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共同體思想視域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

王曉蕾

（浙江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金華 321017）

縱觀人類歷史，不同國家、地區或文明都曾經處于相對孤絕的狀態之下，相互之間沒有通過生產與合作形成有機的整體，而是處在一種根據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連接起來的偶然性關系中。顯然，這種關系對于人類社會這個最大整體來說，是一種外在的、物質性的因素，這種物質性條件對于世界所有單一共同體來說是其先天的必然性條件。馬克思共同體思想首次揭示，只有基于世界歷史性的世界市場，才讓每個現代國家在其中獲得自身的共同體價值，獲得自身的規定性，兩者之間形成一種對立的有機統一。事實也表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日益緊密相連。然而，面對新冠疫情、金融危機等各種“黑天鵝”“灰犀?！敝惖墓餐魬鹋c危機，人類社會的生存狀況發生著全方位的深刻變化，世界歷史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時代。

新時代訴求新的時代精神。無論世界格局的波云詭譎，還是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浪潮臨近，抑或全人類都面臨的健康安全、生態危機，都會給當今世界各方面的秩序與傳統帶來機遇與挑戰并存的重大變革。而這對于全球化時代的每個民族、國家來說都不可回避，因為人類已經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面對各種不確定性與風險社會的挑戰，我們需要合作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馬克思主義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其關于共同體的思想對此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與現實意義。

一、馬克思共同體思想與虛幻共同體批判邏輯

馬克思終生追求人類的解放，并把人類解放的希望寄托在無產階級及其建構的共同體上。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共同體表現出三種不同的形式。第一種是自然共同體，例如原始社會里那種基于血緣關系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形式，內部成員之間是一種“原生態”相互且全面依存的關系，無論是生產勞動、還是生產資料或者勞動產品的占有，都是完全融為一體的。但是，共同體成員缺乏自我的獨立性、個體特點與個體價值，成員本身由于從未有過屬于個體自身作為主體的表現活動，也就談不上個體的自由，“共同體是實體，而個人則只不過是實體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實體的純粹自然形成的組成部分?！盵1]第二種是虛幻共同體，例如資本共同體或貨幣共同體，內部成員的聯系是通過資本或貨幣為紐帶而形成的。共同體原本所具有的豐富社會聯系現在被壓縮到基于生產分工與交換的單一的經濟活動，而且還是通過貨幣或資本表現出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關系被“物化”到價值交換符號上，表現出一種“抽象的”“虛幻的”共同體關系?！盎顒雍彤a品的普遍交換已成為每一單個人的生存條件，這種普遍交換，他們的互相聯系，表現為對他們本身來說是異己的、無關的東西，表現為一種物?！盵2]103第三種是“真正的共同體”，這是馬克思對人類未來理想社會的構想，被恩格斯稱為“共產主義聯合體”。在這樣的共同體中，生產資料采用公有制，從而消除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度下無政府式的大生產，在分工和分配制度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如此共同體才能“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盵3]689

學界對三種共同體的研究比較充分，但對其在歷史中展開與變遷的過程所具有的現實導向的邏輯內涵尚需清晰揭示。因為它也是人類社會走向有機整體的辯證發展過程，有人在對比虛幻共同體與自然共同體時，可能側重從道德或審美的角度，例如鮑曼以自然共同體為原型，認為它“是一種我們將熱切希望棲息、希望重新擁有的世界”[4]，但這顯然不是唯物史觀的態度，因為自然共同體看似能夠給人以社會性的安全感與歸屬感，但低下的生產力讓每個成員時刻面臨物質匱乏與自然中的生存威脅。這也不是黑格爾“絕對精神”式的現象學蹤跡，而是人類社會歷史性實踐的具體表現。因為，在經歷過“人的群體本位”與“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獨立性”的辯證否定階段后，人類才能建立起“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有機整體狀態，這才是唯物史觀對歷史的辯證理解。馬克思指出：“活動的社會性，正如產品的社會形式以及個人對生產的參與，在這里表現為對于個人是異己的東西，表現為物的東西；不是表現為個人互相間的關系，而是表現為他們從屬于這樣一些關系，這些關系是不以個人為轉移而存在的，并且是從毫不相干的個人互相沖突中產生出來的?！盵2]103這意味著，在一個健康的社會有機整體中，個體的自由發展不應被視為與社會整體發展對立，而應該被理解為社會整體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個體的行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更廣闊的社會關系和歷史文脈中，這些關系和文脈既影響著個體的行為，同時也在個體的行動下得到塑造和改變。因此，構建一個真正的人類共同體，關鍵在于認識到個體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重要性，并通過建立開放和包容的社會關系和制度，鼓勵和促進這種發展。

資本共同體是隨著社會性的生產與分工，以及相互交換的發展與擴大，超越自然共同體的邊界而形成的一種關系：“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2]104。一方面，逐漸擴張的社會產生的普遍需求與供給必將所有人納入其中，另一方面通過貨幣的商品交換作用替代了人與人之間的“親身”交往，從而逐漸取消了原來通過現實交往活動而產生的社會性品質。換言之，個體在獲得“自由空間”的同時喪失了原有規定性的社會特征，而這種“自由空間”的獨立性還沒有展現出實質性的內涵?！柏泿胖苯邮乾F實的共同體，因為它是一切人賴以生存的一般實體；同時又是一切人的共同產物。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貨幣上共同體只是抽象，對于個人只是外在的、偶然的東西；同時又只是單個的個人滿足需要的手段?！盵2]176

就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一樣，在現實層面馬克思是通過政治經濟分析闡明其共同體思想的?，F實中每個人都要從事基本的經濟活動，即生產勞動。勞動不僅是生產物質財富的手段，也是人實現自我價值與自由的方式，正是因此，人在勞動過程中通過對勞動中各環節的開拓與發掘，產生了社會性的合作與分工，以及對勞動產品與勞動本身的交換。勞動的各個環節都滲透著對人類相互之間各種合作機制的創建，也正是通過這種社會性活動的創造性建構，而超越了自然的單個人與自然之間的勞動關系，上升到社會層面，把單純的個人勞動納入到社會性的合作與分工之中?！盎顒雍彤a品的普遍交換已成為每一單個人的生存條件，這種普遍交換，他們的互相聯系，表現為對他們本身來說是異己的、無關的東西，表現為一種物?！盵2]103換言之，最初階段，雖然每個個體的生產勞動都表現出對外在于自身的活動，其勞動結果也表現為外在之物，但由于人自身的自然規定性是這個勞動中的支配力量，而且這種自然規定性也是與原始共同體的自然屬性相融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在這個階段，“每一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盵2]472

然而，在貨幣形態的共同體中，貨幣抽取了共同體的那種自然規定性，代之以一種價值交換，可交換活動的目的卻又不在交換本身所能夠承載的人性規定，而在于外在于人性的貨幣符號的抽象性。勞動的自然屬性在貨幣共同體中被剝奪而轉化為虛幻屬性。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即便社會化的生產勞動也由于資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質而被異化，人在勞動中通過主體創造性活動而展現出的自由被扭曲，創造活動的目標指向而變得虛偽化了，因此，通過生產勞動建立起來的共同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變成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當然，這個異化與虛幻化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逐步完成的，是由于資本商業性對共同體的辯證作用而實現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同體內，由于資本的本性，“它會使生產越來越從屬于交換價值，因為它會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賴于出售，而不依賴于產品的直接消費。它由此使舊的關系解體。它增進了貨幣流通。它已經不再是僅僅掌握生產的余額，而且逐漸地侵蝕生產本身，使整個整個的生產部門依附于它?！盵5]盡管在資本主義之前，甚至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里，商業與生產之間對于共同體來說表現出更多的積極性促進作用。

從辯證的發展觀看，它是對自然共同體的一種否定，一種源于其內在因素逐漸分化而產生的對原有結構中邏輯關系的否定，它同時也是新的結構或邏輯關系的建構，雖然這個新的結構或邏輯關系是建立在原有結構條件上的。社會分工來源于共同體的物質生產，這在自然共同體中也是基本的生存方式，“舊共同體的保存包含著被它當作基礎的那些條件的破壞，這種保存會向對立面轉化?！盵2]494由于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社會分工的一體兩面在這里發生了辯證法翻轉，個體的自由得到了張揚，而共同體的共同屬性收縮到經濟利益。進而正是由于共同體的片面化，個人的自由也因而變得空洞起來，并由于利益的誘惑而扭曲，變成一種異化的自由，共同體甚至也喪失其在第一種形態中的那種共同體屬性了。但是，這并不是一種倒退，而是走向第三種共同體形態的必經環節。伴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貧富分化的階級及其統治工具國家也隨之消失，共同體內成員的地域性、出身等偶然的外在束縛也將讓位于個人全面的自由。這種自由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奠基在對自然共同體中物質匱乏的克服，對資產階級虛幻共同體中自由異化的克服基礎上，再次辯證地回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中。其實，自然共同體的個體看似全面，但是因為生產力低下從而各方面都處于初級階段，并沒有得到充分展開，因而內涵貧乏。而在資本主義階段，社會化生產與分工得到極大發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具有了深刻的內容，但是，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融洽，人性的全面發展也沒有隨之在各方面得到同樣的展開，反而為之扭曲。

當歷史進程中的人類社會有機體對資本主義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時，資本主義就會以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質性行為回應。例如，全球化早期發動者與受益者英國的“脫歐”，特別是當下全球化的主導者與受益者美國，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以所謂“美國優先”的逆全球化政策，顯然是混淆了長時段宏觀層次上的全球化進程與短時段現實層次上的全球化產業調整的暫時性問題，最終不僅導致其國內民眾利益受損，而且威脅到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因為，其國內危機背后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市場過度自由與政府監管不力導致的利益侵占與分配不公；而華爾街精英與資本家合流將危害后果轉移給了工人，這加劇了工人工資不升反降的現象，導致中下層社會的相對貧困化，社會階層的分化與固化進一步加深。馬克思早就在《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等論著中，通過對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與國家政治的分析，指出資本主義社會是“虛假的共同體”：黑格爾主張的王權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家庭和市民社會對國家的現實的關系”在黑格爾那里實際上是“觀念的內在想象活動”[6]。而英美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單純個體的自由至上，其中，個人與共同體之間存在對立與異化關系，共同體從本質上根本無法代表全體人的利益。有且只有在“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共產主義社會，個人與共同體之間的異化與對立才能被消除。從而形成一種既超越原始“自然共同體”的外在形式，又超越個體自由的“真正的共同體”。

二、全球化的新時代呼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積極構建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過：“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盵7]他認為，政治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與個人。在馬克思看來，人是社會化的動物，“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3]501雖然人類社會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但在一個現實的共同體社會之中，每一個人都需要協同地考慮兩個基本因素：個體自身和共同體。就如日本學者望月清司所說，馬克思理想的那種真正共同體雖然由眾多的個體組成，卻是抽掉了個體中單純私有，并通過個體為中介達成的無異化、無階級的社會。但建立這樣一個理想的真正共同體之路遠非一帆風順，特別是在近年來全球化進程受阻的情況下，其困難尤可見也。無論是2019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還是當前全球化受挫下的經濟衰退趨勢，對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與福祉產生深遠影響。危機本應促使全球化的合作，包括安全共同體的建立，然而，現實的狀況卻是各國進退失據。疫情起初的封鎖與隔絕，各國之間的差別，從最初的衛生防疫問題變為政治意識形態和輿論的撕裂和斗爭。更糟糕的是，疫情讓本已出現“逆全球化”趨勢的國際合作際環境（包括WHO在內的世界衛生健康合作機制）雪上加霜，美國（以及德法等國）極右政治勢力與民粹主義的興起，讓這個世界霸主茫然失措，也讓全球治理遭受嚴重挑戰。

面向新時代的新闡釋，發掘出其多向度的解釋潛能，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品質的體現，也是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面向新時代、世界新變局的時代化的需求。真正共同體的實踐在于社會多層次、多向度的凝聚力與合力建構，這也是恩格斯關于社會合力論思想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現實化。在當下全球化遭遇各種“逆全球化”、民粹主義等不利思潮時，我們更要堅守人類社會發展歷史潮流賦予我們的時代使命，堅持全球化的基本方向。一方面，我們國內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始終在提示我們，世界歷史不是單一層次的簡單發展邏輯，而是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的復合而整體的發展。另一方面，在面向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在世界和平秩序的維護與新型國際關系的建構中，我們需要在經濟基礎上推進全球性的互聯互通，推進更高層次上的互利合作，在國際政治層面上主張全球治理與新型國際關系（包括新型大國關系）的建立，在思想文化上通過廣泛交流合作、共享發展，推進人類社會共同體的融合，應對當下和未來社會的各種不確定性與風險，維護人類社會的基本安全與福祉。

當今世界從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正所謂百年未有之變局。人與人之間基于傳統勞動形式與親身交往的關系轉向線上、線下混合的世界聯系；而且這種社會性聯系方式也從以經濟物為載體的社會關系轉向以網絡為載體的數據化。數字網絡共同體的新形態具有不確定風險，人的價值虛無化風險，原有奠基于物質與生產勞動上的精神文化價值由于載體的轉移帶來價值風險，等等?？傊?，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各種緊張關系的爆發都存在風險，而未來社會的問題一旦爆發其后果將是全局性的、世界性的。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2019年的新冠疫情暴發與流行已經讓我們切身感受到，各種“黑天鵝”“灰犀?！笔录屓蛐缘娘L險日益增加。此外，人們在享受科技產品帶來的便利時，尚需考慮新一輪科技革命對當今世界各方面秩序與觀念帶來的重大變革的可能性。無論機遇還是潛在風險，都可能超乎想象。

這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勞動分工的深度與廣度指數式升級發展的時代，是世界歷史向縱深發展的時代，是從單純經濟向政治與治理、思想與文化等多方面的社會有機結構整體深入滲透的時代。人類社會的聯系普遍化，其共同利益也日益顯著，這便使得從個體、民族乃至國家的聯系因有著共同利益而緊密結合?？箵粜鹿谝咔榈膶嵺`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病毒面前，沒有國界，也沒有“制度之墻”，在公共衛生安全危機面前，人類社會注定是一個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因此，“團結合作是戰勝疫情最有力的武器?！盵8]

然而，許多國家雖然已經卷入了資本主義體系之中，但其對之的態度仍然是分裂的，并未對全球化的世界歷史意義具有深度的理解，這種國家從共同體發展的角度看，其國家意識仍然處在自然狀態之中，還沒有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質內涵所塑造。的確，就其自然狀態而言，每個國家看起來就像一座孤立之島，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實現了生產勞動、商業產品、資金等經濟要素的全球流通與配置，然而，由于民族與歷史原因形成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的明顯差異，更由于語言、文化、民族習慣與心理等存在隱性的鴻溝，國家與地區之間并沒有通過全球化的生產與合作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有機整體，而是一種根據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連接起來的偶然性關系。顯然，這種關系對于人類社會這個最大的主體來說，還是一種外在的、物質性的因素。這種物質性條件對于世界所有國家來說是其先天的必然性條件，甚至也構成了其國家基本的特征。但是，對處于世界市場中的所有國家來說，這都是外在的，也是使得它們相互區別開來保持自身獨立性的自然條件。只有基于世界歷史性的世界市場，才讓每個現代國家在其中獲得自身的共同體價值，獲得自身的規定性。

二戰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主導的科技革命引起的生產力發展波及全球，引發一系列社會劇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世界性的矛盾與挑戰此起彼伏，因為資源配置全球化，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所關涉的各種社會性要素與結構也需要做出相應調整。其實，當下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遠大于各國之間的沖突與矛盾，譬如人口、貧困、暴力與恐怖主義不是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立面對的，這些與發展息息相關的全球性問題需要世界各國的密切合作、相互協調，這是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全球性境遇。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到今天已到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面對這樣的時代境遇，需要我們從哲學到實踐都做出深刻的反思與行動。只有對現實問題進行根本的哲學思考，才能對現實社會進行深刻的變革。無論唯物史觀，還是其共同體思想，最終指向人類社會的現實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傳統哲學的精髓。同時，實踐也離不開理論，恩格斯指出：“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盵9]唯物史觀的科學性，特別是其對世界歷史價值和社會有機整體觀的詮釋，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了一種存在論的基礎；同時，它又提供了一種基于人類本質規定性的價值觀，可以用來指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活動。換言之，唯物史觀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哲學或理論上的辯護。但是，在不斷發展的現實活動中保持與馬克思主義的一致性，仍然需要我們站在時代潮流的前沿，保持開放態度，在新時代通過多向度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中豐富與發展馬克思主義。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逆全球化違背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是人類社會的整體性衰退，任何一個民族、國家走閉關鎖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傳統老路是不可能解決現代世界的根本問題的。唯物史觀的實踐向度與開放性，讓我們看到世界歷史的新起點已經來臨，要實現馬克思真正“共同體”，就必須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社會不僅具有共同的命運與利益，還有共同的責任。

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實踐

眾所周知，在國際輿論的話語體系中，我們還沒有建立起與我國國家地位以及與我國人民實際需要相稱的國際話語權。對于我們完全正當合理的訴求，無法給予足夠的辯護，對于指責與污蔑，無法給予有效回擊，因而常處于被動之中。顯然，這是政治利益與不同價值邏輯綁架話語權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更需要我們通過講好中國積極倡導、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理主張與具體舉措，讓世界人民深刻認識中國，進而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主張”。從理論上看，我們的主張是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繼承與現實發展，從實踐上看，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構建舉措，是讓世界各國人民獲得切實福祉的真正共同體實踐。

（一）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指引：從自在的命運共同體到自為的責任共同體

人類社會不能歸結為一種自然、生物意義上的低級、自在的命運共同體。因此，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不能基于自然命運的宿命論展開，而應基于基本的生存論展開，向開放的社會與多重向度的歷史推進，在基本的經濟活動中籌劃超越經濟的價值追求，在現實的交往行為中進行思想與文化的交融與創新。從自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到自為的、具有自覺意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前后是極大的變革，而自然狀態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自在的，未經反思的環節，不能直接進入到自為階段，中間需要經過“虛幻共同體”的過渡。在自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具體內容與矛盾還未充分展開；自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將進一步發展成“虛幻共同體”，那些尚未展開的矛盾在這里將以錯綜復雜的方式呈現，例如從資本主義早期到二戰的各種戰爭、貧困的悲劇，乃至至今這些悲劇仍在世界重演，強力的資本邏輯還在遮蔽其他層次（文化交流等）的影響。冷戰的結束讓曾經被遮蔽起來的西方國家內部的深層矛盾暴露出來，使得民族國家治理、意識形態與文化等多方面的問題與邏輯暴露出來，表現為充斥于國際舞臺上眼花繚亂的不休爭論。而自為的共同體最終揚棄了這些精細而具體、深刻而復雜的問題，人類將走向真正的共同體。

雖然世界在日益地融為一個有機整體，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順利達到有機融合的狀態。作為新自由主義的一個代表，福山過于樂觀地提出自由、民主獲得普遍認同的“歷史的終結”或“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10]的觀點，現在備受質疑，面對當下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危機，他自己也在進行反思。這一結論的邏輯局限于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層面，而非真正人類社會有機結構的多層次上推進發展的邏輯。資本主義在經濟利益驅動下開拓了世界市場，開啟了人類社會有機體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然而，人類社會有機體的發展遠超過經濟全球化的范疇，我們不僅能看到國際分工合作的擴展、全球市場和跨國貿易的繁榮；還能看到政治制度的交鋒，思想文化的廣泛交流，以及社會交往的全面化。這些現象已經大大超越了近代世界歷史的起點，也超越了資本主義所能包容的范圍。就如基辛格所說：“國際經濟體系已經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結構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盵11]因此，傳統的基于民族國家之上的世界秩序必須重建，人類將會走向另一種共同體。

作為唯物史觀的重要內容，馬克思共同體思想是隨著時代與現實狀況而不斷發展的。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同時，也重建自己的生存狀況。正如麥克尼爾所指出的，人類的未來取決于現實中的人們找到新的共同體從而取代過時的共同體[12]。一種自在的存在狀態需要通過人主動而積極的實踐才能達到自為狀態，才能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否則就只是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利益驅動下形成的一種“國際社會”而已，一種貌合神離的自然狀態的人類社會組合體，一種基于并停留于低級的利益與命運的層次的結構。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體，是對人類社會發展中任何曲折的異常表現也不能放任，要及時進行應對與糾正，體現出主體的“責任擔當”，從而到達自為境界的主體性。否則，在我們還未形成整體性的防控機制之前，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存在的分裂可能將會逐漸擴大。

一種自為的人類社會共同體的構建，要通過唯物史觀意義上的“勞動”來實現，即現代社會化的大生產與相應合理的分工與合作來實現，這是一種世界視野的分工合作。在這種現代勞動分工合作的過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經歷重塑，它不再是自然的存在狀態，而是世界各國協同合作的一種新的總體關系?！案髅褡逯g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于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盵3]520馬克思共同體思想表明，世界歷史就是在不同民族與國家之間的普遍交往中使得地域性分工逐漸消失，從而與地域間差異一起消融在一個有機整體之中。構建人類真正的共同體，除了世界視野，還需唯物史觀的開放性與包容心態。要在一定程度上接納歷史發展的偶然性以及人類行動的可錯性，這是人的能動實踐活動與現實歷史之間的辯證運動所要求的，只有承認規律與現實的距離，才能跳離命定論，為主體創造歷史留下一定的空間。從現實來看，由于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復雜性不是以抽象的邏輯演進的，而是眾多變量相互交織影響而最終形成的歷史合力。其中任何一個層次或者要素的變化，都會產生一系列連鎖的效應，這看起來可能使局部的問題擴大化，但我們要認識到要素的變化并不必然引起結構性變化，主體的活動如果違背歷史的規律，就有可能為歷史的理性消解掉。例如美國政府一些極端的“脫鉤”行為，它并不一定會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最終導致嚴重的后果，因為它的落地與具體執行過程中可能有許多環節的消解作用，讓這個“異?！迸e措最后的效果變成虎頭蛇尾或不了了之。事實上，根據近幾年統計數據，中美貿易與投資在2020年呈現出不降反升的趨勢?？傊?，人類社會有機體表現出的全球化趨勢是任何短周期的政治力量所不可轉變的。國家之間分歧與相互尊重同樣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例如，中美關系中的“利益攸關者”最近幾年出現明顯分歧，在經濟層面上的相互合作使中美共同受益，而且使得世界各國都受益。但是，超出原初利益設想的某種更高共同體利益所驅動的力量在逐漸瓦解原初的基礎，例如貿易失衡，科技合作等。因為美國社會出現階層固化、社會流動與變遷表現出一種比較靜止的狀態，其精英階層在享受“霸權”福利的同時，沒有恰當解決其社會變化帶來的社會分化問題，而曾受到右翼民粹主義支持的美國特朗普政府在過去所采取的“逆全球化”舉措適得其反，只是轉移了矛盾，而沒有根本消除矛盾。在唯物史觀視域下，它其實是雙重矛盾的激化表現：既可能是“現存的社會關系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又是“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普遍意識之間出現了矛盾”[3]535。因此，要解決這些復雜的矛盾和問題，必須從全球層面尋找答案。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著我們需要搭建一個既尊重各國特性與差異，又能推動全球利益整合的新型國際關系平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表現為共同的生存狀況、共同的利益，還將表現出一種歷史的責任。責任意識意味著共同體發展進入到自為階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味著自覺承擔起這項歷史使命。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實踐方案及意義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需要遵循客觀的歷史條件與現實狀況。這首先需要我們對當下世界局勢有深刻把握，當下時代和平發展仍為世界主流，2013年習近平首先提出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2015年國務院公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基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積累起來的制造產業、經濟的相對優勢，通過“一帶一路”等具體舉措行之有效、有條不紊地推進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偉業。習近平指出：“我們以共商、共建、共享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原則，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為指引，以打造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為合作目標，得到沿線國家廣泛認同?！盵13]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深刻領悟世界共同發展，為世界各國人民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而提出的中國主張，是馬克思“真正的共同體”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突出特點是將馬克思的共同體思想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相結合。唯物史觀啟示我們，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文化存在密不可分的內在關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是基于對客觀歷史條件和現實狀況的深刻理解，用中國智慧回應全球化問題。我國向來有“以和為貴”的“禮儀之邦”之稱譽，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實現現代轉型，融合現代社會的一些核心要素與“共同價值”實現文化升級，將比基于個人自由主義的西方主流文化更有親和力與融合力，更有助于化解“文明的沖突”；也比基于個人利益至上的自由主義更具有政治、經濟上的社會韌性，超越狹隘的“利益至上”。文化建設不僅能提升國內人民的凝聚力，而且能夠以“軟實力”影響促進民心相通，改善和推進國際關系的發展，為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良好的“軟環境”。在理解中國實踐方案的時候，除了考量馬克思思想的一般原則之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也是重要的一環。

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它具體的體現便是中國在應對全球問題時的政治經濟實踐。從亞洲投資銀行建立到2019年的抗疫實踐中，我國政府與人民、與世界各國相互支持與合作，充分展示出我們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誠意與行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和平發展取得舉世公認的輝煌成就，同時也惠及世界各國，特別是從西方近現代“國強必霸”的發展邏輯中走出一條“永不稱霸”的和平發展道路，具有真正凝聚世界人心、求同存異共同發展的世界歷史意義?！拔覀円ㄔO一個遠離封閉，開放包容的世界……文明的繁榮、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盵14]在全球化遭遇逆流與分化之時，習近平主張開放包容求同存異的理念，并積極推進“一帶一路”的建設，表現出對世界歷史進程的深刻理解，抓住了全球化的歷史潮流與機遇?！耙粠б宦贰背h并不是對當前國際秩序的另起爐灶，更不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而是有別于現有經濟全球化世界市場原則——投資與貿易自由化——不同的新理念。

與中國的積極實踐相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對這一問題卻錯謬百出，這其實并不能歸結為個人的理智，而是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邏輯使然。經濟全球化在當下全球治理中遭遇到的各種令人驚訝的現象表明，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本身的內在邏輯前提值得反思。就如有的學者所說，“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建構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體系，已經完全背離了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孜孜追求的以人為主體的‘共同體’發展道路?！盵15]這其實也是歷史辯證法的一種必然表現，它要求在辯證法的邏輯節點適時引入能動性的力量，如此才表現出主體的創造性。習近平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醒我們回到人類社會發展的初衷，建設以人為本的“主體性”，不僅要以世界歷史發展的長遠眼光來看待當前的困難與問題，更要站在社會有機結構觀的高度，深刻理解我國大發展與世界大變局的內涵，繼續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實現與世界在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等多層次的深度融合，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與世界各國協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現代詮釋和延展，它全方位地提升了我們對全球性問題和挑戰的理解與處理能力，強調了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大道至簡，實干為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鍵在行動。我認為，國際社會要從伙伴關系、安全格局、經濟發展、文明交流、生態建設等方面做出處理?！盵16]在21世紀全球化的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球問題需要全球解決，國際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這是對馬克思共同體理念的現代詮釋和延展。進一步來說，他弘揚了全球公民的共同價值，強調全球的公平、公正和共享，這是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深化了馬克思的共同體思想，同時也弘揚了全球公民的共同價值。習近平總書記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比如全球發展觀、全球治理觀、提出并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建共享為原則，通過互聯互通，促進各國之間的共享發展，實現全球的公平與正義，這是對馬克思共同體理念的實踐應用。全球問題需要全球合作，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參與，全球發展需要全球共享，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馬克思共同體思想在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為全球化時代下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新的理論支撐。這種理論支撐為馬克思共同體思想提供了現代化的理論路徑，使其在21世紀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煥發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