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胞分析語言文字學研究》序

宋均芬

魯川先生的大作《細胞分析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版問世,我向他表示最衷心的祝賀!

這部著作,是他近年來悉心學習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標志他在治學道路上又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以他的資格,為之作序的當為老一輩語言文字學家,由此,作為后學,更加深切緬懷黎錦熙、郭紹虞、朱星等,我心目中、我所敬仰的獨具慧眼的大師級語言學家,他們倘健在,當會給予我們多少啟示、支持與指引呀!由于與魯川先生相知共事兩年有余,其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意氣相投,自認遂為忘年摯友,這也許是他對我格外垂青惠顧的原因吧。于是,便不顧輩分資格,慨然應允為之作序。

魯川先生是一位兼治計算機信息科學與語言文字學的兩棲資深專家。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為我國第一批計算機專業大學生。先后被聘為北京信息工程學院客座教授、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87年被選為中國中文信息學會計算語言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出版有《漢語語法的意合網絡》(商務印書館,2001)、《漢字信息語法學》(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等著作;發表多篇論文,其中代表作為《立足漢語實際的信息語言學》(《語言文字應用研究論文集Ⅱ》,語文出版社2004)。

魯川先生自稱他拜的第一位老師為社科院語言所的范繼淹先生,他的語言研究的良好素養,便出于范先生的導引;他拜的第二位老師為北京大學的徐通鏘先生,由此成為了“字本位”的信奉者與研究者;他拜的第三位老師為徐德江先生,由此他認識到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弊端,也認識到了“字本位”理論的局限性,從而接受了徐德江的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細胞分析語言文字理論。

魯川先生總結出徐德江先生在語言文字理論研究上的幾個特點是:1.具有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根基上的高瞻遠矚的學術眼光;2.通過對第一階段西方人創建的“普通語言學”的深入研究,大膽提出創新性的新理論;3.對作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載體和智慧結晶的漢字有獨特的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東方人創建的第二階段真正的“普通語言文字學”新理論;4.按理論——實踐——理論——實踐的不斷深化,以“字寶寶樂園”為基地進行了成功的實驗;5.提出漢字“科學性、易學性、智能性、國際性、藝術性”的五大特點,為漢字走向世界,促進世界學漢語熱潮作出了重大貢獻。

就上述五點來說,魯川先生認為徐德江堪稱為哲學家、理論語言學家、漢語文字學家、語文教育家、成功的文化教育企業家。魯川先生對徐德江在語言文字理論研究上的成績與特點作出的評價,我認為是他通過深入學習、對比研究之后總結出來的,是客觀、公允和恰當的,我完全贊同。

魯川先生認為一百年來外國和中國在語言學文字學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沒有多少重大突破,是因為沒能自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來進行研究。徐德江是他所接觸到的,自覺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細胞分析方法研究語言文字并取得重大成果的第一人。魯川認為一個語言學家如果沒有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理論作支柱,在語言研究上只能是炒冷飯。他認為在語言文字研究上過分的自以為是,必然導致糊涂。魯川在語言文字理論的研究上不斷探索、思考、比較、揚棄,為求得真知苦苦追尋多年。比如:徐通鏘認為,語言是現實的編碼系統;魯川認為語言是知識的編碼系統;徐德江認為語言是認識的編碼系統。經過比較研究,魯川認識到:首先,人的認識往往與現實不完全一致;其次,人的知識系統只是通過歸納總結感性認識,上升而成的理性認識,而這些理性認識與現實,同樣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人們總在不斷地修正自己的知識結構,以求更加接近現實。故此魯川認為:徐通鏘與魯川的定義是不夠科學的,而徐德江的觀點則既包括了理性認識又包括了感性認識,而且這些認識在不斷深化,以求逐漸接近現實。經過分析比較,魯川接受了徐德江的觀點,即認為語言是認識的編碼系統。

魯川先生在深入學習研究徐德江的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細胞分析語言文字理論的基礎上,連續寫了多篇文章。他對徐德江的語言文字理論,作了深入的剖析,以自己對語言文字研究的多年豐富積累和獨到眼光及獨特方法,全方位、分專題作了詮釋與探討,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這些文章均已發表,現又集結為《細胞分析語言文字學研究》一書出版。

魯川先生在長期的教學與研究中,不斷學習,歷久彌新,形成了具有自己風格的研究方法和語言文字理論,體現了深厚的學術修養。比如:他十分善于將一般的敘述上升為理論,善于對一個復雜的語言文字現象用極為精辟的語言概括總結出來,他還善于將計算機語言應用研究與普通語言文字研究相結合,形成的理論及創制的術語使人讀來耳目一新,令人嘆服。他的大量生動有趣的實例、他的圖解法,往往使復雜的理論敘述變得形象直觀、一目了然。

魯川先生在古稀之年(他笑言“古稀今不稀”),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新的理論,不斷接受新的知識,并且興致盎然地探索真理,以此為人生的最高境界、最高追求,從中獲取、領悟生命的真諦。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全然沒有老的概念。他的人格與精神深深感染著他身邊的人,尤其令我感動與敬佩。跟徐德江與魯川二位先生不唯書、不唯上、不唯己,一心追求真理的精神相比,恕我坦言,我感到當下,語言文字學界存在兩種錯誤傾向:一為輕視理論,二為唯己自閉。

關于輕視理論,在下不揣冒昧地認為,是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研究中大多只注重語言文字事實的羅列與分析,而輕視語言文字理論的創新與研究;二是在研究中大多只遵從以索緒爾及其流派為核心的舊的西方語言文字理論,卻不能很好地自覺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作為語言文字研究的指導思想。

關于理論的重要性,陳力丹(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說:“任何實際的行動,其實都是在一定的‘理論下付諸實施的,只是許多時候沒有意識到‘理論在發揮作用。恩格斯說:‘無論對一切理論思維多么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件自然的事實也聯系不起來,或者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聯系都無法了解。在這里,唯一的問題是思維得正確或不正確,而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地、因而是不正確地思維的最確實的道路。我們常說的‘科學發展觀,其實強調的就是指導工作的‘理論要科學,不能簡單地拍拍腦袋,這是黨風問題?！?《北京日報》2009年12月28日17版)

我國語言文字學界“近百年來一直跟著印歐語的眼光轉”,從理論到方法,無不帶有明顯的西學印記。長期以來,有的人只埋頭微觀分析或歷史回顧,忽視理論思考和創新,由此形成的也就是恩格斯所說的“搜集材料的科學”;有的人雖然注重理論思考,但是,總也跳不出由西方語言文字理論形成的固有框架。上述這些,早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在下也就無須再多費筆墨了。這里想多說幾句的問題是:很多人不能自覺地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作為語言文字研究的指導思想。黨中央提出文化的多元化,意識形態的一元化,即馬克思主義一元化領導。上世紀50年代,有人引用馬、恩、列、斯的語錄,用于說明語言問題,但多屬于生搬硬套,并沒能采用其立場、觀點和方法,領會其精髓?！拔母铩敝?又有人鄙視馬克思主義,認為其思想已經過時,于是,只從西方語言文字理論中汲取營養,以形成自己的所謂“新”理論,并由此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這樣的語言文字研究只能是套搬,其結果就是亦步亦趨,跟在西方語言文字理論后面的所謂“接軌”。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社會發展之重要性,以前的不說,僅就改革開放以來即可看出,鄧小平創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與步步深入的中國社會變革相結合,匯集了中國共產黨人集體的智慧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之于中國語言文字學界的研究,作為指導思想亦非常重要。忽視甚至鄙視馬克思主義,作為學界的思潮,是學界長期以來無重大理論突破與創獲的癥結所在。

以索緒爾及其流派為核心的西方語言文字理論,其理論基礎是索緒爾所吸取的以華爾拉斯為代表的瑞士正統經濟學派的理論。該經濟學派的理論存在嚴重先天缺陷,索緒爾將其理論和方法引入語言研究之后,形成了由其奠基而后近百年來不斷發展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因而結構主義語言學也就不可避免地必然存在嚴重先天缺陷,諸如注重形式、注重靜態分析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研究方法,以及表現出僵化和片面性的形而上學的研究方法。(詳見拙文《語言學與政治經濟學》,《漢字文化》2009年第5期)該理論引入中國之后,雖然形成了中國現代語言文字之學,但不可否認的是,又成為長期以來一直籠罩著我國語言文字學界的揮之不去的陰影。其典型的事例就是:關于“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問題的理論探討。2009年,上海召開“漢語獨特性理論與教學國際研討會”,(筆者按:在下認為“獨特性”研究的提法是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為共性總是寓于個性之中,離開了共性,也就無所謂個性。) 出席會議的學者,有“字本位”的代表、有“詞本位”的代表、有“詞素本位”的代表。所謂“本位”,就筆者理解,當為“基本結構單位”。這些代表似乎都在尋求語言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與會的三方就“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有人認為“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有人認為“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是詞,還有人認為“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是語素。三方各持己見,誰也無法說服對方。在下愚見,如果認為“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那么將口說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說成是“字”,讓人難以接受,又如聯綿詞“躊躇”等,多由兩個漢字構成,其中的一個漢字“躊”或“躇”顯然不具備自足義(筆者按:“自足義”這一術語為魯川先生首創),便難于說通“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是字。如果認為“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是詞,那么雙音節詞,如“國家”,其中“國”與“家”兩個語素分別有音又有義(筆者按:這里的“義”既包括“自指義”又包括“他指義”。這兩個術語亦為魯川先生首創,其含義見下文),也存在問題。如果認為“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是語素,那么像“沙發”這樣的詞,分別由“沙”和“發”兩個漢字組成,但是,其整體意義又分別與這兩個漢字不盡相同,也存在問題。這些各自理論上存在的缺陷,構成了會議上辯論各方的激烈爭論。

正如陳力丹教授所說“在這里,唯一的問題是思維得正確或不正確”。上述三方苦苦爭辯,可能就是在尋求語言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也就是徐德江先生所說的語言文字的細胞。湊巧的是這也正暗合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馬克思就是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細胞——商品,并由此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及一切矛盾的胚芽?？梢?細胞分析法是科學研究的必由之路,問題僅僅在于是否自覺運用這一方法,以及運用得正確與否。上述三方雖然客觀上似乎在尋找“細胞”,但是主觀上他們卻未必意識到了這一點,而且,遺憾的是他們也未能找到語言文字的真正的“細胞”。能夠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細胞分析方法,并獨創地找到了語言文字的真正的“細胞”,目前就我們所知,徐德江先生是第一人。

徐德江先生(2005)指出:“至今,語言學界對口說語言和文字各自的‘天然單位——細胞形態,尚未做出科學性的分析。特別是對真正的客觀存在的,最簡單的一個細胞形態,未做出科學的分析。這也是影響文字學語言學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睂ι鲜鰡栴},徐先生出版的大作《普通語言文字學簡論》(同心出版社,2009年)作了精妙的解答。徐先生自覺運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細胞”分析方法,從政治經濟學的商品分析中受到啟發,在苦苦求索了近40年之后,終于找到了口說語言的細胞(基本結構單位),并首稱之為“語基”,以及文字的細胞(基本結構單位),并首稱之為“文基”。

首先,關于口說語言的細胞(基本結構單位),徐德江先生認為:口說語言的細胞(基本結構單位)是在說話的過程中,人的發音器官發出的單個聲音,即聽覺能感知的一個單獨的聲音,稱為“語基”。一切口說語言的細胞,都是“語基”,這是人類口說語言的共同特點。

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有兩種:一種是只有“自指義”而無“他指義”的“語基”;另一種是既有“自指義”同時又有“他指義”的“語基”。研究“語基”時,必須徹底排除文字的干擾。比如,俄文“русский”,“ру”是由一個輔音和一個元音兩個字母共同表示的一個“語基”,“сс”是由兩個相同的輔音字母只發一個音來表示的一個“語基”,“кий”是由一個輔音、一個元音和一個半元音三個字母共同表示的一個“語基”,而一個輔音字母“щ”卻是兩個“語基”。人們在研究西方口說語言時,往往總是從字母出發考慮問題,這就歪曲了口說語言的情況,不能真實地看清口說語言的特點。(筆者按:按徐先生的觀點,字母和詞之間應當有“語基”。)

口說語言的“語基”內容還可分為 “無字形”和“有字形”兩種:“無字形語基”的口說語言,是“無字口語”,“有字形語基”的口說語言,是“有字口語”。

有字口語的細胞——“單語基詞”的結構中,第一層次是“語音標獨功能”(即音+義+形,也叫“語材”)和“語音結合功能(語法)”。與無字口語的“語音標獨功能(語材)”不同的是,有字口語的“語音標獨功能(語材)”的因素不只有“語音”和“語義”,還有“字形”?！白中巍蓖罢Z義”一樣,都是內容,而“語音”是物質外殼?！白中巍辈煌凇罢Z義”,是一身二任:既是“語音”的“所指”,又是“語義”的“能指”。與無字口語“語音結合功能(語法)”不同的是,有字口語“語音結合功能(語法)”的因素,不只是有“本語音+他語音”和“語法意義”,同時還有“本字形+他字形”?！氨咀中?他字形”與語法意義都是內容,而“本語音+他語音”是物質外殼?！氨咀中?他字形”不同于“語法意義”,也是一身二任:既是“本語音+他語音”的“所指”,又是“語法意義”的“能指”。用圖表示:オ

口說語言的各種單位:詞、詞組、句子,是由“語基”構成的?！罢Z基”可構成“單語基詞”,也可組成“多語基詞”,由“單語基詞”“多語基詞”分別或共同組成“詞組”,由“單語基詞”“多語基詞”“詞組”分別或共同組成“句子”……。

第二,關于文字的細胞(基本結構單位),徐德江先生認為:文字的細胞(基本結構單位)為“文基”。漢字的每一個字,就是一個“文基”——漢字的細胞。拼音文字的“詞”與“字”是一致的,每個單詞,就是一個“文基”——拼音文字的細胞。

文字的細胞——“文基”(“字”)也有兩種,一種是只有“自指義”的“文基”(“字”),另一種是既有“自指義”同時又有“他指義”的“文基”(“字”)。

文字的細胞——“文基”(“字”)內容還可分為“無音”和“有音”的兩種:“無音”的“文基”(“字”),是“非字音文字”,“有音”的“文基”(“字”),是“字音文字”。人類文字發展的第一階段是“非字音文字”,第二階段是“字音文字”。

“字音文字”的細胞——“文基”(“字”),有“單語基”字音的,又有“多語基”字音的。漢字的“字”都是“單語基”字音;拼音文字的“字”(即詞)一般是“多語基”字音的。

字音文字的細胞——“文基”(“字”)的結構中,第一層次是“字形標獨功能(語材)”和“字形結合功能(語法)”。與非字音文字的“字形標獨功能(語材)”不同的是,字音文字的“字形標獨功能(語材)”的因素不只有“字形”與“字義”,還有“字音”?！白忠簟蓖白至x”一樣都是內容,而“字形”是物質外殼?！白忠簟辈煌凇白至x”是一身二任:“字音”既是“字形”的“所指”,同時又是“字義”的“能指”。與“非字音文字”的“字形結合功能(語法)”不同的是,字音文字“字形結合功能(語法)”的因素不只有“本字形+他字形”和“語法意義”,還有“本字音+他字音”?！氨咀忠?他字音”同“語法意義”都是字音文字“字形結合功能(語法)”的內容,而“本字形+他字形”是物質外殼?！氨咀忠?他字音”不同于“語法意義”也是一身二任:“本字音+他字音”既是“本字形+他字形”的“所指”,又是“語法意義”的“能指”。用圖表示:オ

第三,對于口說語言的細胞(基本結構單位)——“語基”的意義,徐德江先生作了詳細分析。

作為口說語言的細胞(基本結構單位)——“語基”,分兩類:一類是只有“自指義”而無“他指義”的“語基”;一類是既有“自指義”同時又有“他指義”的“語基”。

“語基”只表示語音或字形自身,而不表示其他事物,這種“意義”就是“自指義”?！罢Z基”表示的不是語音或字形自身,而是語音或字形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這種“意義”就是“他指義”。

根據徐德江的理論,魯川先生在“字音文字”的研究中,對字義有了全面的認識:オ

オ

第四,運用“細胞”理論,徐德江分析了漢語與印歐語及其文字在“明確簡約”程度上的差別。

漢語的“語基”與音節是重合的,一個“語基”就是一個音節。所以漢語的“單語基詞”也就是“單音節詞”。漢語的“語基”,一般都是“自指義”與“他指義”同時存在。印歐語的“語基”,主要是“自指義”為多數,同時兼具“自指義”和“他指義”的“語基”,數量較少。漢語口說語言所以明確簡約,是因為漢語的細胞一個“語基”就是一個音節,而每個“語基”都是既有“自指義”又有“他指義”。

印歐語口說語言的細胞,一個“語基”就是一個音節的較少,多數的音節都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基”構成;而且,一個“語基”同時兼具“自指義”和“他指義”的也較少,往往是由兩個或更多的“自指義語基”組合起來才具有“他指義”。一切口說語言的“詞”“詞素”并非都是“單語基”的。結構主義沒有發現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這個層次,只注意到“詞”“詞素”,所以,雖然對語言理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局限使其走向了反面。

漢語的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與文字的細胞“文基”——“字”是一致的。一個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就是一個文字的細胞“文基”——“字”。每一個方塊字,不管筆畫多少、部件多少,都成為一個個相等的方塊形,易于分辨。所以,漢字也是“明確簡約”的優點突出。拼音文字的細胞“文基”——“詞”(即字)與印歐語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是不一致的。一個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與一個文字細胞“文基”——“詞”(即字)完全對應的較少,大多數都是一個文字的細胞“文基”——“詞”(即字),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口說語言細胞“語基”相對應。而且,每個“文基”“詞”(即字)的字母都是線性排開,字形長短不一,相差很大。所以,“明確簡約”的程度,就比不上漢字了。

索緒爾從歷代語言學家只就文字研究語言的傾向里走出來,重視了口說語言的研究,做出偉大的貢獻。但他認為在口說語鏈中,難以區分出具體的單位,只好借助文字的單位——“詞”(法語稱“mot”,英語稱“word”)來作為口說語言的單位,這樣就將口說語言真正的基本結構單位——“語基”,即口說語言真正的細胞掩蓋起來,將口說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與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視為一體,在細胞上就沒有分清口說語言和文字的界限。這就是結構主義雖然稱語言和文字是兩個不同的符號體系,但卻認為語言和文字是“一個王國”的根本原因。

第五,運用“細胞”理論,徐德江分析了“語基”與“語素”的不同。

“語基”也不同于“語素”?！冬F代漢語詞典》稱:“語素”即“詞素”?！霸~素”:“語言中最小的有意義的單位,詞根、前綴、后綴、詞尾都是詞素。有的詞只包含一個詞素,如‘人、蜈蚣等?！笨梢?“語素”(詞素)既沒區分開口說語言和文字的差別,又不是語言和文字的“最小的”單位。漢語文的“蜈蚣”是一個“語素”(詞素),但就口說語言來說,是兩個“語基”;就文字而言,是兩個“文基”。而印歐語的一個詞根、一個前綴、一個后綴、一個詞尾,就口說語言來講,很多是不止一個“語基”;就文字而言,它們并不是一個“文基”(單字),只是一個“文基”(單字)的部件。

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口說語言和文字的細胞都是以物質外殼為基礎的?？谡f語言的物質外殼是語音,文字的物質外殼是字形?？谡f語言的細胞是在說話的過程中,人的發音器官發出的單個聲音,即聽覺能感知的一個單獨的聲音,我們稱之為“語基”。文字的細胞就是“文基”(“字”)。人的發音器官發出的單個聲音是有限的,所以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的數量是有限量的。文字的細胞——“文基”(“字”)是無限量的。一切口說語言和文字都如此。

第六,運用“細胞”理論,徐德江分析了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單語基詞”)和文字的細胞——“文基”(“單字詞”)其原料與其結構的異同。

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單語基詞”)和文字的細胞——“文基”(“單字詞”),其原料有同有不同。有字口語和字音文字的原料都是無字口語的細胞——“語基”和書寫符號。用公式表示:

有字口語細胞——“語基”的原料無字口語的細胞——“語基”

書寫符號

字音文字細胞——“文基”(“字”)的原料無字口語的細胞——“語基”

書寫符號

而無字口語的細胞——“語基”的原料是“人發音器官發出的聲音”和“人對某事物的認識”。用公式表式:

無字口語細胞——“語基”的原料人的發音器官發出的聲音

人對某事物的認識

非字音文字的細胞——“文基”(“字”)的原料是“書寫符號”和“人對某事物的認識”。用公式表示:

非字音文字細胞——“文基”(“字”)的原料書寫符號

人對某事物的認識

口說語言的細胞——“語基”(“單語基詞”)和文字的細胞——“文基”(“單字詞”),其結構也都是不同的。需特別強調指明的是,無論是無字口語、有字口語,也無論是非字音文字、字音文字,其細胞結構的第一層次,都是“標獨功能”(人對事物獨立性認識)與“結合功能”(人對事物部分聯系性認識)這兩個要素。而不是“音義的結合”?！耙簟焙汀傲x”的結合只是無字口語細胞——“語基”(“單語基詞”)的結構第一個層次即一個要素“標獨功能”的組成因素?！耙簟焙汀傲x”的結合既不能代表無字口語細胞——“語基”(“單語基詞”)的整體,更不能代表有字口語、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的細胞“語基”(“單語基詞”)和“文基”(“單字詞”)的整體。用圖表示:オ

可見,將詞的結構說成是“音義的結合”是何等的片面。

上面,我把徐德江先生的觀點做了摘要梳理。徐先生在研究中發現,當今的語言文字理論中的許多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都有片面性,甚至是錯誤的。用百年來在索緒爾語言理論基礎上形成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解釋、解決當前在理論上和教學中的問題,已經山窮水盡,在這種情況下,迫不得已,徐德江先生只好創建了一些新的術語,用這些新的術語和新的理論來說明、解決實際當中遇到的問題,于是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感到十分的順暢。徐德江先生在《資本論》“英文版的序”里讀到恩格斯這樣一段話:“一種科學每一次新的解釋的提出,都包含這門科學術語上的一次革命?！庇谑?他就放心地、大膽地、實事求是地對語言學中的一些概念、術語進行改造:正確的接受下來;片面的,重新解釋;沒有的,自己創造。這樣,關于什么是元音、輔音、音節、字、詞、同音詞、構詞法、語法……都提出了新的解釋。因此他的觀點看上去,就和漢語漢字研究中現存的、完全遵從西方理論體系的普通語言學理論格格不入,這應該是很自然的。對上述徐德江先生的觀點,魯川先生撰寫了《與時俱進地探索語言文字的“細胞”——徐德江語言文字理論評析之三》(《漢字文化》2009年第4期)作了精彩闡釋。

根據上述徐德江語言文字細胞分析理論,將語言和文字看作兩個王國?？谡f語言的基本結構單位是“語基”,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是“文基”?？谡f語言的各種單位:詞素、詞、詞組、句子,都是由“語基”構成的。也就是說:詞素、詞、詞組、句子雖然是口說語言的各種單位,但不是基本結構單位?？谡f語言的細胞——“語基”有兩種:一種是只有“自指義”而無“他指義”的“語基”;另一種是既有“自指義”同時又有“他指義”的“語基”。文字的細胞——“文基”(“字”)也有兩種,一種是只有“自指義”的“文基”(“字”),另一種是既有“自指義”同時又有“他指義”的“文基”(“字”)。在下竊以為語言、文字的細胞分別用“語基”和“文基”來取代“字本位”“詞本位”“語素本位”等理論是科學的。在語言和文字兩個王國中,像“烏魯木齊”中的“烏”,是個只用其“自指義”的“語基”或“文基”(“字”);而“烏鴉”中的“烏” 是既有“自指義”同時又有“他指義” 的“語基”或“文基”(“字”)。

徐德江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在語言文字研究中作了聯想,從而有了重大創獲。正如上文所引恩格斯所說的話:“無論對一切理論思維多么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就會連兩件自然的事實也聯系不起來,或者連二者之間所存在的聯系都無法了解?！?/p>

徐德江先生則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受到啟發:產品的二因素“有用勞動”和“自然物質”,一旦進入交換,就產生了質變,成為商品,其二因素就變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了,然而“使用價值”可單獨表現出來,“交換價值”卻不能單獨表現出來,必須在交換中才能表現出來。由此,他聯想到了語言的各個單位也有二因素,即他所稱謂的“標獨功能(語材)”和“結合功能(語法)”?！皹霜毠δ?語材)” 可單獨表現出來,而“結合功能(語法)”卻不能單獨表現出來,而必須在與其他語言單位的結合中才能體現出來。對上述徐德江先生的觀點,魯川先生撰寫了《語言文字單位都是標獨功能和結合功能的對立統一體——徐德江語言文字理論評析之五》(《漢字文化》2009年第6期)亦作了精彩闡釋。

徐德江的語言文字理論研究實踐,正如恩格斯所說,是運用了唯物辯證法之后,使搜集材料的科學變成了整理材料的科學。魯川先生說:人皆曰,1898年馬建忠所作《馬氏文通》建立了中國現代語言學。而1998年魯川則說,1898年馬建忠所作《馬氏文通》建立了具有西方特色的中國現代語言學。魯川先生還說:索緒爾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徐德江是當代語言文字學的奠基人。魯川先生稱接受徐德江語言文字理論是自己脫胎換骨的過程,而其于我則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好像把蒙住自己多年的堅韌鼓皮一下子給撕開了。

總之,徐德江先生的語言文字理論具有前所未有的現實性和前瞻性,是針對在語言實際中已經走投無路的結構主義理論作了反思之后,作出的重大理論創新。其主要貢獻在于:運用馬克思唯物辯證細胞分析方法研究語言文字,找到了語言文字的基本結構單位——“細胞”,其分別是“語基”和“文基”,并由此出發,科學地分析解釋了諸多眾說紛紜的語言文字現象。徐德江先生研究語言文字理論的方法,與黨中央所倡導的精神與方法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一致絕對不是出于偶然,這是他近40年來一貫堅決信奉馬克思主義,刻苦學習鉆研馬克思主義,并在掌握其理論精髓之后,自覺將其用于指導研究實踐的結果。這一點,作為徐德江語言文字理論的重要特色,是對語言文字學界的研究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與借鑒作用的,理應受到學界高度的尊敬與重視。將其著作結合魯川先生的豐富演繹和深邃探討共同閱讀,可以更進一步深入了解徐德江語言文字理論,學習掌握其所運用的馬克思唯物辯證細胞分析方法,進而對當前理論界的紛爭,釋疑解惑,并且期望引起讀者思索的興趣,或然進而有志共同探究語言文字理論的真諦。若沿此路徑,不斷前進,由東方人創建的人類第二階段語言文字理論,庶幾可望早日完善成就矣!為此,我們是否應該以開放的胸襟,求實的心態,虛心學習、寬容面對語言文字學界的各種前沿探索及不斷形成的新理論。徐德江先生和魯川先生已經率先作出了成績,在此,我以無比喜悅的心情向他們表示敬意和祝賀,故發表上述感言,是為序。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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