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供應鏈話語權

張國富 李鼎

【摘 要】 供應鏈話語權體現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對企業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結合數字時代背景，文章以2012—2022年滬深A股企業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影響及其內在作用機理，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顯著提升了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傳導機制表明，數字化轉型通過緩解融資約束和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增加企業對客戶和供應商的凝聚力，進而提高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進一步分析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對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驅動作用在高科技企業、非國有企業以及高競爭行業中效果更為明顯，且數字化轉型對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效應能夠幫助企業提高風險承擔水平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關鍵詞】 數字化轉型； 供應鏈話語權； 融資約束； 創新能力

【中圖分類號】 F275；F27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4）10-0090-11

一、引言

供應鏈話語權體現了企業在供應鏈上各種商業行為的主導能力，是企業不至于陷入被動、受制于人的關鍵所在[ 1 ]。但從目前來看，我國許多企業輻射范圍比較局限，供應鏈話語權仍然較弱，客戶集中度較高，常常受制于大客戶或大供應商，這對企業的持續發展、戰略抉擇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 2 ]。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完全和契約不完備，集中化更有利于企業協調上下游之間的供需矛盾，可以通過加強與供應商或者客戶的戰略合作產生“協同效應”；另一方面，企業始終面臨著大客戶或大供應商丟失、業務需求變更和上下游主體憑借優勢地位對供應鏈話語權較弱的企業進行壓榨的問題，致使企業在商業博弈中處于劣勢地位，形成“擠壓效應”。Birge等[ 3 ]指出，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和系統性風險擴大時，相較于客戶或供應商集中度過高所帶來的收益，更易造成生產中斷和嚴重經濟損失。由此看來，企業面對復雜多變的全球貿易市場和內部經濟結構轉型壓力時，如何有效規避供應鏈話語權不足而導致的經營風險，成為當前亟需研究的重要課題。

當前，新一代數字技術如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等正加速向各行業滲透并深度融合發展，不斷推動著生產、生活方式，組織形式、治理模式以及商業模式的變革?！吨袊鴶底纸洕l展報告（2023年）》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50.2萬億元，同比增長10.3%，已連續11年顯著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對GDP貢獻達四成，數字經濟已然成為我國經濟創新變革的重要引擎?！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以數字化轉型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變革”。在新的時代背景和國家政策引導下，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應主動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契機，積極尋求轉型升級帶來的新機遇。與此同時，作為一場具有顛覆性創新特質的技術和組織變革，數字化轉型也重塑了企業價值創造的底層邏輯。梳理現有文獻，多數學者著重就企業內部層面的經濟效應展開研究，指出數字化轉型有利于降低企業生產成本[ 4 ]、緩解融資約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5 ]和創新能力[ 6 ]，以及幫助企業規避風險。巫強等[ 7 ]指出，企業數字化轉型并不僅僅局限于內部效益，而且可能改變其與外部供應鏈上下游之間的關系，重塑供應鏈話語權占比。但遺憾的是，目前鮮有文獻基于供應鏈視角對數字化轉型展開分析，數字化轉型究竟能不能提高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內在影響機理是什么，尚未明確。為此，本文以滬深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供應鏈話語權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化轉型與供應鏈話語權

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在數字經濟中整合數字技術和業務流程的組織轉型，能夠從根本上提高企業的價值和影響力[ 8 ]。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形成的IT能力和數字能力是其獨具競爭力的資源，能夠強化供應鏈上下游間的信息共享和資源優化，對供應鏈話語權的分配占比具有重要影響。

首先，從企業內部視角進行分析，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不斷推進，企業的組織結構和業務流程將被深度整合和全面重構，存在于企業內的“數據孤島”會被逐步打破，企業能夠實時、精確掌握各環節運行數據。這不僅提高了運營效率，而且改進了企業的組織流程，使其更易實施精細化的決策，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消耗，進而實現在原有創新資源邊界下的更優產出[ 9 ]，削減了對供應商的過度依賴。同時，得益于數字技術開放性、共享性以及實時性的特點，企業能夠實現對各種信息的實時獲取及更新，促進內部資源的流動和重組，增加現有資源和能力，進一步提高市場競爭力，并為開拓更多客戶渠道創造有利條件。另外，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的動態能力，幫助企業構建持續競爭優勢，贏得更高的供應鏈話語權。動態能力有助于企業獲得有價值、稀缺而難以效仿的資源，助力獲得競爭優勢，促進企業長遠發展。若企業動態能力缺乏，面對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時，現有的市場領先地位可能稍縱即逝[ 10 ]。借助數字技術，企業能夠有效地管理大數據計劃中的各類資料，提取相關信息，增強快速響應客戶需求的能力，更易針對市場變化提出應對措施，促進企業可持續增長能力的提升，削減對上下游企業的依賴度[ 11 ]，進而提高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占比。

其次，從企業外部視角進行分析，數字化轉型具有“信號”傳遞作用。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既順應了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潮流，又與當前我國數字經濟做強做優做大的宏觀政策導向一致，這就意味著開展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勢必會受到更多投資者和債權人的青睞及政策傾斜，賦予了更高的股票流動性，進而為企業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了先決條件。吳非等[ 12 ]研究指出，數字化轉型程度更高的企業更易受到媒體的關注，媒體作為資本市場中的“啄木鳥”，能夠發揮外部監督的作用，對企業管理層的不道德行為及損害社會利益的行為進行揭露[ 13 ]?；诼曌u理論，在高度的媒體關注下，管理者會試圖向外界傳達有利于維護企業形象的信息，收斂自己的不道德行為[ 14 ]，進而對企業聲譽帶來提升效應。聲譽作為企業一種有價值的特殊無形資產，能夠幫助企業在客戶中樹立“開拓者”形象，且這種形象能夠幫助企業提高市場占用率，拓展供應商和客戶來源渠道。當潛在客戶感知到投資者和債權人關注及社會聲譽等企業無形資產時，將會增強與企業合作的意愿，動態調整和優化企業的供應商及客戶結構，進而提升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占比?；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化轉型能顯著提高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

（二）數字化轉型、融資約束與供應鏈話語權

根據優序融資理論，信息不對稱和代理問題的存在導致外部融資成本高于內部融資成本，當融資成本差異較大引起投資不足時，企業會面臨融資約束。融資作為企業生命周期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勢必會受到數字技術應用的沖擊。從信息角度，融資約束的核心問題在于企業與外部投資者和債權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致使外部投資者、債權人無法合理評估企業的價值所在[ 15 ]。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意味著可以充分利用數字技術來提升企業的數據獲取、分析和傳遞能力，因此，與尚未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企業相比，數字化轉型的企業可以更好地提煉和輸出結構化、標準化的信息，能夠顯著提高信息的可用性和透明度。鑒于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改善，外部投資者、債權人評估企業信用風險及價值的成本將會大大降低，強化了市場投資者預期，進而幫助企業獲得更多外源融資，增加了與上下游談判的底氣。從管理角度，代理成本高是融資約束產生的重要因素。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高企業業務流程的透明度，減少管理層的機會主義行為，有效緩解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代理沖突，降低代理成本，進而緩解融資約束。從財務角度，數字化轉型可以幫助企業更加精準地開展融資活動，提高資金利用效率以及加快資金的流轉速度，幫助企業降低杠桿率[ 16 ]，同時數字技術的應用還可以讓交易行為變得更為可視化和透明化，增強企業為更多客戶或供應商提供商業信息支持的能力。萬佳彧等[ 17 ]研究指出，融資約束越小的企業，越有能力致力于創新活動，往往有更高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和市場地位，進而提高自身的談判能力，緩解了對上下游的高依賴度。同時，李穎等[ 11 ]指出供應商和客戶會更傾向與融資問題較小的企業展開合作，這進一步豐富了企業的供應商和客戶資源，減少了對大客戶或大供應商的依賴，增強了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傊?，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企業緩解融資約束，減少對大客戶和大供應商的依賴，從而提升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谏鲜龇治?，提出如下假設：

H2：數字化轉型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了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

（三）數字化轉型、創新能力與供應鏈話語權

創新能力是一個包含知識、管理、技術、規范和價值觀的系統[ 18 ]，優異的創新能力能夠為企業提供持續創新的、稀有的、不易模仿的獨特資源，可以作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和重要競爭手段幫助企業在較長時期內獲得更多利潤。Mardani等[ 19 ]指出創新能力的高低與資源獲取的數量和信息獲取的速度密切相關。在資源獲取數量方面，鑒于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具有促進顯性和隱性知識資源共享的優勢特征，企業可以從更多渠道獲取不同種類的創新資源和創新思維[ 20 ]，逐漸打破存在于企業內的數據孤島，資源獲取口徑被進一步放大。不僅如此，數字化轉型作為一種持續現象，并不局限于簡單的降低成本，還涉及創建新商業模式的過程。同時，企業為應對新時代帶來的挑戰，需要制定新的人力資源戰略，增加數字人才在轉型中的權重，為創新提供充足的知識資源。在信息獲取速度方面，數字化時代背景下，當面對海量的信息時，企業若僅依靠傳統技術對這些信息進行收集、存儲和分析將顯得心余力絀，而依托數字技術硬件和軟件系統強大的并行處理能力，能夠快速、高效地處理大規模數據集，幫助企業獲取國內外市場狀況、消費者趨勢等信息，實現相關性發現和價值挖掘，并根據所獲取信息快速給出應對措施，進而有針對性地開展創新研發[ 21 ]。除此之外，張吉昌等[ 22 ]研究指出，數字化轉型既可以直接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又能夠通過影響企業吸收能力和適應能力作用于創新水平的提高。在高水平的創新能力加持下，不僅體現出企業積極響應國家號召的發展導向，而且有利于獲得終端客戶群體和各利益相關者的認可，提高產品市場占用率，滿足客戶求新求變的心理，進而吸引更多合作伙伴，拓展客戶和供應商資源，緩解對大客戶或者大供應商的依賴[ 11 ]，提升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傊?，數字化轉型有助于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從而吸引更多的客戶和供應商與其建立合作關系，進而提高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谏鲜龇治?，提出如下假設：

H3：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創新能力促進了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2—2022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初始研究樣本，數字化轉型數據來自企業年報，上市公司年度財務報告來源于巨潮資訊網，融資約束與創新能力以及其他財務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數據庫。為保證研究數據的準確性和研究結論的有效性，對初始數據進行如下處理：（1）剔除金融行業的樣本；（2）剔除在樣本期被ST以及*ST的企業；（3）剔除異常值與數據缺失的無效樣本。數據處理和統計工作借助Excel與Stata17.0軟件進行。同時，為了消除極端數據的影響，對樣本中所有連續變量均進行了1%和99%分位點的Winsorize縮尾處理，最終獲得27 530個公司—年度樣本觀測值。

（二）變量定義

1.被解釋變量：供應鏈話語權（SSC、SC、CC）

如何直接測度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大小，學術界尚未有統一標準。本文借鑒李穎等[ 11 ]的研究，從三個維度采用反向指標表示。SSC表示上市公司前五大供應商及前五大客戶的采購與銷售比例之和的均值，SC表示上市公司前五大供應商的采購金額占企業總采購金額的比例，CC表示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戶的銷售額占企業總銷售額的比值。SSC、SC及CC數值越大，表明企業對供應鏈、供應商以及客戶的依賴度越高，即供應鏈話語權越小。

2.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DT）

參照吳非等[ 12 ]的研究方法，借助Pythom編程語言并結合文本分析法對上市企業2012—2022年所有年報中特定關鍵詞的詞庫進行文本識別、提取和統計。其中，特定“數字化”關鍵詞的詞庫根據《大數據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年）》《中國金融科技運行報告（2019）》以及相關新聞和會議，從人工智能技術、云計算技術、區塊鏈技術及大數據技術和數字技術應用五個維度構建。最后對各關鍵詞的頻數進行加總并加1取自然對數，以此作為數字化轉型衡量指標（DT）。

3.中介變量：融資約束（SA）和創新能力（Inn）

參照周明等[ 23 ]的研究，采用SA指數衡量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該指數的絕對值越大，表示公司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越嚴重。另外，基于投入角度，本文采用研發投入金額占營業總收入的比值（Inn）度量創新能力的高低。

4.控制變量

為了控制潛在因素對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影響，保證實證檢驗模型的合理性與可靠性，選取如下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盈利能力（Roa）、上市年限（ListAge）、托賓Q值（TobinQ）、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產權性質（Soe）。同時引入行業（Ind）和年度（Year）虛擬變量，以控制二者對上市公司供應鏈話語權的影響。

具體變量定義見表1。

（三）模型構建

根據變量定義，為驗證H1，構建多元回歸面板模型（1），探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影響。

其中，被解釋變量為供應鏈話語權（SSC、SC、CC），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化轉型（DT），Controls為全部控制變量的集合，i和t分別表示企業和年份，？著表示隨機擾動項。當數字化轉型系數？琢1顯著為負時，說明數字化轉型水平越高，越能有效提升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

為驗證H2和H3，即數字化轉型可以通過緩解融資約束、增強企業創新能力來提升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運用中介效應三步檢驗方法，在模型（1）的基礎上構建模型（2）和模型（3）。

其中，Median為中介變量，代表融資約束（SA）和創新能力（Inn），Ind為行業固定效應，Year為年度固定效應。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梢钥闯龉溤捳Z權SC的均值為31.531，標準差為19.33；CC的均值為32.292，標準差為21.6；SSC的均值為31.061，標準差為17.079。表明我國A股上市企業對供應商、客戶和供應鏈的依賴程度較高，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較弱，并且不同企業對供應商、客戶和供應鏈的依賴程度存在較大差距。核心解釋變量DT的均值為3.159，標準差為1.201，最大值為6.133，最小值為0，表明樣本企業中數字化轉型程度整體水平較高，但不同企業存在較大差異，這與我國A股上市企業實際情況相符，同時也說明本文所選取的樣本企業具有代表性。

（二）主回歸分析

表3為數字化轉型與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多元回歸結果。從列（1）—列（3）可知，在不加入任何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數字化轉型與SC、CC和SSC的回歸系數分別為-3.5061、-2.6952和-3.0894，且均在1%水平上顯著；從列（4）—列（6）可以看出，在控制行業、年份以及全部控制變量后，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依舊顯著為負。表明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越高，其對供應商、客戶和供應鏈的依賴程度越低，繼而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越大，H1得到驗證。此外，企業規模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企業規模越大，對供應商、客戶和供應鏈的依賴程度越低。產權性質與客戶話語權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而與供應商話語權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表明國有企業在面對大客戶時依賴程度較高，面對供應商時鑒于國企原材料采購渠道較多，并不會對其過度依賴，這與實際情況相符合。

（三）穩健性檢驗

1.改變解釋變量的衡量方式

參考王運陳等[ 24 ]的研究構建數字化轉型詞庫，并結合文本分析法度量出數字化轉型指數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衡量指標（DT2）。

2.替換回歸模型

在模型（1）僅控制行業和年度的基礎上，為進一步克服地區層面因素導致的遺漏變量問題，加入省份效應構建多維固定效應模型，重新進行回歸。

經過上述穩健性檢驗后，研究結論依舊成立（限于篇幅，未報告穩健性檢驗結果）。

（四）內生性檢驗

1.自變量滯后一期

鑒于數字化轉型是一項顛覆性的變革活動，并非一蹴而就的投資，可能存在時間維度的滯后性以及數字化轉型和供應鏈話語權之間的反向因果問題，本文將企業數字化轉型滯后一期重新進行回歸。

2.工具變量法（IVDT）

由于數字化轉型與供應鏈話語權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如供應鏈話語權的提高對企業信息收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業為保持在供應鏈中的優勢地位，需及時準確了解客戶、供應商的需求及生產狀況和現狀，導致企業具有加速數字化轉型、提高數字化技術以增強信息獲取能力的強烈動機。因此，采用2SLS回歸模型降低可能出現的內生性問題?？紤]到地理距離存在天然的外生性優勢以及杭州領先的數字技術可以產生成果外部溢出效應，能夠對周邊臨近城市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影響，但無法直接作用于企業的供應鏈話語權，故參考劉勝等[ 25 ]的研究，選取各地級市到杭州的球面距離作為工具變量。本文僅涉及一個工具變量，不存在過度識別問題。在第一階段回歸結果中F值為31.709，顯著大于10，拒絕弱工具變量原假設。

經過上述內生性檢驗，結論未變（限于篇幅，未報告內生性檢驗結果）。

五、影響機制檢驗

（一）融資約束的中介作用

基于前文的理論分析，數字化轉型可能會通過緩解融資約束進而提升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為此，進一步從實證層面檢驗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內在機制，即探究“數字化轉型—融資約束—供應鏈話語權”這一作用路徑是否成立，實證結果如表4列（1）—列（4）所示。DT與SA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值，表明數字化轉型程度越大的企業對融資約束的緩解能力越強，越有利于幫助企業擺脫資金困境。SA與SC、CC和SSC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當企業面臨融資困境、資金受到限制時，對供應商、客戶和供應鏈的依賴程度會變得越高，支持了“融資約束機制”?？梢?，提高數字化轉型水平能夠緩解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增強企業與客戶、供應商談判的選擇權和能力，從而提高了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另外，本文還對中介效應進行了補充檢驗，在Sobel檢驗和Bootstrap檢驗（隨機抽樣1 000次）中，均表明融資約束的中介效應成立。綜上，H2得到證實。

（二）創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通過前文的理論推導可知，數字化轉型可能通過推動企業創新能力提升進而提高其供應鏈話語權。因此，本文繼續從實證層面檢驗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作用機制，即分析“數字化轉型—創新能力—供應鏈話語權”這一作用路徑是否成立，檢驗結果如表4列（5）—列（8）所示。DT對Inn的回歸系數為0.5293，且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提高數字化轉型能夠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Inn與SC、CC和SSC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創新能力的提升能夠減少企業對供應商、客戶和供應鏈的依賴度，支持了“創新機制”?？梢?，出色的數字化轉型水平可以通過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增加潛在合作伙伴數量，緩解對大供應商和大客戶的依賴，從而提高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同樣，在Sobel檢驗和Bootstrap檢驗中，檢驗結果均表明創新能力的中介效應成立。綜上，H3得到支持。

六、進一步分析

（一）產權性質的影響

產權性質是企業的重要特征，產權性質不同的企業在競爭中存在明顯差異。鑒于國有企業在維護國家經濟體制和國民經濟運行中的重要作用，勢必在融資額度、政策扶持力度等方面具有更大優勢，對處于優勢地位的企業，供應鏈上下游主體會將其視為一項重要的供應鏈資源。換言之，優勢企業在與客戶、供應商談判時選擇權和能力會更大，其話語權更高。同時，為了與優勢企業保持穩定的合作關系，上下游合作方會盡可能地保障其原料供應或產品的銷售及購買，這大大降低了優勢企業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而非國有企業并不具備這樣的優勢條件。因此，在供應鏈合作中，國有企業往往會被合作方更為重視，而非國有企業因面對高機會主義風險的概率更大，會更加傾向于通過數字化轉型來緩解對客戶、供應商的過度依賴。本文推測，當企業為非國有企業時，數字化轉型對客戶、供應商和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作用更明顯。由表5的結果可知，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中，DT與SC、CC和SSC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這從側面再次驗證了H1。此外，無論是SC、CC還是SSC，DT的回歸系數絕對值均為非國有企業更大，因此，數字化轉型對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作用在非國有企業中更為明顯，與上文預期一致。

（二）企業科技屬性的影響

鑒于科技屬性的區別，高科技企業得益于本身的先決條件，其數字化水平往往遠高于其他行業的企業，因此，對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作用相較于其他行業更為明顯。進一步按照是否為高科技企業進行分組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梢钥闯?，無論是否為高科技企業，DT與SC、CC和SSC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通過比對二者回歸系數的大小可知，無論是對上游供應商、下游客戶，還是供應鏈整體，數字化轉型對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效應在科技屬性為高科技企業時更為明顯。

（三）行業競爭度的影響

當企業所處行業競爭比較激烈時，會有更多的供應商或客戶支持其采購原材料或產品銷售等行為的發生，這就意味著企業在找尋上下游合作方時，會有更大范圍的交易對象選擇，在與上下游企業進行談判時有更大的議價能力，對上下游企業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同時更換供應商或客戶的成本也會更低，因而在供應鏈中有著更大的話語權。本文使用行業赫芬達爾指數評估不同行業的競爭程度，并將樣本數據依據中位數劃分為高競爭行業和低競爭行業兩個子樣本組進行分組檢驗。從表7可知，無論是否為高競爭行業，DT與SC、CC和SSC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并且當企業處于高競爭行業時有更大的回歸系數絕對值?？梢?，在競爭更為激烈的行業中，企業更傾向于加快數字化轉型，進而數字化轉型對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作用更加突出。

（四）經濟后果分析

當供應鏈集中度較高、企業過度依賴客戶和供應商時，所帶來的經濟后果可能具有不確定性，顯示“雙刃劍”的特性。一方面，依據交易成本理論，較高的供應鏈集中度確保了企業貨源的可靠性以及銷售渠道的穩定性，降低了企業的交易及運行成本，促進了財務績效的提升，呈現出價值創造的“資源效應”；另一方面，依據資源依賴理論，當企業供應鏈集中度越高、話語權越弱時，一旦陷入財務危機，企業面臨供貨中斷或客戶流失的可能性將會增加，從而使盈利能力受到影響，違約風險急劇攀升[ 26 ]。Hui[ 27 ]也指出，集中的供應鏈會顯著助長低效投資，并會以投資不足的方式扭曲投資，損害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存在“價值掠奪與風險效應”。本文主要關注企業對客戶、供應鏈依賴究竟是有積極效果還是消極作用，為此進一步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納入數字化轉型與供應鏈話語權的回歸中進行檢驗。其中，風險承擔水平借鑒劉妍等[ 28 ]的計算方法，用Risk指標進行度量，可持續發展能力根據范霍恩可持續發展靜態模型建立的指標進行衡量（SGR）。通過表8顯示結果可知，DT與Risk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能夠幫助其提高風險承擔能力；DT與SGR的回歸系數也均顯著為正，表明推動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傊?，依賴大客戶和大供應商更可能帶來消極作用，并不是一件“好事”，而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助于緩解對供應商和客戶的依賴，最終提高風險承擔水平，促進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提升。

七、研究結論與啟示

供應鏈話語權反映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在加快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考察數字化轉型對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影響，對推動我國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以2012—2022年滬深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圍繞數字化轉型是否影響供應鏈話語權及其作用機制和帶來的經濟后果展開研究，得到以下結論：數字化轉型能夠提升企業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即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對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作用越顯著。經過多項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仍然成立。機制檢驗結果表明，融資約束和創新能力在企業數字化轉型與供應鏈話語權之間發揮中介作用，即企業數字化轉型會緩解融資約束和提高創新能力，增強企業對客戶或供應商的凝聚力，從而使企業的供應鏈話語權得到提升。進一步分析結果表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供應鏈話語權的助推效果在高科技企業、非國有企業以及高競爭行業中更為突出，并且數字化轉型對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效應能夠幫助企業提高風險承擔水平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得到以下啟示：第一，企業應努力契合數字經濟時代發展的潮流，堅定不移地踐行數字化轉型戰略，充分發揮數字化轉型對供應鏈話語權的促進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數字化轉型能夠有效緩解融資約束和提高創新能力，助力企業獲得更多的合作伙伴。因此，企業應強化進行數字化轉型的主觀意識和管理投入，努力突破自身邊界。同時，積極主動地將數字技術自上而下貫穿于生產經營、組織管理和供應鏈協同的各個環節，有效發揮數字化轉型對創新能力的提升效應和融資約束的緩解效應，努力形成產品差異化優勢，鞏固并強化自身市場地位，并依托數字技術及時、準確地與客戶和供應商進行信息交流，緩解信息不對稱，爭取更多的合作機會。第二，政府部門需因企實施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強化政策效能。本文研究證實，在產權性質、科技屬性和競爭行業不同的企業，數字化轉型對供應鏈話語權的提升效果存在差異。同時，本文數據顯示，我國A股上市企業雖整體數字化轉型水平較高，但差異較大，很多企業仍面臨“不會轉”或“不敢轉”的問題。因此，對這些企業，政府要有針對性、前瞻性地布局和幫助他們開展數字化轉型，對周邊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行鞏固完善、分類制定支持政策等。第三，辯證地看待數字化轉型賦能供應鏈話語權帶來的經濟后果。經濟后果分析表明，數字化轉型能夠緩解企業對供應商和客戶的依賴度，有效改善風險承擔水平和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推動數字化轉型可以打破固有邊界，需要企業重新認識供應鏈集中所呈現的是否為“積極效應”，制定積極措施削減對供應商和客戶的依賴并努力提升在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切實推動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的提升和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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