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效應及機制

付媛　岳由

關鍵詞 智慧城市 城市韌性 創新資源協同 政府治理能力 多期雙重差分法

〔中圖分類號〕Ｆ４９；Ｆ２９９．２ 〔文獻標識碼〕Ａ 〔文章編號〕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３－０１３０－１１

一、引言

城市韌性是指城市在面臨危機或挑戰時能夠維持其基本功能、適應變化和快速恢復的能力。① 城市韌性對于居民生活及安全、城市經濟穩定及可持續發展、城市生態系統穩定等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年來，洪澇災害、地震、疾病等各類突發事件的頻繁發生，不斷挑戰著城市抵御風險的能力。２０２０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0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指出了韌性城市在城市發展中的重要性，也標志著城市韌性問題成為國家層面到各級地方政府關注的重大問題。為了解決城市韌性和城市發展中的交通擁堵等問題，我國于２０１２年起實施的智慧城市試點政策使智慧城市建設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應用，智慧城市建設利用先進的技術手段提升了城市的緊急響應能力、災害預防和管理能力，使城市能夠更有效地應對突發事件，并快速恢復正常秩序。然而，經過十多年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相應城市是否因為智慧城市建設使其城市韌性有所增強，且智慧城市建設影響城市韌性的機制是什么，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問題。

在以往研究中，大多數學者認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應，但是對不同維度城市韌性的政策效應持不同觀點。例如，Ｚｈｏｕ等認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社會韌性有積極作用，對經濟韌性和生態韌性沒有顯著影響，對基礎設施韌性甚至具有消極作用；①宋蕾認為智慧城市建設無論對城市經濟、社會還是基礎設施、環境等韌性提升均有正向作用。② 在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機制分析方面，武永超和Ｚｈｏｕ等從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兩個方面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技術效應和結構效應可以作為影響機制提升城市韌性；③劉成杰等從綠色技術創新和互聯網集聚兩個方面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可以通過創新效應和集聚效應提升城市韌性。④ 以往文獻在不同地理分布下，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研究結論差異較大，劉成杰等認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按照地理分布從高到低依次為東部、中部、西部地區；趙蔡晶認為從高到低依次為西部、東部、中部地區。⑤ 雖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已經得到了部分學者的關注，但目前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尤其是城市韌性分維度的研究結論差異較大。而且鮮有研究關注二者間的渠道機制，僅有個別研究考慮了創新作為智慧城市發展的技術效應能夠促進創新要素集聚、整合和配置，從而極大地提高城市抗風險能力。⑥ 目前未見有考慮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能否通過創新資源協同提升城市韌性的研究，然而智慧城市建設利用大數據等技術手段促進了創新資源協同，城市在面臨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等風險時，通過創新資源協同實現各部門資源整合，能夠快速響應、迅速處理，提高城市應對風險的能力。同時政府治理能力作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影響城市韌性的渠道機制在已有研究中也缺乏關注。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隨著數據采集、物聯網、智能傳感器等技術的應用，政府可以及時收集更加完整、準確的城市數據，并以此展開數據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及時做出策略調整，提高了政府治理效率并實現了政府決策的科學化。高效的政府治理能力能夠加強各部門間的合作和協調，形成整體推動力量，提高城市在面臨挑戰時的整體應對能力。根據上述分析，檢驗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能否真正增強城市韌性，不同維度韌性的政策效應如何，以及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能否通過創新資源協同和政府治理能力影響城市韌性是本文要研究的重點內容。

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有：（１）在闡明智慧城市建設與城市韌性之間邏輯關系并對其進行一系列檢驗的基礎之上，深入挖掘了智慧城市建設提升城市韌性的渠道機制，從創新資源協同和政府治理能力兩個方面解釋了智慧城市建設增強城市韌性的途徑；（２）對智慧城市建設提升城市韌性的政策效應進行了異質性分析，明確了城市在地理位置、創新水平和科教水平三個方面的政策效應存在顯著差異，同時對分析結果做了合理解釋，這有助于豐富城市韌性在不同類型城市具有差異化表現的理論解釋，進而可為個性化制定智慧城市相關政策提供啟示。

二、政策背景與研究假說

１．政策背景

智慧城市是指利用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空間地理信息集成等智能計算機技術，推動城市規劃、設計、建設、管理和運營的新理念和模式，該概念最初由ＩＢＭ公司于２０１０年提出。近年來，世界各地不少城市也紛紛出臺政策，借助人工智能、５Ｇ、大數據、云計算等新技術，不斷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如韓國于２０１９年制定了《第三版智慧城市一攬子計劃》，首次明確了智慧城市的定義，并計劃２０２５年之前，在智慧城市項目投資１０萬億韓元（約５７５億元人民幣），提供１５萬個就業崗位。①

自２０１０年開始，中國中央和地方開始重視智慧城市建設，并在“十二五”期間陸續出臺相關發展計劃。許多城市將建設智慧城市作為未來的發展重點。為了支持和完善智慧城市建設，國家相繼發布了多項政策和通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開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的通知》，并公布了第一批涉及９０個城市（區、縣、鎮）的智慧城市試點名單，標志著我國正式啟動智慧城市試點工作。隨后，２０１３年８月，住建部公布了第二批１０４個試點城市（區、縣、鎮）。２０１４年３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明確要求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并公布了第三批智慧城市試點名單，共涉及８４個城市（區、縣、鎮）。２０１５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布了《關于開展智慧城市標準體系和評價指標體系建設及應用實施的指導意見》，智慧城市建設標準化正式列入國家議程，同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２０１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將建設智慧城市列為信息城鎮化重要工程。２０１８年６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智慧城市頂層設計指南》，提出了智慧城市頂層設計的總體原則，并從基本過程、需求分析、總體設計、架構設計和實踐路徑規劃等方面提出具體建議。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支持國家級新區深化改革創新加快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再次強調要深入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以提升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這些政策和措施的出臺促進了智慧城市的發展，為城市管理和居民生活帶來了許多便利和改善。

２．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智慧城市是傳統城市演進和發展的一種新形式，其利用信息手段，將城市各個領域的基礎設施、社會服務等數字化、智能化，實現城市運行的高效、便捷和可持續發展。② 首先，智慧城市試點政策推動了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在城市中的廣泛應用，促進了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增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人民收入并增加了稅收收入，從而提升城市整體經濟規模，使城市在面臨沖擊時，具有較強的經濟韌性。其次，產業結構、教育、醫療等因素反映了城市社會資源配置情況及社會穩定性，對提高城市韌性起到了關鍵作用。智慧城市建設為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技術支撐，有助于推動城市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通過智慧化技術的應用，可以建立數字化學習環境，提供在線教育資源和遠程學習機會，改善教育的覆蓋面和質量；智慧城市可以建設智能醫療設施，推廣電子病歷和電子處方系統，實現醫療信息的互聯互通，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提升醫療診斷和預防能力，因此，智慧城市建設使城市面臨沖擊時有較強的社會韌性。最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推動了城市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升級。通過應用傳感器、物聯網技術等，可以實現對基礎設施的實時監測和智能管理，提高其運行效率和安全性；智慧城市建設還可以利用網絡監控、傳感器監測等技術手段，實現城市交通、環保、安全等方面的實時監測、預警和管理，以快速響應和處理各種突發事件，降低災害所造成的影響。③ 總之，智慧城市試點政策通過提升經濟的創新能力、改善社會服務和加強基礎設施的智能化建設，可以提高城市應對風險和挑戰的能力，增強城市抵御沖擊的恢復能力。

創新資源協同是指創新技術、人才、資本等創新要素的密切聯系及相互支持。④ 我國技術發展逐漸呈現出復雜化和快速發展的趨勢，因此在研發過程中利用單一的創新資源可能極難實現創新突破，創新資源的協同可以促進區域內創新部門的合作研發，有效整合創新資源，促進技術進步。⑤ 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通過物聯網、云計算等技術手段實現了城市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與合作，①從而提高了創新資源的利用效率，同時智慧城市建設通過開放式創新平臺②等手段集聚和吸納了更多的創新資源，這些創新資源集聚在一起能夠拓展創新范圍，促進創新資源協同。與此同時，智慧城市建設應用廣泛，例如智慧交通、智慧醫療、智慧政務等，為創新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前景，③進一步促進了創新資源協同。另一方面，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首先，較好的創新資源協同能力可以通過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在不同部門之間實現信息和數據資源共享，共同應對城市面臨的沖擊，快速響應突發事件，提高城市管理和決策的效率；其次，創新資源協同能力可以整合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術，通過跨領域的合作與創新，為城市抵御沖擊提供多元化、綜合性的解決方案，從而提高城市韌性；最后，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創新資源協同能力可以通過應用智能科技和大數據分析來提升城市韌性。例如，利用物聯網、人工智能和云計算等技術，可以實時監測城市運行狀況、預測風險和優化資源配置，通過數據驅動的決策和智能化的管理，提高城市的應急響應能力和韌性。

地方政府以其獨特的信息優勢在國家治理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④對城市發展有重要影響。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設有助于打造智慧政府，智慧政府通過多樣化的信息工具，進行跨部門、跨業務、跨領域及跨時空的交互協作，支持政府決策與行動，實現科學化、精準化的社會治理，支撐政府更加智慧地實現其政治、經濟、社會等功能，從而推進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⑤ 當前政府治理內部縱向與橫向部門協同所面臨的難題是由不同模塊之間信息差所導致的，智慧城市建設通過大數據平臺，分享信息、傳遞指令，⑥能夠使政府治理能力達到更高層次的有序性、協調性，實現政府治理能力的新躍進。另一方面，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政府借助信息技術和智能化工具，能夠更好地了解城市運行狀況，⑦進行精細化決策和優化管理，這種高效的政府治理能力能夠提升城市應對各類壓力和挑戰的能力，增強城市韌性。智慧城市試點政策通過整合和優化城市資源，提高了城市的運行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政府可以引導各部門和機構建立統一的數據平臺和信息交流機制，實現資源的共享和協同，從而提高城市對突發事件和緊急情況的響應能力。還有，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為城市創新和轉型提供了推動力，政府通過制定激勵政策、支持創新企業、引導科技研發等方式，推動智慧城市相關技術和應用的研發和落地，使城市更具應對風險和挑戰的能力。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Ｈ１：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具有顯著正向作用。

Ｈ２：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可以通過創新資源協同能力影響城市韌性。

Ｈ３：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可以通過政府治理能力影響城市韌性。

三、研究設計

１．模型構建

我國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三個批次試點城市是由住建部分別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公布的，因此，本文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來檢驗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通過比較試點城市（處理組）和非試點城市（對照組）的城市韌性在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試點前后的差異，以評估該試點政策實施的效應。參考Ｂｅｃｋ等和劉瑞明等的思路，①基本計量模型設定如下：

２．變量選擇

（１）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城市韌性，參考Ｃｕｔｔｅｒ等和李彥軍等的研究，②構建了由經濟韌性、社會韌性、生態韌性和基礎設施韌性四個維度組成的指標體系，如表１所示。本文基于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我國２６２個地級市的數據對城市韌性做測算。部分缺失數據通過線性插值得到。城市韌性的測算借助熵權－Ｔｏｐｓｉｓ方法來實現。

（２）核心解釋變量。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政策（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由于三個批次的試點名單中有交叉覆蓋的情況，即包含了不同的層級（市、區、縣、鎮），因此將處理組中數據缺失嚴重的城市以及屬于區縣的試點城市剔除掉。根據試點城市名單設置處理組和對照組，其中處理組包括三個批次的１０３個試點城市，并取值為１；對照組包括除１０３個試點城市外的１５９個城市，并取值為０?？紤]到評估政策效應的完整性，根據政策實施時間，設置時間虛擬變量組，將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５年定義為政策實施年份并且取值為１。二者相乘即代表智慧城市試點政策。

（３）控制變量。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城市韌性的因素，本文參考趙蔡晶和劉杰成的研究，③選擇了政府支出規模（Ｘ_１）、信息基礎設施（Ｘ_２）、產業結構高級化（Ｘ_３）、城市經濟密度（Ｘ_４）以及實際使用外資金額（Ｘ_５）作為控制變量。其中，政府支出規模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衡量，信息基礎設施用互聯網用戶占總人口的比重衡量，產業結構高級化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重衡量，城市經濟密度用地區生產總值與區域土地面積之比衡量。

３．數據來源

結合政策實施時間和數據可獲得性，本文將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中國２６２個地級市作為研究樣本，其中１０３個地級市為處理組，１５９個城市為對照組。本文數據來源于各市統計局及各政府網站、《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省市統計年鑒、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ＣＮＲＤＳ）等，其中缺失數據由線性插值得到。

四、實證結果分析

１．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納入了時間和城市固定效應。表２顯示了基準回歸結果，第（１）列顯示了不加入控制變量的結果，第（２）列顯示了加入控制變量的結果。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回歸系數均在１％的水平顯著為正，這表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假說Ｈ１得以驗證。這一結論與既有文獻的看法較為一致，均肯定了智慧城市建設的積極作用。例如，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實施能夠促進城市創新，實現城市高質量發展，并且有利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等。①

鑒于已有文獻對城市韌性分維度的研究較少，且研究結論較不一致，本文從城市韌性的四個維度分析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這些維度涵蓋了城市韌性的不同方面，包括經濟韌性、社會韌性、基礎設施韌性和生態韌性。表２中第（３）—（６）列顯示了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四個維度的政策效應結果。由第（３）列可以看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經濟韌性的回歸系數在１％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經濟韌性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智慧城市建設通過推動數字化和信息化發展提升了城市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能夠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創業機會，從而增加居民的收入和儲蓄能力，推動城市經濟增長，增強城市經濟應對外部沖擊的抵御能力，提高城市經濟的適應性和抗風險能力，進而增強城市經濟韌性。

第（４）列結果顯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社會韌性的回歸系數同樣在１％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社會韌性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智慧城市建設為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了技術支持，推動了新興產業發展，促進了城市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同時，智慧城市建設通過人工智能等技術建立數字化學習環境，提供在線教育資源和遠程學習機會，改善了教育的覆蓋面和質量，有助于提升城市教育水平和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最后，智慧城市建設能夠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實現醫療信息的互聯互通，提升醫療診斷和預防能力，促進醫療服務創新和提高醫療水平。由此可見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可以從產業結構、教育、醫療等方面增強城市社會韌性。

第（５）列結果顯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基礎設施韌性的回歸系數在１％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基礎設施韌性存在顯著正向影響。這是由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鼓勵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和互聯互通，能夠推動城市建設更高速、更穩定的寬帶網絡，包括５Ｇ網絡的覆蓋和提速等，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能夠實時監測城市的運行狀態，及時發現并解決問題。此外，智慧城市建設可以利用大數據等為城市提供洪水預測和模擬功能，優化城市排水規劃，減少洪澇災害的風險。由此可見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能夠顯著提升城市基礎設施韌性。

第（６）列結果顯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生態韌性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說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生態韌性不存在顯著影響。這應是由于城市生態系統的變化通常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并非一下子顯現的，加之智慧城市試點政策更側重于解決城市管理和服務效率等問題，對生態環境保護往往不夠重視，因此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不顯著。

２．平行趨勢檢驗

雙重差分法要求處理組和對照組在政策干預前具有共同趨勢，即需要進行平行趨勢檢驗，本文根據事實研究法進行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如圖１所示。圖中ｔ表示政策實施當期，政策實施前回歸系數均不顯著（置信區間包含０），說明試點城市與非試點城市韌性表現無顯著差異。在政策實施后各期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異于０且逐漸增大，說明了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效果開始顯現。因此，本文樣本的平行趨勢假設是成立的。

３．穩健性檢驗

（１）雙重差分傾向匹配得分

ＰＳＭ傾向得分匹配方法需要滿足條件獨立假設，即匹配前后不存在明顯系統差異。為了保證匹配結果的平衡性，本文采用核匹配方式對各變量進行平衡性檢驗，并通過表３展示了匹配前后所有變量均值無顯著差異且標準偏差絕對值小于５％的結果。同時，ｔ統計量不顯著，說明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也表明該匹配平衡性較好。

根據匹配后的樣本，重新進行雙重差分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如表４第（１）列所示，ＰＳＭ之后系數的大小、符號和顯著性水平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結果可靠。

（２）安慰劑檢驗：處理組隨機化

盡管前文已經控制了城市和年份固定效應，但使用ＤＩＤ法還應注意估計結果是否受到其他的非觀測因素干擾，為此參考Ｃｈｅｔｔｙ等人的研究，①通過隨機選取處理組的方式進行安慰劑檢驗。具體操作是在實施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三個年份（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分別公布的（４５、４０、１７個）城市內，隨機選擇相應數量的城市作為處理組再進行回歸，根據上述操作會產生一個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偽系數，隨機重復該過程１０００次，則產生１０００個估計系數。圖２展示了處理組隨機化的安慰劑檢驗的結果，實線表示偽試點政策變量的估計系數值，散點表示相應的ｐ值，水平虛線是ｐ＝０．１，散點在虛線以下表明系數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下顯著。由圖２可以看出，絕大部分偽試點政策估計系數和ｐ值分布在０附近且呈正態分布。同時，大多數散點都處于水平虛線上方，表明大多數估計系數不顯著。所以，我們排除了“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來源于其他不可觀測因素的可能性，這也檢驗了本文估計結果的可靠性。

（３）安慰劑檢驗：改變政策發生時點

將政策發生時間前置來進行安慰劑檢驗的方法在雙重差分中十分常見，本文借鑒曹春方等的思路，②使用虛假政策時間點的安慰劑檢驗觀察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是否依然存在。具體是將政策實施時間分別向前提前１年、２年、３年，若上述研究結論是由處理組與對照組之間不可觀測因素導致的，那么虛假的政策實施時間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表４的第（２）—（４）列展示了虛假政策實施時間的檢驗結果，從中可以看出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的系數并不顯著，這說明原有政策時點選取具有合理性。

五、異質性與影響機制分析

１．異質性分析

不同城市在地理位置、城市特征等方面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可能會使智慧城市建設的效果并不相同。因此，本文進一步檢驗了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異質性影響。具體地，考慮到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尤其是東部地區以其區位優勢在經濟等方面領先于中西部地區，因此為進一步檢驗區位異質性，本文根據地理位置將樣本城市劃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城市三個子樣本；其次，智慧城市建設對城市韌性的影響有賴于城市初始稟賦，創新產生的技術效應和集聚效應能夠提升城市韌性，①因此本文側重于城市創新水平異質性，按照專利授權數的中位數將樣本城市分為高創新水平城市和低創新水平城市兩個子樣本；最后，人力資本是區域競爭中的重要要素，其對城市抵御沖擊具有重要作用，②科教水平高的城市能夠培養出更多優秀人才，使城市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優勢。因此參考何凌云等的研究，③按照城市是否有“２１１工程”大學將樣本城市分為高科教水平與低科教水平兩個子樣本進一步檢驗科教水平的異質性。

表５顯示了異質性分析的結果，根據第（１）（２）（３）列的結果，可以發現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東部地區城市韌性的提升有顯著作用，對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城市韌性的影響不顯著。這是由于東部地區相較于中西部地區在經濟、教育、人才、技術及資源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這些都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實施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政策效應更好地發揮。相較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較為落后，科技創新水平相對不足，這些因素限制了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在該地區的充分實施和發揮作用。第（４）（５）列結果顯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顯著提升了高創新水平地區的城市韌性，而對創新水平低的地區的城市韌性影響不顯著。這是由于創新水平高的城市在面對各種挑戰時，具有更強的韌性和適應性，④能夠更好地應對風險和壓力。相反，創新水平低的城市則很難適應變化和挑戰，遭遇風險時容易陷入困境。由第（６）（７）列結果可知，智慧城市建設對高科教水平的地區城市韌性影響較為顯著，對低科教水平的城市有正向作用但不顯著。這是由于教育水平高的城市具有更強的人才優勢、更豐富的知識結構、更高的社會文化素質和更高的人民群眾參與度，⑤這些優勢有助于提高城市韌性。相反，教育水平低的城市則很難擁有這些優勢，缺乏人才和知識支撐，因此智慧城市建設的積極作用難以顯現。

２.影響機制分析

前文研究表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能夠顯著提升城市韌性，那么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具體是通過那些因素來提升城市韌性的？基于前文研究，接下來將從創新資源協同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兩個方面來檢驗智慧城市試點政策提升城市韌性的具體途徑。具體地，本文借鑒Ｂａｒｏｎ等和溫忠麟等的做法，①通過模型（２）和（３）對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影響城市韌性的內在機制進行檢驗。

表６顯示了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影響機制的回歸結果。由第（１）列可以看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創新資源協同能力影響顯著為正；第（２）列將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與創新資源協同同時納入模型中進行回歸，結果顯示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與創新資源協同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創新資源協同能力在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與城市韌性之間的渠道機制成立，這表明智慧城市建設可以提供更好的創新資源整合和協同機制，使得不同領域、部門之間的創新資源能夠更好地互相配合和協同，從而增強城市應對風險的能力。因此，假說Ｈ２得以驗證。第（３）列結果顯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政府治理能力影響顯著，第（４）將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與政府治理能力同時納入回歸模型中，發現ｔｒｅａｔ*ｐｅｒｉｏｄ與政府治理能力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說明政府治理能力在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與城市韌性之間的渠道機制成立，表明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積極作用可以通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實現。智慧城市建設需要政府在規劃、決策、執行等方面具備較強的能力和機制，以有效地推動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實施和落地。良好的政府治理能力可以確保政策的順利實施，協調各個部門和利益相關方的合作，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和資源分配，從而增強城市的韌性。因而，假說Ｈ３同樣得到驗證。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運用２００９—２０２１年中國２６２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了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政策效應，以及創新資源協同和政府治理能力在其中的渠道機制。研究發現：（１）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有顯著正向影響，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經濟韌性、社會韌性和基礎設施韌性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對生態韌性的影響不顯著。（２）根據智慧城市建設特征，本文選取創新資源協同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作為機制變量，結果顯示智慧城市試點政策能夠通過提升城市創新資源協同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來增強城市韌性；（３）智慧城市試點政策的政策效應在城市區位及特征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其中智慧城市試點政策對城市韌性的影響在東部地區更加顯著，創新水平、科教水平較高的城市實施智慧城市試點的政策效應更加顯著?；谝陨辖Y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１．繼續貫徹落實智慧城市試點政策。一是制定明確的智慧城市發展規劃和政策文件，為智慧城市建設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指導，同時堅持走綠色發展道路，減少智慧城市建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全面提升城市韌性；二是統籌協調各部門，成立專門的智慧城市領導小組，同時加強政府、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間合作，形成聯動合力優勢；三是加大智慧城市人才培養和引進力度，提高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技術水平，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的高級人才；四是推動智慧城市試點示范工程建設，總結經驗并推廣模式，為其他城市提供借鑒和參考。

２．以城市資源稟賦為依據，采用多元化模式實行差異化智慧城市建設，避免“一刀切”政策。具體地，一是對于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可投入更多資金建設高端的數據處理和儲存設備，而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則應優先考慮建設城市信息網絡基礎設施，以提供更加穩定和可靠的服務。二是對于創新水平高的城市應加強科技創新和研發能力，培育本地的科技研發機構，吸引更多優秀的科研人員；對于創新水平低的城市則應鼓勵政府加大對當地技術研發和創新企業的支持力度，并增加開展創新和科技研究項目的投資。三是對于科教水平高的地區，應發展數字化教育，加強高校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推動科技產業發展；對于科教水平低的地區，應著力提升基礎教育水平，引進現代化教學手段和資源，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和數字技能。

３．采用市場機制，加強創新資源協同。一要利用好市場機制，促進創新要素及創新資源等各方根據自身優勢和需求進行資源配置和交換，形成優勢互補和資源共享，最大限度地發揮創新資源的效益。二要促進創新資源協同，可建立開放性知識共享平臺，政府可引導企業、科研機構和高校等建立創新聯盟和研發平臺，共享設備、人才和技術資源，提高研發效率和質量，同時積極引導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為創新型企業提供風險投資、股權融資、債券融資等多樣化的金融支持，增強企業創新活力。

４．實行由上到下的智慧城市建設，加強政府治理能力。一要加強頂層設計，建立健全數字化政務服務系統和數據互通機制、數據治理機制，同時完善對自然災害、社會安全等方面有效的預警機制，及時掌握風險信息并采取相應措施。二要強化政府數字化平臺建設，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要加強數據收集、共享和利用，促進數據資源的整合和利用，打造數據開放平臺，鼓勵社會各界參與數據共享，提供豐富的數據資源用于建設智慧城市；同時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進行數據挖掘和智能決策，實現政務信息數字化，為政府建設智慧城市提供科學依據。三是加大對智慧城市建設的投入，推動城市基礎設施的智能化升級，提高城市運行效率和服務水平，增強城市韌性。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