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社區:中國農業轉型研究的視角拓展

孫新華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環節。

我國的農業現代化進程主要開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過70多年的努力,我國農業經歷了從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劇烈轉型,農業現代化水平大幅提高。第一,作為我國主要農業經營主體的小農戶的現代化水平大幅提高,并發展為“現代化了的小農經濟”,其主要內容為“勞動與資本雙密集”的高附加值的現代化設施菜果生產與相當高度機械化的現代化小農業糧食生產并存(黃宗智,2021)。第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發展迅速。截至2022年底,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分別達到390萬家、222萬個。農業社會化服務覆蓋面積18.7億畝次、帶動小農戶超過8 900萬戶(1)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發布會 介紹2022年農業農村經濟運行情況,https:∥www.gov.cn/xinwen/2023-01/18/content_5737816.htm。。第三,科技裝備應用和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2022年,全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62.4%、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穩定在96%以上、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72%,累計完成10億畝高標準農田建設任務(2)國務院關于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工作情況的報告,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09/t20230905_431547.html。。

與西方三大農業現代化模式——英格蘭式道路、普魯士式道路和美國式道路相比較,中國式農業現代化具有兩個典型特征。第一,我國農業現代化中沒有出現西方國家資本主義農業對小農戶的剝奪,長期以來小農戶都是最主要的農業經營主體,而且國家也在不斷引領小農戶融入現代農業,從而形成了小農戶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并行發展的格局。第二,我國農業現代化沒有像西方國家的農業現代化帶來對農村社區的負面沖擊,并呈現“去社區化”趨勢(毛丹,王萍,2014),而是一直深深嵌入農村社區,并與農村社區相互促進、協同發展(高原,2011;孫新華,冷芳,2020)。實際上,以上兩方面是一體兩面的關系。我國農村人口規模巨大,而且絕大部分都生活在農村社區之中,這構成了我國的基本國情。因此,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需要根據我國國情合理地處理農業現代化與農民和農村社區的關系,從而使農業現代化服務于農民和農村的發展。正因如此,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了“農業農村現代化”概念。這要求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堅持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習近平,2019)。

這提示我們,探討中國式農業現代化,離不開我國傳統深厚而又富有活力的農村社會基礎。正如陸益龍(2016)所說,中國“不可能剝離農村社會發展而孤立地發展現代農業,這既不現實也難以推行,農業的發展仍要依托于農村社會并要與農村社會基礎相一致”。在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基本實踐場域恰恰是一個個具體的農村社區。雖然我國的農村社區在現代化進程中正在經歷快速而又系統的變遷(熊萬勝,2021),但是依然容納了根深蒂固的社區成員觀念,如對土著與外來者的區分,在本村人員間廣泛運用擬親屬關系,由社區自身來處理成員間糾紛的慣習和機制,社區親鄰間的生產互助等(黃宗智,2017)。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區,構成了形塑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關鍵變量。因此,從農村社區角度來探討中國式農業現代化或農業轉型,應該構成一個獨特而重要的視角。

但是,學術界少有研究從社區視角研究中國農業轉型,即使有少量研究在農業轉型研究中提及社區,仍未將其作為分析農業轉型的關鍵變量,更沒有將其上升到研究視角的層次。鑒于此,本文提出在中國農業轉型研究進路中應該找回社區,并將農村社區作為解釋農業轉型的關鍵內生變量,以此豐富中國農業轉型研究的視角。

一、何以必要:農業轉型研究的主要視角及其不足

隨著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學術界圍繞農業轉型展開了大量研究。長期以來,農業轉型問題是國際學術界持續關注的熱點問題,并構成了農政問題的關鍵議題(葉敬忠,2022)。按照葉敬忠和吳存玉(2019)的概述,當前關于農政問題研究共有馬克思主義、實體主義、新古典/新制度經濟學、生計框架、后現代/后結構主義五大理論框架。具體到中國農業轉型問題上,包括以上五大理論框架在內的各種解釋框架,主要從階級、經濟、農戶、國家、社會等視角對農業轉型展開了深入研究。以上研究視角的劃分,主要是依據研究者研究農業轉型時所選用的主要分析單位和解釋視角。這些研究視角的引入或拓展極大地推進了中國農業轉型研究,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視了社區因素。

一是農業轉型研究的階級視角。這種研究視角主要是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開創并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考茨基等經典作家極大地推進了農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使之實現了科學化。他們一致認為,隨著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特別是大機器和新技術在農業生產領域的應用,家庭農業必然會被資本主義農場替代,從而在農業生產關系中催生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陣營。而階級分化是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又是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動力(伯恩斯坦,2011;葉敬忠,吳存玉,2019)。針對進入21世紀以來的中國農業轉型實踐,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視角開展了實證研究,研究議題包括農業資本化(Zhang &Donaldson,2008)、農業生產關系(黃宗智等,2012;陳義媛,2013)、農業轉型動力(嚴海蓉,陳義媛,2015;孫新華,2015)等。這些研究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中國農業轉型研究,但是依然忽視了社區在農業轉型中的積極作用。馬克思等經典作家在研究農業轉型中已經將農村納入了分析視野,并將其作為農政問題的四個核心議題之一(考茨基,1955)。但是,經典作家一方面認為農村是落后的封建勢力的堡壘,對先進生產力發展起到阻礙作用,因此是一種負面力量;另一方面在分析農業轉型對農村的沖擊時主要將其視為無能為力的被動接受者,忽視了農村的自主性和回應能力。顯然,這兩點都不符合社會主義中國農村的實際。

二是農業轉型研究的經濟視角。農業轉型是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甚至發展出了專門的分支學科——農業經濟學。經濟學將農業視為一個經濟部門,在研究中關注的重點是,如何有效利用土地、勞動、資金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實現農業生產效率的最大化,因為傳統農業改造的關鍵在于新的現代生產要素的引入(舒爾茨,2006)。國內外經濟學者圍繞中國農業現代化進行了大量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是這些研究主要是從物質、技術、經營、服務體系、環境保護等經濟層面切入的(杜志雄,2021),很少將農業現代化所嵌入的農村社區及其影響納入分析視野。正如王春光(2021)所說,“經濟學在研究農業農村現代化上更關注產業的發展,較少關注產業與社會結構、文化的關系”。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學主要從個體理性出發,“以農民個體為研究對象,較少關注農村社會結構以及農民之間的關系”(葉敬忠,王丹,2019)。但是,在我國農村不僅存在農民個體理性,而且具有強烈的“村社理性”,這是“鄉土中國異于西方典型理論模式的一個核心機制”(溫鐵軍,董筱丹,2010)。因此,無法從村社理性出發研究中國農業現代化是經濟學的一大缺陷。實際上,一些經濟學家也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討論農業如何發展問題,在聚焦經濟理性的同時,也需要扎根鄉土文化與國情農情”(魏后凱,崔凱,2022)。

三是農業轉型研究的農戶視角。首先,農戶視角在以恰亞諾夫為代表的實體主義研究中體現得最為明顯。恰亞諾夫(1996)在《農民經濟組織》中,以小農農業為重點、以農民家庭為切入口,建構了“勞動—消費均衡”模式,即家庭經濟活動取決于“勞動艱苦程度”和“需求滿足程度”的動態平衡。正是基于對農戶的以上認識,恰亞諾夫才形成了對家庭分化以及小農農業生命力等諸方面的深刻認識。其次,農戶視角也體現在生計框架視角對農業問題的研究中。生計框架視角明確提出,在農業轉型研究中,將個體農民或農戶家庭作為分析單位,一切分析和思考的起點都是“農民現在有什么”,強調農戶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葉敬忠等,2019)。在中國農業轉型研究中也有不少學者選擇從農民視角切入,特別是在有關農業轉型動力(黃宗智,高原,2013;夏柱智,賀雪峰,2017)、農業轉型方向(張建雷,2018)、農業轉型后果(周娟,2018)等的研究中。相對于其他視角,以上運用農民視角研究農業轉型的學者已經有意識地開始重視農村社區的作用,比如恰亞諾夫(1996:267-270)強調了村莊在小農“縱向一體化”中的作用,賀雪峰(2013)也特別強調了農業發展與農村社區之間的相互作用。但是,他們在農業轉型研究中占主導的視角依然是農戶視角,并沒有將社區發展成為一種審視農業轉型的獨立視角。

四是農業轉型研究的國家視角。以上三種視角構成了農業轉型研究的主要視角,而且都可歸屬于“社會中心范式”——將社會變遷主要解釋為經濟社會自發力量推動的結果。隨著20世紀70年代“國家中心范式”的興起,一批學者在農業轉型研究中強調“找回國家”,從而產生了農業轉型研究的國家視角。其中,貝茨(2011)針對主流經濟學對市場的迷信,以熱帶非洲的農業轉型為例,探討了農業政策通過干預市場推動農業轉型的過程及其背后的政治考量;斯科特(2012)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中也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了蘇聯和坦桑尼亞集體農業發展中的國家邏輯及其后果。相對于國外學者主要從宏觀層次上操作農業轉型中的國家視角,近年來國內學者在農業轉型研究中則主要選擇從地方政府的層面開展了一些實證研究。他們發現,地方政府出于各種自利性考慮積極推動農業轉型,構成了各地農業轉型的主導性推動力量(劉軍強等,2017)。這些研究結合典型案例系統探討了地方政府干預農業轉型的過程、機制和邏輯(龔為綱,張謙,2016;孫新華,2017;馮小,2017)。作為一種新的視角,國家視角突出了國家和政府在農業轉型中的作用,確實拓展了農業轉型研究領域。但是,國家視角為了突出與“社會中心范式”的不同,反而忽視了社區因素及其作用機制。

五是農業轉型研究的社會視角。近年來,我國一批社會學者開始重視農業轉型與農村社會的關系,并主要從兩方面展開研究:一是把農村社會作為自變量,探討農業現代化的社會基礎;二是把農村社會作為因變量,研究農業現代化的社會后果(熊春文,2017)。在社會基礎方面,研究者強調,農村社會一整套以“關系”“人情”“面子”為基本特征的關系結構和行為取向構成了農業生產的社會基礎,這些社會基礎不僅是關鍵的社會資本,而且構成了人們的行動倫理(周飛舟,何奇峰,2021)。不管是家庭經營還是“下鄉資本”,只有扎根鄉土處理好與社會基礎的關系,才能更好地開展土地流轉、市場交易和用工管理等(徐宗陽,2016;付偉,2020;陳航英,2021)。在社會后果方面,研究者強調,農業轉型特別是資本下鄉對農村社會各個層面都帶來了改變和沖擊,特別是階層結構的重構(趙曉峰,趙祥云,2016)、村莊治理結構的再造(賀雪峰,2014;焦長權,周飛舟,2016)以及熟人社會關系的調整(曾凡木,2013)等。我國社會學者在農業轉型研究中重新找回了社會,相對于既有視角更加凸顯了社會性因素和社會學色彩。但是,這些研究在突出社會性因素時忽視了其所在的社會空間。實際上,社會視角所強調的社會性因素往往依托于農村社區發揮作用,而且以社區為邊界堅持內外有別原則(黃宗智,2017)。更何況,我國農村社區不僅擁有社會資本和行動倫理,而且沉淀了各種制度資源等,這些都與農業轉型進行著密切互動。

從以上梳理可知,農業轉型研究中已形成五種研究視角。但是,這五種視角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視了農業轉型中的農村社區,沒有將其納入關鍵變量并作為分析視角。特別是在中國農業轉型研究中,社區視角的缺失無法解釋農村社區在農業轉型中的廣泛參與。因此,在中國農業轉型研究中亟須找回社區視角。

二、何以可能:農村社區及其與農業轉型的關聯性

陳錫文(2012)指出,“傳統國家與新大陸國家的農業和農村,最大的區別其實不在于農地經營的規模而在于農村的社會形態——有無村莊的存在”。不同于新大陸國家,作為“傳統國家”的典型,我國廣袤的農村實際上是由一個個村莊組成的。眾多的村莊不僅構成了農民的生活交往空間,而且構成了農業生產的實施空間。因此,我國的農業轉型與其所處的農村社區必然有著密切的關聯。這構成了農業轉型研究之社區視角的現實基礎。

首先,立體的農村社區依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單位。在我國歷史悠久的農耕社會,全國各地都形成了眾多大大小小的村落,村落內部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形成了聯系緊密的社區共同體(滕尼斯,2019)。正因如此,以吳文藻和費孝通為代表的社會學者在探索社會學中國化時,選擇以農村社區為分析單位來關照中國社會,并開創了中國社會學的“社區學派”。費孝通(1998:91-92)指出,“以全盤社會結構的格式作為研究對象,這對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須是具體的社區,因為聯系著各個社會制度的是人們的生活,人們的生活有時空的坐落,這就是社區。每一個社區有它一套社會結構,各制度配合的方式。因之現代社會學的一個趨勢就是社區研究,也稱作社區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國家在農村地區也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從而賦予農村社區一些新的內涵。進入21世紀,雖然隨著人口流動,我國農村社區經歷了新的劇烈變化,但是依然是我國農村會最基本的單位。

在傳統社會,所謂農村社區,主要是指自然村落。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建設后,生產隊(基本對應于現在的村民小組)成為農村集生產、生活、土地產權于一體的基本單位(賀雪峰,2000)。因此,當前的農村社區應該主要是指村民小組的范圍,有的地方會擴大到行政村范圍。在農村社區內部,家庭當然構成了最小的一個單元,但是在家庭之上的社區層次也形成了立體的結構,這些外在結構在很大程度上約束著農戶行為。社區的結構特別體現在社會關系和村社制度兩方面。

第一,內外有別的社會關系。長期以來,自然村內部社區成員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不同于陌生人社會的熟人社會,在關系結構上具有鮮明的差序格局特征。正如費孝通(1998:36)所說,“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遍的標準并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么關系之后,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準來”。熟人社會的鄉土邏輯要求村民采取不同的標準對待不同的人,特別是在熟人和陌生人之間具有巨大差別(陳柏峰,2011)。隨著社會流動的加劇,我國農村社區的關系結構也在發生變化,但是依然在當今農村社區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徐宗陽,2022)。

第二,四位一體的村社制度。陳錫文(2022)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過各個時期的不斷改革和完善,我國農村逐步建立起了獨具特色的四項基本制度,分別是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在土地制度上,不同于大部分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我國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即農村土地的所有權由農民集體共同所有,農戶享有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而農村絕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權單位恰恰是村民小組,而且與農村社區單位高度重合。在經營制度上,分田到戶后,我國農村社區確立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在保障農民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的同時,也給集體經濟組織發揮統籌作用提供了可能。在組織制度上,依托集體土地建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管理上往往與作為社區治理組織的村民小組或村民委員會實行“兩套班子、一套人馬”。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主要承擔農村社區內部的集體資產管理,以及社區治理和生產生活服務等。在社會治理制度上,農村社區內部實行村民自治制度。在農村社區內部,不僅圍繞選舉社區管理者,而且圍繞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管理等,都形成了相應的自治辦法。雖然村民自治制度還存在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基本保障了村民表達意見和參與決策的權利和渠道。以上四位一體的村社制度使農村社區不僅是一個生產生活空間,而且使其成為有豐富內涵的基本單位。

其次,中國農業轉型與農村社區關聯密切。農業與農村是一對古老關系,自古以來都是緊密相連,甚至人們往往把它們等而視之。在工業社會到來之前,農業構成了農村社區最主要甚至唯一的生產方式,農村生活圍繞農業生產而展開,生產生活高度重合;村落的農民在生產生活中形成了豐富的互惠合作和緊密的社會關系,從而孕育出了村落共同體和熟人社會(費孝通,1998:6-11)。反過來,農業生產也高度依賴于村落共同體,因為農業的各個生產環節特別是水利灌溉,需要村落內部進行緊密合作方可完成?？傊?在傳統農村社會,農業具有社區性,社區也具有農業性,農業生產和農村社區之間高度融合并相互促進。

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改變了農業與農村的傳統關系,特別體現在西方國家的現代化之中。馬克思(1975:784-801)認為,歐洲的資本主義農業不僅改變了原有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而且給農民和農村帶來了滅頂之災。農業資本家不僅將農民從土地上驅逐出去使其淪為無產階級,而且通過“清掃領地”將村莊夷為平地。韋伯(1997:116-137)在對德國易北河東部農業的系列研究中也發現,“資本主義對于農村社會的影響,既是一種淘汰,也是一種掠奪。大量無組織的小自耕農面對城市的金融力量,自然不堪一擊;即使位列自耕農之上的貴族階層也不能幸免”,“舊日的農村社區也消失了,雇農成為流動的無產階級了”。韋伯(1997:110)對美國的考察也發現,“在美國,至少就美國的廣闊的糧食生產地區而言,能夠稱得上是‘農村社會’的社會結構已不復存在了”。

西方國家的農業現代化導致了農業與農村的分離,現代農業的發展不僅沒有促進農村社區的繁榮,反而在消解農村社區賴以存在的人口、屋舍、土地和社會關系等。在此過程中,大部分農村社區被消滅了,即使少數被保留下來,社區與農業的關系也經歷了農業的“去社區化”和社區的“去農業化”歷程(毛丹,王萍,2014)。

反觀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卻始終嵌入農村社區。與西方傳統社會一樣,傳統中國的農業生產高度嵌入傳統村落。新中國成立后,在全國范圍內推行的土地改革改變了土地占有不均的局面,農民成為土地的真正主人,并自主地開展農業生產。因此,農業與村落的關系進一步加強。農業合作化運動雖然強化了國家對于農業生產的控制,但是依然沒有改變農業生產與農村社區的密切聯系,甚至從整體上強化了兩者的關系。同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建設進一步夯實了生產隊的基本生產單位,使農業生產與農村社區高度融為一體。分田到戶后,土地所有權歸村民小組所有,農戶享有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農業生產也由集體經營轉變為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隨著打工經濟的興起,大量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并將土地在社區內部流轉。流入土地的往往是那些無法外出務工的中老年人,并催生了一批適度規模經營主體。至此,農業生產與農村社區依然高度融合。

近年來,隨著資本下鄉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工商資本下鄉流轉土地從事農業經營,使一些地方的農業生產開始出現脫嵌于農村社區的傾向(孫新華,2016)。但是一方面因為工商資本流轉的土地面積有限,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到2021年,流入企業的面積為5 640.5萬畝,僅占流轉面積的10.13%(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2022);另一方面因為農民依然享有土地承包權,工商資本無法像西方一樣將農民從土地上驅趕出去。因此,我國資本下鄉并沒有普遍帶來農業的“去社區化”。我國的農業經營主體主要是本社區成員。一則經營自家承包地的農戶依然構成我國農業經營主體的主體部分。農業農村部數據顯示,到2021年底,我國農村承包地流轉面積為5.57億畝,占比35.37%(農業農村部政策與改革司,2022),這說明仍有64.63%的農村承包土地面積并未流轉。二則農村的土地流轉主要發生在農村社區成員內部。來自全國29省農戶調查的數據顯示,土地流轉中將農地流轉給親友或本村農戶的轉出戶占比為71.01%(仇童偉,羅必良,2022)。

與此同時,不少研究發現,下鄉資本在土地流轉和農業經營過程中面臨著農村社區帶來的各種社會困境(陳義媛,2019),從而導致經營失敗,甚至不乏“毀約棄耕”、虧本跑路等現象(周振,2020)。因此,在不少資本下鄉的地方又重新出現了農業再次嵌入農村社區,從而催生了一種新型的社區本位的農業規模經營(孫新華,冷芳,2020;梁偉,2022)。

總之,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不同于西方國家的農業呈現出“去社區化”趨勢,我國農業始終嵌入農村社區,并與之保持密切關聯。因此,研究中國農業轉型需要根據中國實際找回社區視角。

三、何以可為:農業轉型研究的社區視角及其命題

之所以要在中國農業轉型研究中“找回”社區,主要有兩層內涵:一是,在中國農業轉型實踐中農村社區確實非常關鍵,而在既有研究中并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因此需要將社區作為一個關鍵視角;二是,費孝通(2006;2012)在《祿村農田》和《江村經濟》中分析農業生產及其轉型時運用了社區分析方法,即費孝通在分析農業轉型時曾使用過社區視角,我們在當前中國農業轉型研究中應該進一步繼承和發揚。

當前,運用社區視角研究中國農業轉型,需要在其他研究視角基礎上采用社區視角系統審視我國的農業轉型。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大研究命題:一是將農村社區作為自變量,探討農村社區對農業轉型的影響,即農業轉型的社區基礎;二是將農村社區作為因變量,探討農業轉型對農村社區的影響,即農業轉型的社區后果;三是基于農村社區與農業轉型的關系,探討農業現代化模式,特別是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模式。

首先是農業轉型的社區基礎。從上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農業轉型一直嵌入農村社區,并受到農村社區各方面的影響。因此,應該基于中國農業轉型實踐系統探討農村社區對農業轉型的形塑。具體而言,包括三個子命題。

第一,社區視角下的中國農業轉型方向。關于農業轉型方向,既有視角已經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討?？傮w來看,學術界基本形成了小農戶主導、規模經營主體主導、小農戶與規模經營主體并行發展等認識。但是,當我們將社區視角納入后就會發現,中國農業轉型方向并非鐵板一塊,而是在不同社區表現出不同的發展方向。比如,在勞動力轉移較多的社區,農業轉型方向以規模經營主體為主;在勞動力轉移較少的社區,農業轉型方向以小農戶為主。因此,研究中國農業轉型方向,需要從社區視角探討誰能成為農業經營主體以及農業經營的規模、農業經營的效果等問題,從而進一步豐富農業轉型方向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

第二,農業轉型的社區動力。圍繞農業轉型動力,既有視角也都有相關探討,比如農業轉型的階級動力(伯恩斯坦,2011)、市場動力(舒爾茨,2006)、國家動力(斯科特,2012)、農戶動力(恰亞諾夫,1996)等。具體到中國農業轉型的動力時會發現,一方面以上驅動力在作用于農業轉型時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借助社區層面的力量,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社區組織在農業轉型中也都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陳靖,馮小,2019)。因此,需要在以上農業轉型動力基礎上深化社區動力的探討,具體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家庭之上的社區層次在農業轉型中有哪些推動作用;二是社區推動農業轉型的動力來自何處;三是農業轉型社區動力與其他動力的關系等。

第三,農業轉型的社區形塑機制。既然農村社區對農業轉型產生了重要影響,就需要系統探討其中的影響機制,特別是農村社區的哪些因素通過何種機制影響了農業轉型的哪些方面。正如前文梳理,農業轉型的社會視角已經關注到了某些社會性因素對農業轉型的影響及其機制,但是沒有從社區層面分析社會因素及其影響機制。因此,一方面需要在社會視角基礎上將社會關系及其背后的行動倫理納入社區視角,另一方面也需要重視農村社區內的村社制度、社會結構、治理主體等因素,從而基于以上兩方面建構社區形塑機制的綜合分析框架。

其次是農業轉型的社區后果。長期以來,農業生產都是農村社區最主要的生產活動,是社區成員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成員之間圍繞農業生產展開各種互動,甚至社區治理的主要事務也是圍繞農業生產展開。近年來,我國正在經歷快速的農業轉型,也對農村社區的經濟、社會、治理等各種層面帶來深刻改變。因此,從社區視角研究農業轉型,也要關注農業轉型的社區后果。具體而言,包括三個子命題。

第一,農業轉型對農村社區經濟的影響。當前,絕大部分農村社區不僅僅是生活空間,也是非常重要的生產空間。其中,農業生產構成了各類社區成員的重要生計來源,特別是對于無法外出務工的中老年人和留守婦女而言。農業轉型會改變原有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也會對現有的生產秩序帶來沖擊。因此,需要關注農業轉型對農村社區經濟的影響。其中的自變量主要是不同類型的農業轉型方式,因變量主要包括社區成員的生計空間及其自主性,社區成員的經濟分化,社區成員間的生產互助與合作等。

第二,農業轉型對農村社區關聯的影響。村莊社會關聯是反映農村社區內部社會團結和一致行動能力的關鍵維度(賀雪峰,仝志輝,2002)。社區成員之間圍繞土地流轉和農業經營等形成的社會關聯,是農村社區內的主要社會關聯形式之一。農業轉型正在改變農村社區內部的社會關聯。在這一議題中,自變量主要包括土地流轉方式、流轉雙方的關系、農業經營過程中的合作與沖突等,因變量主要包括社區內部的社會關聯變化程度、村莊秩序的變動、社區共同體的走向等。

第三,農業轉型對農村社區治理的影響。長期以來,農業生產構成了農村社區內的主要經濟活動,而且生產生活密切聯系,因此農村社區的治理內容、治理機制、治理主體等各方面都與農業生產高度相關。但是,近年來快速推進的農業轉型正在從各個層面弱化社區治理與農業生產的關系,社區治理的基礎秩序正在被重塑(桂華,2022)。在這一議題中,自變量主要是各種類型的農業轉型,因變量主要包括農村社區治理在治理內容、治理主體、治理規則、治理機制等方面的變化。

當然,農業轉型對農村社區以上三個層面的影響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很多時候都在同時推進,這里只是為了分析的方便而選擇分開論述。同時,為了更好地考察農業轉型對農村社區的影響,需要選擇歷時性的分析和比較方式。

最后是社區視角下的農業現代化模式。與農業轉型的具體研究一樣,在農業現代化道路或模式的研究中,既有研究也忽視了社區視角?，F有對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歸納中,主要采用的視角是階級視角和經濟視角。不管是從農業轉型與農村社區的密切關系來看,還是從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目標來看,在思考農業現代化模式時都需要運用社區視角進行重新審視。具體而言,包括三個子命題。

第一,社區視角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及其比較。馬克思主義學者從階級視角歸納了世界范圍內四種具有代表性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分別是英格蘭式道路、普魯士式道路、美國式道路和東亞式道路(伯恩斯坦,2011:41-49)。如果從社區視角重新審視既有農業現代化道路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比如,從農業與農村社區的關系來看,英格蘭道路、普魯士式道路和美國式道路大同小異,即農業總體上都脫嵌于農村社區,而東亞式道路中農業則較深地嵌入農村社區。因此,采用社區視角對現有道路的歸納以及對其他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研究和比較,對于豐富農業現代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

第二,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關系。學術界對農業現代化展開了大量研究,但是在黨的十九大提出“農業農村現代化”之前,國內學術界很少有人研究農村現代化,更不用說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關系了。但是,當農業轉型研究找回社區視角后,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關系則是一對繞不開的內生議題。該議題與“農業轉型的社區基礎”“農業轉型的社區后果”兩大議題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區別在于,不同于兩個議題從各種微觀層面思考農業與農村的關系,該議題主要從現代化的宏觀層面思考農業與農村的關系。聯系在于,兩大議題及其各個子議題構成了該議題的分析基礎。

第三,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模式。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加上社會主義國家所賦予的獨特村社制度,使我國農業和農村在現代化進程中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近幾年,國內學術界開始嘗試從各種角度總結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但是缺乏從社區視角特別是從農業轉型與農村社區關系角度展開探討。從農業轉型與農村社區的關系角度切入,東亞式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方農業現代化道路;而在東亞內部,中國與日本和韓國雖然有很多共性,但是也存在巨大差異。比如,我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等都是日韓所不具備的,這些制度直接影響著農業轉型與農村社區的關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著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模式。

以上從三個方面總結了農業轉型研究社區視角的主要議題,共有三大議題和九個子議題。其中,有些是農業轉型研究中的既有議題,通過加入社區視角而賦予了其新的內涵;有些則是找回社區視角后衍生的新議題。當然,關于以上議題的討論只是初步的,而且目前主要是展望,還缺乏實證研究。但筆者希望通過這種粗淺的展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發更多的討論和研究。

四、結束語

中國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農業轉型,并深刻影響廣大農村社會。因為我國存在歷史悠久而又極具生命力的農村社區,所以我國的農業轉型深嵌于農村社區,使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具有密切關聯。正是基于此,本文認為在中國農業轉型研究中亟須找回社區視角。

為此,本文主要從找回社區視角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三個層面展開論證。首先,通過爬梳農業轉型研究的主要視角,發現農業轉型研究中形成的五大視角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視了農業轉型與農村社區的關系,更沒有將農村社區作為關鍵變量分析農業轉型。即使社區視角的缺失不影響其他國家的農業轉型研究,也不適用于解釋中國農業轉型。因為中國農村最基本的單位依然是農村社區,而且在農村社區內部不僅沉淀了厚重的社會關系和行動倫理,還有著獨具特色的村社制度。因此,在我國農業轉型過程中,農村社區扮演著關鍵角色并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更好地從社區視角推進中國農業轉型研究,本文最后嘗試勾勒了農業轉型研究社區視角的三個基本命題及九個子命題。

近年來,我國一批社會學者通過各種方式積極推進了中國的農業社會學研究。特別是很多學者基于一手資料運用各種視角做了大量實證研究,產生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術作品,快速推進了中國農業轉型研究。中國農業社會學研究的推進,除了需要借鑒既有研究視角并推進本土化應用外,也需要根據中國獨特的農業轉型實踐積極拓展新的研究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