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與改革

遲福林

近年來，我國消費需求全面快速增長，需求結構發生明顯變化，但是消費率卻越來越低。著眼于我國中長期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需求，盡快扭轉投資消費失衡，形成消費主導新格局，既是短期政策的著力點，又是中長期的戰略選擇；既是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也是改革面臨的重大挑戰。

一、走向消費主導是重大的戰略選擇

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我國在進入發展型新階段后需要盡快破題的重大戰略課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涉及多方面的內容，其核心是轉變投資出口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盡快走向消費主導，使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以保持中長期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協調性。從我國的實踐看，只有消費主導有實質性進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有可能破題。

1、增長前景取決于消費主導的轉型進程。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使保增長成為短期政策的重點之一。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是，如何把短期投資有機地融入到消費主導的轉型進程中，在短期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為中長期消費的潛力釋放奠定基礎、創造條件?？陀^地說，投資能否融入消費，擴大投資能否適應消費主導的趨勢，決定了我國增長的前景。

2、結構調整的關鍵是解決投資—消費關系的失衡。我國仍然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過渡性體制帶來的結構性問題還相當突出，集中反映在投資消費結構的失衡上。2001—2010年，投資率從36.5%持續提高到48.6%；而消費率則從61.4%持續下降到47.4%。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將進一步惡化包括產業、城鄉、區域、收入分配等在內的一系列經濟結構。消費結構對我國結構調整的作用不容忽視。一是調整產業結構要適應消費結構的變化。需求與消費決定供給，消費需求變化決定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當前，在我國的消費結構中，發展型消費需求、尤其是服務消費全面快速增長，對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隨著我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重化工業投資相對空間越來越小。如果能夠順應消費結構變化，加快促進服務業發展，著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就能使短期投資有效地融入到中長期消費中，使無效投資大大減少。二是技術結構升級取決于消費主導的基本進程。中長期的經濟增長活力來源于創新和技術進步。技術進步需要建立在需求導向和市場導向的基礎上。全球幾次大的工業革命，基本出發點都是為了滿足不斷擴大的市場需求。未來5—10年推進我國的創新進程，重點在于把握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推進需求導向的技術結構升級，在消費主導中真正使創新成為發展的最大活力。三是城鄉結構調整，重在改變投資消費結構。我國城鄉發展差距之所以不斷擴大，根源在于投資主導的模式內生地傾向于把資金更多地投入城市，導致城鄉投資差距不斷擴大。調整城鄉結構，重在改變城市偏好的投資，把農村投資融入農村消費中，有效地釋放巨大的農村消費潛力。

3、走向共同富裕需要實現消費公平。實現共同富裕，其重要的標志之一是縮小消費水平差距，實現消費公平。一是縮小不同收入群體消費水平差距。2010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13471.45元，其中最高10%收入戶與最低10%收入戶的消費分別為31761.6元和5471.84元，差距達到5.8∶1?？照{、淋浴熱水器、消毒碗柜、照相機等在每百戶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最高10%收入戶與最低10%收入戶消費差距均超過4∶1?？s小貧富差距，最終要體現為消費差距的縮小，尤其是耐用品消費量差距的逐步縮小。二是縮小城鄉消費水平差距。進入新世紀以來，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保持在3.6—3.7∶1的高位，持續超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調整城鄉結構，就是要以釋放農村消費潛力為目標，實現城鄉消費水平差距的逐步縮小，使中國農村這個“世界消費版圖上的最大亮點”真正亮起來。三是縮小區域消費水平差距。2010年超過全國城鎮平均消費水平（13471.45元）的省份僅有8個。其中最高的上海（23200.4元）與最低的青海（9613.79元），消費差距達到2.41∶1，超過兩地城鎮居民人均收入2.3∶1的差距?？s小區域差距，途徑是縮小區域收入差距，基本目標是縮小區域消費水平差距，使廣大中西地區潛在消費需求全面釋放出來。四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目標是均衡消費。這些年來，我國奢侈品消費增長過快，2011年我國奢侈品市場占全球份額的28%，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國。與此同時，居民一般消費增長速度遠低于奢侈品消費增長。其根源在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基尼系數過大。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服務于消費主導的基本趨勢，在適度控制奢侈品消費的同時提高一般消費品增長速度。

二、走向消費主導的歷史機遇

1、內外環境變化倒逼消費主導。進入到新世紀，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內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使十多年來沒有取得突破的消費主導戰略再次凸顯其重要性。一方面，我國已經從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新階段，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公共產品短缺成為突出矛盾。以投資為主要途徑做大經濟總量，空間越來越小，同時也很難適應新階段發展的現實需求；另一方面，未來5—10年是我國發展外部環境劇烈變化的時期。世界經濟增長面臨嚴峻挑戰，歐美經濟不容樂觀；舊有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帶來了諸如歐債危機等系統性風險。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以投資出口為主導的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迫切需要走向消費主導。

2、處于消費主導的歷史機遇期。我國地理空間大，人口基數大，制度改進的空間大。任何一項結構性調整和增量式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都足以產生巨大的消費規模，為走向消費主導提供最為重要的歷史機遇。一是城市化發展空間。城市是重要的消費載體。過去十多年，城市化在加快推進，從2001年的37.66%提高到2011年的51.37%，年均提高1.37個百分點。按這個趨勢下去，城市化率在未來5—10年至少還有10—15個百分點的空間。二是服務業發展空間。至今為止，我國服務業的比重只有43%左右，遠低于世界60%的平均水平。未來10年，政策調整與體制改革到位的話，服務業有可能提高15—20個百分點左右，由此帶來巨大的消費市場。三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助于明顯改善居民的消費預期。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務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將提高0.2個百分點。根據中央部署，到2020年基本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由此將明顯改善居民消費預期，提高消費率。四是社會消費正處于釋放的歷史拐點。我國進入發展型新階段，發展型消費需求不斷增長是一個中長期的客觀趨勢。隨著社會需求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城鄉居民消費需求不斷升級，消費市場潛力巨大，正處于釋放的歷史拐點。過去幾年，我國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快速增長，“十一五”年均增長18.1%，遠高于“九五”的10.6%和“十五”的11.8%。從發展趨勢看，未來5—10年社會消費仍將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有研究表明，到2015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從15.7萬億元上升到30萬億元，以年均3萬億的規模增長。未來5—10年，我國消費需求將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

3、盡快明確消費主導的目標選擇。從投資出口主導轉向消費主導，涉及到一系列的政策調整與體制安排。這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從現實情況看，未來5—10年實現消費主導，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2015年初步實現消費主導。未來5年，最終消費率從47.4%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費率從33.8%提高到45%以上，消費貢獻率穩定在40%以上，消費初步成為經濟增長穩定的內生動力。第二步，2020年基本實現消費主導。未來10年，最終消費率進一步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費率提高到50%以上；消費貢獻率穩定在50%以上，消費基本成為中長期經濟增長穩定的內生動力。

三、推進消費主導的轉型與改革

應當說，我國已經初步具備實現消費主導的條件，但這些年消費率不升反降，投資消費失衡日益突出，投資主導趨勢還有強化趨勢，使經濟增長的不協調、不穩定性加大。根源在于體制轉型滯后、政策調整滯后。

1、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繞開“低消費陷阱”。消費率長期走低，加大了產能過剩危機的可能性，既影響短期經濟增長，又對中長期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新階段經濟轉型，要以拉動消費為戰略重點，抓住城市化、服務業、中小企業等重點，有效避免“低消費陷阱”。一是推進消費主導的城市化。加快城市化進程，關鍵是適應消費主導經濟轉型的大趨勢，推進相關體制改革和政策突破，盡快使城市化在建設消費大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重點是打破現行行政體制束縛和行政區劃壁壘，摒除行政主導下的資源配置方式，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使城市化按照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推進，形成新時期經濟主導的城市化新格局。二是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以農民工為突破口，加快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縮小城鄉發展差距，也有利于社會公平與穩定發展。2011年，我國仍有2.5億的農民工并未完全實現市民化，突出表現在戶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的二元化上?？陀^地說，當前，全面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條件已經成熟，關鍵在于下定決心，實現政策和體制的突破，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三是以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國有資本配置。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市場領域，更多地用于做大GDP，這適應了生存型階段的需求。但進入發展型新階段后，進入到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國有資本仍然主要配置在市場競爭領域，既對民營經濟產生擠出效應，又加大了投資過熱；更重要的是，很難體現出國有資本的公益性，不利于社會公平。在公共產品短缺時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為目標重新調整國有資本配置結構。一是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從經濟領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會領域，使民營經濟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二是逐步提高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比例，爭取在未來5年提高10—15個百分點，使國有資本、尤其是資源性國有資本及其收益成為社會福利建設的重要支撐。四是走向消費主導的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是吸納就業的主體，也是服務業發展的主體。就業的增長有助于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服務業的發展有助于增加社會服務供給。從這個角度看，中小企業是走向消費主導的主力軍，需要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要在金融、財政、開放等政策上予以更大支持，更要強化其發展的體制保障。

2、走向消費主導的社會轉型，繞開“低福利陷阱”。走向消費主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未來5—10年能否繞開“低福利陷阱”，實現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一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笆晃濉币詠?，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但福利水平仍然較低，“低福利”的矛盾和問題還比較突出，還遠不是某些歐洲國家暴露出來的“高福利陷阱”的問題。避免“低福利陷阱”，是走向消費型社會必由之路?！笆濉比绻軌蛟诨菁?3億人的公共服務體制建設上取得重大突破，居民消費率有望提高10—15個百分點，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內生動力。二是以民富優先為目標加快收入分配改革。2001—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分別為9.7%和7%，但消費率卻從61.4%持續下降到47.4%。重要原因在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遠低于同期財政收入21%的增長速度。收入分配改革已經成為走向消費主導的關鍵所在，也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無論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還是破題共同富裕，都要求盡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三是加快消費型社會的社會管理創新。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是社會建設與社會進步的重點。與生產型社會的社會管理不同，新階段社會管理創新要適應需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趨勢，把反映各方需求，協調重大利益關系作為重大任務。在此基礎上，創新社會管理的體制、方法，為走向消費型社會奠定重要基礎。

3、走向消費主導的政府轉型，繞開“增長主義陷阱”。增長是經濟社會進步的基礎，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重要條件。作為發展中大國，我國不可能在沒有增長的條件下奢談其他。但增長不等于發展，增長不能代替一切，尤其是不能用階段性的經濟增長掩蓋中長期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增長，但不要“增長主義”。因此，走向消費主導，關鍵是政府發展理念要從經濟總量導向向國民收入導向轉變，加快由增長主義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以繞開“增長主義陷阱”。一是實現增長方式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改變增長主義，重在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從制度上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當前關鍵是要防止在市場危機時期采取的政府干預政策常態化，甚至把政府主導固化為“中國模式”；需要著力強化政府的中長期經濟戰略職能、宏觀調控職能和市場監管職能，營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實現政府經濟管理方式由管短期向管中長期、由管微觀向管宏觀、由管審批向管監管的轉變，從制度上保障市場資源配置的基本功能。二是中央地方關系從經濟總量導向轉向公共服務導向?？偭繉虻闹醒氲胤疥P系在做大經濟總量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客觀上引導了地方政府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經濟增長上，不僅容易引發投資膨脹，而且很難適應發展型新階段社會需求的變化趨勢。走向消費主導，重要的是從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需求出發，盡快以公共服務為導向規范中央地方關系。三是強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從增長主義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當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趨勢。走向消費主導，推進全面轉型，對強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角色提出新的要求。突出地表現在盡快扭轉政府不同程度的自身利益傾向，強化其公共利益代表角色，保障經濟性、社會性和制度性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進一步釋放城鄉居民消費潛力，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這是一個符合發展趨勢的戰略性規劃。關鍵在于盡快確立消費主導的基本戰略，推進以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二次轉型與改革，在“消費主導、民富優先、綠色增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等方面取得明顯突破，為未來10年、20年的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