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近代中國的漢武帝評價問題

王 銳

(華東師范大學 歷史系 ,上海 200241)

在中國的史學傳統里,十分重視對那些影響歷史進程的人物的褒貶。這當然與傳統史籍多為紀傳體有關系。不過,這還體現了中國傳統史學以致用為旨歸、重視以史為鑒、希望后人能從前人的功過得失中找到某些歷史智慧的特點;更體現出漢代以后,在儒家思想成為主流之際,儒家義理對于歷史敘事的深刻影響。畢竟,《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1](P.61),“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P.866)。及至清末,目睹中國國勢衰微,時人有意識地向域外尋找救亡圖存的思想資源,肇始于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新史學以日本為中介,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在梁啟超看來,中國舊史學實為古代帝王之家譜,較之其心目中以“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2](P.250)的新史學,孰優孰劣,高下立判。但他也未放棄像中國傳統史學那樣,以敘述重要人物事跡、評價其功過得失為題材,用寫歷史的方式向國人傳播在他看來有助于實現救亡圖存的政治理念。其《管子傳》《王荊公傳》《黃帝后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就是典型例子。因此,不是說梁啟超認為以帝王將相為對象的歷史研究不重要,而是在他看來,需要基于新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重新評價這些古代的叱咤風云者。

因此,中國傳統史學的悠久影響,加上近代中國不同的政治思潮與文化思潮往往通過敘述歷史的方式進行傳播,致使評價歷史人物得失的風氣不但未曾退潮,反而更顯熱鬧。曾立志用新思想與新體例撰寫《中國通史》的章太炎嘗言：“振厲士氣,令人觀感,不能無待紀傳?！盵3](《中國通史略例》,P.334)晚清以降時人所強調的用“民史”替代“君史”,其實很可能并未體現在越來越多的史家開始著眼于挖掘那些在歷史上真正屬于“下層”的群體的歷史,而是開始用各自所理解的近代政治學說,諸如大眾民主、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甚至國家主義等思潮來重新評價歷史上的“上層”人物,判斷其事跡是否符合這些體現普遍民意與象征歷史演進趨勢的新思想。

漢武帝統治時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對西漢朝局走向影響極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著之后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格局。其獨尊儒術、用兵四方、鹽鐵官營、廣置刺史等舉措,在其身后就引發了不小的爭議,也成為后世儒者撰寫史論時經常談及的話題。(1)關于漢武帝去世不久后,漢代儒者對他的評價,參見楊生民《漢武帝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35—439頁。及至20世紀80年代,田余慶先生發表《論輪臺詔》,一面稱贊漢武帝不但早期積極探索統治經驗,而且晚年能夠體察世情,及時改弦易轍;一面又感慨后世有漢武帝洞察時局之明,在歷史轉折關頭能下詔罪己者難得一見。[4](P.55)此論不難引起世之喜讀史者掩卷長思、心有所感。一如“撥亂反正”這一肇自春秋公羊學的詞匯,竟能在晚近歷史進程中成為新的標識性政治概念。重新回顧近代中國出現過的幾種頗具代表性的對于漢武帝的評價,不但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國學術變遷背后的深層次邏輯,而且能管中窺豹,探尋近代以降政治文化的一些根本性問題。

一

近代以來對漢武帝進行新評價,應自康有為構建其儒學體系始。在為康有為作的傳記里,梁啟超極力表彰其師能夠“發明孔子之道”。他說：“先生目光之炯遠,思想之銳入,氣魄之閎雄,能于數千年后以一人而發先圣久墜之精神,為我國國教放一大光明?！盵5](《康南海先生傳》,P.1949)康有為在清末的政學主張或許值得從各種角度予以商榷,但他在清末對孔子與儒家所做的重新詮釋,確實對之后的中國政治與文化格局產生了極大影響。

面對近代中國所遭遇的危機,康有為一方面希望通過向清廷呼吁變法以實現政治、經濟與軍事上的革新,使中國能在列強環伺的局面下得以自存;另一方面則希望用新的詮釋方式來維系儒學的普遍性,避免在近代西學的沖擊下,儒學淪落為一種日漸喪失解釋力與影響力的地方性知識?；谶@樣的考慮,康有為對清代中葉以來重新被人重視的今文經學進行了一番頗為“激進”的解釋,把“三世”說與“改制”論詮釋為一種與近代西方的宇宙論和社會進化論接榫,強調政治、經濟與文化變革重要性與合理性的新說。在日常講學時,康有為即強調：“自孔子出,百子所稱道,皆孔子之制度也?！盵6](《康南海先生講學記》,P.105)“孔子作《春秋》,以立一王之制,非特治一世,將以治萬世?！盵6](《康南海先生講學記》,P.121)“儒為孔子特創教名,孔子且口自述之,著于《論語》?！盵6](《萬木草堂口說》,P.150)這是將儒學宗教化、孔子教主化、儒生教徒化。在具體操作層面,康有為尤其強調孔子之學集萃于《春秋》,能得《春秋》本意者首推公羊氏。因此要想明晰孔子關于改制的微言大義,就需要從《春秋公羊傳》入手。漢代以來能繼承發揚此書之微言大義者,則非董仲舒莫屬。在編撰于甲午至戊戌期間的《春秋董氏學》里,康有為根據自己對晚近形勢的認識,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進行重新編排,形成一套以變法改制為核心,覆蓋從宇宙規律至人倫日用、從具體政策到典章制度的康有為版“董氏學”。其中他尤為側重凸顯董仲舒根據時勢,吸收雜糅先前各種經世主張,建立頗為完整的關于政治、社會與文化秩序的論述,讓儒家學說得以全面指導現實政治,使董仲舒的形象從三年不窺園圃的老儒變為能宏觀指導現實政治的政治設計師。用康有為自己的話來講,“董子之精深博大,得孔子大教之本,絕諸子之學,為傳道之宗,蓋自孔子之后一人哉”[6](《春秋董氏學》,P.416)。

而董仲舒之所以能夠名揚于世,則與漢武帝時期的文教政策息息相關。對此,康有為并未遺忘。在日常講學時,他認為：“孔學行于天下,自漢武始?？鬃又袧h武帝,猶佛之有阿唷大王?！盵6](《南海師承記》,P.238)“由漢武帝學始,學古今中外,歸本于‘六經’?！盵6](《萬木草堂講義》,P.299)“魏文侯、漢武帝皆當享配文廟,以報其大功?！盵6](《萬木草堂講義》,P.284)可見,雖然康有為為了構建其儒學體系,有意將儒家學說從中國歷史的流變中抽離,使儒學通過宗教化的形式變為一種超越具體時空范圍、具有普遍性的學說(或曰宗教),使之具有裁斷、評判世間一切政權的權威。但是,當回顧歷史上的儒學流變時,康有為并未否認儒學的興起離不開政治權力的背書。因此,他極力表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認為此乃讓儒學得以發揚光大的關鍵舉措。畢竟在康氏看來：

老之教曰道,墨之教曰俠。近耶教借羅馬之力,十二弟子傳教,專在救人。創為天堂地獄之說。馬蝦墨德(案：即穆罕默德)謂之回,其教極悍。釋迦牟尼謂之佛,其教專以虛無寂滅,亦借天王之力?？芍⒔探越鑷抑?。[6](《康南海先生講學記》,P.108)

可見,康有為一方面試圖彰顯宗教化的儒學高于世間政權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又承認宗教要想壯大勢力,其實很需要政治權力的有力扶持。這就使得康有為在對政教關系的認識上頗為復雜。具體到中國,康有為熟讀經史,在強調“漢武帝立‘五經’于學官,孔教遂定于一” [6](《萬木草堂口說》,P.136)之際,自然不會不知道漢武帝在獨尊儒術同時,還頗好神仙方術等在儒家眼里屬于“怪力亂神”的物什,也大概不會不知道汲黯對漢武帝的評價為“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7](P.865)。因此,究竟是宗教化的儒學、教主化的儒生利用漢武帝的政治權力來光大其學,還是漢武帝利用儒學來文飾、鞏固其統治,抑或是儒生意識到漢武帝如此這般的心思,于是曲意逢迎、投其所好。這是康有為并未明言,或是有意避而不談的。

在康有為的思想體系里,“改制”為關鍵內容。而所謂“改制”,從他于戊戌年間撰寫的各類論著來看,其實很大程度上受到他所了解的域外新制的啟發。而之所以要借鑒域外新制來改中國舊制,就是因為在由近代民族國家主導的“萬國競爭”之世里,肇始自秦以來的君主制難以抵御列強的侵略,與后者相比,顯得弊病叢生。因此,基于救亡圖存意識,時人思考包括評價歷史人物在內的歷史問題,已經開始逐漸形成從反思中國歷代政治弊病的角度著眼?？涤袨闉榱苏蔑@漢武帝獨尊儒術而刻意回避帝制時期一些基本癥結的做法,已經很難再被有識之士所延續。

在經學立場上與康有為頗為相近的夏曾佑就需要處理這一問題。在其編撰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夏曾佑認為：

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自秦以來,垂二千年,雖百王代興,時有改革,然觀其大意,不甚懸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漢二君營其室,后之王者,不過隨事補苴,以求適一時之用耳,不能動其深根寧極之理也。[8](P.947)

很明顯,不同于康有為僅從是否有助于光大儒學(或曰“儒教”)的角度來評價漢武帝,對近代西方政治學說有著更多認識的夏曾佑,基本是從民族國家生成史的角度來展開分析。他把“教”(文教)、“政”(制度)、“境”(疆域)作為確立國家形態的關鍵要素,以此來強調孔子、秦始皇、漢武帝的重要性。當然,不同于近代歐洲民族國家歷史敘事中時常顯現的著力表彰本國歷史傳統與偉人事跡的特點,作為常在報刊上撰文鼓吹政治制度變革、抨擊彼時政治亂象之人(2)庚子事變之后,夏曾佑在《中外日報》上發表了許多篇剖析政治、經濟與外交的文章,不少內容涉及中國內部的政治癥結,而《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也編撰于同一時期。,夏曾佑并不認為主要由這三人所形塑的中國國家形態多么完美。他說：“今中國之前途,其禍福正不可測。古人之功罪,亦未可定也?！庇终f：“以秦、漢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國之前途,當亦可一測識矣?！盵8](P.948)

關于漢武帝的歷史地位,夏曾佑在書中認為：“有為中國二十四朝之皇帝者,秦皇、漢武是也?！盵8](P.961)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舉措都由漢武帝首創,包括帝王有年號、制定選舉制度、獨尊儒術、遠征匈奴、派遣方士求仙、經略西南與閩越、以儒術為利祿、出售爵位、舉行封禪、造《太初歷》等。中國古代的政治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漢武帝這些舉措的影響。在撰寫的政論中,目睹中國面臨危局,夏曾佑這樣反思中國古代政治制度：

乃以皇帝為一國之主人,以地方為皇帝之產業,大小官吏為皇帝所役使之人,而百姓特為產業上之所有物,等于奴隸犬馬。如是則一國之事,惟皇帝得主持之,惟官吏得與聞之,若百姓則惟有束手受治而已,何暇與聞國事?以此一大原因,乃結成二大惡果：其一,則官吏以為我乃皇帝所用之人,但使不得罪于皇帝,則雖剝削元氣,敗壞大局,皆與百姓無涉,非百姓所能責問。其二,則百姓非特不欲與聞事,且并不知有國事,其于國家之利害安危,皆視為身為之事,極至國亡君死,亦漠不關心,率存一今日屬此明日即屬彼之意。[9](P.132)

在1900年以后的輿論界,時人多意識到中國之所以衰頹,是因為大多數民眾不能自覺意識到政治權利與政治義務的重要性,不能成為近代國家內部具有主體性與能動性的一分子,這導致面對已經進入代表著“全體民意”的民族帝國主義階段的列強,中國將難以抵擋。因此,培育國民意識、批判有礙于形成國民意識的政治制度,就成為有識之士著重論述的內容。在這樣的思想邏輯里,彰顯個人政治權利與實現救亡圖存是相伴而行的。(3)關于這些內容,參見王銳《“對世界而知有國家”——清末梁啟超“國民”論述再思》,《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9期,第117—131頁。夏曾佑也是在這個維度上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展開批判。他認為帝制之下,官吏唯上命是尊,民眾對國之興亡無動于衷。這樣的狀況不改變,很難抵御外侮,實現富強。

既然認為漢武帝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那么這樣的政治主張,很自然地反映在夏曾佑對漢武帝的評價上,這符合他希望通過編撰歷史教科書來“發明今日社會之原”的想法。[8](P.947)夏曾佑認為秦始皇與漢武帝所做的事,“皆專制之一念所發現”[8](P.962)。具體言之：

其尊儒術者,非有契于仁義恭儉,實視儒術為最便于專制之教耳;開邊之意,則不欲己之外,別有君長,必使天下歸于一人,而后快意,非今日之國際競爭也;至于求仙,則因富貴已極,他無可希,惟望不死以長享此樂,此皆人心所動于不得不然?！潢P系于天下后世者,則功莫大于攘夷,而罪莫大于方士?！舴蜃鹑逍g,則功罪之間,尚難定論也。[8](P.962)

他強調漢武帝的所作所為,動機主要是為了鞏固統治,滿足欲求,此論雖近乎誅心,但從帝制時代的政治組織特征與政治活動邏輯來看,也不能說全無道理。而這樣的敘述方式,在或多或少繼承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同時,更顯現出他認為中國此刻需要進行“革政”——改變古代君主高高在上、臣民匍匐其下的狀況。當然,面對彼時中國面臨的嚴峻外部環境,夏曾佑又亟需表彰中國歷史上的攘夷拓邊之舉,以此來激勵民氣,因此,與漢代儒生在漢武帝去世不久就開始批評他的對外政策好大喜功、耗費民力不同,深受近代民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熏染的夏曾佑則強調：

攘夷之功,使中國并東西南北各小族,而成為大國,削弱匈奴,其績尤偉;不然,金、元之禍,見于秦、漢,而中國古人之文物,且不存矣。[8](P.962)

這一觀點,某種程度上與前文所引的夏曾佑對漢武帝軍事政策所進行的誅心之論頗顯矛盾。既然認為相關舉措“其績尤偉”,那么是否還有必要在動機上對其進行否定性評價?在發表于1906年的《保存國粹說》里,夏曾佑提醒人們,“史學廢,則于本國之事跡,茫然其不知,必將自忘其為何國之人,而亦無以動其效法前賢、護衛本族之思想”,因此,有必要“編一教科書以教學者,俾其于古今之歷史洞識其重要而已”。[10](P.399)既如此,在夏曾佑那里,史學就顯得頗有張力：為了強調“革政”的必要性,則需用寫歷史的方式批判讓那些中國傳統政治變得如此這般的人物;而為了使人們心生“效法前賢、護衛本族之思想”,則又需表彰中國歷史上的相關人物與史事。但就像漢武帝一樣,在這兩種敘事目標里,都能將他安置其中。這樣一來,怎樣才能在敘事邏輯上自洽?將歷史人物的動機與相關舉措的影響進行兩分的做法,恐怕并不能完全解決。而這一糾葛,從后見之明來看,在20世紀中國的通史編撰與通俗歷史撰述里,還會不止一次地體現出來。

二

在辛亥革命前后,對漢武帝及其時代進行最為深刻批判的,莫過于章太炎一系列旨在批判西漢今文經學的論著。這與他基于政治與學術立場而批評康有為學說息息相關。章太炎認為,孔子教弟子,“總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師王佐的資格,總不敢覬覦帝位。及到最下一級,便是委吏乘田,也將就去做了”,所以“孔教最大的污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自漢武帝專尊孔教以后,這熱中于富貴利祿的人,總是日多一日”。[11](《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PP.272-273)在儒家那里,“君子時中,時伸時絀,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 [11](《諸子學略說》,P.291)?？傊?儒家能成為顯學,既離不開這種急于向統治者兜售其學說的心態,也離不開不少儒者為了迎合統治者而表現得身段柔軟,學隨術變,無可無不可,不敢堅持原則。他的這些觀點富于現實感。對此,史家李平心認為：“章太炎之辟孔,亦所以辟康、梁。惟其辟康、梁,而知中國革命,非將狐假虎威的孔子之徒予以肅清不可,故能知孔子之流毒之真實所在?！盵12](P.188)

由于曾與康門弟子在《時務報》館共事過,章太炎自然很清楚康有為變法理論背后的學術源流。[13](PP.47-48)康有為把董仲舒置于十分重要的政治與學術地位,但在章太炎看來：

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教皇也。使學者人人碎義逃難,茍得利祿,而不識遠略。[3](《學變》,P.142)

董仲舒在漢武帝統治時期常談天人感應、陰陽災異。在章太炎眼里,這樣的言說,與其說是致力于在朝則美政、在鄉則美俗的儒生,不如說更像依神道來控制萬民的“教皇”。當然,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啟超也曾將其師比作“孔教之馬丁·路德”[5](《康南海先生傳》,P.1948)。而關鍵在于,以董仲舒為代表的西漢今文經學,并非如康有為所說的那樣有政治理想、追求創法改制,而是以博取富貴利祿為目的,迎合漢武帝為鞏固統治而獨尊儒術背后的政治盤算。一如康有為明知清廷弊病叢生,卻依然為了富貴功名而去宣揚君主立憲。 [14](P.188)

在發表于1906年的《諸子學略說》里,章太炎進一步指出董仲舒的儒學非但沒有繼承孔子的微言大義,反而刻意吸收法家元素,雜糅成一種有助于君主統治的新的學說。而為了博取統治者的關注,又需要加入些許縱橫家的利口善辯之術。這樣的新學說,“縱橫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學”。換言之,法律僅為換取利祿的工具而已,非如先秦法家那樣“執守稍嚴,臨事有效”。[11](《諸子學略說》,P.300)

辛亥革命之后,目睹新的世變,章太炎將自己的代表作《訄書》進行修訂與增刪。1914年前后,他將《訄書》改訂為《檢論》。(4)關于《檢論》的定稿時間,筆者參考了朱維錚教授的研究。參見朱維錚《本卷前言》,《章太炎全集》第3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頁。其中既有辛亥革命之后新寫的內容,也有對舊作進行的增補與改寫。(5)關于重訂本《訄書》與《檢論》之間內容上的差別,朱維錚教授在收錄于《章太炎全集》里的重訂本《訄書》每一篇的篇末作了詳細說明。本文除特別提及處,余皆不再詳細敘述。讀者如有興趣,可自行參看。具體到涉及儒法關系與漢儒形象的,《檢論》里的內容較之重訂本《訄書》有著不少值得注意的改動。聯系到重訂本《訄書》結集于1901年2月至1902年1月間[15](P.13),章太炎之所以對相關內容進行修改,一是他對歷代儒學史與儒法關系史的理解愈發深刻,二是在與立憲派的政治論戰中,他對后者的言行與訴求也有了更為深入的觀察,尤其是立憲派與清政府之間既互相利用又互相算計的關系。

在《檢論》的《原法》篇里,章太炎詳細剖析戰國以后“儒法合流”的本質。漢武帝時期,儒家獨大,定刑律之事多屬儒生為之。董仲舒強調“《春秋》決獄”,以儒家經籍比附漢代法典,這既不同于之前強調禮治、強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的儒家學說,也和漢文帝時奉行將黃老之道與循名責實相結合的做法有本質區別。因為“法之棼者,好舍事狀,而占察人之心術”[16](《原法》,P.443),即不重視具有客觀性與準確性的證據,卻根據某些主觀色彩極強的因素來作為給人定罪的理由。董仲舒嘗言：“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盵17](《威德所生》,P.164)而受到《春秋》公羊學影響,漢儒認為“《春秋》之義,原心定罪” [18](《薛宣朱博傳》,P.2924)。影響所及,從學理層面來看,所謂“原心定罪”強調要重視人們的犯罪動機,特別是其不得已而為之的苦衷,根據不同的動機來議定不同的懲治標準,此既是儒家視德化高于刑罰的體現,也是對經權之的具體把握。然究其實,君主卻可宣稱洞察他人的內心想法,進而肆意上綱上線、濫施刑罰。因為相比于具有客觀性的外在證據,所謂內心想法實難驗證,全憑掌握生殺大權之人隨意裁定。章太炎認為,正是如此這般的“儒法合流”,使漢武帝一朝酷吏如張湯、趙禹輩可援引、裁剪、曲解儒家經傳之辭增飾其嚴刑峻法,“為人主一己便,而教天下諂諛”。讓君權看上去更加恩威難測,使人戰戰兢兢,也給那些善于揣測人君之意的鉆營之士更多逢君之惡的機會。這與強調“以法令明符為質”的法家之道截然相反。而探其根由,很大程度上源于“漢世儒者,往往喜舍法律明文,而援經誅心以為斷”。因此,“自仲舒以來,儒者皆為蚩尤矣”[16](《原法》,PP.443-444)。由此可見,分析秦漢以降的君權演變史,由漢儒主導的“儒法合流”實為重要環節。因為它不但拋棄了先秦法家的優點,而且未能實現儒家主張的“德化”,反而開啟了后世帝王置法律明文于不顧,憑借主觀好惡來統治臣民的惡習。

在著名的“天人三策”里,董仲舒說秦朝“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天下也”[18](《董仲舒傳》,P.2184),認為由法家開啟的政治風氣是漢初政治局面一直未臻至善的原因之一。當然,此論也是在延續由賈誼在《過秦論》里開啟的一種政治修辭風氣。而在《檢論》的《商鞅》篇里,章太炎將重訂本《訄書》中的同名篇章中凡是提及公孫弘、張湯處,都加上董仲舒的名字,而將原文所批評的“刀筆吏”改為“以儒生為吏”或“弘、湯、仲舒佞人之徒”。[19](P.266)這表明,在修改后的《商鞅》篇里,章太炎更側重于將商鞅與董仲舒作對比,分析誰才是熱衷于為帝王統治添磚加瓦之人。

在這篇文章里,章太炎強調：

刑之亂,君之擅,本于“決事比”,遠不本鞅,而近不本蕭何。董仲舒、公孫弘之徒,踵武公羊氏而文飾之,以媚人主,以震百辟,以束下民,于是乎廢《小雅》。此其罪則弘、仲舒為之魁,而湯為之輔,于商鞅乎何與?[16](《商鞅》,P.621)

據《漢書》,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子弟治《尚書》《春秋》,補延尉史,平亭疑法”。奏事之時,根據皇帝傾向,“受而著讞法延尉挈令,揚主之明”。對于張湯的為政之道,身為丞相的公孫弘“數稱其美”。[18](《張湯傳》,PP.2294-2295)而董仲舒居家時,“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延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18](《董仲舒傳》,P.2196)。張湯一面表現出尊重董仲舒這樣的大儒的姿態,一面在其擔任延尉期間,“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18](《刑法志》,P.1011)。章太炎的這一觀點,大體上就是依據以上史事總結的。

很明顯,章太炎認為漢武帝時期刑罰酷烈,民受其苦,直接原因固然是張湯這樣的酷吏導致,但更深一層的因素則是董仲舒這樣的儒生為虎作倀。因為以董仲舒為代表的西漢今文經學使當時嚴酷的法令有了意識形態支撐,并且有助于君主利用此學說來進一步控制臣民,讓后者常處于如履薄冰的狀態。以商鞅為代表的先秦法家固然主張嚴刑峻法,但這樣的嚴刑峻法是有明確條文與客觀標準的。而漢儒與酷吏的結合,嚴刑峻法未曾稍減,反倒是法令條款有如具文,客觀標準付之闕如。君主的主觀好惡與傾向可以決定賞罰標準、罪名有無,掌握法令解釋權的酷吏可以任意定人生死。對于這樣的政治形態,章太炎說：

夫弘、湯、仲舒,則專以見知腹誹之法,震怖臣下,誅鋤諫士,艾殺豪杰,以稱天子專制之意。此其鵠惟在于刑,其刑惟在于任威斬斷,而五官之大法勿與焉。任天子之重征斂、恣調發而已矣!有拂天子意者,則己為天子深文治之,故非能自持其刑也。是故商鞅行法而秦日富,弘、湯、仲舒行法而漢日貧?！遗c通經致用之士,其優絀誠不可較哉

又說：

吾以為酷烈與逆詐者,則治亂之殊、直佞之所繇分也。何者?誅意之律,反唇之刑,非有所受也。弘、湯、仲舒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媚人主,故瘁心力而裁制之,若鞅則無事此矣。 [16](《商鞅》,P.623)

晚清以降,關心中國前途與命運的人時常思考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如何實現名副其實的制度變革,使中國走出衰微之境。章太炎的這些思考,其實并未自外于這樣的時代氛圍。只是與時人多著眼于外在的典章制度不同,章太炎更注重剖析那些屬于政治文化或政治意識形態的因素。就像他在批判近代西方帝國主義之時將著力點置于解構后者用來論證對外擴張具有正當性的“文明等級論”一樣,在面對中國自身的政治問題時,章太炎著眼于揭示漢代以降帝王專制之所以能夠延續下去的政治文化氛圍與意識形態因素。他批判清代帝王運用程朱理學來控制臣民時是如此,在《檢論》的《商鞅》篇里分析漢武帝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與以張湯為代表的酷吏共同炮制的“儒法合流”之特征與本質時也是如此。他提醒世人,與其對以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口誅筆伐,不如多揭露那些“通經致用之士”如何向帝王施展其逢迎之術。因為后者不但未能在制度層面限制君權的肆意妄為,反而為其貢獻了一套絕佳的意識形態說辭,使高高在上的君權看上去更為神圣、更不可測。因此,“漢氏以降,以儒生為吏者,多傅《春秋》。其義恣君抑臣,流迤而及于民”[16](《商鞅》,P.623)。而在章太炎所生活的年代,康有為希望光緒能成為像彼得大帝那般雷厲風行的圣明之君,梁啟超極力宣傳開明專制與國家主義,自然就是這一現象最近的一次呈現。只是彼時清廷再也出現不了如漢武帝一般的人物了。

三

辛亥革命之后,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隨著新思潮不斷涌入中國,以及中國的內政外交日趨復雜且動蕩,關心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人們開始頻繁嘗試編撰適合大眾閱讀、體現時代精神、呈現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通史著作。尤其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近代社會科學在國內日漸流行,使人們形成了分析中國歷史問題的新視角,開始注意到從社會經濟與階級狀況的角度出發審視歷史上的不同時代。與此同時,辛亥革命雖然終結了帝制,但是并未讓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有所緩解,反而隨著國內政局持續動蕩,有愈演愈烈之勢。1919年巴黎和會上由列強主導的關于中國山東問題的決議,在國內激起了強烈反對,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民族主義熱潮。在此背景下,時人更希望通過敘述歷史,讓國人對國家主權、疆域版圖、近代以來中國的國恥等問題有清晰的認識。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使那一時期出現的通史類著作具有不少相似的時代意識。而關于漢武帝及其時代的評價,在這樣的學術風氣使然下,也呈現出了些許新的內容。

在中國近代史學史上,呂思勉有著重要地位。他不但精通各類典籍,而且有意識地在時代巨變下吸收近代社會科學,尤其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知識,使其史論既能旁征博引、前后貫通,又能從前人未嘗過多留意的角度分析歷史變遷。雖然他的不少著作常以教科書的形式出版,但其內容與觀點,卻絕非尋常教科書所能比擬。1923年,呂思勉出版《白話本國史》。他于書中自言：“歷史者,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進化之因果關系者也?！盵20](P.1)欲收此效,則需“把所存的材料,用種種科學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說明社會進化的現象”[20](P.5)。這一研究方法,可以說貫穿呂思勉絕大多數的歷史論著之中。

按照晚清以降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流行的社會進化理論,國家的形成與疆域的擴大實為重要環節。加上強烈的救亡圖存之念,使得人們在討論社會進化時,對此問題尤為關注。呂思勉亦如此。在《白話本國史》的“漢朝的武功”一章里,他這樣評價漢武帝：

秦漢時代,是中國國力擴張的時代?！瓘那氐角迨r,二千多年,中國“固定的領土”和“對外擴張的方向”,無甚變更。這個規模,是秦始皇開其端,漢武帝收其功,所以說雄才大略的,一定要數秦皇漢武。[20](P.145)

接下來,呂思勉逐一敘述漢武帝對匈奴、西域、朝鮮、百越與西南夷的經略活動,以此作為中國國力勃興的表現。這樣的論述框架,很明顯帶有清末梁啟超等人提倡的以民族主義為旨歸的新史學之色彩。

不過,呂思勉畢竟是具有新思想的史家。辛亥革命之后,面對民初的混亂政局,他提醒國人應多關注政治問題,因為中國絕大多數不良現象的出現,皆因政治敗壞使然。[21](P.187)相似的,他認為：“中國今日,一切罪惡,無不出于‘治者階級’?！盵22](P.235)因此,在歷史著作里,呂思勉尤為注重評判為政者的功過。關于漢武帝的歷史地位,他指出：

漢武帝這個人,武功文治亦有可觀。然而他這個人太“不經濟”。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開漕渠”、“徙貧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應當花一個錢的事,他做起來總得花到十個八個。而且絕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緩急,按照財政情形次第舉辦。無論什么事情,總是想著就辦,到錢不彀了,卻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絀。[20](P.153)

又言：

文景以前,七十年的蓄積,到此就掃地以盡,而且把社會上的經濟,弄得擾亂異常。這都是漢武帝一個人的罪業。然而還有崇拜他的人,不過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說：國家的武功,是國力擴張自然的結果,并非一二人所能為。以武帝時候中國的國力,倘使真得一個英明的君主,還不知道擴充到什么地步呢?“漢武式”的用兵,是實在無足崇拜的。[20](P.155)

可見,從“說明社會進化的現象”的角度,呂思勉認為“國家的武功,是國力擴張自然的結果”。這也是社會進化到一定階段的體現。在此情形下,歷史人物能有所作為,無非是順應了這樣的歷史進化趨勢。自晚清社會進化論傳入中國以來,辨析歷史人物與歷史時勢之間的關系就成為史家著重討論的問題。也正由于習慣于將歷史人物置于一定的歷史進化進程中來考察,才能真正擺脫舊史學里將史書變為帝王將相之家譜的弊病。呂思勉正是用這樣的方式,消解了因漢武帝的功績而可能產生的崇拜之念。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受到近代社會科學的影響,呂思勉論史向來注重從社會經濟狀況與政治社會制度角度著手,所以他認為漢武帝雖然“武功文治亦有可觀”,但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看,政策失誤之處也所在多有。尤其是漢武帝實行的財政政策,更是昏招頻出。

及至20世紀30年代,呂思勉更加認識到社會科學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寫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自述中,呂思勉自言：

年四十七,偶與在蘇州之舊同學馬精武君會晤。馬君勸予讀馬列主義之書,爾乃讀之稍多。于此主義,深為服膺。蓋予夙抱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道,及其致之之途,未有明確見解,至此乃如獲指針也。[23](P.441)

呂思勉47歲,正值1930年。當時各種左翼文學與社會科學作品在出版界十分流行,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更是向知識界普及了許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常識。因此,呂思勉在此時接觸到馬列主義著作也是十分自然的,而這對他的歷史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出版于1945年的《歷史研究法》里,呂思勉認為：“馬克思以經濟為社會的基礎之說,不可以不知道?！盵24](P.37)因為馬克思主義“以物質為基礎,以經濟現象為社會最重要的條件,而把他種現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層建筑,對于史事的了解,實在是有很大的幫助的”[24](PP.37-38)。兩年以后,呂思勉出版《秦漢史》,書中有不少分析漢代社會經濟結構與各階層政治經濟地位的內容。

在呂思勉看來,漢初采取清靜無為、與民休息之政,實屬具體時勢下的不得已之舉,并且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此乃救時之舉,而非為政常態。具體言之：

撫循失職之民,翦滅功臣,輯和外國,削弱同姓諸王,皆所以使秩序不亂,民遂其生者也。然僅能維持見狀而已。自晚周以來,眾共謂當改正之事,未之能改也。此乃天下初定,有所未皇云耳,固非謂其不當改。治安既久,不復樂以故步自封,終必有起而正之者,則漢武帝其人矣。[25](P.66)

呂思勉此處談及的“眾共謂當改正之事”,指的是他長期以來對于先秦諸子政治思想的論述。在他看來,先秦諸子活躍的時期,上古大同時代與小康時代的遺跡在社會上仍有回響,因此目睹戰國時代戰亂不斷、民死溝壑,諸子各派根據對于上古理想社會的理解,提出一系列政治社會改造之道,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經濟制度,大體上皆以實現均平理想為職志。[25](P.69)這一理想,在漢初難有實踐的機會。到了漢武帝即位后,儒者反復申說民眾生計與教化問題的重要性,并提出各種變革之道,而漢武帝一改文景兩朝清靜無為的政策,在政治、經濟、教化、軍事等領域同時并進。在這個意義上,呂思勉對漢武帝拒絕“故步自封”,立志“起而正之”的態度還是有所肯定的。

不過,對于漢武帝的實際作為,呂思勉還是比較持保留態度。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然在呂思勉看來：

武帝非真知儒術之人也。武帝之侈宮室,樂巡游,事四夷,無一不與儒家之道相反。其封禪及起明堂,則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學也。[25](P.69)

既如此,漢武帝又何故采取如此這般的文教政策?呂思勉認為,此乃歷史時勢所驅使,而非緣于漢武帝個人的見識。因為儒家之學強調立制度、制禮樂、興教化,這既是戰國以來主流的政治思潮,又是任何政權都需要面對的事情,儒家受到重視,乃勢所必至之事。西漢立國以來,不少儒者都建議統治者在這些事項上有所作為,只是后者礙于內外局面而無暇顧及。到了漢武帝時期,各方條件皆已成熟,于是他順勢而為,確立了儒家的獨尊地位。只是從儒學自身的流變來看,“儒生之徒務嘩世取寵,則由利祿之途既開,競懷茍得之計;抑貴游之子,富厚之家,事此者多,其人皆飽食暖衣,輕淺寡慮,不復能深思力學,抑多輕俊自喜,徒欲夸耀流俗故也。然則儒學之見尊崇,未嘗非儒學之不幸矣”[25](P.537)。

而在民眾生計方面,呂思勉認為：“雖其初意,亦或在摧抑豪強,然終誅求刻剝之意多,裒多益寡之意少,故終弊余于利,至于民愁盜起?！盵25](P.94)具體言之,鹽鐵官營之制,“雖有裨國計,而民之受其弊實深矣”。算緡之法實施前后,“舊法雖惡,民既習之,且有成法可循。新稅則異是,而更行之以操切,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均輸之法既行,“貨不必藏于己、力不必為己之風既渺,而人又非通功易事,無以為生,商人本不易制馭,況弘羊欲行之于一統之世乎?不能抑商賈以利齊民,而徒與商賈爭利,蓋勢所必至矣”。[25](PP.95-96)此外,漢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施行以上諸政,然難以奏效,弊病叢生,之所以如此,依呂思勉之見,“當時社會組織,商人實居形勢之地,豈如弘羊者所能裁抑?況弘羊所引用者,亦多商人。用商人以裁抑商人,是與虎謀皮也”[25](P.99)。相似的,為了貫徹這些政策,酷吏之流頗受重用?？墒?“漢世酷吏,誠多摧抑豪強之意,然一切以武斷出之,禍豈能無及于齊民哉”[25](P.99)?？傊?對于漢武帝時期的社會經濟政策,呂思勉以“刻剝之政”概括。而呂思勉之所以認為漢武帝時期的這些政策流弊甚多,蓋與他對于政治經濟的變革的認識有關。在《秦漢史》開篇,呂思勉即言：“世無不自利之黨類,即欲進于升平,亦非人民自為謀不可。而欲使在上者為之代謀,遂不免與虎謀皮之誚?！盵25](P.3)

當然,呂思勉也承認,漢武帝在位時頗有遏制兼并、摧抑豪強之意。對此,近代蜀學代表人物之一李源澄在其所著《秦漢史》里有詳細申論。在學術淵源上,李源澄既受到經由廖平改造過的今文經學影響,又由于師從章太炎,對后者的經史思想頗為熟悉,因此,他在相關史論里,一方面注意經學之于中國歷史的重要性,又時常能著眼于典章制度與社會結構討論歷代史事因革。所以,他頗為重視漢武帝時期的社會經濟政策。在他看來,漢武帝獨尊儒術,使西漢儒生的政治與社會理想有了得以實踐的機會。具體言之：

自秦廢封建以來,貴族政治遂絕于中國者。(惟異族入主與南朝為特殊現象,然亦非貴族政治,而為平民與貴族混合之政治。)漢武采董生之言,而行選舉制度,以去其貴賤階級。武帝以前抑制商人,武帝以后以限田防制地主,仲舒對策又暢發士大夫不與民爭利之學說,故中國社會貧富不至懸絕。立學校崇儒術以為教化之原,故中國思想一以儒學為宗,而以人倫風化為重。此皆于武帝時植其基礎,故謂中國大一統之政治完成于漢武,非虛言也。[26](PP.67-68)

在這里,李源澄承認漢武帝奠定了中國的大一統格局。不過在他看來,這種大一統不僅是近代民族主義論述里的政治統一與疆域擴大,還包括在社會經濟政策上保障平民利益,防止社會上出現特權階層。在這個意義上,與呂思勉不同,李源澄對漢武帝時期的各項政治經濟政策多有肯定：

漢興以來,海內為一統,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商賈益得滋盛,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不可勝數。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侯同樂,滯財役貧,封君皆低首仰給,而不佐國家之急。故武帝之治財利,不僅以足國用,亦以去社會蠹害。犯害者眾,吏不能盡誅,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利者,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臧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為九卿,皆一反漢初之政治。漢初以寬而武帝以嚴,漢初以靜而武帝以動。董仲舒之學術,張湯之文法,衛、霍之武功,桑、孔之財利,皆所以完成武帝之政治,而與漢初之政治相反。此乃時代轉變中應有之事,論史者不詳其終始,輒以擾民病之,過甚也哉

李源澄自言,其著《秦漢史》,“所措意者,封建、郡縣、儒術三事”[26](《自序》,P.7),而“廢封建為郡縣有二利：一曰天下為一統,二曰無貴族階級,此秦漢以來大異于古者,秦開其基,而漢成之” [26](P.1)。因此,漢武帝打擊地方豪強、裁抑富商巨賈,自然也符合郡縣制的原理。因為后者坐擁巨富,儼然成為新的“貴族階級”?？傊?李源澄認為,漢武帝時期的政治雖顯嚴苛,但屬于時勢如此,不得不然。故應從漢初以降的政治斗爭動向來理解其作為、評估其功過。而也正因為漢武帝時期如此這般的舉措,才為后來昭宣之世行符合儒家標準的寬仁之政奠定基礎。用李氏自己的話說,此乃“一張一弛,為政之要道”[26](P.85)。由此可見,李源澄亦非一味替嚴苛之政作辯護,而是強調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局面,應以不同的方針政策應對。當然,他的這些分析,是建立在認為郡縣制替代封建制是一種歷史進步的前提之上。既然代表了歷史進步,那么郡縣制的基本原理就應在政治實踐中顯現出來。

四

李源澄的《秦漢史》由錢穆作序。后者在序言中說：“讀之,有幸與鄙見相合者,有鄙見所未及者?！盵26](《錢序》,P.5)所謂“所未及者”,很明顯乃錢穆的客氣話,本意大概是說李源澄書中的一些觀點他并不完全認同。

歷來論錢穆學術思想者多矣。不少論者常從錢穆如何回護、表彰、闡發中國歷史文化的角度展開討論?？v觀錢穆一生,其論學主旨固然包括這些內容。但有一點值得注意,與陳寅恪這種出身簪纓之家的人不同,錢穆出身頗寒微,雖然能幼年入私塾讀書,但是家境很不寬裕。[27](PP.8-9)因此,在錢穆的史論中,對士階層的出身與求學經歷尤多措意。他所表彰的“士人精神”,對象多為與平民地位相近的士人,而非那些家產頗豐、地處顯要、世襲富貴的上層士紳。也正因為彼輩來自民間,熟察民隱,故能激濁揚清、為民請命,成為政治活動的中堅力量,并且最能體現儒家之真精神。(6)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論北宋以降的歷史,最能體現這一點。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557—580頁。與之相連,便是錢穆對于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狀況頗為關注,并將是否有助于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平等作為主要評價標準。(7)當然,錢穆對于何謂政治與經濟平等,其實有自己頗為獨到的見解。由于這是另一個話題,本文點到為止,不再展開。他對漢武帝及其時代的評價,就是在此思路下展開的。

20世紀30年代,錢穆在北京大學講授“秦漢史”課程。20世紀50年代他將講義以《秦漢史》為名出版,并聲明“稍稍補申其語氣未足,而一仍其內容舊貫”[28](《序言》,P.3)。在書中,錢穆也認為漢武帝時代是西漢政治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時刻,“武帝自以雄才大略,乘時奮發。席全盛之勢,建超古之業”[28](P.79)。不過,錢穆雖然承認漢武帝在政治與文教領域有所作為,但并未因此而忽視對他的批評。錢穆認為,漢初施行無為放任之政,固然有助于社會經濟復蘇,但“不免有連帶而來之敝患。其最著者,厥為新商人階級之崛起,而形成資產之集中與不均”[28](P.51)。其影響所及,“富人既憑其財力,役使平民,無異于往昔之封君貴族。而及其積資愈富,買爵得官,亦復易易”[28](P.55)。因此,錢穆指出擺在漢武帝面前的首要任務,與其說是復古更化,大興儒學,不如說是頗為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而通過梳理相關史事,錢穆指出,漢武帝其實并未能在這些方面有所建樹：

社會經濟之貧富不平,為刑不輕奸不改風化不流政令不行之根源,乃當時政治上惟一真實之問題所在,則武帝不徒未經注意,抑且以其種種之復古更化,而促其現象之加甚焉。此武帝一朝政治之大概也。[28](P.95)

又言漢武帝雖然表面上尊崇儒術,但是對董仲舒這樣的儒生所提醒的日益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缺乏重視,反而對各種營造天人交感氛圍的儀式甚為喜好：

當時政治上實際問題,最大者厥為社會貧富之不均。而武帝政治措施,于此全不理會,最先即及于郊祀封禪巡狩種種典禮之興復者,此由其時學者間共同信仰,太平景象之特征,定有一種天人交感之符兆。故遂于無形中造成一種觀念,即努力于促現此種天人交感之符兆,亦即為造成太平之階梯也。[28](PP.103-104)

基于此,錢穆認為漢武帝時期的財政政策并未真正解決漢初以降的社會經濟問題,而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漢武帝效仿那些聚斂財富的富商大賈與曾經割據一方的諸侯王,將社會財富聚集于朝廷,養成驕縱奢侈之風：

漢政之所急,尚不在邊寇,尚不在列侯諸王之變亂,而在社會經濟不均,所造成種種之病態也。武帝即位,內則七國之亂已平,中央一統,而府庫充溢,積財導變。實際不啻以漢天子而代往者淮南梁趙吳楚之地位。武帝席豐履厚,肆其雄志。凡所為興禮樂造太平者,其實皆步往者列侯諸王驕奢相縱之后塵,而益甚焉者?！涞垡怀湟磺姓未胧?固非盡本之于歷史教訓,與經驗積累,實乃一新興資產階級之特殊變相耳。故漢初高惠文景之治,乃真所以代表社會下層一種儉約恭謹之平民,誠有以易夫古者貴族世襲之傳統。而武帝則代表平民社會中一種驕奢縱肆之資產階級,遂以漸成此后之新統也。由此言之,漢武雖有雄才大略,亦自飄轉于時代潮流之鼓蕩中,而有其所不自知。[28](PP.191-193)

總之,在《秦漢史》中,錢穆認為漢武帝并未有效解決漢初以來長期存在的社會經濟問題,反而使構成這些問題的因素不斷影響漢代政治風氣,導致漢代政權性質發生變化。雖然彼時錢穆對歷史唯物主義知之不多,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階級分析法也保持著距離,但是他在這里用類似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路徑,從漢武帝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出發,評判漢代政權的性質。就此而言,所謂獨尊儒術也顯得有名無實。錢穆頗為犀利地指出：“蓋漢武一朝,其先多用文學浮夸士,其后則言財利峻刑酷法者當事。儒生惟公孫弘兒寬,俯仰取容而已?！盵28](P.203)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面對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錢穆開始借著寫歷史的方式來表彰民族精神,鼓舞國人的抗敵之志。他認為,人們需要“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29](P.1)。與此同時,錢穆與國民黨政權的關系也越來越緊密,曾在1942年獲得蔣介石兩次召見,并受邀赴重慶國民黨中央訓練團講學。[27](P.231)所以,他對包括漢武帝在內的中國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評價,較之先前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在撰寫于那一時期的《中國文化史導論》中,錢穆一改編撰“秦漢史”講義的立場,開始極力從正面角度論述漢武帝及其時代。該書第五章名為“文治政府之創建”,錢穆在其中說：

西歷紀元前二四六年的時候,在東方世界上算已有一個世界政府出現了。以后的一段時期,主要的努力,在乎把此政府如何充實、改進,以達理想的境界,這是從秦始皇到漢武帝的時期。這段時期,是中國國家凝成民族融和開始走上大一統以后最光明燦爛的時期。[30](P.93)

之所以稱得上“光明燦爛”,就漢武帝時代而言,是因為“漢武帝代表著中國史上第一個‘文治的統一政府’即‘士治’或‘賢治’的統一政府之開始”[30](P.94)。具體言之,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一方面使儒家學說獲得官學的地位,另一方面讓“平民中有知識有修養的賢人,即士人”[30](P.100),有機會進入政府,成為各級官員。其結果,“從前由皇室宗親與軍人貴族合組的政府,在現在不久以后,便完全變成由國家大學校教育及國家法定考選下的人才來充任。因此我們說,到漢武帝時代而始完成了中國史上‘文治政府’之出現。這是中國人傳統觀念里的‘理想政府’之實現,這是中國文化史一個大成功”[30](P.103)。將此論與錢穆在“秦漢史”講義里對于漢武帝崇儒的評價進行比較,明顯可見其中差別。

此外,錢穆還在“社會主義與經濟政策”一章中認為：“秦、漢時代,文治政府之創建,與社會思想之勃起,二者并行”,“自秦始皇到漢武帝一段時間內,統一政府穩定,文治制度成立,政治問題逐漸解決,而農村均產破壞,工商企業大興,社會經濟貧富不均的狀況,遂成為一般人目光注意之集中點?！盵30](PP.113-114)錢穆在標題中使用了“社會主義”,并非是他認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而是強調主張經濟平等與社會公平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古代也有其因子,并非完全源于域外,這又體現出中國歷史文化的某種優越性。當然,錢穆從正面的角度使用“社會主義”這一概念,至少可以說明,在當時的學術界,社會主義是具有極強吸引力的,即便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同路人,也不能忽視其影響。

具體言之,錢穆指出,“‘商賈’與‘任俠’是西漢初年社會上新興的兩股特殊勢力,是繼續古代封建社會而起的兩種‘變相的新貴族’”[30](P.118)。對于“任俠”,至漢景帝時期基本已被打壓殆盡。而漢武帝貫徹錢穆眼中“社會主義”政策的舉措,就是摧抑那些坐擁巨富的商賈。錢穆說：“當時的政府,便創出一個‘鹽鐵官賣’乃至‘國營’的政策來。政府的理論是,鹽鐵為天地間自然的寶藏,其利益應該為社會大眾所共享,不應由一二私家獨擅。因此政府在鹽鐵出產地特設官經營制造、運輸與銷售等事,免得為商人所霸占?！贝送?“當時對于幾種特定的商品,收歸政府官賣以外,又對一般商人,設法增征重稅”。如此這般,“在當時曾引起絕大騷動,對于一般富商大賈極為不利。但在政府的理論上,是依然根據于‘裒富而益不足’的原則而來的”。[30](P.119)

在錢穆看來,漢武帝時期的這些經濟政策,并非由統治者所獨創,而是基于當時儒生們對于理想社會的描述。錢穆將此稱為“中國儒家傳統的‘均產論’”：

第一點：此所謂均產,并不要絕對平均,不許稍有差異。中國傳統的均產論,只有在寬度的平面上求均。寬度的均產中間,仍許有等差。

第二點：在此有寬度的均產中間,不僅貧人應有他最低的界限,即富人亦應有他最高的限度。因此中國傳統經濟政策,不僅要“救貧”,而且還要“抑富”。中國人認為大貧大富,一樣對于人生無益,而且一樣有害。因此貧富各應有他的限度。這兩種限度,完全根據人的生活及心理,而看其影響于個人行為及社會秩序者以為定。[30](PP.120-121)

如果結合時代語境,不難看出,錢穆此論與其說是在闡釋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不如說是在借論述歷史來表彰被南京國民政府改造過的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即強調民生主義與中國古代經濟思想一脈相承,既顧及了社會經濟平等,又不像源自域外的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那樣“偏激”。而錢穆此處對漢武帝時代經濟政策的敘述,也不難看到國民黨政權借助“資源委員會”等機構厲行統制經濟的影子。(8)在出版于1949年以后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錢穆又認為這些政策類似“國家社會主義”：“漢武帝再不讓商人們擅自經營了,把其所有權收回,讓政府派官吏去自己燒鹽,自己冶鐵,其利息收入則全部歸給政府,于是鹽鐵就變成國營與官賣。這個制度,很像近代西方德國人所首先創始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墒俏覀冞h在漢代已經發明了這樣的制度,直到清代,小節上的變化雖然有,而大體上總還遵循這一政策,總還不離于近代之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路線?！眳⒁婂X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1頁。

當然,錢穆也承認：“漢武帝雖則引用了許多好理論,但當時的政府,實際是括削富人財力來支持撻伐匈奴以及開辟各邊疆的兵費,甚至是用來彌補宮廷一切迷信及奢侈的浪用。到漢武帝末年,社會均產的理想,幾乎變成普遍的破產?！盵30](P.121)這顯示出作為一位飽讀史籍的史家,錢穆還不至于將復雜的史事簡化為帶有本質主義色彩的概念。但是,錢穆在這一時期這樣詮釋漢武帝及其時代,其問題也是很明顯的。對此,只需看看馬克思主義者胡繩與王亞南對于錢穆史學的批評,就能明白一二。(9)參見胡繩《評錢穆著〈文化與教育〉》《論歷史研究和現實問題的關聯——從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引論中評歷史研究中的復古傾向》《歷史能證明中國不需要民主嗎?》,載《理性與自由——文化思想批評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109—191頁;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9—40頁。而由此也可看到,在與國民黨政權走得越來越近,甚至成為其在文史領域的代言人之后,錢穆似乎已經喪失了之前討論中國歷史時的銳氣,而是沾染上了極力將三民主義儒家化的國民黨論述里的空疏迂腐與矯揉造作之風。

五

中國傳統史學,經世致用之意至為明顯,此在近代亦有新的表現形式。陳寅恪嘗言：

史論之作者,或有意,或無意,其發為言論之時,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時代之環境背景,實無異于今日新聞紙之社論時評。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故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今日取諸人論史之文,與舊史互證,當日政治社會情勢,益可借此增加了解。[31](P.248)

毋庸多論,近代中國面臨著極為復雜的歷史局面。在此背景下,時人為了思考與中國出路何在相關的各類問題,往往在不同領域里進行發聲。由于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編纂傳統,近代被人們所提倡的新史學也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這使得近代中國的史學研究時常顯現很強的時代感,成為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與古人不同,近代大多數的“史學經世”之作,背后依托的義理資源,已從儒家學說,變為了不同門類的近代社會科學。

《漢書·武帝紀》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18](PP.182-183)近代以來,由于民族主義的流行,人們對于漢武帝的評價,尤其是其經略四方之舉,大概很少有人會否認其“雄才大略”,并與古人的看法不同,認為西漢初年雖行清靜無為之政,但時易世變之后,積累了不少新的社會矛盾,需要改弦更張,奮發有為。只是在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之際,時人不僅從政治治理的實際效果來評價其得失,還十分在意剖析漢武帝種種作為是否僅為了鞏固個人統治、滿足一己私欲,即便種種推測頗有誅心之嫌。在這個意義上,近代關于漢武帝的評價,某種程度上也體現著人們對于現實當中的為政者的評判標準與期望值。這或許與宋代理學強調天理人欲之辨,認為三代以下皆為人欲橫流之世、漢唐之君秉承天理之處極少的論述有一定關系,但這其實也具有一定的現代意識。而這種現代意識在評價漢武帝及其時代問題上最為深刻的體現,莫過于章太炎為了批判康有為的學說而對后者所依托的西漢今文經學進行的剖析。竊以為要想剖析近代民主思想如何具體而微地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從此入手,或許更為關鍵。

此外,從清末開始,體現著平等與公平的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在中國流傳。社會主義對內主張平等,對外批判列強的殖民擴張,這既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深受傳統熏陶的知識分子對公、均、共等傳統政治概念的認知,又能提供憂國憂民之士一個解釋近代中國為何外患嚴重的視角。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伴隨著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特別是國民革命運動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影響,社會主義成為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思考歷史和現實問題時的重要憑借,盡管不同的人對于社會主義的具體認識往往不無差異,對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的設想也各不相同。但總體而言,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多認為要想體現社會主義精神,就應由國家推動各種旨在革除兼并與剝削的政策,打擊聚斂財富的豪強富戶,并將重要的經營事業收歸國營,由國家制定政策來庇護平民。在此背景下,人們很容易基于當代立場,把漢武帝時期的社會經濟政策視為近代社會主義在中國古代的某種先聲。當然,正所謂理從事出,這種跨越古今的遙想,并不能替代對于漢武帝所作所為的具體分析。無論是呂思勉關于政策制定與實施之間巨大落差的冷峻剖析,還是錢穆判定漢武帝時期漢代政權已然變質,不但體現出令人擊節稱贊的史識,而且三復斯言,愈覺此乃貫穿古今、關乎興廢的要緊之事。這大概也是對于漢武帝的評價,堪稱近代中國政治文化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