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新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定位

[摘要]“新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橫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交叉學科，其特點是在研究經濟增長、經濟發展、資源配置等問題時不將制度、法律、意識形態等排除在外，并采用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內生地分析制度、法律、意識形態等。西方學者對新政治經濟學的定義雖然存在差別，但關注的主要問題集中于經濟政策的制定以及相關問題的經濟學解釋，特別突出強調采用現代經濟學——主要是20世紀發展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研究政策制定及相關問題。廣義上，新政治經濟學至少包括三個方面：(1)經濟對政治的影響；(2)政治對經濟的影響；(3)采用現代經濟學的工具、理論和方法研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問題。新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新古典綜合”都是新的；相對于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新的，兩者屬于不同的經濟學范式。新政治經濟學與公共選擇理論、公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關系取決于新政治經濟學的廣義和狹義定義：狹義的新政治經濟學就是公共選擇理論；而廣義的新政治經濟學包括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

[關鍵詞]新政治經濟學學科定位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經濟學

[作者簡介]李增剛(1975－)，男，山東省新泰市人，經濟學博士，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新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9)03—0072—07

“新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橫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交叉學科，其特點是在研究經濟增長、經濟發展、資源配置等問題時不將制度、法律、意識形態等排除在外，并采用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內生地分析制度、法律、意識形態等。許多經濟學家對“新政治經濟學”進行了定義，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強調采用現代經濟學的工具、理論和方法對政治、制度及相關問題進行研究。廣義上，新政治經濟學至少包括三個方面：(1)經濟對政治的影響；(2)政治對經濟的影響；(3)采用現代經濟學的工具、理論和方法研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問題。新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新古典綜合”都是新的，相對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新的。關于新政治經濟學與公共選擇理論、公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之間的關系，目前學術界眾說紛紜，筆者認為，關鍵在于是從廣義上還是狹義上定義新政治經濟學。

一、“新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定義：文獻綜述

隨著20世紀80年代之后“新政治經濟學”的迅速發展，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含義進行了解釋。

阿倫·德雷澤(Allan Drazen)在《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認為，新政治經濟學“主要是以運用現代經濟分析的正規技術工具來考察政治學對經濟學的重要性來定義。運用現代經濟分析，不僅僅體現在運用數學方法這種形式化的意義上，而且表現為它還是概念性的，它運用最優化、激勵和約束等概念來考察政治現象”。他進一步認為，政治學的本質是“權力和授權”，而權力和授權的基礎是利益不一致，因此，“不一致性和利益沖突是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在此基礎上，他分析了“實證政治經濟學”和“規范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首先從對實際政策經常與‘最優政策截然不同這一觀察開始。后者被定義為受技術和信息的制約，而不是受政策的制約。政治約束是指由于利益沖突以及面對這些沖突需要作出集體決策時所受到的約束。因此，實證政治經濟學探討這樣的問題——政治約束將如何解釋與最優政策不同的政策選擇(及其經濟結果)以及這些政策所意味的結果。同樣的意思換一種說法就是，面對利益沖突，社會所運用的政策選擇機制意味著它的結果常常與仁慈的社會計劃者所選擇的結果大相徑庭。這一實證的觀點也暗含了一個規范的方法：規范政治經濟學將探討，在現有政治約束既定的條件下，如何能夠將社會很好地引導到實現特定經濟目標上這樣的問題。它不僅包括如何在現行的制度框架內‘克服政治約束，而且也包括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目標而設計政治制度?！?/p>

佩爾森(Torsten Persson)和塔貝里尼(Guido Tabellini)在《政治經濟學：對經濟政策的解釋》中認為，政治經濟學就是“借助經濟學的基本工具為政策選擇建立模型，并將其視為理性人之間的策略性互動作用的均衡結果”。需要作出解釋的經濟政策選擇包括：“是什么因素決定著再分配的規模和形式、公共品供給的范圍和類型、各種稅收的負擔、政府的赤字規模、官員的腐敗程度、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結構、貨幣政策在商業周期和選舉周期中的態度等等?！痹诮忉屃苏谓洕鷮W的理論基礎之后，他們提出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可以概括為：“采用宏觀經濟理論研究政策的均衡方法，利用理性選擇工具，分析公共選擇理論的某些經典問題?！?/p>

圣－保羅(Gilles Saint-Paul)在對德雷澤的《宏觀經濟學中的政冶經濟學》以及佩爾森和塔貝里尼的《政治經濟學：對經濟政策的解釋》進行評論的文章中指出，新政治經濟學有兩個特征：(1)主要目標是解釋實際經濟政策，而不是將其看作外生；(2)不同于傳統經濟學將“政策看作最大化社會福利函數決定”的假定，新政治經濟學認為，政策是由政治機制決定的，反映了社會中最具實力集團的利益。新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主題非常寬泛，包括再分配稅收、通貨膨脹、預算赤字、學校融資、勞動力市場政策、資本稅收、貿易自由化、轉型經濟中的私有化和重建等等。

塞耶(Stuart Sayer)在一篇關于新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綜述中，給出了一個比較寬泛的定義，即“將經濟學方法運用于諸如法律、犯罪和懲罰，甚至結婚和離婚等”，研究的主要領域包括：貨幣和財政制度，再分配、轉移支付和人口流動，政治變量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國際政治經濟學，多重視角的經濟和政治轉型，以及公共財政、公共產品供給、外部性等問題。貝斯利(Timothy Besley)在一篇名為《新政治經濟學》的論文中指出，“新政治經濟學的目標是理解政策領域中出現的重要問題”，它不是“經濟學家對政治領域的殖民”，而是將分析問題的能力擴展到經濟決策和政治決策。

另外，在1996年3月創刊的《新政治經濟學》雜志中，編委會將新政治經濟學看作是19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視野的拓寬與20世紀社會科學分析方法進步的融合，打破主體(agent)與結構(structure)、國家與市場之間的二分法，其采用的主要理論方法是：(1)經濟學中的制度一組織方法；(2)經濟學和經濟史中制度和經濟變遷的比較理論；(3)社會學中的結構理論和戰略相關理論；(4)國際關系的批判理論；(5)新公共選擇；(6)文化政治和認同理論。主要研究四大主題：(1)比較政治經濟學；(2)環境的政治經濟學；(3)發展的政治經濟學；(4)國際政治經濟學。①

從以上各種不同定義可以看出，雖然不同學者關于“新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存在差異，但主要關注的是經濟政策的制定以及相關問題的經濟學解釋，特別突出強調采用現代經濟學——主要是20世紀發展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研究政策制定及相關問題。

二、“新政治經濟學”的廣義定義：多視角的綜合

(一)經濟對政治的影響

經濟對政治的影響，至少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一切政治活動都具有經濟根源；二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格局或經濟實力影響政治結果。例如，戰爭是典型的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但國家之間并非為戰爭而戰爭，而是為了實現經濟利益，美國攻打伊拉克，雖然美國政府宣稱是為了伊拉克的民主進程，但大多數學者的共識是美國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一方面是為了獲得伊拉克豐富的石油資源，另一方面為了打擊伊拉克采用歐元計價的政策，以維護美元的地位。

在世界范圍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其在國際舞臺上的發言權，而這又會影響最終的政治結果。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英國提出了“凱恩斯計劃”，美國提出了“懷特計劃”，但最終采取了吸收“凱恩斯計劃”中有益成分的“懷特計劃”，根本原因在于，當時美國的經濟實力已經超過了英國。又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分配，除了每個國家的固定份額之外，還有每個國家認繳的股份份額，這當然依賴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一個集團或階級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其政治影響力。例如，17、18世紀的英國，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工商業者的經濟地位不斷提高，土地貴族的經濟實力相對下降，工商業者追求政治權力等的動機越來越強烈。1830年，“伯明翰政治同盟”成立宣言中的一段話頗能說明問題：“大貴族在下院有充分的代表權……工業和商業卻幾乎全無代表!它們是國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是國家財富與力量的源泉，相比之下它們代表不足，而和國家的累贅(指貴族)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的每一項利益，卻被代表得足而又足!因此，改革這種狀況對國家的昌盛極為重要。一般來說，下院中‘市鎮公民的代表應該是真正的‘市鎮公民，即經營實業，積極關心它，將其畢生的財產與幸福委托于它的人?！边@說明，一個國家或地區，不同階級或集團經濟實力的變化會影響政治權力的分配，并且最終會影響政治結果——包括政策選擇和制度選擇等。

其實，馬克思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關系的分析，早就向我們指明了經濟對政治的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了其生產關系，其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筑。這典型地體現了經濟對政治的影響。

(二)政治對經濟的影響

政治對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制度、意識形態、法律、政治過程等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這也可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制度、意識形態、法律、政治過程等影響收入分配；二是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制度、意識形態、法律等都是界定權利的，它規定了人們能夠干什么、不能夠干什么、必須干什么等，這是權利的配置，也就是資源的配置。首先，這會影響不同主體的收入。例如，科斯第一定理雖然強調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條件下，權利的初始界定不影響資源的最終配置，但權利的初始界定卻會影響不同主體的利益，因為誰要補償誰或者誰要購買誰的權利本身就是利益的分配。其次，權利的配置或資源的配置影響資源利用的效率，如果資源配置給利用效率高的一方，其創造的社會財富就多。例如，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條件下，權利的初始配置會影響資源利用的效率，進而對社會福利產生影響。

政治過程決定政治結果，影響資源配置，進而影響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例如，投票制度中采取簡單多數票制、2/3多數票制或3/4多數票制或4/5多數票制，產生的投票結果肯定是不同的；采用直接民主制和代議民主制產生的最終表決結果也是不同的。表決結果的不同，可能意味著通過的經濟政策不同，必然會影響資源配置，從而資源利用的效率就可能存在差別，影響最終的經濟結果。

(三)采用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分析政治

這主要是采用現代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比如邊際分析法、均衡分析等——刻畫政治市場上各個主體(如政治家、選民、利益集團、政黨、官員等)的行為特征和政治市場的運行。這種分析打破了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也與庇古福利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同。政治學對各個主體——包括國家、政治家、官僚、選民等——的行為假定是非常模糊的，不同的學派或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這就使得政治學的流派紛呈。沒有統一的框架。庇古的福利經濟學認為，由于存在市場失靈，因此需要政府干預經濟，或者說，市場失靈是政府干預的充分必要條件。這個觀點成立的條件在于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大公無私的、仁慈的。當存在市場本身沒有辦法或不能夠解決的問題時，政府去解決。然而，政府也是由人組成的，政府本身也有自己的利益。新政治經濟學就在于突破政治學和傳統福利經濟學對于政治家、選民、政黨、政府的假定，將其全部看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政治家追求當選或再次當選，或者權力，或者經濟利益；選民追求福利最大化；官僚追求預算最大化；政黨為了獲得支持最大化。將所有政治主體的行為特征都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采用現代經濟學的工具和方法研究投票、選舉、政策制定、腐敗、尋租、管制等問題，從而為政治過程和政策制定的分析找到了一條新的思路。從實證的角度看，這條思路解釋了政策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選舉結果為什么如此、腐敗為什么存在、尋租為什么存在等問題。

上面三個角度概括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而這三個方面又可以統一起來，這種統一構成了“政治經濟學”的本質，或者對“新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新政治經濟學是在研究經濟問題(經濟增長、經濟發展、資源配置等)時至少不把政治、制度、法律、意識形態等排除在外，并采用經濟學的假設、原理和工具，內生分析政治、制度、法律、意識形態等方面，橫跨經濟學和政治學的一門交叉學科。它包括幾層含義：第一，新政治經濟學從本質上講是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只不過在分析經濟學的核心問題(資源配置、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等)時，需要考慮政治因素一如制度、法律、意識形態、政治過程等，這體現了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第二，既然政治對經濟存在影響，那么相關的各種政治因素又是如何決定的?如制度是如何生成的、法律是如何達成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等。這就需要從經濟的角度進行考慮，即經濟決定政治。既然是經濟決定政治，那么對其形成過程的分析，就要從相關主體的行為假定人手，而經濟學對主體行為假定的分析最為徹底和深刻，從而就需要采用經濟學的方法。這樣，政治和經濟之間關系的三個方面的深入分析最終統一于新政治經濟學。

三、“新政治經濟學”為什么是“新”的

既然是新政治經濟學，那么與“新”相對的“舊”指什么?在西方經濟學范式內，與新政治經濟學相對應的政治經濟學應該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在整個經濟學說發展的歷史中——特別是在中國，與新政治經濟學相對應的政治經濟學還包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即中國傳統的政：冶經濟學。汪丁丁曾經提出類似的問題，并進行了回答。他說，“為什么我們研究的是‘新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我的回答是：因為政治學與經濟學各自的內容已經與古典時期很不一樣了。新政治經濟學更像是結合了馬基雅維利之后的新政治學和馬歇爾之前的古典經濟學，而不像是新政治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結合”。

(一)“新政治經濟學”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從西方經濟學內部來看

在西方經濟學內部，與“新政治經濟學”對應的“政治經濟學”是“古典政治經濟學”?，F代經濟學最初是以“政治經濟學”的名稱開始發展的。從蒙克利欽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都采用了“政治經濟學”的名稱。德雷澤認為，“這一術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經濟學并沒有真正與政治學分開這樣一種信念”，它產生于“政治因素對決定經濟成果至關重要這樣一種廣泛流行的看法”，“作為一門學科，歷史上的經濟學不僅認為政治力量影響經濟結果，而且經常將政治視為決定性的影響”。邊際革命之后，經濟學家們試圖建立擺脫政治影響的“純經濟學”，盡量不再關注政治和制度因素。新古典經濟學之后，經濟學為了追求工具的精確和分析的嚴密，抽象掉了政治、制度等因素，其基本硬核強調理性選擇、偏好穩定和均衡結構，強調消費者在既定的收入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生產者(廠商)在既定的成本約束下追求產量最大化或者在產量既定的條件下追求成本最小化?！靶抡谓洕鷮W”與“古典政治經濟學”雖然都采用了“政治經濟學”的名稱，雖然有著諸多聯系，但也存在差別。

第一，“新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是“古典政治經濟學”，都強調政治因素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影響。面對20世紀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大量問題，新政治經濟學強調政治和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在研究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等問題時，考慮政治因素的作用。貝斯利在分析新政治經濟學的先驅時，專門列出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塞耶在解釋什么是“新政治經濟學”時，就是從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的；德雷澤則認為“政治如何影響經濟結果?也許早在人們開始對經濟學本身感興趣的時候，這一問題就提了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講，現代經濟學任何一個分支的發展可能都離不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影響。

第二，“新政治經濟學”不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簡單復歸，而是有了更加明確的分析方法和研究主題。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基礎或理論淵源，古典政治經濟學包含了經濟學各方面的問題，分析工具也多種多樣?！靶抡谓洕鷮W”是在經濟學與政治學相分離、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工具和方法得到很大發展之后產生出來的，其主要思路、方法或工具是新古典的，以理性選擇作為所有主體的行為假定，并且偏好是穩定的，分析的最終結果是求出均衡解一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解。同時，新政治經濟學主要強調對經濟政策的分析，不是討論政策應該為什么，而是分析政策為什么如此。因此，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雖然新政治經濟學和古典政治經濟學感興趣的問題是一致的，都要分析政治對經濟的影響，但新政治經濟學絕對不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簡單復歸。

(二)“新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兩種不同的分析范式

同樣冠以“政治經濟學”的名稱，在中國還有影響深遠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經濟學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所采用的名稱仍然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靶抡谓洕鷮W”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不同的分析范式。兩者在所用術語、理論框架、分析思路、方法論等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別。如果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看，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后，經濟學分化為兩大分支：一是庸俗經濟學——一邊際革命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新古典綜合——現代經濟學；二是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列寧、斯大林等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東歐經濟學——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屬于現代經濟學的分支，跟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屬于兩條完全不同的分析思路。

從內容上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而新政治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經濟政策、制度、法律等的分析，突出強調的是為什么這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主要是規范分析；而新政治經濟學主要是實證分析。

四、“新政治經濟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

在英文文獻中，“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的名稱多種多樣，如“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集體選擇”(collective choice)、“公共選擇經濟學”(econom-ics of public choice)、“政治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politics，or political economics)、“政治的經濟理論”(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es)、“新古典政治經濟學”(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的經濟學方法”(economic approach of politics)等。筆者傾向于采用“新政治經濟學”或者“新古典政治經濟學”名稱。它既表明了研究的問題是政治經濟學的；又表明了與傳統政治經濟學的不同，即研究方法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與新政治經濟學相關的學科包括公共選擇理論、公共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它們之間究竟是并列的關系還是相互包含的關系呢?

(一)“新政治經濟學”與公共選擇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是經濟學的理論、工具和方法在政治上的應用。它所研究的問題是政治學的傳統問題，但是采用的理論、工具和方法卻是經濟學的。這與前面所說的西方學者對新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基本是一致的。這樣，有學者認為，新政治經濟學就是公共選擇理論，至少公共選擇理論是新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例如，汪丁丁明確指出，新政治經濟學是沿著兩條思路發展的：阿羅的理論工作和布坎南的實證工作，而阿瑪蒂亞·森則是對兩者的“綜合”。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兩者雖然存在很重要的聯系，但存在差別。德雷澤就指出，“新政治經濟學的

許多處理不對研究領域作出區分，認為公共選擇是新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這一觀點，筆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公共選擇和新政治經濟學都主要使用它們的分析方法而不是用它們的論題來定義的。其次，由于政治結果可能依賴于決策過程的錯綜復雜性，對特定的應用領域進行劃分可能是徒勞的”。塞耶認為，新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采用的方法是一致的，但在研究的目標上存在非常細微的差別：公共選擇理論主要關注決策機制本身；而新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政治機制對經濟結果的影響。貝斯利將公共選擇理論看作新政治經濟學的先驅理論，佩爾森和塔貝里尼將公共選擇看作新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二)“新政治經濟學”與公共經濟學

根據德雷澤的分析，“公共經濟學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門的經濟學，即政府的經濟決策如何影響經濟參與者。實證公共經濟學研究稅收和支出政策對個人和廠商行為的影響。雖然廣義定義的實證公共經濟學包括關于國家的政治理論，但重點放在稅收和支出政策的效應上。在闡述稅收和支出政策是如何選擇的這個問題時，公共經濟學主要是從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即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標作為既定的，然后探討如何用稅收和支出政策，而不是用直接‘命令，來實現福利最大化的目標，這也是規范公共經濟學學科范圍內的事。規范公共財政的一個研究領域是政府決策的簡單評價標準的公式化，但這不能說成是選擇標準使它最大化，而是為了達到最優而選擇標準和方法”。這表明，公共經濟學雖然也涉及公共政策和政府行為，但主要是討論公共部門從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角度出發制定什么樣的政策并付諸實施，而這與新政治經濟學對政府的假定恰好是相反的。也就是說，規范公共經濟學討論如果按照社會福利最大化應該制定什么樣的政策，包括稅收政策和支出政策；而實證公共經濟學主要討論稅收和支出政策效果。新政治經濟學無論在方法上，還是在研究對象上與此都存在差別。在方法上，新政治經濟學以政府、官員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前提；在研究對象上解釋政策為什么如此，包括稅收政策和支出政策，也包括其他貨幣政策、貿易政策等。

(三)“新政治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

在新制度經濟學家看來，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都屬于“新制度經濟學”。德勒巴克(John Drobak)和奈(John Nye)在為《新制度經濟學前沿》撰寫的“引論”中明確指出，“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含混不清的術語，那些可以貼上“制度主義者”標簽的學者研究的問題主要包括四個領域：(1)交易成本和產權；(2)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3)數量經濟史；(4)認知、意識形態以及路徑依賴的作用。新制度經濟學家研究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1)制度如何影響經濟增長；(2)制度如何興起。國內有學者認為，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產權經濟學、法經濟學、管制的政治經濟學與立憲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一起構成了新政治經濟學；也有學者認為，所謂“新政治經濟學”就是恢復制度分析傳統的一些經濟學流派，有時專指布坎南為代表的以經濟分析方法分析政治領域的經濟學；廣義的“新政治經濟學”包括各種制度經濟學和一些與其他社會科學交叉的經濟學。這實際上表明，有人將新政治經濟學包含在新制度經濟學中，有人將新制度經濟學包含在新政治經濟學中。

新政治經濟學與相關學科一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之間的關系，之所以存在不同的觀點，實際上涉及的是從廣義上還是狹義上定義新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從狹義上講，新政治經濟學就是公共選擇理論，因為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性人物一如布坎南——推動了新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從其最初設在弗吉尼亞大學的杰斐遜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開始，而且公共選擇的定義就是“非市場決策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在政治科學中應用”。從廣義上講，新政治經濟學則不僅僅是經濟學在政治科學中的應用，還包括政治與經濟相互關系的研究，如新制度經濟學、法經濟學、管制經濟學等。

綜上所述，新政治經濟學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來理解：從狹義上，主要是經濟學的理論、工具和方法在傳統政治學問題上的應用；從廣義上，還包括政治對經濟的影響、經濟對政治的影響兩個方面。不過，新政治經濟學從學科定位上講，它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工具和方法在政治學領域的拓展，但是它又不同于主流經濟學，因為它關注的是主流經濟學或者新古典經濟學沒有關注或者根本不予關注的問題。新政治經濟學相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現代主流經濟學以及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是新的。狹義上的新政治經濟學就是公共選擇理論；而廣義上的新政治經濟學則包括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項目“雙層博弈框架下的貿易政策選擇理論研究”(批準號：06JC790025)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