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問題域與當代性
——《資本論》政治哲學闡釋的三條路徑

□ 高廣旭

自《資本論》誕生以來人們便從不同視角給予不同闡釋,在某種意義上,《資本論》的理論史可以說就是它的闡釋史。近年來,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解讀《資本論》和借助《資本論》思想資源建構馬克思政治哲學理論,成為學界關注的一種闡釋和激活《資本論》哲學思想的理論路徑。如果說人類解放是馬克思哲學的主題,那么這一主題在《資本論》中獲得了最深入和最完整的敘述?！顿Y本論》政治哲學思想的當代闡釋之所以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就在于政治哲學視角的引入為拓展《資本論》人類解放主題的闡釋路徑提供了契機。為此,本文從思想史、問題域和當代性三個角度,圍繞西方政治哲學理論形態的“古今之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的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理論課題三個方面,嘗試對《資本論》的政治哲學闡釋路徑做一種總體考察,以期推進《資本論》的政治哲學研究和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理論建構,供學界探討。

一、思想史路徑:在西方政治哲學理論譜系中續寫《資本論》

深入闡釋《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思想,首先需要在古今政治哲學的思想史邏輯演進中明確《資本論》與西方政治哲學理論譜系的關系。從思想史角度出發,對《資本論》做一種政治哲學的闡釋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一般而言,西方政治哲學史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古典政治哲學、近代政治哲學和當代政治哲學。古典政治哲學關注什么是好的或正義的城邦生活。柏拉圖認為正義的城邦必須符合正義的理念,亞里士多德認為實現正義的城邦需要考慮城邦的經濟生活、倫理習俗和公民教育。近代政治哲學關注什么是好的或合理的國家?；舨妓购吐蹇苏J為好的國家是對人的自然狀態的規避和對自然權利的守護,是一種“社會契約”或“權宜之計”,盧梭和康德認為好的國家是符合公意和公共理性的“道德共同體”。當代政治哲學關注什么是好的制度,羅爾斯認為好的制度是公平正義的制度,能夠滿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諾奇克認為好的制度在于維持國家權力的最低限度和保證個人自由的至上性。

縱觀西方政治哲學的三個階段,雖然它們所關注的主要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存在差異,但都是從政治理性主義的角度強調好的政治制度必須通過理性反思的方式獲得哲學奠基。換言之,西方政治哲學傳統堅持的一個共同信念是,政治哲學的任務在于反思和建構關于理想政治生活的哲學基礎。哲學家們對于這個哲學基礎的理解不同,有的從理念出發,有的從德性出發,有的從人性出發,有的從權利出發,等等,然而他們大都認為通過理性的反思和建構可以獲得對于這個基礎的認識,也可以為人類理想政治生活奠基。那么,《資本論》在這個西方政治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中處于什么位置?如果把視角局限在西方政治哲學的上述理論目標和思維邏輯中,《資本論》的政治哲學解讀或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解讀《資本論》似乎是一個偽命題。因為《資本論》關注的問題并不是好的城邦、好的國家或好的政治制度,它也不以為這種好的城邦、好的國家和好的政治制度尋求哲學奠基為理論目標。一般認為,《資本論》關注的問題是剩余價值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被生產和再生產,工人們何以在這種生產方式中被剝削和再剝削,其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以及這種規律中的人的交換關系和社會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的序言中明確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盵1]8“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盵1]10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似乎無法從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獲得自身的理論位置,而且是與其沒有思想交集的非政治哲學著作。

既然《資本論》無論是在關注的基本問題還是在解決問題的路徑都與西方政治哲學沒有直接的關聯,我們何以將《資本論》放到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去闡釋其政治哲學意蘊呢?毋庸置疑,《資本論》的基本問題和話語方式是政治經濟學的,而不是政治哲學的,但同樣毋庸置疑的是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根本目的也不僅僅是為了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律,如果這樣,那么它便與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差別?！顿Y本論》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在于,它的研究目的是為了探索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現實道路,因而,激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才是其最根本的思想主旨。正如科西克所指出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是一種關于資本理論,而是對資本的理論批判或批判理論。除了描述資本的社會運動的客觀形態以及與此相符合的資本代理人的意識形式,除了追溯系統運行(包括它的動亂和危機)的客觀規律,它還要研究將對這個系統實行革命性摧毀的主體的起源和形成過程?！盵2]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資本論》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的真實意義。

作為“工人階級的圣經”和以實現人類的自由和解放為根本旨趣的《資本論》,雖然其直接關注的理論問題和話語形式不是政治哲學的,但是其根本的理論旨趣卻是政治哲學的。不僅如此,奠基于唯物史觀的《資本論》是將對于人類政治生活本質和現代政治事務存在方式的認識訴諸經濟生活和經濟事務,從而在一種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中,實現對于人應該如何共同生活和怎樣共同生活等政治哲學問題的追問和解答。簡言之,《資本論》不是續寫了西方政治哲學的政治理性主義敘事,而是引入了新的政治哲學主題以及思維方式。

因此,《資本論》不直接關注西方政治哲學的話題并不意味著《資本論》與西方政治哲學傳統沒有思想交集,更不意味著《資本論》存在政治哲學的“空場”。恰恰相反,我們只有深入到西方政治哲學的思想傳統中,只有系統梳理西方政治哲學從古典到現代再到當代的理論發展譜系,才能為在當代闡釋《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思想打開廣闊的理論視野。更為重要的是,只有回到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古今之變”語境,在對其理論主題和話語邏輯轉變的自覺中,才能實現《資本論》與政治哲學的真實對話。進而,只有在這種廣泛而深入的對話中,才能將《資本論》中的人類解放的政治哲學主題和深入物質生活探討政治生活本性的政治哲學思維方式真實呈現出來。

具體而言,《資本論》與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對話至少可以從兩個層面展開:一個是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關系的“古今之變”,另一個是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對于作為善的或好的生活理解的“古今之變”。

關于第一個層面。眾所周知,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學語境下,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關系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被視為一個整體。政治生活必須有經濟生活的保障,經濟生活也只有在政治生活中才能獲得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梢哉f,在古典時代,人類的經濟生活本身就是政治的,社會生活在這個時期沒有從政治生活中分離出來,二者是統一的。近代以來,人類社會最大的變化是經濟生活或社會生活從政治生活中分離出來。然而,政治生活看似獲得了獨立,但其也陷入缺乏道德德性支撐的“社會契約”和“權益之計”的抽象化或形式化的境地,原本隸屬于政治生活的勞動和財產擺脫了政治束縛而成為經濟生活的主題和個人之間共同生活的媒介。在此背景下,勞動和財產作為經濟生活的核心要素生發出一種新的政治意義,即作為社會權力統治的工具或載體的意義。

對于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關系的這一“古今之變”,青年馬克思既借助盧梭對于私有制起源的考察,認識到現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邏輯背后的經濟邏輯,同時也通過閱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作了解到現代商業社會的興起對傳統政治秩序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透過對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關系“古今之變”的理論自覺,馬克思并不致力于構建理想的民主政治國家,也不探索商業社會的經濟學原理,而是通過批判繼承黑格爾的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及其開啟的社會政治哲學路徑,強調現代國家的誕生是傳統政治生活解體的產物,揭示政治生活的邏輯以經濟生活的邏輯表現出來這一近代以來的社會政治現實。正是在這一思想史語境下,我們才能理解馬克思何以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指出:“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同時就是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的完成。擺脫政治桎梏同時也就是擺脫束縛住市民社會利己精神的枷鎖。政治解放同時也是市民社會從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從一種普遍內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盵3]187

基于以上梳理,我們認為,當《資本論》深入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現代社會經濟生活的普遍形式和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普遍趨勢時,它實際上就在一種政治哲學的社會向度或社會政治哲學的意義上,既自覺到西方政治哲學傳統隨著政治與經濟關系變遷而發生的變革,又開創了將對于政治事務本質的反思沉入到物質生活關系之中的新致思路向。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于這個路向做了明確總結:“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盵4]因而,從政治理性主義的形而上學奠基的路向轉變為市民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向,進而在政治的經濟理解和經濟的政治理解之間反思現代社會政治生活本質,在政治價值與經濟形式的張力中尋求人類自由和解放的現實道路,馬克思實現了對于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內在超越。

關于第二個層面。如果說列奧·施特勞斯提出的“我們時代的危機,作為政治哲學危機的后果之一”[5]的論斷,是從政治哲學“古今之變”的角度切中了現代性方案的本質。那么現代性方案的危機之所以可以溯源到政治哲學,正是因為古典政治哲學所秉持的好或善的價值在現代社會無法發揮效力,德性和正義這些在古典時代被視為至上的善,在現代社會被利益、財產、權利的善所取代。結果,人們不再以過一種德性的生活為最高的政治追求,而更在乎自身的財產是否得到保護,國家的公共權力是否逾越了個人自由的邊界,進而,自由、平等和所有權成為現代人對于好或善的生活理解的價值基礎。

在政治哲學價值標準的這一“古今之變”的語境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清醒地認識到經濟生活已經成為當今時代最大的政治生活,政治價值標準的變化本質上是由物質生產方式的變化推動的。因此,在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是無法再去渴望古希臘城邦時代共同體中的德性和正義,因為貨幣和資本已經成為世俗世界的神,維系人們交往的中介也不再是傳統社會中血緣、信仰和倫理習俗,而是冰冷的交換價值和交換關系。進而,在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揭露“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的政治哲學的任務是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異化”和揭露“個人受抽象統治”這一現代社會最大的政治現實。在這個意義上,不再訴諸追問和回答何謂好的城邦、好的國家和好的制度的《資本論》,主張回到對市民社會的現代形式即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回到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通過對市民社會的重構中來實現好的社會共同體生活?！顿Y本論》對于政治哲學理論重心的這一變革,既是對古今政治哲學價值變遷的理論自覺,更是對究竟何謂好的生活這一根本政治哲學問題的全新解答。

基于以上兩個方面,我們認為,續寫《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敘事和解讀《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意蘊,首先需要在開辟思想史闡釋路徑的意義上回到西方政治哲學傳統與《資本論》的對話。這條路徑的開辟無論是對于回應《資本論》的政治哲學“空場”的質疑、對于重審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古今之變”,還是對于拓展《資本論》語境中馬克思政治哲學理論建構的路徑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

二、問題域路徑:在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中闡釋《資本論》

如果說思想史路徑主要是從“縱向”上界定《資本論》在西方政治哲學傳統中的位置,從“外部”闡釋《資本論》的政治哲學革命,那么從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這一“問題域”出發解讀《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思想,則構成了一條“橫向”的或“內部”的闡釋路徑。

正如前文所言,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構成把握西方政治哲學傳統及其理論譜系的一條線索。如果說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統一在古典政治哲學視域中還是一個“不自覺的無條件的前提”,那么到了近代政治哲學這里,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關系則構成了一個需要深入反思的問題。雖然哲學家們大都認識到經濟生活方式的變遷與現代政治生活方式的誕生有著內在聯系,然而,對于政治與經濟關系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近代政治哲學家們卻大都選擇將二者割裂開來加以考察,即要么將研究重心放在政治上,要么將研究重心放在經濟上。前者產生了以重新理解人的自然狀態和自由意志為基礎,以追問人與人的關系為旨趣的社會契約論傳統;后者產生了以關注現代商業社會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誕生為論域,以求解物與物的關系為旨趣的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理論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

與近代政治哲學這兩大傳統不同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于現代人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存在方式的把握,既不像一個德國人(即黑格爾)那樣把人與人的關系變成“觀念”與“觀念”的關系,也不像一個英國人(即李嘉圖)那樣把人與人的關系變成“帽子”與“帽子”的關系[6]216,而是關注現實物質生活中的“物與物的關系”背后所隱含的“人與人的關系”,也就是將對于人與人的政治關系的考察訴諸對于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的考察,由此自覺提出和反思了作為政治哲學基本問題的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的拜物教批判中重新將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作為政治哲學的問題提了出來,《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開啟了現代政治哲學研究全新的“問題域”。

在對于政治與經濟“關系”問題的反思中,《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蘊含著在政治與經濟的張力中把握現代政治生活本質,以及實現人類理想政治生活目標的豐富政治哲學意蘊。如果說馬克思政治哲學的人類解放主題與政治哲學追求人類美好生活的政治制度基礎的目標是一致的,那么正是在對于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作為現代政治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論自覺中,《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既沒有陷入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理性主義建構路徑,即對“完美的政治”和“一式政治”的追求[7],也沒有局限于西方近代政治哲學的經驗主義分析路徑,即對社會財富來源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而是將對于政治生活和政治事務的本質及其存在方式的考察納入到社會生活的總體中,在一種社會政治哲學的意義上不僅實現了對于政治哲學理論初心的繼承,而且開創了一種新的政治哲學理論范式和解釋原則。這種理論范式和解釋原則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中開啟把握現代政治生活本質的致思路徑?！顿Y本論》對于資本主義政治生活本質的透視不是直接的,而是透過對資本主義經濟生活本質的把握,揭示資產階級政治生活的困境以及掩蓋這種困境的政治意識形態。正如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所強調的,以交換價值為軸心的資本主義經濟形式蘊含著對于現代人的自由平等觀念的塑造,但是如果認為可以停留在貨幣的交換價值所構建的自由平等狀態,那只是如蒲魯東一般的“愚蠢”社會主義者的妄想。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貨幣一定會發展為資本,勞動一定會變成貨幣購買的對象即勞動力或雇傭勞動,而這時,“個人之間這種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盵8]202在《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再次強調了,所謂商品流通領域中通過貨幣交換關系構建起來的自由、平等和所有權,只是一種天賦人權的“伊甸園”的幻想,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系在資產階級生產關系中一定會由于物與物的經濟關系的價值形式塑造而變成奴役與被奴役的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階級關系。在這里,資產階級政治意識形態的幻象必然破滅,取而代之的則是:“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盵1]205

可見,《資本論》在對于政治與經濟“關系”辯證關系的理論自覺中把握現代政治生活本質的政治哲學致思路徑首先是批判性的。它不僅從一種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既相互一致又相互矛盾的角度,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之間媾和與沖突并存的本質,而且通過揭示經濟生產關系中的勞資關系矛盾以及統治與被統治關系,進一步揭露了為這種統治與被統治關系做辯護的資產階級政治哲學的意識形態本質,進而,通過這種批判,讓現代勞動者以及現代人消除對資產階級政治意識形態及其觀念的幻想,直面阻礙真正屬人的政治生活實現的殘酷社會現實。

其二,在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中構建一種回答何謂政治生活和如何政治地生活的新范式。盡管《資本論》引述了亞里士多德關于政治、經濟以及二者關系的大量論述,近代政治哲學的話語如自由、平等、所有權、正義等也被馬克思多次提及,然而,需要強調是,《資本論》對于政治生活本質的理解與亞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學和近代政治哲學有著根本區別。對于馬克思而言,在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中理解何謂政治生活和如何政治地生活,就其根本而言,并不是為了過一種好的城邦生活和做一個好的國家的公民,而是去追問一種超越了城邦、國家為政治中介的好的社會生活何以可能。早在青年時期馬克思就明確指出,真正的政治生活是一種超越了以政治實體為中介的社會生活或類生活,“只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于自身,并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盵3]189而這一思想經由成熟的唯物史觀的奠基在《資本論》中進一步發展為,通過重構資本主義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不僅去推翻這種生產方式所支撐的資本主義政治生活,而且去開啟一種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躍遷的真正的政治生活或共同體生活。

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既超越了古希臘城邦政治生活只有部分自由民可以參與政治活動,奴隸和非自由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貴族政治和寡頭政治的局限,也超越了近代政治哲學將美好生活建立在市民社會和國家二元對立,人的美好生活異化為政治公民在政治國家中變成抽象的政治符號,以及作為市民社會的成員在物質利益交往中變成“異己力量的玩物”?！顿Y本論》的政治哲學所指向的“自由王國”不是只屬于貴族和寡頭,也不是屬于被抽象地塑造為國家公民的資產階級政治人格,而是在自主性活動中確立自身的自由個性和共同體交往方式的“人類社會和社會化的人類”。由此,《資本論》的政治哲學透過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視角,所要實現的是對現代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及其結構本身的根本超越,是對于一種內在于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共同體生活的全新設想。這種超越和設想既是對于西方政治哲學“問題域”的轉變,更是一種關于政治生活中人和人的政治生活的解釋原則和研究范式的嶄新構建。

其三,在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中把握現代政治生活的實踐性和歷史性?！顿Y本論》將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作為問題自覺地提了出來,不僅在重新理解政治生活本質的意義上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在探索人類政治文明實踐和開啟全新政治文明道路的意義上具有重大的實踐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生產當事人之間進行的交易的正義性在于:這種交易是從生產關系中作為自然結果產生出來的。這種經濟交易作為當事人的意志行為,作為他們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為可以由國家強加給立約雙方的契約,表現在法律形式上,這些法律形式作為單純的形式,是不能決定這個內容本身的。這些形式只是表示這個內容。這個內容,只要與生產方式相適應,相一致,就是正義的;只要與生產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義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奴隸制是非正義的;在商品質量上弄虛作假也是非正義的”[9]。顯然,馬克思這里所強調的是,追問和探討一種社會制度的公平正義問題,不可能脫離其經濟環境。因為脫離了現實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公平正義,它本質上僅僅是一種抽象的可能的權利。這種抽象的可能的權利不僅無法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實現,反而變成了獨立于現實生活之外并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偽善的法權和道德。

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生產方式構成了促進政治生活中公平正義的基礎和前提,或者說,生產方式并不是一種與政治價值無關的事實,它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公平正義的向度。在這個意義上,《資本論》在對于政治與經濟辯證“關系”的自覺中將公平正義理解為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這不僅克服了西方政治哲學將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相割裂而抽象追問分配正義的局限,而且當馬克思強調生產方式本身的實踐性和歷史性特征及其所蘊含的公平正義向度時,也就將實踐性和歷史性原則融入到政治哲學研究范式之中,而這一融入所具有的理論效應在于,它為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語境下探討《資本論》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建構開辟了新的思想空間。

綜上所述,《資本論》超越了近代政治哲學單純從政治的或經濟的角度把握現代政治生活本質的局限,在以“關系”視角重提政治哲學基本問題的意義上,將政治哲學研究的重心落在政治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上。由此,《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既實現了對以往政治哲學特別是近代政治哲學“問題域”的重新定義,更在解釋原則和研究范式的意義上開辟了政治哲學新的致思路向,為政治哲學尋求美好生活的理論初心開顯出更多的可能性,而這也為我們激活《資本論》政治哲學的當代價值、續寫《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敘事打開了新的視域。

三、當代性路徑:在中國政治哲學話語建構中激活《資本論》

《資本論》政治哲學的當代闡釋需要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的當代建構結合起來,在“兩個結合”背景下深入闡釋《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對于構建當代中國自主政治哲學知識體系,對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大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道路是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所走出的一條不同于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式政治現代化道路。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深入闡釋《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以《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思想建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將為在新時代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不僅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些前無古人的創舉,破解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盵10]可見,中國式現代化是對“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的摒棄和超越。這一摒棄和超越既是將現代化的普遍邏輯與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實踐創新,也是重新理解現代性本質以及現代人追求的“更好社會制度”的政治哲學理念創新。深入闡釋馬克思主義資本批判理論所蘊含的政治哲學理念創新,構成深入闡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理論內涵和實踐意義的重要視角,也構成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語境下,激活《資本論》哲學思想的當代價值,書寫《資本論》政治哲學敘事的當代篇章的重要路徑。

在中國政治哲學話語建構中激活《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思想,其基本任務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的交互闡釋中,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這一任務在一般意義上至少包括以下兩層內涵。

一方面,立足于《資本論》的資本現代性批判思想,深入闡釋中國式現代化超越“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及其政治哲學意蘊。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工具,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盵6]403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對過去一切時代的根本變革,它通過生產方式的變革塑造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構成了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之現代性的本質規定。作為《資本論》的“入門讀物”,《共產黨宣言》的這一表述構成我們理解《資本論》現代性思想的一把鑰匙?！顿Y本論》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考察實際就是對這種生產方式所塑造的現代社會的全面考察,或者說,就是對于資本現代性的全面考察。在這個意義上,資本現代性批判是理解《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視角,也是深入闡釋中國式現代化摒棄“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所蘊含政治哲學意義的重要切入點。

在以資本為生產的最終目的與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主導的資產階級社會,生產工具和生產關系必須不斷變革才能適應資本擴張的本性。傳統社會生活被剝去溫情脈脈的“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關系”,一切都被“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6]403,由此,資本現代性不僅推動了現代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信仰等各方面對傳統社會的超越,而且醞釀了自身無法克服的理論和實踐困境。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既以資本現代性為中樞獲得了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發展,也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醞釀了自身無法克服的危機。馬克思指出:“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種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盵8]390-391可見,資本現代性的危機就其根本而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是資本無法容納自身所召喚出的龐大生產力的危機?！顿Y本論》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考察,就是剖析這種危機發生的內在結構與必然邏輯,揭示現代性危機的克服不從根本上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對資本現代性的超越立足于生產關系的變革,這既從實踐層面實現了從“生產資料私有制”到“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根本變革,也從理論層面實現了從“資本”到“人民”的現代政治哲學理念的根本轉變。中國式現代化以勞動資料的公有制、勞動產品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富裕和全面發展,不僅體現了《資本論》所蘊含的“生產正義”和“勞動正義”的政治哲學思想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激活和發展,而且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的重大理論創新,在新時代推進中國式政治文明現代化建設的重大實踐創新。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過重構資本的形態和存在方式,積極發展中國特色公有資本,積極引導民營資本發展,不僅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合理運用資本發展社會生產的經濟發展之路,而且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發展之路。在某種意義上,兩條道路又是一條道路,即以馬克思主義資本批判理論為指導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建構和實踐探索之路。

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及其政治哲學理念創新,積極汲取《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思想資源來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恩格斯指出:“自從世界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學的說明,而這種說明之透徹和精辟,只有一個德國人才能做得到?！盵11]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基于對“資本與勞動的關系”的“科學的說明”,將現代社會“人與人的關系”的政治哲學理解訴之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物與物的關系”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由此,不僅批判性地揭示了資本邏輯塑造的現代社會政治生活的“事實”與“價值”的內在矛盾,而且建設性地為現代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開辟了“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社會政治哲學道路,實現了對于現代社會的“更好社會制度”的嶄新理解。

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的“共同富?！焙汀懊篮蒙睢崩砟?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話語建構中是激活《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切入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笔侵袊厣鐣髁x的本質要求,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任務?！爸袊浆F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盵12]“共同富?！焙汀懊篮蒙睢钡膶崿F不僅需要現實的體制機制保障,也需要相應的政治哲學的價值理念和思想觀念的引導。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價值形式分析以及剩余價值分析,都指向了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批判。馬克思不僅揭露了基于權利邏輯的資本主義分配正義的虛假性和有限性,消解了現代政治哲學所締造的分配正義神話,而且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的經濟形式和政治內容之間矛盾的“再現”,揭示了社會財富的資本形態的內在限度及其必然崩潰的內在邏輯[13]。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強調,只有在作為“自由人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個人勞動作為社會勞動的社會性和公共性才超越了商品交換這一中介形式,“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無論是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了的?！盵1]96-97而“簡單明了”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意味著,人的獨立性和個性不再建立在對貨幣這一抽象物的依賴的基礎之上的,一種“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才真正得以實現[8]107-108。

可見,在馬克思看來,在共同體中生產和生活是人最為原初的政治存在方式,真正的政治生活是在消除了生產關系異化和勞動活動異化的社會共同體中才開啟的。只有在這樣一種以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帶來的兩極分化,實現了以物質生活的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的自由個性為目標的社會共同體中,政治哲學所追求和定義的人類“美好生活”才會實現。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實踐對于社會財富的生產邏輯和分配邏輯的重構,對于“共同富?！钡奈镔|生產關系前提的重置,是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勾勒的政治理想的生動實踐。

同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所勾勒的政治理想雖然有著人類性意義,但是就其誕生的理論土壤而言,它深深植根于西方思想文化傳統中,因而,如何將《資本論》政治哲學的崇高理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相結合,如何讓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說中國話,構成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建構語境下闡釋《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的另一理論任務。只有回到中華傳統優秀政治文化中的倫理政治傳統,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建構才能獲得更“接地氣”的思想資源。

毋庸置疑,無論是在時空意義上還是在話語表述方式的意義上,馬克思與孔子、《資本論》與《論語》的對話注定是困難的。然而,當我們從二者共同指向的現代政治批判的問題域出發,從二者共同追求的社會倫理共同體的政治理想著眼,那么二者在政治哲學意義上的精神會通正構成當代中國政治哲學話語體系建構需要直面的理論語境和必須解答的時代課題。誠如有學者所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變成一種‘實踐能力的明證’,已經在事實上實現并確證了馬克思主義同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融合和會通。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為馬克思主義決不可能繞開中國本土文化而能夠在中國扎根、開花和結果?！盵14]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建構,必須將闡釋《資本論》的政治哲學思想與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政治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結合起來,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二者的精神對話和理念融通。

綜上所述,《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的當代闡釋是一項充滿理論挑戰但富有重大意義的課題。推進對這一課題的研究,既需要在“縱向”上通過梳理西方政治哲學的理論譜系,界定《資本論》在政治哲學傳統中的位置,也需要在“橫向”上立足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關于政治與經濟“關系”問題的理論自覺,闡釋《資本論》政治哲學的思想特質,更需要在“縱向”和“橫向”相交叉的當今時代的“坐標系”中,以建構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為指引,激活《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的當代價值?！八枷胧贰薄皢栴}域”和“當代性”是《資本論》政治哲學思想當代闡釋需要關注的三條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