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式美好生活：都市新中產青年的工作與情感適應

林莉莉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上海 200241）

伴隨著新常態的到來，經濟發展放緩，青年群體中流行著如“喪”“佛系”“韭菜”“躺平”及“內卷”等情感表達，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我們如何理解這些被感知到的、正在進行中的且不斷變化著的情感？已有的對青年文化的研究多從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理論出發，但正如曾一果所指出的，依照該理論“抵抗／收編”的簡單關系模式不足以理解中國青年中的種種文化現象。相反，我們應該在改革開放的整體語境下，結合“具體的文化脈絡和社會語境”理解中國當代青年亞文化。［1］陶東風也認為，網絡流行語言“折射的是特定時期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某種人生態度、社會心理、集體情感或時代精神”，因此“需要進行具體的社會歷史分析，而不是抽象的心理分析”。［2］

受這些啟發，本文以文化理論家勞倫·貝蘭特（Lauren Berlant）和洪仁毅（Hong Renyi）對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的工作與情感研究為理論框架，結合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中產階層話語及中產青年工作境況形成的具體社會歷史語境，試分析在當前經濟環境下，面對就業危機，受高等教育青年群體中正在形成的情感表達。文化研究學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這一概念，用來解釋那些還未被清楚地表述出來的“新興的”（emergent）、總是正在進行中的、活著的社會變化。盡管威廉斯并未詳細展開如何定義情感結構，但他的重要貢獻在于把當下（the present）視為新興的過程，并試圖理論化現時在場的“溶解流動”中的社會經驗（social experiences in solution），而非把社會經驗視為已完成的過去時態。［3］在威廉斯的基礎上，勞倫·貝蘭特（Lauren Berlant）進一步探討情感作為理解“歷史性當下”（history of present）的關鍵，如何維系和再生已有的社會經濟結構。她認為，當危機成為日常，人們陷入她稱之為“僵局”（impasse）的情感狀態中，即新自由主義所承諾的“美好生活”無限推遲，人們只能在殘酷的樂觀中，不斷發展新的技能，調整適應蔓延的壓力，努力尋找生存模式。［4］

在中國的特定背景下，經過近四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以出口和基建投資為主的經濟模式在疫情后顯露出危機。面對經濟發展放緩的挑戰，歷史性當下的青年情感是什么？這些情感又與當前的社會經濟結構有何關系？通過分析失業陰影下涌現的現象，比如“考公熱”“從事輕體力勞動”和“被裁員后在星巴克假裝上班”等，本文認為中產青年的情感投入從追求貝蘭特所說的中產式美好生活（包括獲得穩定體面的工作、建立異性戀家庭和實現向上社會晉升等），重新定向到更微小的對象中。這種情感投入對象的重新定向（re-orientation）創造出“妥協式美好生活”想象，維系了不穩定和不確定的歷史性當下。

一、中產階層話語的形成與特征

擴大中產階層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應對改革所帶來的挑戰的重要手段，一直是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與此同時，收入差距擴大，成為不容忽視的現實。為促進國內消費、協調社會分化問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鼓勵擴大中產階層，旨在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建構“橄欖形社會”，以緩解社會矛盾，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家們著手開展中國社會分層的全國性社會學研究。2002年，社會學者陸學藝主編了《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該報告首次全面研究了當代的中國社會階層，確定了中國社會的十個主要階層。盡管學界對“中產階層”的定義和具體規模沒有達成共識，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確實存在中產階層，并普遍認為中產階層是改革時代中國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

對于當時正在興起、身份尚不明確的中產階層來說，媒體在創造和合理化中產階層話語和身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6］廣告、影視劇及時尚雜志中對中產階層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再現（representation）使得中產階層的話語空間得以建立和擴張。媒介不僅是構成中產階層身份的標志，也成為該階層成員實現自我認知和認同的重要依據，并且與彼時方興未艾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相契合。［7］中產階層的話語塑造了新的中產階層主體特征，包括受高等教育、收入中等、有經濟能力消費和自我發展的特點。用人類學家安德訓的話來說：“通過激勵那些有抱負（aspirational）的個體，使他們遵循圍繞消費行為所定義的新的中產階層身份社會規范，中產階層話語的構建成為政府擴大中產階層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保?］不同于常被認為缺乏文化資本的“土豪”和城市貧困階層，中產階層因其較高的文化資本和消費能力，成為新時期的模范公民。同時，中產階層的生活方式成為都市青年人追求的目標，也激勵著其他社會群體，包括新的工人群體，仿效這一階層。需要指出的是，中產階層的發展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東部沿海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大城市，這些地方聚集了大部分中產階層家庭和個人。

中產階層的身份塑造與消費密不可分。消費不僅是實現經濟轉型，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重要措施，也是定義和識別中國中產階層的主要方式。中產階層作為潛在的消費者和市場創造者，在刺激消費方面起核心作用。以購房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末起，曾經作為公共福利分配的住房逐漸商品化。到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擴大中產階層的工程主要是通過鼓勵購買私人住房實現的。社會學者Tomba指出，購買住房不僅僅是消費和投資形式，也被宣傳為一種生活方式，是中產階層社會地位的象征。封閉式小區提供的安保等服務使其與其他社會群體在空間上隔離，代表了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成為理想中產階層生活的象征。［9］這種現象凸顯了中產階層對于特定生活方式和社會地位的追求，進而促進了相關消費行為的發展和社會認同的確立。

教育改革被視為擴大中產階層的關鍵戰略，也是塑造中產階層身份另一個必要組成部分。自1999年開始實施的高校擴招政策使得高校畢業生數量激增，從2001年的約100萬人增長到2022年的1076萬人，是歷史上首次突破千萬人大關，比過去21年間畢業人數增超10倍。［10］此外，普通高等學校的總數也大幅增加，從2000年的約1041所增長到2010年的2358所，再到2022年的2759所。［11］中國赴海外留學生人數也急速增加，從2000年的約3.9萬人到2019年的70.35萬人，增長了接近18倍。［12］正如陸學藝所指出的，“大學是培養中產階層的搖籃”，擴大大學招生人數提供了可能的社會流動的機會，為具有高學歷特點的中產階層擴張提供了后備力量。［13］教育機會的增加為更多人提供了實現社會晉升的途徑，同時也為中產階層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基礎支持。

除了消費和教育，許多學者指出，在塑造中產階層身份過程中，素質話語也發揮著重要作用。人類學者KIPNIS對“素質”的語言史分析時指出，當代對“素質”一詞的使用經過幾次演變。［14］在20世紀80年代，素質一詞主要與計劃生育政策有關。實施計劃生育則被看作是控制全體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實現優生優育的關鍵。80年代末，為了提高整體國民素質，出現了“素質教育”一詞。隨著1999年高校擴招政策的實施，“素質教育”被正式納入國家教育政策。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全球經濟競爭的加劇和市場化的推進，素質話語變得至關重要，在官方、學術和流行文化中廣泛傳播?！八刭|”一詞也從80年代關乎國家現代化的話語中擺脫出來，逐漸演變為中產階層的話語。KIPNIS在另一篇有關素質與教育的文章中指出，素質合理化了各種社會與政治等級體系，“高素質”的人被認為有資格比“低素質”的人享有更多收入、權力和社會地位。［15］學者安德訓也認為，素質話語從反映整體人口質量情況轉變為衡量個體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準，成為標記社會區隔（social distinction）差異的價值編碼。［16］素質讓個體認識到自己在更大社會秩序中的位置，成為人們追求社會流動的激勵機制。社會學家嚴海蓉指出，提高素質的焦慮作用于每個個體，促使個體不斷進行“自我發展”，以成為符合市場和發展主義邏輯的勞動主體。［17］在這種背景下，中產階層則因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白領工作、崇尚都市生活方式、具備消費能力等特征，被視為最理想的社會主體。

通過簡要梳理中產階層話語的形成和特征，不難發現，盡管對中產階層的實際人口數量和定義仍存在爭議，但無論是官方話語還是學界觀點，中產階層都備受期待。他們承擔著刺激國內消費、提高整體素質、引入現代生活方式、緩解社會沖突等多重角色。盡管中產階層在人口數量上并不一定占主導地位，但在經濟領域扮演著關鍵角色，是主要的消費者。在文化領域，中產階層也扮演著重要象征和話語角色，是城市新價值觀念的重要創造者?？傊?，都市中產代表了賺錢、消費以及為提升社會地位而奮斗的品質。他們將自身視為有價值的商品進行投資，并持續自我發展，成為整個社會的楷模。

二、高學歷青年的不穩定工作

前文回顧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產階層如何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等領域占據主導地位，成為社會發展的主體。中產青年憑借高文化資本成為推動經濟發展和轉型的重要勞動力，同時也從高速經濟增長中受益。然而，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于2013年后放緩，進入“新常態”。在這一背景下，官方引導的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升級轉型，推動了文創產業、知識經濟和數字平臺經濟的快速發展，為高學歷青年提供了就業機會。然而，新經濟形態也帶來新的勞動境況。社會學者李春玲認為，靈活就業、彈性工作、兼職兼業日益盛行，成為新中產青年就業形態的新格局。［18］現有實證研究也顯示，高學歷青年正陷入工作不穩定、缺乏社會福利保障、收入微薄和工作時間長的現實困境中。［19］文化研究學者墨克羅比的研究發現，在英國，高學歷的中產青年在社會地位膨脹（inflation）的同時，收入能力卻在通縮（deflation）。［20］墨克羅比指出，以不穩定、靈活和彈性為主要特征的新勞動機制也在重塑著新中產階層，引導新中產階層在缺乏社會保障中謀生存，將所有社會風險個人化，把接受不穩定視為自我實現的必須。在當下中國，都市新中產青年似乎也陷入同樣的困境中?，F今，以90后和00后為主的高學歷青年群體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就業現實和越發不穩定的生存境況，這增加了他們對現實的焦慮與不安。

為了理解當前青年情感與高度不穩定勞動境況的形成背景，首先需要回顧90年代末以來的高校擴招政策如何影響高學歷青年的就業問題。1996年，受結構調整和體制轉變影響，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內消費減少，下崗人員增加，失業問題急劇加劇。社會學者李培林指出，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失業問題最嚴重的一個時期。［21］失業率是衡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高失業率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內需嚴重不足。因此，不少經濟學家提出了就業優先的策略，通過促進就業擴大內需，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在這種背景下，1999年實施的高校擴招政策被視為促進經濟發展、擴大消費、緩解就業壓力、穩定社會的重要措施。［22］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高校擴招政策被視為解決各類矛盾的“靈丹妙藥”，不僅能提高勞動力素質，增加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系統中的競爭力，還延緩了年輕人就業，避免他們與下崗工人在就業市場競爭。

然而，獲得高等教育學位只是進入中產階層的入場券，并不能保證更好的工作或中產階層身份。高等教育快速擴張使得獲得高等教育文憑的人數大量增加，但勞動力市場無法吸納大量大學畢業生。Chan指出，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高等教育體系的框架與就業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不匹配；二是內陸與沿海地區的差異使得大學生涌向沿海大中城市尋找就業和上升機會。［23］2003年是高校自1999年擴招后本科學生畢業的第一年，也是第一個畢業生高峰年，應屆畢業生達212.2萬人，比2002年增加67萬人，增幅達46.2%。［24］然而，城鎮就業崗位數量的增長速度遠低于高校畢業生的增長速度。當時，國企下崗職工數量龐大，涌入城市務工的農村勞動力人口不斷增加，造成中國勞動力市場前所未有的壓力。盡管擴大高等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勞動力的素質，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卻也造成了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

盡管國務院辦公廳自2003年就開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大學生到基層就業，同時學者也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議，但仍無法有效解決高校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在眾多方案中，鼓勵“靈活就業”成了最快速的解決途徑。靈活就業的政策概念最早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主要是為應對國企改革帶來的大量下崗工人和大規模進入城市務工人員的就業問題。其目的是鼓勵下崗工人和進城務工者從事臨時性、彈性工作，以緩解就業壓力。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把靈活就業視為促進就業的重要形式。靈活、彈性為主要特征的工作吸引著年輕人，政府也極力鼓勵年輕人從事此類工作。然而，此類工作卻常常以犧牲穩定和缺乏社會保障為代價。

21世紀之初，不穩定的生存狀態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等底層勞動者中，然而，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高校畢業生也逐漸面臨著越發不穩定的境況。特別是在2008年之后，曾在千禧年之初被看作是社會主體的準新中產大學畢業生，部分人開始在城市里過著“蝸居”生活，成為“蟻族”“屌絲”和“月光族”，引起學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廉思在2009年提出“蟻族”概念，指的是受過高等教育、但收入較低、主要聚居在大城市的80后群體。［25］廉思和陳永杰都認為，大學生已成為繼農民、新工人、下崗職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勢群體。同時，“中產階層的沉淪”“白領成為新底層”等議題成為媒體報道熱點。在影視劇中，中產青年對無法實現向上社會流動的焦慮也得以體現。張慧瑜指出，世紀之初的青春都市劇中，如《奮斗》（2007）和《我的青春誰做主》（2008），大多講述個人如何通過奮斗在大都市實現白領中產夢的故事，但這種敘述逐漸演變為“黑夜里屌絲逆襲的腹黑術或根本無法逆襲的故事”［26］。盡管新中產以自嘲的方式表達了對成為“消費新窮人”和向社會下層沉落的焦慮，但根據學者廉思的判斷，80后的蟻族依然是市場競爭壓力下的奮斗者，他們對未來懷揣希望，相信奮斗精神的力量。用廉思的話來說，“住在‘聚居村’里的‘蟻族’正在以實際行動詮釋著‘奮斗’的真正含義。剛畢業的他們面對生活顯得捉襟見肘，但是這些能直面現實、接受現實的年輕人具有強大的精神動力，他們有自己的理想，而且正在積蓄力量為實現這些理想奮斗”［27］。

世紀之交，高學歷青年仍能從兩位數的經濟高速增長中分得一杯羹，實現都市中產夢，因而大學生就業問題未引起廣泛關注。然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經濟增長放緩，高校畢業生數量卻逐年增加，使大學生就業難問題進一步加深。從2012年開始，中國互聯網上涌現出“屌絲”“喪”“佛系”等情感表達，折射出越來越多青年對生活與工作壓力的不滿，對缺乏上升機會的幻滅感。［28］在后疫情時期，這種幻滅感似乎變得更加嚴重。2023年高校畢業生人數再次創下新高，達到1158萬。同年6月，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6歲至24歲城鎮青年的失業率達到20.8%，是2018年有記錄以來最高。［29］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被迫選擇靈活就業。截至2021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數超過2億。根據麥可思研究院《2023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顯示，在中國近9億勞動人口中，“每五個勞動者中，至少就有一個屬于靈活就業……其中超過一半是應屆畢業生”。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宏觀金融分析團隊的估算顯示，每三個青年失業人員中就有兩個具有?？埔陨蠈W歷，高學歷青年的就業難度進一步加劇。［30］

盡管都市中產青年仍然在社會文化和話語領域占據主導地位，被認為是消費和生產的主體，但不穩定性問題已從暫時性困擾變成長期性的困境。與“80后”相比，“90后”和“00后”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大幅增長，受教育水平更高。然而，正如李春玲所指出的，“90后”和“00后”的生存狀況更為不穩定，競爭更加激烈，上升社會流動的渠道也更加狹窄。［31］汪暉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國存在著兩種新窮人：一是因農村破產和貧困化而成為“世界工廠”主要勞動力的新工人群體；二是接受過較高文化和教育的新窮人。第二類新窮人是“全球化條件下的新的工業化、城市化和信息化過程的產物，但與一般農民工群體不同，是內需不足的消費社會的受害者……這類貧困并不因為經濟狀態有所改善而發生根本變化，他們是消費社會的新窮人，卻也是貧窮的消費主義者”。汪暉借鑒鮑曼的《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的論述，認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新窮人是“不滿的源泉，卻未能展開新的政治想象；他們在消費不足中幻滅，卻不斷地再生產著與消費社會相互匹配的行動邏輯”［32］。

當前高學歷青年面臨的困境似乎不局限于消費不足。文化研究學者Pang運用?？碌纳卫碚摲治隽四贻p人自嘲為“韭菜”的現象。她指出，“韭菜”兼具國家資本主義機器的資本和勞動雙重功能：作為“韭菜”，年輕人將所有精力投入到經濟活動中，為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知識與創意，是滋養經濟政治裝置（apparatus）的生物力量（biological power）。［33］作為經濟主體，青年追求中產式美好生活的欲望推動著經濟發展。然而，當經濟發展放緩，社會流動空間減少時，許多青年產生了不公平感和剝奪感。這種不滿是否能帶來抗爭的可能？下文將嘗試探討這一問題。

三、妥協式美好生活：失業陰影下高學歷青年的情感適應機制

基于對80后高學歷青年的調查，廉思在2009年的研究中指出，高學歷青年仍相信“奮斗”，愿意在工作中投入自我，期望在大都市實現中產式美好生活。到了今天，“奮斗”及其所代表的樂觀精神正逐漸失去吸引力。在2020年B站視頻網站推出《后浪：獻給新一代的演講》的宣傳片，試圖以奮斗式情感機制來動員年輕人。在宣傳片中，52歲的演員何冰作為“前浪”代表，以激昂的口吻勾勒出一幅美好生活的圖景：90后及00后時尚青年在大都市中自由漫游，發揮自己的專業知識，充滿熱情地投入到不穩定的文創和數字勞動中，享受著高級電子和文化產品的消費。［34］然而，面對“996”式過勞工作文化，中產青年顯然已無法再從《后浪》所勾勒的美好生活幻影中找到認同與共鳴。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讓全球陷入新的不確定時期，加劇了都市中產青年的幻滅感。隨著疫情結束，又隨即轉移到對生計和就業的焦慮之中。正如下文將提到的，通過擴大體制內就業機會和浪漫化藍領工作，青年對現狀的不公平感和剝奪感被轉移到對妥協式生活的追求中，令他們獲得暫時性的穩定感與安全感。

在當前高度不確定的時期，以“奮斗”為主的情感激勵機制的失效，似乎表明中國中產青年也陷入了貝蘭特所描述的“僵局”之中。在《殘酷的樂觀主義》［36］中，貝蘭特指出，新自由主義所承諾的美好生活，包括社會階層流動、體面穩定的工作保障，社會公正平等及持久的異性戀親密關系模式等，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變得越發不可實現。美好生活的愿景與當下普遍存在的不穩定性形成對比。貝蘭特認為，社會危機不再是例外狀態，而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情感成為社會主體在“生存信心喪失”時歷史性的、集體性的記錄。面對“危機的日?！保╟risis ordinariness），歷史性當下進入貝蘭特所稱之為“僵局”的情感狀態：一方面，人們樂觀地將情感附著（attachment）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所承諾的美好生活的幻想中，期望能實現不斷向上的社會流動、獲得社會和政治平等、維護中產階層式的家庭關系和獲得穩定的工作保障；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所帶來的不穩定性、偶發性（contingency）和危機，使得對美好生活的承諾不斷被推遲，始終指向未知的未來，進而令人周而復始地經歷殘酷的期盼和等待。這就是貝蘭特所說的“殘酷的樂觀主義”。［35］

在貝蘭特的理論基礎上，洪仁毅進一步分析情感、工作與美好生活的關系。洪仁毅認為，即使在正常經濟環境下，人們也必須準備應對可能反復出現的失業周期。在這樣的情況下，失業的常態化意味著需要在人們的心理中構建不同的情感態度。人們需要在心理上比以往更強大、更堅韌，才能夠承受失業帶來的負面情感影響。但矛盾的是，資本主義文化的規范性生產秩序一方面需要人們培養堅韌情感以適應失業，把熱情投入到再就業活動中，同時又要求生產者不能“錯誤地適應”（maladaptation），即不能完全拒絕從事生產活動。對工作的熱情投入被視為堅韌和積極的情感適應，而冷漠則被認為是“消極的”錯誤適應。［36］

在中國語境下，工作被視為是實現美好生活的關鍵。在這個將工作視為社會規范和生存必要前提的社會中，失業意味著被排除在“正常生活”的范疇之外?！笆I”一詞本身包含了就業才是正常狀態的假設，失業往往被看作是非正常的狀態，需要被糾正。人類學家楊潔從心理治療角度研究了21世紀初期下崗工人的情況，發現失業后，工人們經歷焦慮、憤怒、抑郁與無助等情感，這被官方視為隱患。為了治理這種由“消極情緒”帶來的“隱患”，政府利用基層治理及電視心理訪談節目等手段，引導下崗工人將這些負面情感從隱患轉化為“積極”潛力，投入到再就業的生產活動中。這種去中心化的心理治療話語將社會經濟結構問題變為個人情緒問題，從而加以干預。［37］在有關青年失業的報道中，也出現了把失業與個人心理問題相聯系的話語。2017年，就有媒體以“天之驕子成青年抑郁癥高發人群”為題，報道指出在中國的15～24歲青年人群中，有120萬抑郁癥患者，其中有23.8%是大學生。這些報道把就業和學習壓力列為誘發抑郁癥的主要因素。［38］

與楊潔對下崗工人的情感研究類似，青年失業話語中也出現了“積極”與“消極”兩者情感適應模式。代表“消極”情感適應的有“躺平”和“擺爛”。躺平主張不工作、不消費、不生育，這種觀念與奮斗精神相悖，不利于個體將自己的勞動力商品化，也不符合維系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需要，因而被官方視作不適宜的情感狀態。正如哈維所言，生產性消費需要把活力、情感意識等動員到資本所需的特定目標中。［39］躺平運動所威脅的正是這種情感動員機制。多家官方媒體紛紛發文，批評“躺平不可取”，認為“躺平族”不利于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警惕“未富先躺”，要“引導躺平族珍惜韶華、奮發有為”。因此，躺平這種“消極”情感被認為需要矯正和引導，以轉變為積極情感，投入生產性消費中。于是，媒體和官方政策引入“慢就業”“輕就業”“輕創業”“自雇經濟”等新詞匯，以取代“非正?！钡摹笆I”和“躺平”，用來描述青年就業現狀。這些新詞匯的出現暗示著“失業者”并非沒有工作，也并非躺下完全拒絕參與生產活動，而“只是暫時沒有工作，但一旦環境變好轉，他們就有望回到生產者的行列，一切也將回到正軌”［40］。有別于躺平，“內卷”則代表了更為“積極”的情感適應機制。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通過更多的自我發展，希望在當前晉升渠道減少、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獲得更大的競爭力，在脆弱與不安中抓住一絲穩定，保住中產位置，避免下沉。

這兩類情感適應機制的出現表明中產式生活想象的重新定位。以“考公熱”為例，在體制內就業曾代表著“一眼望到頭的無聊生活”。但近年來，尤其是疫情之后，當不確定感增加時，體制內工作因象征著穩定與安全，再次成為高校畢業生熱門就業選擇，引發“考公熱”現象。根據《社會藍皮書：202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的數據顯示，從2018年開始，大學生對“體制內偏好”的就業選擇逐年增加，而選擇去體制外單位工作的比例則逐年下降。［41］不僅如此，中央和各地政府也出臺相關政策，鼓勵高學歷畢業生在體制內就業。2023年4月國務院推出穩定就業措施，要求擴大國有企業、機關事業單位招聘規模，支持大學生在體制內單位就業。［42］在政策支持和求穩心態的雙重作用下，2023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有近260萬人報名過審，同比上漲25%。［43］李春玲曾指出，選擇在體制內單位就業的高校畢業生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度高，表現出較強的愛國主義情懷。［44］按照這樣的觀點，當前吸納高學歷青年到體制內就業的政策，不僅能緩解就業問題，還能通過體制內的宣傳教育活動，調節青年的不滿情緒，發揮中產作為社會穩定器的功能。在奮斗敘事失效的情況下，“考公熱”現象反映了當下高學歷青年在脆弱與普遍風險中，試圖通過相對穩定的體制內工作，重新搭建一種可掌控的妥協式的美好生活。

再以媒體熱議的白領和大學生“從事輕體力勞動”為例。疫情后，豆瓣、微博和小紅書陸續出現了大學畢業生和白領分享自己放棄白領工作，從事如擺攤、叉車司機、美甲師等體力勞動的熱潮。豆瓣小組“輕體力活探索聯盟”從2022年11月成立以來，目前已有5萬多成員。當寫字樓里996式的白領生活變得越發難以忍受，藍領式的體力工作被視為逃離“精神內耗”和無意義工作的出口。隨著向上的社會流動可能不斷推遲，當白領工作只能帶來沮喪和疲憊時，從事藍領式體力勞動因能看到即時成果，使得不少人在失序感中找到了生活的短暫掌控感和秩序感。在這種敘述中，因社會經濟結構所帶來的勞動降級，反而成了更輕松的另類生活模式。藍領工作被賦予浪漫化想象，被視為更簡單、更能找到秩序感的生活方式，為那些對工作失去意義感到疲憊的新中產提供慰藉。在經濟下行壓力下，當之前追求的美好生活難以實現時，完成一件針織品或者一件手工作品提供了替代性的個人滿足感，轉移了對當前不滿和焦慮的情緒。

在掌控日常生活秩序的情感需要下，城市基礎設施也被賦予新的意義?；ヂ摼W行業的裁員潮開始后，星巴克成了年輕人治愈失業之痛的“避難所”，出現年輕人“假裝上班”的現象。星巴克自1999年進入中國市場，起初自我定位為獨立于家庭與工作場所之外的“第三空間”，其目標消費是當時正在形成中的城市年輕中產階級。星巴克通過咖啡飲品設計、與店員的互動、室內空間設計及背景音樂等，管理“消費體驗”，創造出個人化的如家一般的舒適氛圍，試圖與年輕都市白領消費者建立情感聯系。［45］隨著靈活彈性的新就業形態的出現，星巴克逐漸不再只是消費和社交空間，而成為從事靈活工作的年輕人的辦公空間?？Х瑞^因其釋放的味道和背景音樂，為身在其中的人提供更非正式的、愉悅的、友好的、美學化的、有益于社交的環境，被視為能激發人的創造力，提高生產力和效率的場所。［46］2021年，星巴克在上海推出了第一家共享空間，為都市中產提供聯合辦公空間。疫情之后，原本是為了消費和辦公而設的咖啡館，成了年輕人“假裝上班”的逃離之所。雖然他們沒有工作，但依然每天按照上班時間，前往星巴克“上班”，下午五六點“下班”。［47］在星巴克里，失業者不僅能使用網絡和充電設施，消磨時間，還能融入與他們階層和經歷相似的社群中。在朝九晚五的社會生產時間里，他們感到一切如常，從而減輕了面臨的不穩定現實，逃離了因失業帶來的家庭壓力，實現自我治愈。

“考公熱”“從事輕體力勞動”以及“被裁員后到星巴克假裝上班”這些例子都指向了在無能為力的當下和不可預知的未來中，青年中產將對當下的不滿與焦慮，轉移到對妥協式美好生活的追求。數字人文學者劉艾倫（Alan Liu）指出，在后工業資本主義境況下，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情感投入對象從大的目標（如度年假）轉向“微休閑”（如舒適的人體工學椅如何為超負荷工作的人提供短暫的休息和舒適）。［48］“妥協式美好生活”正是如此：新自由所承諾的中產式美好生活不斷推遲，如穩定的工作和家庭、購房、買車，取而代之的是更實用的、更能在當下掌控的“微小”對象，如完成一項“輕體力勞動”，或享受城市基礎設施提供的網絡和氛圍。對這些微小實用的對象情感投入提供了新的滿足和愉悅，但依舊維護中產式的規范和價值。

四、結 語

自2020年以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全球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經歷了巨大變化。受到疫情沖擊，曾被視為體面穩定的中產階層也可能成為“脆弱階層”之一。［49］疫情之后，自21世紀初形成的“未就業畢業生人數龐大、就業質量不樂觀以及勞動力市場分割等三大挑戰”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形成長期困局。［50］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引發了青年內部情感的深刻變化。正如李路路所言：“一個社會中的中產階層是這個社會中最為敏感的階層，他們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整個社會的態度?！保?1］

在經濟發展放緩、工作境況越發不穩定和靈活的情況下，整體的不安感和不確定感增加，改變了青年主體對未來的愿景。當不穩定和失業成為常態，新的情感適應機制也隨之出現。從“佛系”“躺平”“韭菜”到“不婚不育”，青年中出現的種種文化現象表明，以“奮斗”為主的敘述不再足以激勵青年群體將積極情感投入到生產與再生產活動中。在“抵抗與收編”的論述之外，通過分析“考公熱”“從事輕體力勞動”和“被裁員后在星巴克假裝上班”等現象，本文認為，在不穩定成為日常的情況下，青年群體越發希望在脆弱與不安中尋求穩定。一方面，通過國有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擴大招聘規模，吸納更多高學歷青年在體制內就業，如李春玲所說，這樣或許可以增加青年的愛國主義認同，消解被剝奪感，維護社會穩定；［44］另一方面，中產青年通過將情感附著于更微小的對象，追求妥協式美好生活，規避風險，希望能尋找替代性的愉悅與滿足。但不論是何種情況，這類情感適應機制依舊維系和延續著中產階層的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