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誠護僑活動研究

[摘 要]十九世紀末期，隨著國內外環境的巨變，使得清政府對待華僑的政策也逐漸發生了變化。而在美華工問題成為晚清外交史上一個比較棘手事件。數任的駐美公使們也都為此努力，其中梁誠貢獻卓著，在其任內極力保障華工的人身權益不受損害。梁誠由于具有留美背景、并且會一口流利的英語，使其在處理中美問題上比他的前幾任駐美公使有所不同。在其駐美期間，他積極與美交涉華工條約、保護華僑利益、救助洛杉磯大地震災民。深受廣大僑胞的愛戴。研究其外交實踐，對當今的華僑保護也極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排華；交涉；尊嚴

一、在美華人的境遇

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對國外的華人實行敵對和漠視的態度，僑民一度被作為“天朝棄民”。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后，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清政府在對待海外僑民的態度上逐漸發生了變化，開始關心海外僑民的生活狀況，尤其是在美華人。而美國華工問題是近現代中美關系波動起伏的一個縮影。十九世紀上半期，美國為加強對西部礦業的開發，鼓勵外來移民入住。以加利福尼亞華人為例，他們做出的貢獻遠遠超出了采礦的范圍，除了給美國政府上交巨額的稅款，他們還從事各種各樣的服務行業。僅1861年一年，華人上繳加利福尼亞州的海關稅、貨運費、房租、執照稅、保險費以及諸如此類的費用就高達1400萬美元（1）。又因華人逆來順受、勤勞、能吃苦，更重要的是支付給華人的薪水最低，這很快贏得了美國資本家的青睞。同時1848年加利福尼亞州金礦的發現和美國修建中央大鐵路，更導致了大量的華人涌入美國（2）。

但從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隨著美國中央大鐵路的修建成功，以及美國西部金礦的逐漸枯竭，大量的華人失去了工作。為了生存，華人不可避免的與當地的白人在就業上形成了競爭，導致白人的仇視，因此極端種族主義者將矛頭指向了性格溫順、安分守己的華人。相繼爆發了一系列針對華人的打砸、搶劫等暴力事件，譬如，震驚美國的“石泉城屠殺華人事件”“洛士丙慘案”等等，不僅僅是平民，甚至我國的外交官員也不能免受凌辱，如中國駐美使館官員譚錦鏞，無端遭兩名警察毒打后后被投入監獄，譚錦鏞因無法忍受此等侮辱，自殺身亡。更殘酷的是美國的反華勢力開始從法律上來限制華人進入美國，188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斯各特法案》規定出境華工不能再入境，并宣布過去美國政府發出的身份證作廢。1892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格尓瑞法案》，該法案不僅把所有的排華法案都延長了十年，而且規定所有在美國的華人，必需注冊，領取居留證（3）。對華人的生命以及財產受到了極大地損害。然而，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旅美僑胞沒有坐以待斃，他們一面跟美國頑固派英勇斗爭，另一方面華人們不斷向清政府總理衙門發電報求助，投遞奏章，訴說他們在美國的悲慘境遇，請求清政府出面與美國政府談判，以維護他們的利益。例如中美洲的秘魯華工，由于當時清政府沒有與秘魯建立外交，因此他們只能通過美國領事向總理衙門訴說他們遭受的悲慘處境。甚至南洋各島華僑也通過沿海督撫向清廷呼吁設領事館保護。這些呼吁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震動，清政府面對輿論的壓力，也不能不采取一定行動。清政府不斷飭令歷任的駐美公使與美國政府積極談判，以改善在美華人的處境，伍廷芳、楊儒、崔國因、梁誠等公使鞠躬盡瘁，不畏艱難，與美國社會的頑固勢力積極斗爭，而其中梁誠的外交努力尤為顯著。而且，梁誠在其外交風格上與前任有著很大的不同，非常只得我們去關注。

二、梁誠在美的護僑活動

在晚清外交史上，梁誠是一個不能不提的杰出外交家，他幼年時期被清政府派往美國留學，無奈由于后來清政府中斷派遣留學生計劃，而被迫回國。但是這一段國外生活的經歷不僅使他接觸到了許多西方科技，更重要的是，他還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這一點，是他比前幾任駐美公使更有語言優勢。1903——1907年駐美期間，他直接參了退還庚子賠款，贖回粵漢鐵路，交涉中美工約等重大外交事件，為國家爭回了不少的權益。其中他交涉工約以及保護華僑尤為值得關注。

晚清由于國力衰落，中國的國際地位低下，難以形成比較系統的華僑保護機制。針對當時愈演愈烈的排華運動，梁誠主動反擊，并運用國際法準則和本國民意來抨擊美國反華勢力罪行。他援引國際法言道：按國際公法“報施之事為獨立自主國應有之權，則我中國政府得在境內將所有美國商人一律禁絕……”。針對美國社會不斷涌現的虐待華人暴力案，梁誠主張清政府制定相關法律，來保護寓美華人合法權益，以便在華人權益受到侵害時有法可依。針對當時中美在排華法案的爭執，1904年1月26日，由于梁誠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奉旨全權“籌酌修改”工約。他一方面利用自已在美國的人脈，積極游走上層社會，呼吁美國國會廢除不合理的禁工條約，另一方面，草擬新的條約，梁誠在會見當時的國務卿海約翰時，指出美國“部訂禁章，種種苛擾”并誠懇的說出“限禁華工一事，我國督撫以及朝野人士固不以為然，我外務部尤為注意。我國百姓知識日益，亦不以受人苛待，損其權利為可忍受”，其赤子之心，可見一斑。面對美國頑固勢力的威逼，梁誠毫不屈服，并表示“續行此約，實難照允”。

此時正好爆發了抵制美貨運動，梁誠在給外交部的電報中指出“民意使我用，可絕國家外交之難”。梁誠對民意的極大重視也是清政府感到一味退讓，民心和面子都將失去，故下決心廢約，面對美方的虛聲恫嚇，梁誠寸步不讓，據理力爭，廢約也得到了李鴻章等人的支持。其后上海爆發了大規模的抵制美貨運動，在中美工約談判陷入僵局之際，抵制美貨運動可以增加他在談判中的籌碼，他于是極力促請清政府，暫時支持上海的抵制美貨運動，這樣對美國政府構成壓力，有利于美國在華工條約的期限上做出了讓步。

其次，在美國的排華事件中，梁誠的表現也與前任的駐美公使有所不同，由于清政府國際地位低下，其前任雖然也有要求美國對華工進行賠償，不過這只限于影響力比較惡劣的排華事件（4）。例如1885年10月，鄭藻如公使抗議9月西雅圖虐害華人事件，要求華盛頓州長對當時傷亡的華人家屬進行賠償，經過多方努力，最終美國國會同意撥款27萬美元作為華人的補償金。而精通國際法律的梁誠則將對一切華人生命財產受到損失時都要求美國政府賠償，雖然美國政府對待賠償問題比較消極，但梁誠對待賠償事件都親力親為的精神以及盡最大的努力來保障弱國海外子民權益的舉措深受海內外的好評。

最后，梁誠對生活在美國的貧困華人也積極給予經濟援助。1906年4月18日，美國舊金山發生了強烈的地震，華人的房屋大量被毀，財產遭受極大損失，僑胞流離失所，生命受到威脅。梁誠面對這種情況，一面鼓勵美國其他地方的僑胞伸出援助之手，一面電告清政府懇請撥款幫助受災的華僑，此時的清政府在對待海外僑民上也逐漸改變過去“天朝棄民”的態度，慈禧太后也讓內務府捐獻一部分自已的私人財務。梁誠在賑災上親自督辦，積極協助當地組織搶救災民，發放賑災款、救助傷員，安撫僑民的情緒，梁誠此舉受到清政府的表彰。另一方面隨著清末“海禁”政策的逐步廢除，大量的華人去海外做工。在高額利潤的誘惑下，西方列強以各種形式的招工將華人騙至海外，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與奴隸無疑，導致很多華人非正常死亡。譬如說在美國的“豬仔”以及在南美洲種植園的勞工，都是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工作，工資待遇很差，而且還要受監工的殘酷虐待，但卻能給外國資本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澳門和香港更是成為以拐騙華工臭名昭著的重要基地，所以，梁誠對販賣華人的行為深惡痛絕。他向總理衙門建議，以后需要簽訂契約的華工，即令懂法律的專業人士詳細解讀合同的各項條款，防止華工被騙簽約。同時也與美移民局交涉，積極參與解救被騙華工，對于被誘拐的中國婦女和兒童，梁誠出資將他們遣返回國。

三、評價

中國自明清以來，政府對海外華僑往往采取漠視的態度，僑民一度被作為“天朝棄民”自宋元之后的統治者，大都奉行的是仇視海外移民，尤其是清朝前期的統治者，對待私自出國的僑民十分苛刻，導致很多華人出國之后即遠離中原故土，不能回國。不僅廣大華僑對祖國缺乏認同感，國家概念淡薄，對清政府恨之入骨。只能依靠著血緣關系、勤勞的特性在異國他鄉的環境下生存發展。

晚清時期清政府開始意識到海外華人保護的重要性，并落實到具體的行動上，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清政府就采取了以來采取了一系列保護海外華僑的舉措。譬如派專員去秘魯詳細調查華工的生存狀態，開始系統性的設立領事館，從法律層面上對南洋、美國華人進行保護，吸引華僑歸國投資等，這些舉措的實行極大地改善了華僑與祖國的關系，更重要的是華僑對國家的命運也越來越關注，譬如“百日維新”之間，許多華人還上書光緒帝，提供變法的建議。在光緒帝與慈禧太后之間，他們支持變法的光緒帝，希望他能給積貧積弱的中國帶來富強。所以說，晚清政府華僑政策的轉變盡管并沒有發生多么大實質性的變革，但至少在爭取華僑心理支持上還是比較成功的，戊戌變法時他們對光緒帝的被捕極為憤慨?？梢?，晚清政策的轉變對培養華僑的愛國主義情結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梁誠深知，華僑的生命安全關系到國家利益，同時，只有一個強盛的政府，才能更好的去保護僑胞，對維護國家的尊嚴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梁誠在實踐中，他時刻牢記自已所肩負的護僑使命，努力捍衛著在美華人華僑的利益，我們知道，在國際關系的博弈中，國家實力是基礎，“弱國無外交”，梁誠在清朝國力不濟的條件下，與美國打交道，難度的確不小，與其他駐外使節相比，梁誠對護僑使命的認識更為深刻，他保護華僑的決心也更為堅定，對當時國外惡劣的工作環境他也是極力勸阻。救助洛杉磯受災受難的華僑，堅持華人華僑生命與安全第一的原則。清末，由于我國沿海地區人民生活貧困者居多，人們被迫去國外做工，對于這種因出洋掙錢而付出生命的代價是梁誠極力反對的，他曾說：“出洋務工的工資收入確較內地之多。然層層盤剝之后，所余無幾，以此區區之薄利，漂洋過海，實為不值”。

在國際外交的潛規則下，一個國家的實力是根本，強大的國家就會占據主動權，能夠輕易贏得外交，譬如，近代英國，由于其經濟實力全球無敵，是名副其實的海上霸主，掌握了近代國際上的外交話語權近百年。而要謀求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繁榮，就必須關注民生，這一點，梁誠始終親力親為，美國仗著自已國力的強大，沒有按照條約保護旅美華僑利益，讓在美華人受盡了虐待和凌辱，若不是駐美使臣們據理力爭，反復交涉，恐怕連僅有的經濟賠償也難以得到，雖然，這些外交家們并沒有迫使美國政府廢除禁工條約，但我們不能將這一切都歸咎與他們，只能說這是時代的悲哀，由于晚清的國際地位低下，沒有國家力量做后盾這讓外交家們難以有所作為，所以，我們不能簡單的評價此時晚清的外交是失敗的，至少以梁誠為代表的外交家們沒有畏美國馬首是瞻，相反，他們充分運用國際法，不畏艱難，積極與所駐國交涉，盡最大的努力保障國家的尊嚴和僑民的安全的行為，值得我們緬懷和現代外交官們借鑒。

注釋：

（1）《美國華人史》陳依范著第68頁1987年版世界知識出版社

（2）“1860年在加利福尼亞的華工有24000人，到1870年人數就達到了30000名”《美國華人史》陳依范著第66頁。

（3）《海外排華百年史》沈已堯著第85頁1980年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如1880年丹佛排華案、1885年石泉排華案、1885年西雅圖排華案

作者簡介：孫好飛（1988-02），男，鄭州大學歷史學院2012級近現代史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