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鑒與全球治理:多維解讀、路徑探索與理論創新*

□ 張宸晟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經濟全球化逆流明顯,地緣政治沖突加劇,世界文化相互激蕩,全球治理體系面臨嚴峻挑戰,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不確定性加重,“人類文明將會走向何方”成為當今時代亟須回答的重要現實問題。人類文明具有多樣性、包容性,文明的相互交流和借鑒能夠為走出當前時代困境、化解全球治理難題貢獻重要的智慧。這也進一步表明,人類文明休戚與共、呼吸相通,是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作為“共建‘一帶一路’”和“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發起國和倡導國,中國高度重視文明互鑒,堅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態度,不遺余力地促進世界各國文明之間開展平等、友好、合作、包容的交流、對話與借鑒,彰顯了大國的國際擔當和責任,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發展貢獻了磅礴力量。2023年10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時,發表題為《建設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的主旨演講[1],提出了推動“一帶一路”的行動方案,開辟了各國合作交往的新路徑,也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提出了高水平文明互鑒的現實要求,需要在立足實踐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提升。

一、文明互鑒的多維解讀

何謂文明互鑒?這在學理上是一個值得深入闡釋的重要問題。文明互鑒在理論層面上表現為一種交往的意識,在實踐層面上,體現為一種行動的趨向。透過對文明互鑒的基本概念、邏輯、框架、原則、愿景等多個維度的深入探討,充分解讀和說明文明互鑒本身所蘊含的深刻涵義和實踐指向,能夠進一步為全球治理的路徑探索提供重要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

首先,從文明的基本概念維度來看。中共中央黨校韓慶祥認為,從哲學角度來理解文明時,可以發現文明與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區別,厘清文明與文化之間的區別,對于深化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2]。文化與文明的相通之處在于,二者都與人有關,是人化的產物。文化與文明之間的區別在于:第一,文化和文明在時間上是存在區別的,文化相比文明而言要更加久遠。第二,針對性有所不同,文化直接針對的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內在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而文明追求的是真善美發展進步的過程、結果,就此而言,它定義了文明的含義走向。第三,從哲學根基而言,文化的哲學根基主要指知識論,是相對側重于人和物關系框架中的人化事物,注重外化于事物,文明的哲學根基是德性哲學,與道德、倫理相關,相對側重于人和人關系框架中的化人。第四,側重點相對不同,文化是基于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概念,相對強調民族的自我、民族的特質、民族的差異、民族的認同,因而文化是有邊界的;文明盡管也呈現出民族特色和獨特性,但從整個人類發展進步來講,更加注重民族之間的統一性、交融性、互鑒性,注重民族和地域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義,強調注重超越邊界,看重人性的進步。第五,兩者作用相對不同,文化有先進落后之分,文明則是人類發展和文化演進過程中沉淀下來的有助于人類進步、國家進步和社會進步的積極成果,是文化中的積極面相。第六,存在的方式相對不同,文化是一定地域的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的結果,體現一個國家民族的存在樣式,具有不可復制性,而文明是一個國家民族存在樣式的形象呈現,也是一個國家民族發展進步事實的積極呈現。

其次,從文明互鑒的邏輯維度來看。華中科技大學歐陽康認為,深刻把握文明互鑒的邏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文明互鑒的邏輯基礎和前提是對文明的認知,不同的文明之間首先要去觀察和認知,通過觀察和認知的結果,來為合理理解不同的文明主體構建重要的認知前提。文明互鑒的邏輯進路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合理理解,不同的文明主體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要從尊重每一種文明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礎上,才能去理解不同的文明。進一步就是要對不同的文明主體做到恰當的評價。文明互鑒的核心是要彰顯不同文明的長處所在,然后才可能去學習和借鑒,并在這樣的基點之上進行創新。

再次,從文明互鑒的哲學框架維度來看。山東大學劉森林認為,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以文明作為考察對象來超越以往單一民族國家的考察模式,使得考察不同文明主體之間的互鑒變得越來越突出。這一問題反映在哲學維度上就變得更為緊迫,因此,需要以一個新的哲學框架來取代以往存在的哲學框架。他進一步認為,用整體性和部分性的哲學框架來代替以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學框架是非常有意義的,會帶來一系列新的哲學范式轉換,尤其是在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過程當中,可以構建起有效的交流互鑒框架,使中華文明和西方現代文明有一個融合,這種融合有利于各自在對全球性文明問題的把握和解決中做出自己的貢獻[3]。

從次,從文明互鑒的原則維度來看。華威大學史蒂夫·富勒認為,翻譯在不同文明之間的互鑒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要以更為具體的方式去認識文明互鑒,就需要研究翻譯的本質以及目的是什么。第一,翻譯不僅僅是一個話語的復制過程,而且是通過翻譯再創作的過程,能夠生成新的翻譯作品。第二,翻譯能夠了解其他語言文化的特征,還可以使用這種方式對不同的文化做出評論,所以說翻譯實際上也是一種知識的創新,是世界文明互鑒的重要基礎。第三,文明之間的相互翻譯是生成性的,即通過翻譯產生新的語言。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不同文明之間的互鑒需要一種什么樣的翻譯,是將翻譯異化,還是將其更加真實地顯現出來?為此需要關注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化和語言差異。

最后,從文明互鑒的愿景維度來看。華中科技大學虞崇勝認為,人類文明互鑒的愿景就是最終呈現給世人一種以不同文明共同凝結而成的類文明。他強調,文明是全人類共同的成果,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盡管文明之間存在差別,但文明并不是相互隔絕的,它是在交流當中發展、互鑒的;文明是人類的創造物,將與人類共生存,盡管文明也會衰落,但不會滅亡,即使舊的文明消失了,新的文明也會產生出來,并以千姿百態的形態存在下去,因此人類文明體現出一種“類”的存在形態。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不同的文明之間要堅持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寬廣的胸懷理解不同文明的價值內涵,尊重不同國家和人民對自身發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論超越文明優越論,弘揚人類共同價值,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值得一提的是,立足于文明互鑒,還可以推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華中科技大學董慧認為,要在文明交流互鑒中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第一要尊重文明的多樣性,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第二是要鞏固文化主體性,整個中華文明的歷史演進過程就是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不斷塑造、不斷完善鞏固和變革的過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要在鞏固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之上積極融入到世界文明的浪潮中,以寬廣、多元的途徑和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國氣派,以現代文明中國形態引領時代發展;第三要構建文化的話語權,在國際對話和交往中,文化作為軟實力是國際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軟實力在國際話語權領域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要明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根基,并在這個基礎之上實現“兩個結合”,講好中國故事,占領人類文明發展道義高地,不斷提升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

二、文明互鑒與全球治理的路徑探索

文明互鑒的一個重要實踐指向在于,通過文明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攜手促進全球善治,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面臨嚴峻挑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當前的全球治理中普遍存在著不平等和不平衡的問題,如何著力解決這一問題,使更多人從全球善治中獲益是全人類共同面臨的重要治理難題。這不僅需要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復雜性、矛盾性、多樣性問題進行反思,還需要對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的重要作用進行定位,更需要從文明互鑒的角度出發,積極探索全球治理的新路徑。

首先,對當前全球治理的現實復雜性的認識。莫斯科大學亞歷山大·N·丘馬科夫認為,隨著全球化的影響日益增大,以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為主的整個國際關系體系難以應對當前全球面臨的挑戰,因此建構國際社會新秩序是當前全球治理的重要任務。然而,完成這一任務仍面臨著重要挑戰。這是因為治理是對實現既定目標的過程進行規劃、組織、協調和控制的行動,而當前全球治理的對象范圍,已不僅局限于個人、集體和共同體,甚至包括了整個人類,可以說,當前國際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極其復雜的單一的系統。因此,所謂建構國際社會新秩序,就是要構建一個同樣極其復雜的控制系統來解決這一復雜的治理問題。而基于系統網絡組織和運作的原則,能夠有效幫助我們開辟新的機會,解決這一問題。進一步而言,適合全球治理的最理想的公共生活組織形式可能是“民族國家聯盟的全球網絡”。澳門大學利天佑認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對于安理會的長期聲譽以及所有成員國有著重要影響,一票否決權的濫用將會加劇全球治理的復雜性。因此,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管理這一涉及人類共同利益的關切事宜,為此有四點建議:第一,要求所有否決權的行使必須以書面形式進行,并直接提及聯合國憲章具體條款;第二,有另外一個機構可以最終確認否決權,實現雙重否決權;第三,對于一票否決權涉及種族滅絕等反人類罪時,應當以“非常政治”的方式對待;第四,鼓勵棄權,棄權意味著不濫用否決權。

其次,對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如何更好發揮作用的研究。南京大學王逸舟認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尚未為全球治理提供最完美的解決方案。他認為,中國在一些領域中向全球治理提供了具有建設性的方案并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處,中國仍需要保持謙遜和開放的心態,需要吸收和借鑒不同文明、國家和制度之間的經驗和智慧,在更高水平上成為全球方案的提供者、全球財富的推動者和建設者、聯合國會費的主要承擔者,只有通過文明間的互鑒、互學和互補,中國才能在全球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更大的貢獻。浙江師范大學劉鴻武認為,當今中國學術界應當與全球南方學術界攜起手來構建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知識體系,以打破過去百年西方主導的舊有治理知識體系,創造新的全球治理體系。為此,要系統總結過去百年中國和亞非拉國家在共同追求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以及在捍衛國家主權、追求現代經濟發展合作方面所積累的合作發展經驗。同濟大學劉勇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可以從六個方面認識:一是堅持發展優先,加大對于發展議程的關注度和投入力度,積極倡導參與雙邊多邊層面的合作;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通過全球減貧目標保障各國人民的生存權,努力消除在發展中的不平等;三是堅持普惠包容,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也要兼顧其他國家的發展訴求;五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六是堅持行動導向,尤其在工業化、數字經濟和互聯互通等重點領域的發展上加強資源投入。

最后,是基于文明互鑒的角度,對全球治理路徑的具體探索。格羅寧根大學斯特凡·E.魏斯哈爾提出各國應通過相互借鑒學習碳定價的方法,構建促進全球氣候問題治理的路徑。他認為,處理氣候危機的方式有多種,但沒有一種適用于所有國家的通用方法,每個國家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法律制度來解決氣候危機,這引發了各國能否更好地進行交流和互鑒的重要問題。斯特凡·E.魏斯哈爾比較了歐盟地區,以及日本、韓國和印度等國家和地區的碳定價政策,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各自已有的框架下已經在進行具體的碳定價,實現一定程度的碳排放控制,但碳價仍然較低,效果依然不明顯。他提出,未來各國、各地區之間應當相互學習,從不同國家的做法中找到取長補短的空間。華僑大學林宏宇認為,金磚合作是全球治理機制創新的生動體現,對于全球文明倡議是一種很好的發展和引領,具體表現在:第一,“金磚合作”是全球文明倡議很生動的體現,金磚國家的合作是超越西方單一文明基礎上的共同體理念的合作,不僅強化了全人類命運與共的理念和思想,同時建構了多元文明主體平等參與的國際合作觀,超越了狹隘的地區觀,使其包容性、共享性、共生性、互惠性、互鑒性得到進一步增強,能夠以更具包容性的姿態倡導整體世界觀和文明觀;第二,“金磚+”機制對更多發展中國家響應全球文明倡議具有重要的引領和帶動作用,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西方化的迷思,而中國引領下的“南南合作”,為更多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成功的可能性,通過“金磚+”合作機制可以吸引更多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認同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的“南南合作”發展道路,這一觀點在文化領域體現為,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抱團取暖、相互鼓勵,從而建立起集體自信,堅持獨立自主的現代化道路,踐行尊重世界文明多樣化的文明倡議。

三、文明互鑒與社會認識論新視域

馬克思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4],而社會認識論,“顧名思義,是關于社會認識問題的學說”[5]。因此,社會認識論的一個重要使命是,達到對現時代實踐問題的真認識,構建本時代的真知識,因而在哲學精神上表現為深刻的時代性和實踐性。文明互鑒作為當代人類社會交往的重要實踐,構成了當代社會認識論研究的新視域,對于文明互鑒的研究成為了推動社會認識論建構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在提出諸多當代社會認識論研究的新命題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社會認識論哲學自身的深化和發展。

從社會認識論的視角出發,對文明互鑒與全球治理的關系進行思考,是立足現時代人類社會治理的實踐,也是推動社會認識論哲學發展的直接體現。圣弗朗西斯澤維爾大學威廉·斯威特認為,全球治理的形式是多樣的,但任何一種形式的施行,都需要解決潛在的認識論問題?！皽贤ā痹谌蛑卫碇邪l揮著必不可少的作用,溝通的背后反映的是文化的差異,因此,不僅需要了解一門語言進行溝通,還要了解不同語言背后的文化差異。他強調,概念和語言總體而言都是深植在文化之中,文化通過影響溝通所使用術語的含義和權重,對整體溝通效率產生了重要影響,未來在全球治理和國際交往中,文化交流可以發揮重要作用,而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分享思想、價值觀、傳統和文化,其目的是要通過了解另一個國家的語言、習俗、文化傳統,加深對一個國家和文化的理解。創造和擴大文化交往有助于消除刻板印象,最終達到促進國際友誼,理想的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促進相互理解的,主體文化和客體文化都應該從文化交往中受益。杭州電子科技大學王琳則基于國家治理的實踐需要,從文明互鑒的圖書情報學視角出發,通過考察辨析中國的“情報”概念與西方的“信息”概念,認為“情報”在過去較長的一段時間內被西方世界所誤解為一個帶有不友好色彩的概念,事實上“情報”這一概念在當代應當被理解為“信息管理”,這與西方目前的信息商品化趨勢是一致的,未來需要做到的是思考如何將“情報”這一概念進行全球化,以方便中西方在信息化、商品化的時代中進一步開展管理科學之間的研究互動。

正義問題一直是社會認識論的核心問題,文明互鑒則為探討這一核心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華威大學史蒂夫·富勒提出,“認識正義”可以幫助人們去探索和解決全球治理的重要問題,尤其是能夠幫助人們化解沖突、避免誤解、消除文化上的隔閡等。他強調,由于不同的文明獲得知識的來源和方式不同,因而正義在知識層面、權利層面等方面表現出多樣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正確對待知識,在傳統西方的認識正義中,較多關注的是認識的非正義問題,但對正義本身,卻很難去辨析,這是因為沒有關于正義的具體理論來支撐,但是如果不能清楚界定什么是正義,就沒有辦法去判定何為非正義,對于推動全球善治而言也存在困難。因此需要通過文明互鑒來觀察不同文明的正義理論,以及它們所包含的各種類型、產生的背景和權利的分配,可以通過所有權視角、公平與正義關系視角以及能力視角對認識正義進行探究,以推動全球治理的進步。華東師范大學潘斌則探討了全球氣候正義的問題,他強調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之一就是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氣候危機,在文明互鑒中討論氣候問題具有特別的意義,羅爾斯的“正義分配”對解決全球氣候難題提供了有益借鑒。他認為,解決氣候危機的根本途徑還是要依靠全球化,因為這是人類面臨的共同危機問題,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平等原則和差異原則為解決這一危機提供了一定的啟示,即強調在保證每一個國家的人民最低的生存權利的同時,運用“正義分配”中的差異原則處理氣候爭端。進一步而言,落實到全球氣候治理實踐中,發達國家在氣體排放方面應該做出更多努力,通過技術轉讓與資金援助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合理減排。他同時也指出氣候正義面臨的三重困境:第一是倫理困境,現有的功利主義、平均主義理論都不能解決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倫理困境;第二是復雜的制度性困境,氣候風險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現代化的增量結果,現代化一定會帶來氣候危機;第三是行動性難題,單個國家在應對全球性氣候危機的時候可能會基于自身的利益考慮而忽略了其他國家或者整體人類的利益,從而陷入集體行動的非理性困境。

現代數字信息技術的發展對文明互鑒和全球治理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文明互鑒也加快了現代數字信息技術的合作發展,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有著復雜而密切的聯系,這也是社會認識論所密切關注的現實問題之一。南京師范大學吳靜認為“數字社會”是在治理研究中經常提到的概念,盡管其本身是比較模糊的概念,但卻是現代人類文明不能回避的主題,因此對于數字社會復雜性的揭示、對于數字社會文明意蘊的闡發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她認為,數字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動態系統,總體而言是指一個社會中占絕大部分比例的人都非常頻繁地應用數字服務、數字財產的社會,數字社會在本質上并不意味著一個完整的社會或者一個霸權社會,它實際上包括了不同的社會形態,而數字文明將是人們必須經歷的一個社會形態。她同時指出,數字社會當然也存在著數字鴻溝或者數字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包括數字技術運用的界限和范圍、數據差別、倫理偏見等,希望未來人們能夠將數字技術的使用與人類的價值觀結合在一起,建立相互之間的信任,更好地與數字工具進行合作,使數字社會更加和諧。南京大學張亮則從心-機關系出發思考人工智能的發展問題,他認為透過人的經驗主觀性和身心狀態這兩方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心-機關系進行哲學考察可以得知,人工智能本身是內在包含著偏見的,而所有的偏見歸根結底來源于人的認知偏見,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研發者和人工智能數據庫建構者的認知偏見,因此中國未來的人工智能發展必須要走中國式人工智能道路,為此必須解決三個問題:第一是需要不斷調整完善價值導向,不斷進行價值引導;第二是必須正視人工智能中存在的偏見;第三是人工智能必須追求文化共鳴,必須和民族國家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匹配和符合民族國家發展的需要。新加坡國立大學埃里克·克爾認為,人工智能生成的視頻和文本,已經在世界上產生重大影響,也帶來了很多全球性的挑戰和機遇,但人工智能的“作假”問題也愈發突出,是值得從社會認識論的視角去思考的重要問題。 “作假”的過程中融入了真與假的沖突,因此“作假”在被普遍認為對社會產生負面作用的同時,在某些具體情況下也被認為存在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作假”不一定是價值的缺乏,還有可能是對真正價值的確認,這一觀點從側面角度對確證人工智能生成的數字文本的價值有著重要意義。

四、結語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深刻指出,“各種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于: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另一種交往形式所代替”[6]。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現有的全球治理模式和交往形式都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在此現實背景下,文明互鑒將通過人類共同體智慧的凝聚,為推動交往形式的變革,實現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全球善治提供重要的措施和機遇,而社會認識論也將以哲學的形式緊緊把握現時代的實踐脈搏,貢獻現時代的哲學智慧。正如華中科技大學歐陽康指出的,“文明互鑒與全球治理”既是一個深刻的中國問題,也是一個深刻的世界問題,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一再要求我們去回答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歷史之問、人類之問,對于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既需要實踐的探索,也需要理論的創新,與世界的復雜性相比,人類的智慧還都顯得渺小,所有的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