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與英語教學
——從薩丕爾—沃爾夫假設與對比修辭學理論出發

劉喆（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二系，南京210039）

文化身份與英語教學
——從薩丕爾—沃爾夫假設與對比修辭學理論出發

劉喆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二系，南京210039）

［提 要］本文從薩丕爾-沃爾夫假設入手，兼顧對比修辭的有關理論，探討語言文化研究中的“文化身份”問題，闡述文化身份在英語教學中發揮的作用。在英語教學中，教師應注意引導學習者準確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關注對方的文化身份，以便學生深入了解本族文化和異質文化之間的差異，把握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取得良好的外語教學效果。

文化身份 薩丕爾—沃爾夫假設 對比修辭 英語教學

一　引言

語言與文化的關系向來是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關注的主要對象。薩丕皮與沃爾夫提出語言相對論假設，認為語言影響思維，不同的語言反映不同的文化。因難以證明其真偽，該假設引發了諸多爭論。對比修辭研究以該假設為理論基礎，提出不同文化的寫作模式反映作者的思維模式。

本文列舉了學界有關該假設論證的爭議，梳理了針對對比修辭的批評，從語言、文化、身份三者關系的角度，著重探討“文化身份”，試圖從文化身份角度解釋跨文化語言教學中遇到的相關問題，說明文化身份在外語教學中的作用以及外語教學需要注意的問題。

二　薩丕爾—沃爾夫假設與對比修辭：文化建構語言還是思維？

文化是極其復雜的系統，既包括物質層面的具體事物，也包含精神層面的態度、感受、價值觀等的抽象事體。語言與文化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其相互關系一直是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關注的重點。在論述兩者關系的理論中，最著名的是“薩丕爾—沃爾夫假設”。20世紀50年代，英國語言學家薩丕爾（Edward Sapir， 1884-1939）和人類學家沃爾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提出假設，聲稱“語言建構思維”。薩丕爾—沃爾夫假設包含語言決定論和語言相對論兩部分，語言決定論主張語言可決定思維方式，語言相對論則認為不同語言的使用者思考問題的方式也存在差異。薩丕爾—沃爾夫假設的原始版本經過多年的衍化，最終發展出兩個范式：強式（語言決定論）和弱式（語言相對論）。強式認為語言對思維起著決定性作用，弱式則認為語言對思維僅僅有影響。多年來，薩丕爾—沃爾夫假設一直飽受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的批評，心理學家認為該假設的強式是個謬論，夸大了語言的專制性，忽視了人作為思維主體的能動性；同時弱式也模糊不清，無法證明其真偽，參見（Samovar， 2000：123；Connor，2001：29）。

有些研究者支持薩丕爾—沃爾夫假設的弱式版本，認為語言對思維確實存在一定的影響。在某些語言中，有些概念更加“編碼化”，或有些語言中的一些概念比別的語言中的概念更加容易理解。譬如。漢語中的象形文字和英語中的擬態語。但是，想要證明薩丕爾—沃爾夫假設并非易事，其中涉及很多因素，如文化、思維模式、方法論等。在研究語言文化關系中的一個熱門的爭論就是對“反事實條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在英語和漢語中的差異問題。

20世紀7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阿爾弗萊德·布魯姆（Alfred Bloom，1926-）根據在香港的調查提出，講漢語的人不能很好地理解反事實假設句，因為漢語不存在虛擬語態這樣的語法概念。按照這一說法，像這樣的虛擬條件句“If he were able to answer all these questions， he would have passed the examination”，中國人是難以理解的。布魯姆認為，說漢語的人通常會以別的方式表達相同的意思，他們會把以上虛擬條件句轉換成如下形式：“He wasn’t able to answer all these questions， so he didn’t pass the examination.”

布魯姆設計一則按照反事實假設和推理寫成的故事，用英漢兩種語言寫成問卷調查。經過測試，做出反事實推論的美國學生占89%，有一定英語基礎的臺灣大學生占69%，不懂英語的臺灣飯店工作人員占17%，這一結果證實了說漢語的人不習慣思考純屬虛設的情況。因而，布魯姆得出結論：英漢語使用者在反事實條件句使用上的差異，反映了他們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和管理方式的差異。他認為該實驗可對語言相對論做出進一步的論證，即不同的語言以其獨特的形式呈現客觀世界。

布魯姆的結論受到區潔芳（Terry Kit-fong Au）的質疑。區潔芳為一位香港籍的華裔美國學生，認為布魯姆的實驗忽略了一些必要的參數，如中文的地道性、記憶負荷及實驗程序。區潔芳還認為，漢語使用者通常運用其他手法表示相同的思維模式。漢語在進行反事實推理時，表現形式更加靈活多樣，不用特定的語法形態和關聯詞語，只使用適當的語序，句子語法意義和邏輯聯系隱藏在字里行間，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家，沒有家、哪有你，沒有你、哪有我”，讀者運用邏輯推論就能判斷上述假設的真實性。只要講話人使用的是地道的漢語，就能和英語使用者一同樣具有反事實思維能力。我們不能斷定漢語使用者不會使用英語反事實條件句，就歸咎于漢語中沒有虛擬語態。因此，區潔芳不同意布魯姆的觀點，認為漢語使用者對反事實條件句的掌握能力同漢語的語法構造沒有關系，從根本上否定了布魯姆語言相對論的例證。布魯姆和區潔芳的爭論引發了中外學者的熱烈討論，但中外學者的看法都帶有本族文化的烙印，各自的觀點都反映了自身的文化身份，長達10年的討論最終也沒有達成共識。

對比修辭理論是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1952-）于1966年提出的。對比修辭理論認為不僅僅語言，邏輯和修辭也具有文化特性，“邏輯是修辭的基礎，也是從文化中脫胎而成；邏輯不具有普遍意義。修辭也不具有普遍意義，不同文化語境下，修辭模式有所不同。在一個特定文化中，時間不同，文化也不同?！雹貺ogic … which is the basis of rhetoric is evolved out of culture； it is not universal. Rhetoric， then， is not universal either， but varies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and even from time to time within a given culture.（Connor， 2001:30）卡普蘭用不同圖示說明不同文化思維模式的差異，印歐語言說明文的思考模式是直線式，東方語言說明文的邏輯思維模式是螺旋形，以一種間接的方式達到終點。他根據“東西方”②所謂的“東西方”的自身指涉不明，自身就是語義指稱的偽命題，因卡普蘭所用術語，故以引號標明，特此說明。的思維差異，把不同語言的寫作方式分為兩類：英文寫作方式屬“作者責任模式（writerresponsible pattern）”，作者有責任讓讀者了解文章主旨、論據和論證；中文寫作模式則屬“讀者責任模式（reader-responsible pattern）”，讀者需自行體會文章的內容?？ㄆ仗m認為，不同文化的修辭模式反映了文化間性差異，從另外一個方面佐證了薩丕爾—沃爾夫假設。

但是，卡普蘭的論斷及其著名的圖示一直被斥為過于武斷且帶有偏見。同時，有學者認為卡普蘭描述中的價值評價意味過濃，傾向使用消極用語描述英語國家之外的寫作方式，把英語段落的寫作方式描述為“完整的”“正常的”“精心布置的”寫作方式，把其他語言的段落寫作方式定義為“笨拙的”“拐彎抹角的”，或者是“與主題不相關的”寫作方式。（李戰子，1999：370-389）此外，卡氏還將英語寫作方式視為“標準的”框架模式，認為英語寫作者的思維更具邏輯性。

卡普蘭的對比修辭觀點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英語學習者在寫作中遇到的問題。有研究者，特別是研究寫作的專家，支持對卡普蘭的觀點。毛榮貴與Houston發現中國學生在寫英語議論文時，一般不會在文章開頭表達自己的“主旨（thesis statement）”。（毛榮貴、Houston，1997：4-6）中文文章一般不會開門見山，直奔主題，作者要表達的主題思想往往是間接的，通過文章描述、論述反映出來，由讀者自己體會，很少或者幾乎不會直截了當地表達出來，英文文章則正好相反。一般來說，英文散文均在文章開頭的主題句中明確交代文章的中心思想。此外，中國學生喜歡引經據典，習慣于大量使用歷史慣用語，英語寫作者則不然。

有關英語和漢語寫作模式的差異問題，有學者認為中外作者從小在受教育方面的差異影響了寫作模式，歐美作者更崇尚個性，主張勇于表達自我的觀點，而中國作者更加內斂，更傾向使用探討的方式表達觀點。（Samovar，2000：129；Ostler，2002：177）漢語和英語的寫作范式有所不同，寫作習慣與不同的文化取向有一定關系。不同的文化取向對自我、他者、社會互動的解釋方式不同，影響了自我表達方式，反映在寫作模式上，就形成了這樣的差異。

作為跨學科、跨專業的理論，布魯姆的結論和對比修辭之所以飽受爭議，主要在于對不同文化傳統的過度概括和模式化，忽視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多樣性，由此產生了文化中心論（ethnocentrism）及文化刻板論（cultural stereotype）的觀點。

三　文化身份在跨文化、跨語言教學中的作用

“身份（identity）”內涵十分豐富，有關其理解，可謂言人人殊，可從社會學、哲學、心理學或文化學層面來理解。社會學意義上的身份指的是個體，何時何地出生、父母是誰、受到何等教育、婚否、從事職業、居住處所等等。社會學將身份定義為個體標識，屬于某一特殊群體成員的方法，如國家、社會階層、民族、性別等。哲學、心理學或文化意義上的身份指的是事物自身獨有的品質，是人作為個體同所處社會之間的聯系。文化學和文化研究關注的是將身份與他者比較，在認為他者的特征與自我、主體特征不同的基礎之上加以探討。

在話語研究中，話語與身份是一種辯證關系，通過個體的話語界定其身份，而身份又通過話語反映出來。在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時，研究者個人身份的構建、形成與發展貫穿于整個研究過程。身份是一種社會角色，研究者的文化意識反映在社會角色配置的社會資源之中。（Tracy & Robles，2013：22）文化身份指的是個體來自正式或非正式群體成員身份的一種自我意識，個體成員從該群體習得了知識、信仰、價值觀、態度和生活方式。文化身份也是如此，同一個群體的成員認同自己的文化，便具有了同一種文化身份，就會分別從不同的側面界定文化身份，其本質就是向世界表明“我們是誰”。作為文化的載體，語言構成文化身份的基礎，一個社會群體成員使用的語言與該群體的文化身份有著天然的聯系，個體的語言行為反映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從而建構自身的社會角色。（Kramsch，2000：23）

在英漢語對比研究中，研究者的文化身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正如上節提及的兩個理論，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的研究者從自身出發對理論提出質疑。實際上，語言文化的差異是存在的，如果研究者不關注研究者的文化身份，站在自己的角度對其加以管窺，研究者極易受到強勢文化的影響，走入文化刻板印象的怪圈。

在學習和使用一門新語言時，人們很自然地將固有思維模式和語篇習慣帶到目的語之中，因此在英語作為外語的教學活動中，教師應該注意引導學習者意識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時關注對方的文化身份，這樣的意識在語言輸出為主的教學，如寫作中尤為重要。例如，以下兩段文字分別選自英語和漢語的描寫，這兩段文字不論是詞匯選擇還是描寫焦點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

In this tender portrayal of sisterhood， two young girls stand with their arms wrapped affectionately round each other.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two girls is symbolized by the cello， which they share and by the soothing palette of muted blues and violets，characteristic of the paintings made by this French artist and poet. Often using quiet pastel colours， with which she achieved a gentle， tasteful， decorative quality， Laurencin painted many lyrical portraits of young girls in attractive settings.（Anonymous: Two Sisters with a Cello）

《孟蜀宮伎圖》是唐寅人物畫的代表作之一。唐寅在表現這些盛裝宮伎時，采用極為工細的手法。線條細勁、流動，猶如春蠶吐絲。畫中的幾個人物，色彩有濃重的，也有清淡的，有大塊的灰綠色，也有上下一群斑斕艷麗的，變化十分豐富?！溆嗖糠值念伾?，則濃濃淡淡，或呼應，或陪襯。因此，整個作品秀潤、明朗、簡潔、清新。（李子侯：《孟蜀宮伎圖》）

英文描寫法國畫家瑪麗·洛朗森（Marie Laurencin）的作品，涉及畫中人物、色彩及色彩效果。通過描述，讀者清楚地得知畫中兩姐妹的形象是“互相攙扶”，色彩系“柔和的藍、紫色調”，整幅畫有種“柔和的、有品位的和裝飾性的特點”。文字雖短卻意義明確，能使讀者大體了解作品內容。漢語則介紹中國明代畫家唐寅的一幅作品，涉及畫家所用的線條和色彩，使用的是一系列意義模糊的詞匯，如“線條細勁、流動”，色彩或“濃重”或“清淡”，“變化十分豐富”，對作品的介紹也是印象式的，如“秀潤、明朗、簡潔、清新”。通過描述，讀者感受更多的是文字傳達出的美感。

相比而言，英語描寫文經常使用意義明確的詞匯使內容更詳細，敘述更形象，論述更有力；漢語描寫則多使用意義模糊的詞匯烘托氣氛。這一現象是由英漢兩種語言的語法差異和表達習慣造成的。雖然模糊性為語言所共有，但從表達模糊的比例上來說，漢語的模糊性似乎比英語高。這一點雖然很難進行量化統計，但從前述兩種語言的內容描寫可以清楚地看到。

一篇當代漢語描寫文多使用意義模糊的詞匯，實屬常態；除非出于某種特殊的文體特征要求或作者懷著特定的意圖，否則一篇當代英語描寫文不會過多地使用意義模糊的詞匯，果若如此，就會被視為浮夸文體，會讓讀者感覺不自然。漢語描寫文的這一的特點深深地影響著中國英語學習者，會不自覺地在作文或漢英翻譯中使用意義模糊的詞匯，可一篇由意義模糊詞匯構成的英語文章，不免被視為內容空洞、華而不實。

下文的中文原文（A）系漢語常見文字，若直譯成B所示的英文，就會讓人覺得文風浮夸且華而不實。因而，可斷定B中的英文不屬當代英語的普遍現象。因此，中國英語學習者應注意英漢描寫文中詞匯的選擇和文風問題。

A. 中華大地，江河縱橫；華夏文化，源遠流長……輕快的龍舟如銀河流星……

B. The divine land of China has its rivers flowing across； the brilliant culture of China has its roots tracing back long. … The light-some dragon-boats appear on the river as though the stars twinkle in the Milky Way. … （轉引自段連成1993：138）

上例說明，英漢描寫文對詞匯的選擇存在差異，這種差異主要由英漢兩種語言語法修辭的差異和文化類型不同而產生的。在教學過程中，英語教師應充分地意識到自身的文化身份，將自己放在旁觀者或中立者的位置上，以客觀的態度向學生展示英語的寫作規律和文體風格。在教學中，教師有必要引導學生理解和欣賞對方的語言文化，不做價值判斷，克服自身偏見，以便學生能準確地使用英語呈現相關內容，能夠自如地往返于異質文化沖突之間。

四　結語

語言與文化的關系一直是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的研究重心。文化系語言的組成部分，同時語言又表現文化。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和沃爾夫則更近了一步，提出語言假設，認為語言映射文化、語言限制思維方式。薩丕爾—沃爾夫假設是相當具有啟發意義的，因為它拓寬了語言學家的研究領域，使語言學家不再局限于語言本身。有關漢英語關于反事實條件句的爭論，從深層次來說超出了語言本身，學者自身的文化身份也體現各自的研究與論爭之中。講英語的學者不自覺地顯示出了“語言優越論”的觀點，同時中國學者在維護本族文化的同時，也下意識地顯示了“語言自尊”的意識。人們普遍認為，卡普蘭的對比修辭理論在某種程度上驗證了薩丕爾—沃爾夫的理論假設。對比修辭的研究目的最初主要是出于教學需要，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才發現文化身份的差異影響了其客觀性。

文化是一種由符號、意義和行為規范構成的體系，是一個群體成員的所言、所做、所感和所想。同一群體的成員認同自己的文化，便具有了同一種文化身份。在跨文化和跨語言研究中，文化身份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問題。

有關薩丕爾—沃爾夫假設和對比修辭的爭論，實際上核心問題是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差異問題。我們堅決反對說哪一種語言更“高尚”，或者哪一種語言代表的文化更“發達”。作為教師，出于教學的目的和需要，同時也出于更有效的文化交流的需要，我們要了解這個差異，跨越這個差異。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不同語言文化之間有效的對話和溝通，也才能培養出準確使用英語的人才。

［1］ Connor， Ulna. 2001. Contrastive Rhetoric： 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language Writing.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 Kramsch， C. 2000. Language and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3］ Ostler， S. E. 2002. Contrastive Rhetoric: An Expanding Paradigm， In J. Flowerdew （eds.）. Academic Discourse.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4］ Samovar， L.& L. Stefani. 2000.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5］ Tracy， K. & J. Robles. 2013. Everyday Talk： Building and Reflecting Identities. New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6］ 段連城：《怎樣對外介紹中國》，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3年版。

［7］ 李戰子：《對比修辭研究中的話語偏見》，載胡文仲編《跨文化交際面面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

［8］ 毛榮貴、D. S. Houston：《中國大學生英語作文評改》，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Cultural Identity in English Teaching： a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pir-Whorf Hypothesis and Contrastive Rhetoric

Liu Zhe
PLA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9

This paper， based on a critical reviews of Sapir-Whorf hypothesis and contrastive rhetoric theories by Kapla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cultural identity in English teaching. In regard to the criticisms concerning the two theori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cultural identity must be stressed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ultural identity； Sapir-Whorf hypothesis； contrastive rhetoric； English teaching

劉喆（1975—），女，河北保定人，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英語語言文學方向博士，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話語分析、英語文體學等，聯系地址：江蘇省南京市南京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二系國際傳播與交流教研室（210039）。Email：njliuzh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