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場與政治場相互借力:論早期新詩的政治話語

□伍明春

若要深入談論早期新詩的各種議題，恐怕都難以完全繞開復雜政治話語的糾葛。眾所周知，新詩誕生于政治上群雄逐鹿、文化上中西大碰撞的民國早年，政治話語無疑構成其起源性語境的一個重要部分。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早期新詩寫作者，作為那個時代的知識階層，大多保持著某種程度的介入政治的熱情。這種熱情也常常反映在他們的文學活動和詩歌寫作中。與此同時，沈玄廬、戴季陶、朱執信等一些民國元老，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時代氛圍里，面對軍閥控制的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也樂于借助新詩這一頗具活力的新文學形式來傳達他們的政治理念。上述多種影響因素合力形成的疊加效應，使得政治話語從不同層面、以多種方式滲透到早期新詩的寫作中。早期新詩活動中的文學話語和政治話語的對話、交融，折射出文學場與政治場之間相互借力的關系。

本文所謂的“文學場”，指的是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學寫作者和擁護者在當時的思想文化界中所占據的一個話語場域；而“政治場”則指以沈玄廬、戴季陶、朱執信等民國元老為代表的政界人物所占據的一個話語場域。這兩個原本相互獨立的場域，在一個特殊時期出現了交集。清晰地勾勒文學場與政治場之間相互借力的關系，并呈現其中隱含的文化意涵，自然是早期新詩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談新詩》：“大事”的訴求

曾被朱自清稱為早期新詩 “創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的《談新詩》，是新詩史上的重要文獻之一，最早發表在1919年10月10日的《星期評論紀念號》上。作者胡適當時為這篇文章鄭重其事地加上了一個副標題：“八年來的一件大事”。換句話說，胡適把新詩的誕生標舉為中華民國建立以來的一件“大事”，納入到一個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框架之中。盡管胡適本人似乎刻意地要讓早期新詩疏離與現實政治的關聯，他在該文的開頭這樣聲明道：“現在《星期評論》出這個雙十節的紀念號，要我做一萬字的文章。我想，與其枉費筆墨去談這八年來的無謂政治，倒不如讓我來談談這些比較有趣味的新詩罷?！保?］“無謂”一詞，鮮明地表明了他對民國成立以來畸形政治生態的不滿態度。然而，有意思的是，《談新詩》的寫作緣起及發表平臺的選擇，其實都頗具政治意味。從這段聲明透露的信息看，胡適寫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一次“命題作文”。值得注意的是，為他出題的并不是《新青年》同人，而是中國國民黨主辦的刊物《星期評論》。事實上，此前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鼓吹新文學的重要文章，均發表于大力倡導“文學革命”的《新青年》雜志，也就是在學院知識分子把控的文學場內的話語平臺上發聲。而專門討論新詩問題的《談新詩》一文，則是應政治場的一個重要話語平臺之邀約而作，所談論的內容盡管還是文學問題，卻在傳播方式上試圖借力于文學場之外的政治場，以期獲得更為廣泛的影響。此舉無疑也是胡適為早期新詩爭取一個更大的合法性空間而運用的一種策略。

《星期評論》 是五四時期由中華革命黨主辦的一份周刊。1919年 6月8日創刊于上海。同年10月，中華革命黨改組成中國國民黨后，該刊即轉為中國國民黨主辦的刊物，戴季陶和沈玄廬任主編。1920年5月1日出版第47期后，該刊迫于北洋政府施加的強大壓力，于同年6月6日?？??！缎瞧谠u論》顯然是明確支持新文學的，幾乎每期都開設有“詩”欄目，專門發表新詩作品。但這點并不能改變它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這一事實。發表胡適《談新詩》的同一期雙十節“紀念號”上，還發表了孫文的《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廖仲愷的《革命繼續的工夫》、戴季陶的《英國勞動組合運動》、民意（胡漢民）的《我們要一種什么樣的憲法》、蔣夢麟的《實驗主義、理想主義與物質主義》、林云陔的《唯物史觀的解釋》、蒨玉的《女子與共和之關系》、徐季龍的《宗教的共和觀》等文，除《談新詩》外，其他文章談論的都是社會、政治方面的議題。這些議題無不流露出作者們鮮明的政治意圖。值得注意的是，《談新詩》雖然被排在紀念號的最后一篇的位置，但也赫然出現在本期刊物所列的“本號重要目次”中，一方面體現了編者對這篇文章及其作者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表明編者也意識到，應該把以早期新詩為代表的新文學建設問題置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整體構想之中。

“國語”正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一項重要指標，自然也成為談論新文學和早期新詩的一個關鍵詞，胡適曾在當時的多篇文章中使用過這一關鍵詞。據當代學者王爾敏考證，該詞其實并非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后方才出現，而是肇始于1903年京師大學堂學生上書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的呈文中。不過，王爾敏也指出，在中華民國已經宣告成立若干年的五四新文學語境中，“國語”一詞的內涵相應地發生了一些新變化：“‘國語’一詞之簡明定義，即為全國性國家公用語言之意。此一詞匯之生成背景，頗有明晰淵源。最重要根本之‘國語’之觀念，啟導于民族主義思想……”［2］在胡適看來，新詩就是一種“國語的韻文”，是他構想中的“國語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一個急先鋒。需要指出的是，胡適對“國語”、“國語的文學”的闡述常常語焉不詳，有時在一些文章中相應地代之以“白話”、“活的文學”、“白話文學”等語詞。

關于“國語”和“國語文學”的關系問題的討論，頗具某種“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吊詭意味，胡適對此的解釋是：“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保?］胡適在這里的邏輯很明晰：大力發展豐富的國語文學，是制定所謂“標準國語”的前提。至于具體做法，胡適認為，除了充分利用既有的白話文學資源外，建設國語文學是建設的重點，甚至也并不完全排斥文言的成分：“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盡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盡可努力去作白話的文學。我們可盡量采用《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夠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制定標準國語的人?！保?］而具體到早期新詩如何才能真正成為“國語文學”的一部分，《談新詩》分別從語言、音節、方法等角度，來說明一首“純粹新體詩”必須滿足的若干條件。而在另一篇文章里，胡適也專門談到了制定 “標準國語”的難度和必經過程：“你想要用國語，千萬不要怕南腔北調的國語。你不經過南腔北調的國語，如何能有中華民國的真正國語呢？”［5］

“國語”這一語詞顯然具有鮮明的政治意涵，胡適關于“建設國語文學”的構想，也得到了政界人物的關注和呼應。這種關注和呼應，除了邀約胡適《談新詩》一文外，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表現。譬如，1919年末至1920年初，胡適曾在與當時政界的重要人物廖仲愷、胡漢民、朱執信等人的往來書信中，較為深入地討論了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問題。其中廖仲愷1919年12月19日致胡適信的開頭，還專門提及了也是中國國民黨主辦的《建設》雜志向胡適約稿一事：“先生能夠早日把《國語的文法》做好寄來，不但使《建設》讀者得受許多益處，并且使國語的文學有個規矩準繩，將來教育上也可得無限便利，這是我們同人所最懇切希望的?！保?］從這里可以看出，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政治場和文學場的互動是頗為活躍的。二者之間的相互借力關系也就成為常見的現象。

二、民國元老們的新詩寫作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開展的時代背景下，早期新詩的合法性問題雖然尚存爭議，然而其對當時的青年讀者思想所產生的影響力卻是巨大的。每一個敏感的政治人物對這一點基本上都不會視而不見。當然，具體到每一個個體作出的反應，卻是因人而異的。譬如，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曾寫過不少舊體詩詞，來申述他的革命理念，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傳統在他眼中可謂魅力無窮：“中國詩之美，逾越各國，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韻數句，可演為彼方數千百言而不盡者，或以格律為束縛，不知能者以是愈見工巧”，相形之下，他對新詩的態度可以說相當保守：“今倡為至粗率淺俚之詩，不復求二千余年吾國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詩，而中國已無詩矣?！保?］此語對新詩的批判不可謂不犀利。有論者曾對此作過一個頗為精準的評價：“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地推進民主自由，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地呵護古典藝術，在這位民國締造者那里矛盾地統一著?！保?］但孫中山的追隨者卻似乎并不完全認同他的這一觀點，如戴季陶、沈玄廬、朱執信等人，反而樂于借用白話詩的形式，來表達他們的政治抱負和革命情懷。

這種表達形式的選擇，當然也有某種現實的原因。新詩誕生之初的那幾年，也正值北洋政府掌握實權，而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民國元老們頗為失落的時期，他們被邊緣化在一個日益逼仄的政治空間里，自然希冀通過新詩這一為當日青年人廣泛接受的文學形式，來更有效地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從而獲得更多支持，為未來回歸權力中心做好準備。而最直接也最快見效的做法，就是他們自己拿起筆來，客串寫作新詩。

戴季陶的《開差》的主題是對軍閥混戰的強烈批判。詩中的抒情主人公是一個被強征入伍的男子，連年的戰爭讓他和他的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昨夜夢見我的愛妻，／大聲呼救在山林里?。乱滤浩粕弦聠?，／頭發蓬蓬亂如鬼。／我那七十歲的老娘呵?。徽l綁在大樹上，／一身的衣服都剝去?。壹泵Ρ忌锨?，／忽然一陣喇叭聲，／吹到我耳朵里。原來是隊長要開差去?。弊鳛橐粋€家庭的頂梁柱，在被卷入殘酷的戰爭之后，不能保護自己的妻子和母親，其內心的傷痛是何其深重。這種富有視覺沖擊力的場景，往往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而《阿們》則以一種反諷的手法，表達了對身處都市最底層的工人的深切同情：“一天不作工，／沒有了米；／兩天不作工，／沒有了衣。／那嚴厲的房東呵?。€要硬趕我出門去。／這樣繁華的上海呵?。灰娫S多華麗莊嚴的教堂，／竟找不出一個破爛的棲留所?。系酆?！上帝?。。憧煨﹥簛斫右液牵。M天國去伺候你?。?！’”作者在這里向讀者表明，面對悲慘的命運，向上帝呼告已完全失去了宗教層面的拯救意義，而是淪為結束當下饑寒交迫的痛苦生活的最便捷解決方式——選擇死亡。

同樣是寫城市里底層工人艱難的生存境遇，沈玄廬在堪稱姊妹篇的《工人樂》和《富翁哭》兩首詩中，設置了一個強烈的對比情境，把工人和富翁的生活并置，讓讀者對二者之間的巨大反差一目了然：“我說：我們棉襖夾褲過得冬。／他們紅狐紫貂還要火爐烘。／我們十里八里腳步輕且松，／他們一里半里也要汽車送。／絞腦無汁體無力，——／何如一手鋤頭一手筆？／世界為有了他們，／無冬無夏無休息”（《工人樂》），“工人樂——／富翁哭——／富翁——富翁——不要哭，——／我喂豬羊你吃肉；你吃米飯我吃粥。／你作馬，／我作牛；／牛耕田，馬吃谷。／馬兒肥肥駕上車，／龍華路上看桃花。／春風三月桃花早，／道旁小兒都說馬兒跑得好。／哪里知道馬兒要吃草?！保ā陡晃炭蕖罚┍M管是苦中作樂，但作者在這里對工人的前途和命運還是抱著幾分樂觀的希望，抒情風格上也就呈現出某種明朗感。

與戴季陶、沈玄廬詩貼近現實的表現手法不同，朱執信的詩更重視某種象征和意境的營造，譬如《毀滅》：“一個明星離我們幾千萬億里，／他的光明卻常到我們眼睛里。／宇宙的力量幾千年前把他毀滅了，／我們眼睛里頭的光明還沒有減少。／ ／你不能不生人，／人就一定長眼睛。／你如何能夠毀滅，／這眼睛里頭的星?。?／一個星毀滅了，／別個星剛剛團起。／我們的眼睛昏澀了，／還有我們的兄弟我們的兒子！”星星在這里顯然是革命火種的象征。這種手法可能受到胡適詩作的影響，這首詩的小序也透露了朱執信當時經常閱讀胡適的新詩作品：“讀胡適之先生詩，忽憶天文學家言，吾人所見星光有數千年前所發者，星光入吾人眼中時，星或已滅矣，戲成此詩?！保?］另一首哀悼英年早逝的革命戰友的詩，基本上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的某種自況，甚至可說是一個讖言，因為作者在寫作此詩一年后也慘遭殺害：“你拋棄了將來，／來保護你的從前。／到了今天，／我眼里享自由的仲實早已死了，／心里鬧革命的仲實從此再無更變！”（《悼黎仲實》）

上文述及的民國元老們的這些白話詩作，無論是表現手法，還是主題內容，其實大多與胡適的《人力車夫》、劉大白的《賣布謠》、劉半農的《學徒苦》、《相隔一層紙》 等關切底層民生之作并無二致。因此，許德鄰1920年在編選《分類白話詩選》時，就把戴季陶、沈玄廬等人的政治關懷題材的白話詩，和胡適等人的相同題材的詩，都被編入“寫實類”一輯中。如果僅僅把他們作為一般的白話詩作者，放入當時龐大的白話詩作者群中，那么，他們很快就被湮沒無形。我們之所以在這里特別討論他們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而這種身份所帶來的象征資本，使得他們的白話詩寫作，不僅為他們所處的政治場提升了拓展了新的話語空間，也從另一個角度為早期新詩合法性的尋求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政治話語的權宜性

從文學創作的藝術規律看，文學話語和政治話語在多數情況下是齟齬的。二者之間要在一篇作品里真正實現合二為一，關鍵在于文學形式的成熟。只有文學形式成熟了，才具備足以化合政治話語的力量。早期新詩處于新詩發展的初始階段，當時只能在語言解放（用白話寫作）、主題內容更新（加入時代主題）方面有所作為，而在形式建設方面還顯得十分孱弱。正因為如此，早期新詩中的政治話語就表現出很突出的權宜性特征。這種權宜性特征可以從兩個方面考察：政治場人物借力早期新詩體現的是一種外部的權宜性，文學場中人抒寫政治話語，是一種內部的權宜性。所謂外部和內部的差異，主要體現為前者的寫作幾乎都是一次性的“客串”，因為這些作者的志業是政治，而后者的寫作是帶有較為自覺的文類意識的，雖不一定是職業的，但至少是持續性的、具有一定的規模，多數作者的志業是文學。

按照布爾迪厄的藝術場域理論，當文學場內部的活力不足時，可能就需要轉向外部去尋求新的話語活力：“在平衡階段，位置的空間傾向于控制占位的空間。應該在與文學場中的不同位置相聯系的特定‘利益’中尋找文學（等）占位的原則，甚至尋找場外的政治占位的原則?！保?0］胡適等早期新詩作者借力于政治話語，顯然也有“尋找場外的政治占位”的策略考量，換言之，當“白話”這一文學革命重要訴求的感召力發揮到極限時，早期新詩必須尋求某種新的話語活力，在那個文化革新和政治動蕩交錯糾纏的民國初年，政治話語自然就成了胡適等早期新詩作者的首選。這同樣也是一種權宜性的表現。胡適《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堪稱這方面的代表作：

他們是誰？

三個失敗的英雄，

一個成功的好漢！

他們的武器：

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

干！干！干！

他們干了些什么？

一彈使奸雄破膽！

一彈把帝制推翻！

他們的武器：

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

干！干！干！

他們不能咬文嚼字，

他們不肯痛哭流涕，

他們更不屑長吁短嘆！

他們的武器：

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

干！干！干！

他們用不著紀功碑，

他們用不著墓志銘：

死文字贊不了不死漢！

他們的紀功碑：

炸彈！炸彈！

他們的墓志銘：

干！干！干！

胡適在這首詩前的小序中，先是介紹了民國政府所建的四烈士墓墓主的革命經歷等基本情況，最后說明了寫作的緣起：“十年五月一夜，我在天津，住在青年會里，夢中游四烈士塚，醒時作此歌?！保?1］胡適在這里關于夢游情境的敘述，顯然是為了拉近抒情主體和表現對象之間的距離，從而為彌漫全詩的政治話語作必要的鋪墊。

胡適還有不少介入現實政治的詩作，譬如，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胡適寫了《“威權”》一詩，直接而鮮明地表達了他對當局的強烈不滿：“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而在同年8月30日，《每周評論》被北洋政府查禁，作為主編的胡適寫下《樂觀》一詩，把被禁的刊物比作一株大樹，把北洋政府比作 “斫樹的人”，曲折地以一種隱喻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抗爭態度，也流露出反動勢力必然失敗的某種樂觀情緒：“過了許多年，／壩上田邊，都是大樹了。／辛苦的工人，在樹下乘涼；／聰明的小鳥，在樹上歌唱，——／那斫樹的人到哪里去了？”

作為早期新詩的開創者和大力實踐者的胡適，他的文化身份也是多元的，除詩人身份之外，他既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又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多重身份賦予他豐厚的象征資本，這一象征資本，讓年輕的胡適在諸多北大教授中脫穎而出，正如一位海外學者在論及五四時期支持新文學的北京大學教師群體時所言：“26歲的胡適是其中最年輕的人物。但是，他那無可懷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歸國學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與《新青年》的聯系，都標志著他是這個雖然規模較小但卻條理分明、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他知道，無論他說什么都會引起人們的關注——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也會得到人們恭敬的聆聽?！保?2］正是憑借在當時文化語境中的獲得的特殊地位，胡適新詩寫作中的政治話語，才能發揮出一般早期新詩作者難以企及的影響力。

不過，《嘗試集》出版之后，胡適幾乎不再寫新詩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參與現實政治的各種活動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體現了胡適新詩寫作整體的權宜性，其中包含政治話語的權宜性。當代學者沈衛威曾清晰地描述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轉變過程及其重要節點：“五四運動以后，胡適由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向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順轉。從1920年胡適簽名（七人之一）看出的《爭自由的宣言》，1922年列名（十六人之一）宣布《我們的政治主張》，以及實際運作的《努力》周報，他都是在做一些實在的干預政治的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張揚自由主義精神?！保?3］這個轉變過程，基本上與胡適新詩寫作活動的轉變相重合。

在早期新詩之后的發展歷程中，新詩與政治話語的關聯，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從左翼詩歌，到政治抒情詩，到天安門詩歌運動，再到朦朧詩，這種此起彼伏的更替現象，無不體現了每個歷史階段的詩歌革新在文學場中的占位效應：“應該從這個角度，重構詩歌運動的歷史，詩歌運動依次反抗詩人形象連續不斷的代表，……并且依靠合法建立的和有立法權的重要文本，包括序言、計劃或宣言，努力重新發現可能或不可能的形式和形象空間的客觀概貌，這種客觀概貌如是出現在每個偉大的革新者面前，并且重新發現每個革新者關于他的革命任務的表象……一切的發生，仿佛是每一次這種革命都把衰退作用下顯示其傳統特點的方法，驅除到合法詩歌的空間之外，從而促進了對詩歌語言的歷史分析，這種分析傾向于孤立看待最特殊的方法和效果……”［14］事實上，不管是在哪個歷史階段，占位效應的持續力如何，新詩中政治話語的權宜性總是一個相當棘手卻又難以忽略的話題。

［1］胡適：《談新詩》，《星期評論紀念號》，1919年10月10日。

［2］王爾敏：《中國近代知識普及化之自覺及國語運動》，王爾敏：《中國近代文運之升降》，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13頁。

［3］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原載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號，此據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6頁。

［4］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原載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號，此據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7頁。

［5］胡適：《〈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6頁。

［6］胡適：《井田辨》，原載1920年2月《建設》雜志第2卷第1號，此據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4頁。

［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39頁。

［8］毛翰：《民國首腦們的詩》，《書屋》2006年第5期。

［9］執信：《毀滅》，《星期評論》第18號，1919年10月5日。

［10］布爾迪厄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207頁。

［11］胡適：《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第106－107頁。

［12］格里德著、魯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7－68頁。

［13］沈衛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14］布爾迪厄著、劉暉譯：《藝術的法則》，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第2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