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孝感鄉”：一個祖源地記憶的歷史解讀

梁　勇

[摘要]“湖廣填四川”是明清時期規模盛大的移民運動，“麻城孝感鄉”則是明清以來四川眾多移民共同的祖源地記憶。對于明代的移民來說，洪武二年(1369年)是一個標志性的年份，其背后隱藏著移民對夏政權與明政權的認同態度，即部分移民通過改動入籍時間的方式表達對夏政權的一種懷念。清代此一傳說的再次盛行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明末清初的連綿戰爭不僅造成四川人口的大量減少，同時也讓“麻城孝感鄉”成為了明代“孑遺”共同的祖源地；另一方面，清初的“移民實川”政策也使得大量的湖廣籍移民來到四川?？梢哉f，清代至今此傳說的盛行，是湖廣籍移民與明代“孑遺”共同倡導的結果?！奥槌切⒏朽l”祖源地傳說表達了地域社會中不同族群對文化符號的建構、模仿、選擇，及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嬗變的過程。

[關鍵詞]麻城孝感鄉湖廣填四川族譜歷史記憶

[作者簡介]梁勇(1976－)，男，重慶市人，歷史學博士，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學院歷史與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穩定與危機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明清社會史研究。

[中圖分類號]K24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041(2009)03—0140—07

一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撫張德地在提議遷湖廣民眾來川時，曾對戰亂之后的四川人口籍貫作了簡單的調查，張氏稱：

查川省孑遺，祖籍多系湖廣人士……訪問鄉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難，亦必至有土無人，無奈遷外省人民填實地方。所以見存之民，祖籍湖廣麻城者更多。

二百年后，魏源在《湖廣水利論》也說：

當明之季世，張賊屠蜀民殆盡。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當時有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之謠。

張、魏兩人的說法見之于地方志、族譜、文集等資料中，同時也為現今的四川1人(含重慶)所津津樂道。在人們的閑談中，“麻城孝感鄉”這一移民來源傳說的大概過程是這樣的，明末清初，“八大王”張獻忠入川，肆意屠殺川人，清朝占據四川后，從湖廣，特別是麻城縣孝感鄉遷移了大量民眾來川，以至現今大部分四川人的祖籍都來自孝感鄉。

如果我們檢視一下明以來中國移民祖源地傳說，與麻城孝感鄉齊名的還有山西洪洞大槐樹、廣東南雄珠璣巷、福建寧化石壁等地。這些移民傳說的背后有著不同的歷史意義，趙世瑜教授在對山西洪洞大槐樹的解析中發現了蘊藏其后的北方族群關系變化的歷史、衛所制度等地方基層制度的歷史，而劉志偉教授則從南雄珠璣巷傳說中讀出了明初在廣東的地方社會中，由于王朝政府編排里甲，面臨入籍困境的土著、賤民為了能夠被納入王朝的戶籍之中，而附會出來的一個祖源地傳說。那么，“湖廣填四川”、“麻城孝感鄉”背后又蘊涵著什么樣的歷史深意呢?它是歷史事實還是由地方精英建構出來的歷史過程?它反映了老百姓怎樣的期望與訴求?

雖然有學者認為有關湖廣麻城縣孝感鄉的祖源記憶“大多都是虛構的家族起源記憶”，但此一記憶是如何來的，人們為何要構造出這樣一個傳說?就現在學界來說，至少已有三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對此現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釋。

早在20世紀30年代，民國《南溪縣志》的作者在談及“湖廣填四川”、“麻城孝感鄉”說：

今蜀南來自湖廣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鄉。核其人數，即使盡鄉以行，亦不應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縣與蜀鄰比者，盡人皆可移住，何以獨遷孝感一鄉。豈偌大之川南，僅為一孝感鄉人殖民之地乎?

因此，他認為，這里面可能有“冒其籍求萌以自庇”者，也就是從其他省籍移民冒籍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這一觀點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認可，如有學者認為，當大批外省移民涌人四川時，在身處異地的他鄉，基于生存競爭的需要，選擇一個合適的身份無疑是一個較為明智的選擇。而當時在所有移民中，來自于湖廣兩省的移民占了人口的主要部分。一些其他省份的移民可能隱瞞了自己的原籍，冒籍為湖廣麻城人，以求得到所謂同鄉的庇護和支持，這種附會湖廣籍的移民無疑在數量上加強了“湖廣填四川”的影響力。這樣的解釋對理解移民為何宣稱自己來自“麻城孝感鄉”，無疑會有幫助。但它不能解釋，為何那些湖廣的人總是自稱為孝感鄉人，而不稱是隨州人、武昌人或長沙府人。換言之，冒籍論能夠解釋非湖廣人宣稱自己是湖廣人的問題，但不能解決湖廣人自己為何宣稱是孝感人的問題。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如果冒籍論要成立，那么得有一個值得大家改變籍貫的理由存在。即原籍麻城孝感的人一開始就在四川擁有很強勢的地位，這樣才使得后來者或其他人愿意改變原籍而冒籍。歷史事實表明，并不存在原籍為麻城這樣的人群。

葛劍雄教授在“冒籍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移民“從眾心理”這樣的解釋角度。他認為，這個故事盛行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由于移民中的絕大多數是沒有文化的貧民，經過在戰亂中的輾轉遷移，幾代、十幾代后的后裔已經不知道祖籍的確切地點了。二是明夏政權的文武官員或軍人的后代，或系被征入伍，或系犯罪充軍，即使子孫明白，也不想多加宣揚。等到子孫發跡，或家族繁衍，需要編造家譜，往往不知如何下筆，或者不便再寫上祖宗低微的身份，所以其他家庭也都稱自己是麻城孝感人。這個觀點的問題在于，如果四川的絕大部分移民都宣稱自己是麻城孝感鄉人的話，那倒可以解釋得過去，但是在四川各州縣中，湖廣籍移民并不占絕對的多數，只是相對的多數，而且還有地域之分，川東較川西、川南為多，而川北等地是陜西人的后裔占主導地位。

張國雄教授則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認為，這是與元末和明末麻城均有軍事強人路過有關。元末紅巾軍首倡者之一的鄒普勝，為麻城人，徐壽輝在蘄水(今浠水)稱帝后，鄒普勝以軍功被任命為太師。麻城作為他們的首義之地，給他們的記憶便是元末戰亂從麻城始，對他們的記憶影響深刻，獨特的戰爭經歷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響，以致后來被視為故鄉的標志。這樣的解釋在很多情面上都說不通，如果因為鄒普勝是麻城人，大家就以麻城為記憶故鄉的標志，那明玉珍作為堂堂大夏國的皇帝，應該有更多的人來以明玉珍的籍貫隨州作為自己的祖籍地才更有道理。

總的來說，上述三家觀點可以說是見仁見智，雖不能完全解釋“麻城孝感鄉”現象，但也都有自己的部分合理性。筆者在這里試著從文本的考察和移民歷史傳說的考訂角度人手，來看看這個故事是怎么流傳開來的，并分時期地來看這個故事在明清時代所具有的不同意義及其內涵。

二

在張德地給康熙的奏折中，他也對這么多明代“孑遺”宣稱自己的祖籍是湖廣麻城感到納悶，“然無可稽考，亦不敢仿此妄請”。從中可以看出，關于麻城孝感鄉的記載，在明時就很流行，這也得到族譜資料的證實。列舉幾例如下：

宣統隆昌《郭氏族譜》始祖本傳載：

公諱孟四，湖廣麻城縣孝感鄉人，明洪武初年避亂入蜀。至富順趙陽鄉居之，是為本族始祖。

仁壽《李氏六修宗譜》中保存了一份大概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由該族后裔李如薄所做的“序”，內稱：

竊聞李氏之先，原籍麻城縣孝感鄉青山下。于有明洪武時，上川入籍仁壽縣，置業大屋新屋。

如果上述兩份族譜關于原籍的傳說記載還是口耳相傳的，下面這一份族譜所載則來自當事人的回憶。隆昌《王氏族譜》中有明景泰七年(1456年)王氏三世祖王仁義所寫的譜序，該序詳細記載了該族移居四川的經過：

予思我父諱(保)九、母雷氏，亦歷風塵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區隨祖諱久祿，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內，至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復陽村居住。新舊未滿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憑可據。由陜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歲八月十四日，至瀘州安賢鄉安十四圖大佛坎下居住。共計老幼男婦二十二名。

景泰七年距離明初只有八十余年，其可信度應該是很高的。這份族譜提供了幾個有價值的信息值得重視：(一)王氏并不是麻城縣孝感鄉人，族譜清楚地表明他們是河南省汝寧府信陽州羅山縣崎嶇鄉木斗管第五都人，不知道是何原因他們“挈家游至”麻城孝感鄉，“喜其風土”，居住了三年。從他們起身入川到八月十四日正式到瀘州的日期表明，他們是隨傅友德討伐明夏政權的軍隊從陜西進川的，“孝感鄉人盡搬入四川”。從這些資料可以推知，王氏入川始祖可能是軍人，也就是說王家是軍戶。他們隨大明軍隊在麻城一帶進行了為期三年的入川準備后進軍四川的。(二)這次遷徙，共有“老幼男婦二十二名”，族譜資料表明，王久祿共帶有遂九、成九、永九、保九、年九等九個兒子一同入川，說明王氏的這次遷徙是合家的、規模較大的遷徙，同時本人則可能是有功名或官職的。王氏家族以占領者或勝利者的姿態定居隆昌后，整個明清兩代，都是當地巨族，“煙火數百家，丁男數千口”。

從上述三個明代移民家族的個案可以看到，“湖廣填四川”與“麻城孝感鄉”這樣的民謠在明代的中晚期已經在四川各地流傳。

明代湖廣人移居四川的原因，胡昭曦認為大概有四類：一是元末因徐壽輝部紅巾軍在湖北爭戰而避亂入川的；二是隨明玉珍部入川的；三是隨明軍入川的；四是明初因四川人口稀少而自發遷徙，來川尋求生計者。這樣的劃分大體不錯，也得到了族譜資料的證實。

第一類：如據江津《周氏家乘》載，周氏族原籍江西，后遷湖北，“世居黃州之麻城孝感等處”。遷蜀始祖周經世，幼名繩九公，元末，劉福通、徐壽輝、陳友諒等起兵反元，“蔓延各省，江西、湖廣蹂躪幾遍”。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周經世同妻子徐氏一道，率領五個兒子從湖北遷到了四川忠州。

第二類：如黃陂《周氏族譜》提到，元至正十二年(1362年)，明玉珍在四川建立大夏政權后，“保境安民，開科取士，興學校，制禮樂，境內不見兵革幾十余年”，不少湖廣人“以隨州明玉珍、黃陂萬勝在蜀有治行，憑借鄉誼，襁負從者如歸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者”。

類似的記載也見之于四川地區的族譜，如重慶《明氏族譜》，該份族譜保留了一篇明隆慶六年(1572年)明氏二十代孫明守儀寫的序言：

(元順帝時)，因聞族人蜀川，玉珍稱帝可以避亂而往四川依焉……祥和公見真主帝業無成，蜀川既年遂卜重慶家焉。

至于第三、第四類，前引族譜中已多次提到，如隆昌《王氏族譜》即為明證，這里就不再多舉例。

但這樣的劃分只是一個粗略的輪廓，它掩蓋了不同性質入川移民對于各自家族記憶所持有的觀點。據族譜所載的入川時間，洪武二年(1369年)是個有趣的現象。羅江《羅氏族譜》曰：

羅氏譜亡久矣，其原籍由江西遷移湖廣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于明之洪武二年從高河坎入蜀插占筒東仁鄉，世居東岳山玉皇廟丙靈殿羅家溝等處。

又如，內江《黃氏家乘》載：

我祖一支于明初洪武二年由楚入蜀，落業內江邑西黃石坎。

從移民家譜的記載上來看，明洪武二年是一個很特殊的年份。該年按明夏政權的歷法，為開熙五年，此時四川尚不在明太祖的控制范圍之內(洪武四年，明派傅友德、廖永忠等人滅明夏政權)。民國資陽《陳氏家譜》所輯的嚴正相《湖廣填四川說》稱，“蜀人楚籍者，動稱明太祖定鼎之二年，由麻城孝感鄉人川，言人人然”。至于為何如此，他繼續解釋道：當時明太祖“已諭昇(明玉珍子，時大夏國皇帝)歸命，遂各占田土”，待到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明昇降服后，乃“令編戶冊，先占籍者，輒署為洪武二年，后占籍者，遂署為洪武四年”。該族譜還屢次改動入川的日期，如在清雍正五年(1726年)的《陳氏族譜原序》上，原本寫道：陳氏乃“湖廣麻城孝感鄉居民壩人氏，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入川是實”，但是，到嘉慶十四年(1809年)的《陳氏族規序》上，卻改為自洪武二年己酉又二月十四日入川。到了同治年間，又把入川時間改為“明初”。從陳氏的個案來看，由于朱元璋在明初實行的編戶齊民政策，不同時間段的移民后來在選擇填寫入川時間時，都選擇兩個有意思的年份：洪武二年和洪武四年。而這兩個年份，其后面卻有不同的內涵，即先占籍署洪武二年，后占籍署洪武四年。這兩個年份包含著的是對兩個不同政權的認同態度，即明夏政權與朱元璋的大明帝國。為何如此，內江《晏氏家乘》稱：

內邑舊戶，多稱祖籍系楚麻城，沿明洪武二年奉詔徙麻城，實蜀語故也。今考《明史》，太祖平蜀在洪武四年，先尚為偽夏明玉珍所據，何由有此詔?且詠化等書于明事口微畢注，亦無徙楚事。后閱升庵譜注，及本邑王侍御墓志，皆云先世籍楚麻城，元末避紅巾亂來此，余書類此甚多。始元季大江南北，干戈猬起，明玉珍以至正乙未入蜀，據有諸郡。東人避亂者歸之，玉珍又楚北隨州人，招鄉人以自固其勢，然也。迄明平蜀革偽號，人諱稱之，故成謂洪武初遷蜀，即吾族中人向來修譜亦有此語者，今時澄也。

從這份族譜的解釋來看，在明中后期有關“麻城孝感鄉”的記憶更多地是對于明夏政權的一種懷念與記憶?！皞€人通過這類記憶，就有了特別的途徑來獲知有關他們自己過去歷史的事實以及他們自己的身份?！倍@份懷念便逐漸表現為對“麻城孝感鄉”的記憶。該書族譜指出，“麻城孝感鄉”其來源則在于洪武二年的“奉詔徙麻城”。作者經過考證，此時的詔書不可能是洪武皇帝下的，因為當時四川還不在明朝的統治范圍之內，而只有可能是明夏政權的詔書。這給我們一個提示，明中后期流行開來的這個移民祖籍地的故事可能是明夏政權舊部遺民和在明夏政權期間移民到四川的湖廣人對于祖籍地的一個認同。

三

這份記憶隨著明末清初的戰爭，其內涵逐漸也在發生變化。

由于明末清初的戰亂，明代所修的譜牒大都散佚，清代的后人在重修族譜時都會提及由于不見了

舊譜，所以對明代的往事無法考證的遺憾。如明代巴縣四大家之一的劉氏，據民國《劉氏族譜》稱：

吾族譜帖創自省齋公，至明季遭變，族人東奔西馳，或遷黔省，或徙古滇，紛紛鳥散，而譜帖遂因之失。洎國朝定鼎，攜眷回川者，僅存宗派圖一軸。

同為明代巴縣四大家之一的牟氏，也遇到了類似的情形，據民國《牟氏族譜》載：

惟傳至恩野祖，當明末之亂，巴邑被獻賊屠毒尤甚，爰避難遵義。迄我朝還定安集，恩野公于順治年間，還居云篆山下石馬場三角箐，斯時謀生不暇，何暇及譜，以故明代之世次，皆不可考焉。

由于明朝的前事湮沒不可聞，雖然已經在巴縣居住了二百多年，但亂后回鄉的“孑遺”，也不得不以大難不死、幸存回鄉的人為始遷祖，“今墓下子孫繁衍約千余，皆以恩野祖避難回籍為遷徙始祖”。

上述文字我們從中除了能夠感覺戰爭對百姓日常生活的巨大破壞影響外，也可以感覺得到清代牟氏族人對祖先“失憶”的無奈。明時的世系因戰爭的破壞，已經完全無法考證，所以新的世系表只能從清初開始計算。同樣的道理，對祖籍地的認識也失去了具體的指稱，而只能通過傳聞來判斷了。

內江黃氏家族六世孫黃典，生于康熙乙未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歿于乾隆乙卯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在臨終之前曾對自己家族在明清之際的發展情況有專門的回憶：

吾成童時，聞父口傳，先世由楚麻城縣孝感鄉，自洪武年間入蜀，占籍內江西鄉賢良二里人筑黃金橋、黃石坎、黃鶴鎮等處，當時世系由來載之譜者詳矣。崇禎十七年，張逆叛蜀，邑境糜爛，人民逃亡者殆盡。先祖諱學瑞，攜吾祖兄弟二人，逃至貴州仁懷縣。大清定鼎，復墾舊業，其時倉促往還，遺失舊譜矣。今欲修刊，將何自而始哉。惟知我太高祖諱佳令，以至于典確而不紊耳。其前有未祥(詳)者，俟后之來者博訪參稽，據實而序之，以補其遺恨焉。是則吾之至望也矣。

黃典的曾祖黃學瑞帶著兩個孩子避亂逃到貴州，逃難途中不僅丟失了族譜，同樣也丟失了對家族祖先的記憶，到康熙中后期重修族譜時，對明中前期的很多事情就茫然無知了。他對祖籍地的認識也只能“聞父口傳”。

重慶涪陵《徐氏家譜》在明代譜牒不傳的情況之下，解釋了不傳的原因及理由，“明清交際，世運否極，由楚達蜀，道途遙遙，倉皇奔走，或彼時未暇攜譜，或攜譜而失于中途，亦亂世人民之常識”。這樣的說法應該不單獨存于涪陵徐氏。在這樣的情況下，清初的土著在記憶明時的情況往往就一問三不知，只有人云亦云了。

內江《段氏族譜》里保留了一份咸豐四年(1854年)七世孫段朝良的序，從這份序里我們大概可以看到當時他們重修族譜時對于祖籍地模糊不清所帶來的困惑局面：

(段氏)始居河南，繼遷金陵，復遷江西，后遷湖廣……素聞吾祖自湖廣麻城縣孝感鄉，入川卜居內邑西鄉安良里，落業四處，一段家沖、一段家壩、一段家巖、一段千子沖……由洪武至崇禎歷居二百數十載。冤遭獻逆屠川，流毒幾盡，吾家獨幸，有太高祖成文公與堂侄應宏公避難至貴州遵義府，厥后娶祖妣楊氏，生伯高祖應榮公。迄國朝定鼎后，不忘祖業，仍旋故鄉，始生高祖應華公。歸里時僅尋得子順祖公陰氏祖妣二老枯骸，合葬于周家坡。至子順以上之祖均不能記憶，非成文祖止知有父母，忍置列祖而不顧念也。蓋因避難時年甫十二歲，兼之家譜遺亡，所以洪武二年入川之祖并中間數世列祖，盡被獻賊蹂躪，直令數世列祖屋宇、墳塋概歸湮沒，無從深考。

段成文逃難時，年僅十二歲，父輩可能都死于逃難過程中，由于年齡太小，對家族的來源情況當然記不清楚，再加之家譜也在逃難過程中丟了，更不能記清楚明以前的情況了。在此困境下，他們一會說自己是麻城孝感鄉，一會又聽上輩傳說好像是湘水麻城。問題實在是很困惑，他們也解決不了。干脆把這些困惑都寫下來，希望后人找到新的資料后再來解決。

這樣的困惑不僅僅是內江段氏有，巴縣牟氏在談及其入川前祖籍地時同樣如此：

吾祖諱夷，生三子，長九章、仲萬章、季憲章。萬章、憲章子孫無考，惟九章祖牽楚荊州府公安縣牟家坪，一名黃州府麻城孝感鄉，娶祖母陳氏，乃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陳世愷尚書之女也。

牟氏是明時巴縣四大家之一，“科甲聯第”，在明代其對祖先的記憶應該十分清楚，可是在清代再修族譜時，卻對自己的祖籍地不甚清楚。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清中前期四川原有的土著對明代及明代以前的情況已經喪失了“記憶”，而人云亦云地說自己家族是“湖廣填四川”，祖籍地是“麻城孝感鄉”，這可能就是葛劍雄所說的“從眾心理”吧。

從上述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于土著來說，明代的事情成為了不可考證的歷史記憶，他們只記得本家族是從湖廣麻城孝感鄉而來得?！昂V填四川”、“麻城孝感鄉”這個在明中晚期流行于部分移民家族的傳說，到了清初便成為張德地所見到的所有殘余土著對自己祖籍地的認同的標志。如《新津縣鄉土志》稱：

新邑自遭獻賊之難，土著僅余數姓，……國初始還舊籍，其后插業之家，多自洪雅，詢其原籍，概系湖廣麻城孝感鄉，是以湖廣籍邑人幾十居八九。

四

經過長達四五十年的戰亂影響，入清以后的四川人口損失殆盡，耕地從明萬歷時的十三萬頃降到了順治時的一萬多頃?！耙泼駥嵈ā背闪饲宄鹾荛L一段時間清政府在四川實行的政策。大量移民的到來，為此一故事的傳播又添加進了新的內涵。

由于地利及交通的便利，湖廣籍移民占據了這股移民潮的先機，并成為這股移民潮的主流。有研究者根據族譜、地方志資料指出，在川東、川中地區，湖廣籍移民的比例占到了70—80％，在比例相對較少的川西地區，也有三分之一左右，總量占移民總數的60％。大量湖廣籍移民的到來也為清政府在四川的治理增加了難度，為此，康熙認為應采取特別的措施來約束在川的湖廣移民，“嗣后湖廣民人，有往四川種地者，該撫將往種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貫，查明造冊，移送四川四川巡撫，令其查明”?！昂V填四川”“麻城孝感鄉”的故事繼續在家譜中得到書寫。華陽、新繁《陶氏族譜》載：

一世，明曉公，原籍湖廣省黃州府麻城縣孝感鄉人氏。明末由楚入蜀，卜居華陽縣太平鎮，距場數里，地名石隼偏插業居住。

這批新來的湖廣人再加上此前一直宣稱為孝感鄉的明時四川人后裔，使得自稱為麻城的人在四川部分州縣人口結構成為相對多數。地方志也有這樣的記載，如咸豐《云陽縣志》云：

邑分南北兩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時由湖廣麻城孝感鄉奉敕徙來者；北岸民則康熙、雍正間外來寄籍者，亦惟湖南、(湖)北人較多。

這些湖廣籍的移民在其族譜中，還順帶記有康熙皇帝頒給他們的移民詔書。如陳彰模所撰的《陳氏家乘記》就詳細地記載了該份“圣旨”全文，茲引如下。

清圣祖仁皇帝招民徙蜀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承先帝遺統，稱制中

國，自愧無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風同，八荒底定，貢賦維固，適朕愿也。獨痛西蜀一隅，自獻賊蹂躪以來，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撫(蕪)有年，貢賦維艱。雖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費，倘起江西、江南助解應用，朕甚憫焉。茲據御使溫、盧等奏稱：湖南民有轂擊肩摩之風，地有一粟難加之勢。即著該部，飭行川省、湖南等處文武官員知悉，招民徙蜀。凡有開墾百姓，任從通往，毋得關隘阻擾。俟六年外奉旨起科。凡在事官員招撫有功，另行嘉獎。欽此。

清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正月元日

類似的“圣旨”還見之于其他族譜中。這里姑且不論詔書的真偽，但該份圣旨背后的意義還是值得討論。從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清政府的移民招徠政策，并沒有省份之別，在最初階段，凡是愿意來川的移民清政府都一律歡迎，大開綠燈。我們從其他族譜資料也可以看到，這個時期，來自陜西、貴州、廣東甚至福建的移民都有入川開荒的?？滴趸实鬯坪醪豢赡軉为毥o湖南入川開荒的民人頒以圣旨，而對其他省區的入川民人不聞不問。這應該與湖南移民在四川的心理優勢有關。湖南臨近川東，來往四川相較之于他省，更為便利。川東地區，移民也以湖南人為主，如重慶府《定遠縣志》(今武勝縣)載：“土著絕少，嗣后廣為招集，民多自楚來徙，墾荒占田，遂為永業”。將該份圣旨載入族譜則更加突顯湖南籍移民在川東乃至四川地區的優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麻城孝感人成為了當時四川老百姓最重要的祖籍地認同標志?？梢哉f，麻城孝感鄉成為了湖廣籍民眾共同的族源記憶。

對于那些清代來川的移民來說，正如有學者認為的，“多為下層民眾，因此，大部分家族最初并無族譜之類，現存族譜中不少是后來的追憶”。這樣的認同直至今天還在進行著。許多此前并不是湖廣麻城籍的移民后裔通過這個不斷傳播的移民祖籍地傳說，也開始相信并認為自己的祖先來自于麻城孝感鄉了。

如重慶府永川縣五間鋪吳家壩，為吳氏所聚居之地。道光十年(1830年)，吳氏九十七世孫，同時也是入川十七世孫吳正瑤在碑刻資料的基礎上纂寫的入川始祖妣《王孺人墓志》中稱，“孺人原跡(籍)湖廣黃州府蘄水縣……大明洪武五年遷蜀”。表明該族并不是孝感鄉人，但筆者現在訪談吳氏后人時，他們無一不宣稱自己的家族是“湖廣填四川”時，由麻城孝感鄉遷徙而來的。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龍門陣》就記載了榮昌縣一位原籍湖南寶慶(今邵陽)的移民后裔，稱他的祖籍有兩個說法：概言之，湖北麻城孝感鄉；細言之，湖南寶慶府桃花坪。

可以這么說，在清初，“湖廣填四川”成為了四川土著自身身份的一種標志?！昂V填四川”、“麻城孝感鄉”在明清之際的認同內涵已經完全發生了轉移，即從對明夏政權的認同到清代轉變為四川土著的認同。在清代，那些新從湖廣入川的民人和“失憶”的明代移民后裔都把“麻城孝感鄉”作為自己的祖籍地認同，這不僅僅是一個“從眾”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身份選擇的過程。當大批外省移民涌入四川時，在身處異地的他鄉，基于生存競爭的需要，選擇一個合適的身份無疑是一個較為明智的選擇。

正如實驗心理學家所認為的，“記憶不是一個復制問題，而是一個建構問題”。對同一事物的歷史記憶，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和人們的利益訴求變化而有所變化。從明清兩代“湖廣填四川”、“麻城孝感鄉”不同的內涵我們可以看到，明時湖廣人宣稱自己祖籍來源于“麻城孝感鄉”時，更多地是對于明夏政權的一種記憶。而到了清代，“麻城孝感鄉”則成為了老民和新近某些湖廣人的自身認同標志。這里面不僅有某種對祖先歷史的集體記憶，同時也含有現實社區政治的考慮。當然這個故事的產生，和族譜的編纂原則有關，正如趙世瑜教授在研究華北移民有關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時所指出的，“越是晚近修的族譜，吸收傳說的內容越多。傳說進人族譜，便成為可信的史料，族譜所說再被采擇進入正史或者學術性著作，歷史就這樣被亦真亦幻地建構起來了”。

[本研究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清代移民社會地方基層制度研究——以巴縣客長制為中心”(批準號：07JC770019)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