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丁聲樹先生對我的教誨

馮 蒸

2009年是著名語言學家丁聲樹先生(1909.3.9—1989.3.1)的百年誕辰,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期間有幸于1978—1979年親自聆受過丁先生的若干教誨。今寫此文,以作紀念。

我是于1978年1月1日(這個日期很有紀念意義)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此前一年,由著名語言學家傅懋勣、袁家驊和羅季光三位先生推薦,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宋一平同志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呂叔湘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關懷下,經過考核,得以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由于有一些家學淵源(三爺爺馮汝玠,辛亥革命前任職清廷海軍部,民國后曾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金石學、文字學、目錄學,著有《指事說》等書?！独m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諸多小學書提要是他撰寫的;親爺爺名馮汝玖[排行第九,名水,號淑瀛,又號冰庵,以字行],是中醫學家和古琴樂律學家,曾撰有《驚風辨誤》、《簡易良方》和《馮氏樂書四種》等書,家中藏書頗富,尤多小學書,詳另文),我從初中時起就對漢語音韻學有濃厚興趣,一直希望以后能夠專門從事音韻學研究。但由于某種原因,我1978—1980年先被分配在方言研究室工作,1981—1985年才轉至古代漢語研究室從事音韻研究工作。

丁先生的大名我早就耳聞,十分景仰,并且拜讀過先生的若干大作,但因自己當時的水平很低,尚無法體會到丁先生學問的博大精深和文章精蘊。到語言研究所工作后,終于有了當面向丁先生聆教的機會,記憶中我斷斷續續曾經有五六次向丁先生請教過問題,下面我把這幾次請教的內容寫出來,以表達我對丁先生的懷念。

第一件事是,一次和丁先生見面時,丁先生囑咐我說:在一段時期內,必須專注于一個研究方向,這樣才可做出成績,待這個研究方向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再轉至其他方向,以免精力分散,研究不深。我覺得這是對我當時情況的一個振聾發聵的指導性意見。丁先生的這番話顯然是有所指的,因為我初到語言所后,年輕氣盛,想大干一場,自己感興趣的都想研究,研究方向不專一。由于并非本意,加之我除了北京話外,其他方言都不會說,根本不符合方言室的進人標準,故對方言研究工作興趣不大,雖然呂先生教導我說方言研究和古漢語音韻研究有密切關系,但自己固執地認為由于不是直接研究古音,一直不想在方言室長期工作。一天,金有景先生告訴我,當時所內人傳言我興趣太廣,又搞音韻學,又搞漢藏語,又搞古文字,又搞西夏文,頗多微詞。我對此當然有自己的一番理由,因為我想以李方桂、王靜如、俞敏等先生為榜樣,走博學多能的研究道路。恰在此時,我在“文革”期間和在改革開放初期撰寫的一批論文集中發表,但在我最鐘愛的漢語音韻學方面,僅發表了《〈圓音正考〉及其相關諸問題》(《古漢語研究論文集》(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北京出版社,1984年,83—102頁)和《“攻吳”與“句吳”釋音》(同上,103—107頁)兩篇,以上兩文均寫于1979年,但正式發表是在1984年。而在漢藏語研究方面,我卻連續發表了9篇論文:(1)《近十年來國外漢藏系語言研究情況簡介(1964—1974)》 (《外國研究中國》第二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14—82頁);(2)《近十五年來國外研究藏語情況簡述(1963—1977)》(《語言學動態》1979年1、2期);(3)《第一——十一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簡介》(《語言學動態》1979年4、5、6期);(4)《敦煌藏文本〈孔子項托相問書〉考》(《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81年2期,6—22頁);(5)《“華夷譯語”調查記》(《文物》1981年2期,57-68頁);(6)《“白狼歌”族稱研究質疑 》( 《西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1期,53-58頁);(7)《關于漢藏語系空間指示詞的幾個問題》(《均社論叢》13,日本,1983年,1-19頁);(8)《試論藏文韻尾對于藏語方言聲調演變的影響》(《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4年2期,35-54頁轉78頁);(9)《釋“昨彌”》(《青海社會科學》1984年6期,85-86頁)。又在古文字學方面發表了《關于西周初期太保氏的一件青銅兵器》(《文物》1977年第6期,50-54頁)。在西夏語方面發表了《〈河西譯語〉初探》(寫于1980年,但正式發表于《亞洲文明論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65-198頁)等。自己身在語言所而又發了大量民族語方面的論文,而且短時間內集中刊出,既缺乏研究重心,又刺激了部分文章不多的同仁,難怪遭人議論。殊不知在基礎沒打牢和方向確定之前,興趣太廣乃研究之大忌,皆因自己年輕(當時剛三十歲)不懂事,別人看得很清楚,自己還不以為然。丁先生的這番話實在是一語中的。后來我明白了在一段時期內必須集中目標,不能多所旁騖,方能做出一點成績的道理,所以從1985到2005年的大約二十年的時間,除了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期間專治《說文》學外,我全力以赴在漢語音韻研究上,先研究近代音,后中古音,再后上古音,近年來因為上古音的研究與漢藏語的研究密切相關,才又重返漢藏語比較研究領域。至今尚能做出一點微不足道的成績,顯然與丁先生當年的叮囑不無關系。

第二件事是,有一天我去拜訪丁先生,借了一本語言研究所藏的清刊本《圓音正考》,拿給丁先生看。我跟丁先生說我想研究這本書,因為這本書在近代漢語語音史論著中經常被提到,但一直未見有人對它進行過專門研究,想對它進行一番深入探討,征求丁先生的意見。記得當時丁先生拿過這本小書,仔細翻看了一會兒說,你可以進行研究。但是該書的每一列漢字的字頭都有滿文標音,我覺得有必要把滿文標音搞清楚,丁先生說中央民族學院的于道泉教授滿文造詣很深,你可以去請教于先生。于是我根據丁先生的意見去請教于先生有關滿文的問題,于先生熱情地接待了我,對我多所指導。后來我寫成了《〈圓音正考〉及相關諸問題》一文,該文經王顯先生修改后發表。據我所知該文大概是當時國內關于《圓音正考》唯一的一篇專門研究論文?，F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沒有丁先生的鼓勵,并且讓我到中央民族學院向于道泉先生請教滿文,就不會有這篇文章。

第三件事是,一次我去見丁先生,請教如何研習中古音。丁先生除了教導我仔細閱讀李榮先生的《切韻音系》一書外,還囑咐了兩件事。一件是讓我細閱清人陳澧的《切韻考》和周祖謨先生的《陳澧〈切韻考〉辨誤》一文,并囑咐說:先帶著挑錯的觀念去看陳澧書,然后再把陳書與周文仔細對照閱讀。另一件事是丁先生語重心長地告訴我音韻學家周法高先生曾經寫有一篇《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的論文,這篇文章很重要,知道的人不多,要我找來仔細閱讀,并且說周法高先生此文手稿曾經給丁先生看過。這里要說明的是,周氏此文后來發表于臺灣出版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下(1952),由于該刊是臺灣的出版物,大陸極難看到,語言研究所圖書館恰有此刊。其實在丁先生提醒我看此文之前,我已經看到了此文,那是1967年的夏天,我還在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學上學,當時正值“文革”時期,我有一個機會請當時駐校的工宣隊給我開了一封介紹信,到語言所圖書室去查閱資料,目的就是借閱此文。我所以知道周氏此文是因為此前我已經熟讀了王立達編譯的《漢語研究小史》(商務印書館,1959)第二章第九節“關于‘重紐問題的討論”(30-31頁),該節系由日本著名音韻學家辻本春彥撰寫,文中曾經專門介紹到周文,惜無緣見到。當時在語言所借出此文后,我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把該文全部手抄下來了(該手抄本至今仍留在我身邊),“文革”結束后我又專門復印了該文。周法高先生1995年6月25日在臺北故去后,大概在1999年,周先生的夫人王綿女士和女兒周世箴教授來北京將周法高先生的部分著作贈送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為此語言所舉行了一個隆重的接受贈書儀式,我當時作為被邀請的嘉賓與會。當天周世箴教授讓我陪同她去拜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江藍生副院長,并且當場贈送給我周法高先生的十余份論文抽印本,其中赫然就有這篇《三等韻重唇音反切上字研究》,我十分激動。一篇論文的獲取經歷了從手抄本到復印本再到原刊本的三個歷程,回想起丁先生當時的叮囑,真是覺得意味深長。

第四件事是,有一天我去見丁先生,提出要拜讀先生的兩篇論文,一篇是《釋否定詞“弗”“不”》,一篇是《說“匼”字音》。關于前一篇文章,丁先生說你不必看了,該文已經被一位叫做黃景欣的青年人駁了,黃文的題目是《秦漢以前古漢語中的否定詞“弗”“不”研究》(載《語言研究》1958年第3期),可見丁先生是多么虛懷若谷。后來我才知道,丁先生的結論并沒有錯,只是謙虛而已。關于后一篇《說“匼”字音》,丁先生仔細給我講了該文的結論。山西省南部匼河鎮的“匼”字,《康熙字典》等諸多字書把此字注音為鄔感切,今音為ǎn,與實際的地名讀音kē不合,而根據《龍龕手鑒》的注音為苦合反,今音為kē,與今山西當地地名讀音正相合。為了論證此問題,該文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據有人統計,該文雖僅三千多字,但是所引用的字書、韻書,訓詁書十二種,詩文十三家,詩文注音五家,其他書兩種。其中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所引用的幾種詩文注音資料,如宋董衝(衡)作的《新唐書釋音》,宋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分門集注杜工部詩》鄭卬釋文等,這些注音資料我此前都未見過。當時我正在編一本《中國現存音韻學古籍總目》,該《總目》計劃除了收傳統的韻書韻圖等資料外還收音釋資料,音釋資料一目的設立,就是受到丁先生此文的啟發。在語言所的八年中,我積累的資料甚多,記錄了數十本筆記,離開語言所后,大概是1985年秋在首都師范大學(原北京師范學院)召開的一個語言學學術會議上,我無意中把我的構想提了出來,沒想到被別人聽去后暗地組織人進行此項工作,我無意和別人計較,只要對音韻學事業發展有利,都應支持。

第五件事是,我在入所的時候,曾經向所里提交了一篇已經發表的論文,也是我有生以來發表的第一篇論文,題目叫做《關于西周初期太保氏的一件青銅兵器》。進所后,據時任古代漢語研究室副主任的何樂士先生告訴我,關于調我進所問題,語言所領導在一次所務會議上曾專門討論過我這篇論文,丁先生當時在場,特別對此文發表過意見,據說當時的評價是此文的學術水平尚可,但是還有疏誤,大概是認為我孺子可教,最終還是同意我入所。我曾經一直想找一個機會請丁先生指出此文的疏誤,但是遺憾的是由于丁先生在1979年10月得腦溢血住院,使我失去了一次當面聆教的機會。關于該文的撰寫我也順便說幾句,該文是在已故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先生的指導下撰寫的。我1974年拜識了唐蘭先生,當時有一個美國考古代表團訪問故宮博物院,代表團送給唐蘭先生一本英文書,即美國弗利爾美術館1971年出版的?？?、Rutherford J.Getterns,Roy S.Clarke,Jr.和W.T.Chase三人合撰的《兩件中國古代的隕鐵刃青銅兵器》(玊wo Early Chinese Bronze Weapons with Meteoritic Iron Blades, Washington,D.C.,Freer Gallery of Art, Occasional Papers,vol.4,no.1,1971,77pp.),唐蘭先生讓我把它翻譯成漢語。我翻譯好后將譯文呈送給唐先生,唐先生非常滿意,大概是有意提攜后輩,讓我將該文中對金文考釋的疏誤寫一篇糾正性文章,寫成后,擬推薦發表。我寫出此文初稿后,唐先生給我改了兩遍,該文在《文物》1977年第6期上刊出后得到了古文字學界的重視,我至今懷念唐蘭先生,也懷念丁聲樹先生。

第六件事是,大概在1997年夏天,日本著名漢語音韻學家、大阪外國語大學的佐佐木猛教授訪學北京,與我經常見面,暢聊各種音韻學問題。一天聊及到我對明訥菴本《中原音韻》中訥菴的考證就是明代的左瑺一事(拙文名為《漢語音韻札記四則》,發表于《漢字文化》1990年第4期),他極表贊成,并且在他的論文《周德清到過大都嗎?》(載《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第11號,1994年,73-86頁)中加以引用,并當場送給了我他的這篇論文抽印本。接著他就盛贊丁聲樹先生對《中原音韻》“”字音dǔn的考證,認為解決了《中原音韻》中的一個大問題。事情的緣起是中華書局1978年影印出版的明訥菴本《中原音韻》中附有陸志韋和楊耐思二先生合撰的“?？庇洝?其中對明訥菴本《中原音韻》“十九上7”即真文韻上聲的‘小韻的?？庇浭沁@樣寫的:

‘小韻,只此一字。瞿本同。嘯本作‘不,誤。此字從來多誤解。有人以為即‘字,當併入‘牝品小韻。但‘字讀去聲,只有張參《五經文字》偶作上聲讀。并且案《中原音韻》的小韻順序看,也不容許把‘併入‘牝。卓書‘上有‘腯字?！俄崒W集成》云:‘《中原雅音》都袞切。丁聲樹同志指出:“‘音同‘腯。朱琰《陶說·陶冶圖說》:‘石產江南徽州祁門縣坪里、谷口二山,……土人藉溪流設輪作碓,舂細淘凈,制如土缶尃(馮蒸按:《漢語大字典》無“缶尃”字,疑是“”字),名曰白。下注云:‘敦上聲,凡造瓷泥土皆從此名,蓋景德土音也。(《翠瑯玕館叢書》本,卷六十五)又紐秀《觚賸》云:‘粵人以截土作墊為。(《筆記小說大觀》本)現代客家方言里仍有‘字,讀上聲(見《客話七言雜字》)?！?/p>

這條?？庇浳淖蛛m然不長,但從引例中也可見丁先生學問的博大精深,以及在國外漢語音韻學研究者中的崇高地位。

除了以上丁先生的諸教誨外,一般說來,丁先生的大作我均已拜讀過,但有一篇是例外,這就是丁先生1950年撰寫的《魏鶴山與孫愐唐韻》一文。此文是我最近看了商務印書館2009年出版的《學問人生,大家風范——丁聲樹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一書后附的《丁聲樹先生主要論著目錄》后才知道的。丁先生此文發表于《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長期以來我對此文竟毫無所知,真是慚愧。得知丁先生此文出處后,我馬上去國家圖書館借閱該書,該書出版于1950年,周玨良等編輯,但是居然沒有版權頁和出版社,其罕見可想而知,該書扉頁上鈐有“陳垣同志遺書”六字印章,更顯珍貴,我立即復印了該文。拜讀之后,深佩丁先生讀書得間,思慮縝密,指出了王國維的疏誤,是對音韻學史研究的一大貢獻。據我所知,后來不少研究王國維音韻學貢獻的學者都未提及丁先生此文,當是由于未能見到該文所致,殊為可惜。今把丁先生此文作為附錄重新刊布,以廣流傳,供廣大音韻學研究者參考,并作為我對丁先生的一份懷念。

附錄

魏鶴山與孫愐《唐韻》

——讀王國維《記魏鶴山唐韻后序》質疑

丁聲樹

王國維《觀堂別集后編·記魏鶴山唐韻后序》(此據羅振玉印《海寧王忠慤公遺書》本。商務印書館印《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此文編在《觀堂別集》卷一,題《魏鶴山唐韻后序書后》。)迻錄魏鶴山《唐韻后序》全文,論之曰:

據此序知魏氏得《唐韻》后,但以行世之《禮部韻略》校其異同,未檢《廣韻》《集韻》,故不知《唐韻》為孫愐書,而有孫愐叔文校定今本增加書字之說。又可知魏氏藏本前奪孫愐序也。

聲樹案,孫愐《唐韻》,言小學者所習知,兩宋人書中時見援引。魏鶴山南宋名儒,覃思經義,留心字學,不應于《唐韻》為孫愐之書了無所聞,必待檢視《廣韻》《集韻》而后知之。王氏謂魏氏“不知《唐韻》為孫愐書”,以常情度之,已甚可疑。且今所見鶴山著述道及孫愐《唐韻》者亦不一而足。鶴山《經外雜鈔》卷一(寶顏堂秘笈本)鈔錄李燾《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序》兩篇,魏氏跋其后云:

夫字有六體,而編次檢閱必本形聲?！墩f文解字》,《玉篇》,《類篇》,始一終亥,則其形也?！稄V韻》,《集韻》,始東終法,則其聲也?！墩f文解字》及《玉篇》時,未有韻書。許氏之書元無反切,后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等被旨校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

又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自有反切,不全用孫愐《唐韻》反切?！断祩鳌匪氖裥杏谑勒?每《說文解字》一卷,氂為二卷,共二十八卷。朱翱反切,不用孫愐《唐韻》。

此一跋中三言孫愐《唐韻》。又《經外雜鈔》卷二,“說文,矤,詞也”條下云:

沈休文顧野王以來始有反切見之于書,不知二子所著耶,或后人加之也。(聲樹案反切不始于沈休文顧野王,鶴山此言非是。)至陸氏《經典釋文》,孫愐《唐韻》,則反切詳矣。

此條之末有小注云:

陸釋,孫韻,反切方詳。

“孫韻”亦謂孫愐《唐韻》。此條又兩言孫愐《唐韻》。是《經外雜鈔》一書中鶴山已五言孫愐《唐韻》矣。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四(《四部叢刊》景印宋本),《答遂寧李侍郎書》云:

大抵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也。許叔重元無反切,后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

又同書卷一百九至十,《師友雅言》亦云:

字書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北(乏?),其聲也。許叔重元無反切,后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

此又兩言孫愐《唐韻》。已上凡七言孫愐《唐韻》。然則《唐韻》之為孫愐書,魏氏固熟知而屢屢言之,不得謂其不知《唐韻》為孫愐書也?！耳Q山全集》,王氏當日未見。其所記《唐韻后序》乃劉承榦自宋本《鶴山全集》中寫出寄示者。集中所言孫愐《唐韻》二事,王氏自無由知。然《經外雜鈔》在《寶顏堂祕笈》中,初非罕見之書,王氏竟未檢照,可謂失之眉睫之前矣。

王氏所據者魏氏《唐韻后序》之數語。案《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六,吳彩鸞《唐韻后序》,其末云:

若夫孫愐叔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為正。

《四部叢刊》景印宋本(即劉承榦所藏宋本)文字如此。謝啟昆《小學考》卷二十九,“孫氏愐唐韻”條引魏氏后序,此數句文字亦同。王氏所錄后序,“較之”誤為“較定”,讀為“校定”,遂解為孫愐校定今本,謂魏氏

不知《唐韻》為孫愐書,而有孫愐叔文校定今本增加書字之說。又可知魏氏藏本前奪孫愐序也。

此由誤讀魏氏后序,故所言皆未確?！笆逦摹倍?王氏無說。余謂“叔”當為“敍”,字之誤也?！皵洝被蜃鳌皵ⅰ?“叔”或作“”,字形相近,故“敍”訛為“叔”?！耳Q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一,《臨川詩注序》,“屬某敍所以作,乃書以授之”。此“敍”字《四部叢刊》本亦誤為“叔”,是其例。(宋本《鶴山全集》卷五十一缺,四部叢刊本此卷據安氏本。)“敘”與“序”同?！皵⑽摹奔础靶蛭摹??！皩O愐敘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言所得《唐韻》寫本,不僅韻次升降,部注清濁,有異于今本,其卷首孫愐序文亦視《廣韻》所載者有增加書字處也。近檢文津閣四庫全書本《鶴山集》,第二十四冊,卷五十六,吳彩鸞《唐韻后序》,葉四上,此數語正作:

若夫孫愐敘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為正。

“敘文”不作“叔文”,可證愚說之非誣矣。據此知魏氏藏本《唐韻》前實有孫愐序,王氏以為奪之者非也。又可知魏氏亦曾以《廣韻》與寫本校,故知孫愐序文書字有增于今本之處。王氏謂魏氏得《唐韻》后但以《禮部韻略》校其異同,未檢《廣韻》者,亦非也。

魏氏所得《唐韻》其序文書字增于今本者果為何處,今難質言。然亦有可以推度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書類卷八,載項子京藏“唐女仙吳彩鸞書”孫愐《唐韻序》,與《廣韻》前所載者,字句亦有異同;且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如《廣韻》前孫愐序:

隨韻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韻。

此十六字,《式古堂書畫匯考》所載《唐韻序》作:

今加三千五百字,通舊總一萬五千文,其注訓解不在此數。勒成一家,并具三教,名曰唐韻。

共三十五字。魏氏所言增加書字之處蓋此類也。王氏不知“叔文”為“敘文”之訛,又誤“較之”為“較定”,故其推論皆謬矣。(王氏所見《唐韻后序》為劉承榦所寫寄?！拜^之”訛作“較定”,或由當日鈔錄筆誤。頃檢同治甲戌望三益齋刊本《鶴山文鈔》,吳彩鸞《唐韻后序》在卷十七,“較之”亦誤為“較定”。王氏亦或本此。)

后記

始余讀魏鶴山《唐韻后序》,即疑“孫愐叔文”一語中“叔文”二字當是“敘文”之訛;王國維謂魏氏不知《唐韻》為孫愐書,又謂魏氏藏本前奪孫愐序,其言皆未必然。因檢鶴山著書,為札記一條辨之,藏之行篋,十余年矣。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四日借校北京圖書館藏文津閣四庫全書本《鶴山集》,“叔文”正作“敘文”,“較之”亦不作“較定”。深喜昔年懸揣今得滿證,遂取舊稿增訂如上,以求教于同好君子。一九五零年八月十六日,丁聲樹。

(原載《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1-4頁, 周玨良等編輯,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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