成新的結構,更可以在特色小鎮建設中形成一定的競爭優勢,推動資源配置并促進小鎮內源型發展[26]。

在以往相關研究中,位于民族地區的歷史文化名鎮往往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與研究?！靶鹿诺鋵W派”注意到這一不足,產出了多項研究成果。張繼焦、宋丹以我國民族八省區的國家級特色小鎮及自治區級省級特色小鎮為研究對象,提出國家級特色小鎮以民族或歷史文化型和特色產業型為主,自治區級省級特色小鎮則以特色產業型、民族或歷史文化型和生態旅游型為主。與我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相比,民族地區秀美的自然風光、多樣的特色產業、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及風土人情都是推進特色小鎮發展的重要資源,更能彰顯出民族地區的新型城鎮化具有民族文化和生態旅游的特點[27]。張繼焦、侯達選取了貴州省雷山縣西江鎮、云南省孟連縣娜允鎮、貴州省習水縣土城鎮3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作為研究對象,提出歷史文化名鎮在“傳統-現代”的轉型中可以能動地產生新的功能與結構,促進產業融合與文旅融合的發展,并作用于古鎮的發展之中。在古鎮的發展中,要認清文化遺產在“傳統-現代”轉型中出現的多種關系,兼顧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現代旅游業的發展[28]。

(四)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對于如何實現鄉村振興,不同地區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有著各自的路徑。文化遺產越來越受到各地人們的關注,并在鄉村振興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近年來,許多學者都對鄉村振興與文化遺產的關系進行理論探討,分別關注了文化遺產與鄉村振興的相互促進,鄉村振興視野下文化遺產傳承的困境與不足,文化遺產傳承中的角色定位,鄉村振興視野下文化遺產傳承與發展的對策等。一些研究還對鄉村振興戰略下文化遺產保護開發的實例進行分析,提出傳統鄉村與文化遺產雙重振興發展的實現路徑[29]。

在“新古典學派”的系列研究中,杜華君、張繼焦以寧夏黃渠橋鎮近十年來的文化遺產開發為個案,探討當地文化遺產的“傳統-現代”轉型,以及實現鄉村振興的內源性動力。二人的研究展現了在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現實場域中,文化遺產不僅可形成新結構和新功能,還可由此衍生出競爭優勢并帶動資源配置和產業集群,從而為鄉村振興提供了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內源性動力[30]。陸霓、張繼焦通過對廣西隆安、南丹、三江、靖西、蒼梧五縣的調查研究,展現了當地文化遺產是如何通過在“結構-功能”上的發展進而成功助力當地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31]。以上研究展現了在鄉村振興整體情境下,文化遺產如何助力鄉村振興以及文化遺產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結構功能上的變化。

(五)區域社會

區域研究在當下的文化人類學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文化人類學研究已不能再將研究視野僅僅局限于某一個村落,而是要注意到研究對象與更廣泛世界的多重聯系,并將研究視野放置在更加廣闊的區域之中。許多文化遺產也并非僅僅是某一個狹小地域或者某一個民族所獨有的,而更可能是在某個區域內部或在眾多民族之間得到共享。文化遺產的“新古典學派”注意到文化遺產在區域中的共享、傳播與創新發展,并作出了許多有益的探討。

“新古典學派”對中國許多區域的文化遺產做了豐富細致的研究。作為中國人類學研究的實驗室,海南島在中國的區域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靶鹿诺鋵W派”對作為文化遺產的海南牌坊、瓊劇進行研究,展現這些文化遺產在當地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以及傳統與現實功能。張繼焦、孫夢華以海南雞飯、客家釀豆腐、海南老爸茶、海南咖啡、千層糕等飲食文化為主線,展現了中國與東南亞在飲食文化遺產上的雙向影響互動[32]。晉商文化是中國特有的區域文化。楊波、張繼焦注意到晉商會館碑刻具有重要的商業文化遺產價值,亟待研究保護[33]。黃孝東、張繼焦提出,蒙晉冀長城金三角區域具有十分豐富的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是明清時期蒙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歷史見證。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護與開發,能夠促進當地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對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培育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意義[34]。除此之外,“新古典學派”目前正在對海南島、太行山脈、燕山山脈、大運河等區域的文化遺產進行研究,從整體情境與外在結構對文化遺產進行全景式、整體性的研究。

四、結 語

在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已成為社會各界所關心的重要議題。不同行業、不同領域、不同專業都在關注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與創新發展。文化人類學也在不同場合利用多種渠道與自身學科優勢,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作出貢獻。文化人類學的重要學科特征與方法論就是整體觀,這恰恰是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所需要的。只有把握好文化遺產研究中的整體觀,才能從整體上、在具體社會情境中,分析好、研究好各類文化遺產以及文化遺產內部諸要素之間的關聯。

目前,許多學科都在深度參與文化遺產的相關保護研究與開發利用過程之中。但一些研究注重資料的搜集整理與觀察描述,缺乏理論分析與深度反思。中國的文化遺產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而應該利用理論進行深入分析。新古典“結構-功能論”基于中國實際提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理論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并對許多領域的文化遺產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豐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中國文化遺產研究的“新古典學派”。這充分說明了新古典“結構-功能論”對于分析文化遺產的有效性,對其合理有效地運用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在新時代保護、研究、傳承、發展好中國文化遺產。

目前,利用新古典“結構-功能論”對文化遺產進行研究也值得進一步探索。一是盡管從新古典“結構-功能論”入手對文化遺產進行分析討論的研究數量眾多,但涉及范圍仍然較小,許多議題還有待積極探索。對于歷史悠久、豐富多樣的中華文明而言,“新古典學派”可以做的研究還有很多。二是目前研究大多局限于對中國文化遺產的分析,對其他地區文化遺產進行研究的較少。對域外文化遺產的研究能夠豐富新古典“結構-功能論”的解釋力,也能夠增強“新古典學派”與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在世界學術中的影響力。三是新古典“結構-功能論”提供的是一個理論框架,在理論上還有很多可以補充、擴展甚至對話的空間。如何立足時代之變與中國實際,完善和發展好新古典理論,也是未來“新古典學派”可以積極探索的重要領域。簡而言之,“新古典學派”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領域帶來了一股新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文化遺產的廣闊天地中,新古典理論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