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人民公安中的新三反運動

馬清遠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京 100038）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百廢待興，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面臨著艱巨的建設任務。然而，對于千瘡百孔的中國開展改造、恢復國民經濟并非易事，尤其是需要一支堅強的、作風過硬的隊伍。因此，黨中央在解放戰爭時期就開始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并取得了相當成效，提高了隊伍戰斗力，從而保證了恢復國民經濟的總目標得以完成。但在這一過程中也暴露出了隊伍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黨和國家在“三反”運動獲得成功的基礎之上總結經驗，展開了更具深度的“新三反”運動。目前學界對于“新三反”運動的研究和探討停留在隊伍建設的總體層面，尚未聚焦于人民公安隊伍建設的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公安機關承擔著鎮壓反革命、改造戰犯、接管城市、整頓治安等重要任務，貢獻大、成就多，暴露的問題也多。研究“新三反”運動在人民公安隊伍中的開展狀況和來龍去脈，是以新中國人民公安事業為切入口，探究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司法體系和隊伍建設狀況，總結歷史經驗，為新時代、新征程的人民公安工作提供啟示。

一、“新三反”運動概述

1952 年10 月，中共中央批轉安子文所作的《關于結束“三反” 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標志著“三反”運動的結束。同年11 月，山東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整理了山東省干部違法亂紀的情況，由中央紀委派去檢查工作的干部攜回，報告了中央。[1]這一萬多字的長文引起了中央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高度重視。毛澤東于同年12 月起草了《關于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并由中央在1953年的1 月5 日向全黨發出。[2]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新三反”運動也就此開始。一個月后時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同志撰寫了《在全國公安系統內開展反官僚主義、反命令主義、反違法亂紀的斗爭》（以下簡稱《斗爭》)的文章，[3]174并于2 月14 日得到了黨中央的批轉，黨中央充分肯定了在公安系統內開展“新三反”運動的正確性、必要性和緊迫性，特別強調了公安系統內部曾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新三反” 運動在公安系統中正式開始。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公安隊伍還處于隊伍建設的初期，在解放戰爭過程中，公安隊伍吸收了許多國民黨舊部警察，部分人員的理想、信念、作風在經歷了“三反”運動后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轉變與提高，也因此在公安工作中造成了不少問題?！靶氯础边\動是對“三反”運動的深化、鞏固和提高，是新中國成立后整治官僚隊伍的一次有力舉措，為后續的三大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活動提供了純潔穩定的隊伍保障。

二、“新三反”運動的展開背景

(一)“三反”運動的成功經驗

“三反”運動正式結束的三個月后，中央立即在全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新三反”運動。中央的這種態勢并非否定前期“三反”運動的成效，反而證明了“三反”運動這種依靠群眾力量和自我糾正相結合的隊伍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公安系統的“三反”運動開始于1951 年12 月9 日，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公安系統開展“三反”斗爭和地級以上黨政軍各單位的黨組織召開黨代表大會的指示》，要求各級公安機關在黨委的指導下，大張旗鼓地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4]361-3621952 年1 月5 日，中央又轉發了北京市委關于“三反”運動的批示，在全國范圍內推動“三反”運動的開展，[5]要求各機關單位、黨員干部、工作人員一律限期開展自我檢討并呼吁群眾對貪污、浪費行為展開大規模的檢舉揭發。[6]在中央的支持下，這次運動很快就從一次黨政機關內的自我整風轉變為了一場全民參與的階級性整風。運動期間，廣大人民群眾積極踴躍參與檢舉揭發，且通過報紙等途徑對貪污浪費行為進行揭露。[7]“三反”運動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成效，懲治了機關內外許多貪污腐敗分子，直到1952 年10 月“三反”運動結束，共計一萬多人被判處了有期徒刑以上刑罰。[5]“三反”運動的成功是人民群眾的成功，為黨解決隊伍風氣問題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即人民監督政府。

(二)公安工作中暴露出的問題

“新三反”運動開展的直接原因是山東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萬字報告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但究其本源，萬字報告僅僅是對基層出現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現象的客觀陳述，基層出現的急需整改的隊伍風氣和紀律狀況才是中央在“三反”運動結束僅三個月后立刻開展更為深入的“新三反”運動的真正原因。如前文所述，公安隊伍在前期的接管城市、鎮反、“三反”等運動中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許多問題。羅瑞卿在1951 年第三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保證鎮反工作順利開展》中提到“有些干部隨著群眾反奸情緒的高漲，已開始產生急躁、草率等‘左’的偏向，需加防止和糾正；同時由于鎮壓反革命在城市普遍展開，發生了一些新的問題，并已開始牽涉到‘中層’和‘內層’必須認真研究繼續正常健康地發展的關鍵?！边@一報告恰恰證明了早在1951 年開展鎮反運動的過程中公安隊伍就已經暴露了不少問題。在羅瑞卿的其他報告和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我們能看到許多反映問題的具體例證。據考證，自1949 年以來公安隊伍中最早被提及官僚主義問題是在1949 年4 月25 日的北平市大火后，當時崇文門外停車場的一場大火燒毀了59 輛車，房屋109 間，造成直接損失按當時人民幣估算2 億元左右。由于當時的分局領導賀生高不按照規定匯報，在隔日的北平市公安局主要領導干部會議上自賀以上的干部全然不知大火的具體情況，導致周恩來需要了解情況時無言應答。隨后，在周恩來親自前往火災現場查看情況時，又發現基層公安也沒有在火災發生時及時趕到現場。對于北平市公安局的這一系列狀況，周恩來痛斥其為官僚主義，甚至不如國民黨的官員。[8]雖然在整頓后，周總理提及的這一問題得到了解決，但公安隊伍中反映出的官僚主義問題可見一斑。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如山東福山縣為取締私人釀酒，出動全部緝私人員、公安武裝與民兵挨戶搜查的命令主義作風。[11]除上述材料外，從許多地方志對于鎮反運動時期冤假錯案平反工作的記錄中也能推斷出這一時期公安工作存在的此類問題。

(三)鎮反運動的階段性結束

前文提到，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公安機關承擔多項重要的社會任務，特別是在鎮反運動過程中，擁有、較大的司法權力。在鎮反運動告一段落后，對公安機關的權力進行規制，推動司法體系的建設成為了必須。通過對比可以看到，“三反”運動的重點在于對貪污、浪費等涉及經濟層面的問題展開斗爭，因此也常常與同時期的“五反”運動相提并論，并稱為“三反五反”，但對于官僚主義問題的糾正不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這時的鎮反運動仍未完成，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問題尚未暴露完全。而“ 新三反” 運動的開始與鎮反運動的階段性結束幾乎是同時的。1952 年9 月29 日，羅瑞卿總結了鎮反運動兩年來的經驗，強調“經過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運動，我們基本肅清了中國大陸上的反革命殘余勢力”，[3]139至1952 年底，全國鎮反運動勝利結束。[10]同年的12 月，鎮反運動階段性結束后的一個月內，在山東分局“萬字長文”的影響下，毛澤東起草了《指示》，并于次年的1 月5 日由黨中央向全國發布。鎮反運動與“新三反”運動時間上的首尾銜接并非巧合，要研究“新三反”運動，就離不開對鎮反運動的探究與解釋。鎮反運動后期經歷了一個急劇收縮的過程，其特點就是提高了處決的權限。到鎮反運動結束，運動過程中“殺了70 萬，關了120 萬，管了120 萬”①數字來源于1954 年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給毛澤東的報告，轉引自1954 年1 月14 日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關于鎮反以來幾項主要數字的統計報告》。，這個數字占人口總數的萬分之一點四，大幅度超過了毛澤東設想的萬分之一的比例。雖然這一數字在1954 年才被統計出來，但鎮反運動的擴大和隊伍中急躁冒進的傾向卻早已被中央意識到。因此，在鎮反運動后期，進入了一個明顯的收縮和清查階段。這種情況下，不將“新三反”視為一次獨立的運動，而將其看作是“鎮反運動繼續收縮和延續的一個階段”也不為過。

三、“新三反”運動在公安隊伍中的開展

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新三反”運動不同于前期“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靶氯础边\動所反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問題則都是隊伍建設和紀律層面的問題，是新中國第一次矛頭直指官僚主義的斗爭。[6]由于公安隊伍暴露的問題較多，因此整治難度也更大。這次“新三反”運動的開展是有計劃、有步驟的。運動開始后的1953 年2月3 日《中共中央關于貫徹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給華東局的批復》中就提到了“對官僚主義是一個長期的、經常的斗爭，不能像‘三反’一樣，采取短期的突擊。在做法上，必須遵照中央上次指示，結合整黨、全國普選及其他工作，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有重點地、自上而下地進行檢查，與自下而上地展開批評，揭發壞人、壞事，抓住典型事件，大張旗鼓地處理。既要堅決地懲處品質惡劣與人民為敵的分子，肅清國民黨作風，又應耐心地教育那些可以改正錯誤的人，普遍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更要注意加強領導任務，改進領導方法?！盵9]“新三反”運動在公安系統中的開展主要通過以下三種途徑。

(一)處理人民來信，平反冤假錯案

羅瑞卿部長在1953 年2 月10 日《調整、加強和提高人民公安工作》 的演講中就提到，“……公安系統中的國民黨作風，濫用職權，濫施管制，胡作非為等違法亂紀的情況亦相當嚴重，我們必須充分警惕”“為什么這些嚴重情況能夠產生、存在，有些地方遲遲得不到糾正呢? 主要原因就是各級公安領導機關有嚴重的官僚主義，放松了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工作，不深入下基層，了解情況?！笨梢?，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與違法亂紀三項工作必須協同展開，而開啟對案件的審查與糾錯工作，以及處理人民來信是反對公安隊伍中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問題的第一步。研究歷史，不能完全站在后人的視角審視問題，站在當時的視角，山東省的“萬字長文”僅僅揭露了山東省一個地方的問題，而其他省市存在的問題，仍沉在水面之下。開展糾錯平反、處理人民來信，有助于找出作為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表象的冤案，才能由“事”到“人”，把隊伍中存在的問題解決掉。無論是上文提到的中央給華東局“新三反”運動的批復，還是更早的給天津市委和華北局的批復②1953 年1 月24 日《中共中央轉發天津市委關于反官僚主義斗爭總結報告和華北局相關文件的批示》中提到：天津市在“三反”基礎上繼續進行了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進一步揭發了工作中的許多嚴重錯誤，并提出了糾正的步驟和辦法，獲得很大成績。各級黨委必須切實遵照中央一月五日指示，在一九五三年結合整黨建黨及其他工作，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認真地開展反官僚主義、反命令主義、反違法亂紀的斗爭。必須根據各地不同情況，擬出具體計劃和辦法，務使這一斗爭取得勝利，并將執行情況隨時報來。，抑或是轉發華東局批轉的“新三反”斗爭經驗中①1953 年4 月21 日《中共中央轉發華東局批轉山東諸城縣“新三反”斗爭經驗的通報》中提到“在人民代表會議上，他們不僅交代任務，布置工作，而且還著重討論了代表自己的提案，處理了人民來信，特別是發動代表尖銳地徹底地揭發與批評了領導干部的缺點和錯誤?！?，都提及了檢查錯誤、處理人民來信的內容。不同于“三反”運動，“新三反”運動的黨群結合時加入了來信作為一個調節機制，也使得整個運動更為規范化、條理化?！度嗣袢請蟆酚?953 年1月19 日頭版發表了題為《認真處理人民來信，大膽揭發官僚主義罪惡》的社論，要求各地重視人民來信來訪，抓緊處理人民來信并形成制度。[11]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進一步暴露出前期鎮反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和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問題。

“三反”運動的開始時間，正好與當時的司法改革運動的收官期重合，各地不約而同地開展了對前期鎮反運動過程中案件的清查工作。除羅瑞卿在《斗爭》中提到的“凡是經過認真審查、經過上級批準確定的假案，均須迅速地嚴肅負責地加以平反和處理”之外，1953 年3 月13 日《中共中央關于貫徹司法改革運動指示給華南分局的批復》中也提到“同意你們二月二十七日貫徹司法改革運動的指示。其中提出各級黨委應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以“改判錯案，伸理冤獄”為基本內容……”，4月7 日，中央又向縣委以上單位發出來《關于處理各級人民法院在過去時期所發生的錯捕、錯押、錯判、錯殺問題的指示》。[12]各地在此前后，都開展了對于前期冤假錯案的清查運動。5 月7 日，公安部接到西南公安局《關于西南區假案情況的檢查報告》后，羅瑞卿更是明確指出了“一切有假案的地方，均把揭發與平反假案，嚴肅糾正錯捕、錯押、錯判，當作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強迫命令、反對違法亂紀的主要內容之一?！币岳ッ魇袨槔?，昆明市公安機關在鎮反運動期間主要對現行反革命案件進行偵破，并由軍管會進行審判。據統計，昆明市在鎮反運動中共審理5493 件反革命案件。而在1953年開展的復查“三錯”案件中，昆明市人民法院根據群眾反映、當事人不服、家屬申訴、犯人喊冤、干部回憶提供的線索，共復查刑、民案件1245 件，查出“三錯”案件104 件，占復查數的8.35%。[13]這一比例并不算高，但是仍能體現出對于冤假錯案平反工作的開展。

甘肅的“蘇朋事件”展現了一個清晰明了的典型案例?！靶氯础逼陂g曝查出的、群眾影響最壞的事件莫不過“蘇朋事件”。時任甘肅省通渭縣公安局局長蘇朋在1951-1952 年不到一年時間內，連續炮制了“中立軍”案、“吊伐同盟委員會”反革命案、“西北工作指揮部”案，擴大了“捍國軍”案，在當地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引起了甘肅省公安廳的高度重視。1952 年11 月，在甘肅省公安廳的主導下，68 名被冤捕者被釋放、平反。然而，事情還未結束，在“新三反”運動開始后的1953 年1 月14 日，最高檢將“蘇朋事件”作為反面典型，整理成為材料匯報寄給了中央，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毛澤東痛斥其“根本不像樣子的公安局長”。1953 年3 月30 日，甘肅省檢察署決定將蘇朋依法逮捕，法院于1953 年6 月判處其有期徒刑兩年。[14]“蘇朋事件”是一個典型案例，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與違法亂紀的問題在這一事件中都有所體現。甘肅省公安廳作為上級公安機關對于冤假錯案的敏銳察覺，以及對于蘇朋事件“壯士斷腕”般的處理，都是對“新三反”運動內涵的最好詮釋。

(二)開展紀律整頓，加強隊伍建設

新中國組建人民公安的過程中，吸納了許多國民黨的舊警察，警員素質參差不齊，隊伍的純潔性有待提高?！抖窢帯芬晃囊蔡岬?，“公安部門內少數惡劣的壞分子，因襲了國民黨作風，目無組織，目無法紀，欺騙上級，做假報告，甚至將錯就錯，亂捕亂殺?！币虼?，在公安隊伍內部開展一次深刻的“新三反”運動十分必要。1953 年1 月28 日，公安部發出了《關于在公安系統內開展反違法亂紀、反國民黨作風斗爭的通報》，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徹查隊伍內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分子，并對情形嚴重的開展嚴懲。事情的起因是《解放日報》1953 年1 月24 日報道了合肥市公安局以副局長常光華為首的公安人員違法亂紀事件。常光華作為地方公安局長，長期倚仗公安局長身份，在當地私營劇團“看白戲”，1952 年劇場改為國營后，廢除了“看白戲”的慣例，引起了部分公安人員的不滿，常光華便利用職權，下令逮捕、關押劇團人員①引自張煉紅.從“戲子”到“文藝工作者”——藝人改造的國家體制化：1952 年安徽省級第一個國營劇團“地方戲實驗劇場(廬劇)”建立。此前作為私營劇場時當地公安人員常常去看白戲，劇場的人還要敬煙敬茶;改為國營后廢了老規矩，自然引起當地公安機關的不滿。10 月戶口普查之際，某分局人員因侮辱女藝人被當場頂撞，便要抓走沒有戶口的演職員，并強行拘留了指責他們的劇場指導員、老藝人王祥珍。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長常光華罵王祥珍依仗“大機關”(指主管劇場的文化部門)、瞧不起公安局，說公安局有權封閉劇場，并下令將他關進大牢。后經上級出面放了人，但要雙方都檢討而對常光華未做處理，民怨難平。。常光華涉及的“看白戲”問題，新中國成立前國民政府時期，民間就流傳著“吃白食，看白戲，警察不是好東西”的說法，這一典型事件印證了國民黨腐敗作風在新中國公安隊伍中的殘存。因此，公安系統也從上到下，全面開展了隊伍的清查。

此外，在“新三反”運動的大背景下，公安機關也在逐步推進自身的組織建設，理順條塊關系，提高組織程度。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與違法亂紀問題和隊伍機制不健全、組織程度不夠高等有著較強關系。在法律法規尚未完善的新中國初期，官僚隊伍的運行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層制來維持。因此，在一些領導關系不明確，上級命令難以傳達之處，這三類問題往往頻發，加強公安機關的組織建設迫在眉睫。1952 年，毛澤東批準公安部黨組《關于建設公安部門政治工作的決議》，[15]1953 年，公安部又發出了《關于公安政治機關編制和建立組織的指示》，規定各政治機關主要領導必須要由各級副職兼任，無副職者，一律設副職監管政治工作。[13]57通過制度的完善與細化，公安機關將抓作風的政治責任落實到人。

(三)開展理論學習，提高工作水平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羅瑞卿在《斗爭》一文的最后，就提及了在公安隊伍中開展理論學習和教育的必要性，即“在公安系統內有計劃地加強政策、紀律教育，嚴禁刑訊逼供，這是我們的政策，也是公安工作的紀律，不得違反?！薄爸醒牍膊繎斨贫o律條文，進行深入的教育，由各級公安機關的政治部門和人民檢察機關經常檢查和監督，并動員廣大公安干部注意檢查和監督?！睂τ谏衔奶岬降摹疤K朋事件”，毛澤東曾親筆寫道：“像湖南桃江縣公安局長高富江、甘肅通渭縣公安局長蘇朋這一類根本不像樣子的公安局長，可能還有一些，以前也有湖南邵陽某區亂殺多人，平原內黃公安局長違法亂紀等重大事件發生。請你考慮收集一些生動例證，加上一篇導言，印成一本小冊子，發給各省縣公安廳長局長閱讀，并于各省召開公安局長會議時當作教材，對全國所有公安局長進行一次教育，使他們具有作為一個公安局長的起碼常識，以免再有這樣毫無常識的人當公安局長?！薄疤K朋事件”后，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羅瑞卿搜集了全國各地刑訊逼供、違法亂紀的典型示例，一邊開展內部整頓學習，一邊指揮公安部印制了《反對刑訊逼供 反對違法亂紀》教材（簡稱“雙反教材”)。教材一經印發，就引起了廣大公安民警的高度重視，掀起了一陣學習熱潮。[16]通過對于教材的學習，全體公安業務人員接受了一次極為深刻的教育，認識到刑訊逼供與違法亂紀的惡劣后果，提高了自身的業務能力和為人民服務的水平。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糾正隊伍中“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錯誤后，還要通過教育引導，幫助廣大公安民警樹立起新的、正確的價值觀。

1953 年下半年，副部長徐子榮根據全國公安機關“新三反”運動斗爭情況，向中央做了《關于檢查官僚主義和“五多”情況的報告》，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17]不同于之前的鎮反運動和三反運動，“新三反”運動并沒有明確的結束時間，但是1953年下半年的中央重要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 年10 月-1966 年5 月》和《羅瑞卿論人民公安工作1949-1959》中基本上再找不到以“新三反”或“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為題或主要內容的文件。這種情況與1953 年上半年對“新三反”運動的高頻度指示截然相反。因此，可以認為公安機關的“新三反”運動于1953 年的下半年逐漸結束?！靶氯础边\動純潔了隊伍，鍛煉了干部，使得新中國人民公安的紀律性、人民性得到了極大強化，逐漸成為一支紀律、作風都過硬的光榮隊伍?！靶氯础边\動對于冤假錯案的及時平反，是新中國司法體系逐漸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逐步建立的鮮明體現，也彰顯了人民公安打擊犯罪和服務人民相結合的時代定位。

四、“新三反”運動對公安工作的啟示

“新三反”運動距今已經過去70 年，其對于當今的公安工作尤其是隊伍建設依然有著重要的啟示。

首先，“新三反” 運動的成功離不開黨的正確領導。從運動的時間上來看，“新三反”運動是黨中央根據山東分局萬字長文中所反映的問題，從新中國的現實問題出發，向全國范圍推行的。在黨的領導下，公安機關通過“新三反”運動糾治了隊伍中突出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與違法亂紀問題?！靶氯础边\動在公安機關中的開展，與黨的指導是分不開的，如上文所述，中央曾多次批轉公安部對于“新三反”運動的工作報告，這意味著黨對于公安機關運動路線的指導與肯定。新中國成立初期，公安工作面臨的工作與階級狀況遠比今天復雜，在那個缺乏技術手段且司法體制不健全的年代，公安機關緊緊依靠黨的領導，才得以完成各種艱巨的任務與考驗。正是依靠黨的領導，才順利地通過了“新三反”運動的改造。因此，在社會狀況日益復雜多元，誘惑與考驗日益嚴峻的今日，公安機關也只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繼續保持自身純潔性，保證公安工作不變質、不變色。

其次，公安機關必須始終加強自身紀律建設、作風建設，“新三反”運動所反對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與違法亂紀問題是難以除根的，必須時時警惕，常常反思。公安機關工作的特殊性，也強化了其作風建設的必要性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這次“新三反”運動中，相比于其他國家機關，公安機關反映出的問題更多，糾治的問題更大。新中國成立后，公安機關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鎮反運動的主力軍，作為人民民主專政機器掌握著巨大的社會公權力，因此也必須通過參與“三反五反”“新三反” 等運動來加強自身的紀律與作風建設。新時代，公安機關的職責、任務沒有變，紀律與作風建設自然應當一以貫之。

最后，廣大公安工作者必須增強政治學習，掌握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只有樹立正確的指導思想，掌握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人民公安才能夠真正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到“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我們創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堅持不懈用這一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盵18]新中國成立之初，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黨的指導思想，其中包含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前提，也是公安機關開展改造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新時代、新征程，公安機關應當自覺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自身，夯實理論基礎，充分掌握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正確方法，鍛造思想過硬的公安隊伍。

五、結論

公安機關暴露的問題似乎較為嚴重，但是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滋生確實有其一定土壤。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鎮反運動中，黨中央和公安部曾多次強調對待敵人的嚴厲態度。鎮反運動時期提出的一些口號如“反對寬大無邊”“殺、管、關，對反革命專政三者缺一不可”。[3]32-33如今看來都是較為嚴苛的，但這種嚴苛又是在新中國人民民主政權建立之初必不可少的。換言之，與其他國家機構相比，公安權力的強制性和暴力性，為公安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公安隊伍如果沒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和經常的整頓與反思，極容易受到官僚主義與命令主義的侵蝕。因此，時常開展整頓與學習，堅決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展開斗爭也是公安機關永恒的課題。

“新三反”運動在歷史上并沒有同“三反五反”運動、鎮反運動一樣聞名，長久以來“新三反”運動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的黨政隊伍專項整治運動，其歷史意義沒有得到學界的應有的重視。如果不是用心翻閱史料大概不會注意到這一歷史階段。但是，“新三反”運動對于公安機關有著特殊意義，在公安史的研究中是不可忽視的。不同于側重經濟的“三反五反”，也不同于面向社會的鎮反運動，“新三反” 運動是新中國人民公安開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習與整頓活動，是人民公安隊伍建設起步階段的標志性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