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福建優勢，融入“一帶一路”建設

□黃繼煒

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28日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下文簡稱《一帶一路規劃》），提出“支持福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祥地和我國最早對外開放的省份，要抓住歷史機遇，發揮特色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的“一帶一路”建設。

一、“一帶一路”建設與我國對外戰略

（一）“一帶一路”戰略逐漸清晰

“一帶一路”（One Belt And One Road）戰略藍圖是2013年下半年提出的。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印度尼西亞發表演講時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從而將“一帶”和“一路”連接了起來。2014年，“一帶一路”成為我國外交的關鍵詞，亞信峰會、中國-東盟自貿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圍繞著戰略布局加快推進。2015年《一帶一路規劃》推出，標志著“一帶一路”戰略從構想變為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劃。

“一帶一路”戰略自提出以來，就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他們紛紛從各自的專業出發，闡述“一帶一路”的戰略定位。比如安宇宏（2015）從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實際問題出發，提出“一帶一路”通過改善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條件，化解我國過剩產能。通過擴大對外投資，保障我國能源和資源的供應等。這一視角無疑具有其合理性，不過更應該看到，“一帶一路”戰略的基本定位是實現我國外交戰略轉型與調整的有效手段。當然，外交戰略也是為經濟利益服務的，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隨著經濟合作的深化，必然有利于化解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上述問題。

（二）當前形勢需要我國積極調整對外戰略

“一超多強”是后冷戰時代最基本的國際實力結構，在這種結構下，美國作為全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為全球（特別是東亞地區）提供了在美國主導下的安全體系。在這種體系下，所有國家都要顧及美國的利益，但也因為美國提供了公共利益，而獲得相當的安全保障，從而減少了在安全上的支出。而對于我國來說，由于發展水平較低，絕大部分國家利益體現在領土內（特別是陸上領土），與美國的沖突較少，同時也盡量避免沖突。而在經濟方面，我國積極嵌入以西方國家為核心的國際分工體系，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雖然也有矛盾，但能夠較好地化解。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保持了超過30年的10%的增長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特別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產生了強烈沖擊，使得國際經濟格局出現了蘇聯解體后最大的變化。我們知道，二戰后從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能達到美國的一半，而2013年我國GDP已經接近美國60%。各大機構預測，最遲至2025年，我國的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雖然到時我國的人均GDP最多只有美國的1/4，但卻將撼動全世界對國際力量對比和美國霸權地位的認識。

現在及不久的未來，由于我國經濟體量過大，已無法依附于美國為中心的生產網絡，必將逐步通過擴大內需政策，形成以我為中心的生產網絡，提供一個完整的生產-銷售市場。這樣的生產體系，將吸引周邊甚至全世界的目光，從而改變原有的國際經濟關系。在安全領域，我國的國家安全范疇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擴大，從陸上領土擴展到海上領土，甚至海外利益；從傳統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擴展到金融安全、生態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義、跨國跨國犯罪等非傳統領域。

因此，雖然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在未來5至10年內不會改變，但其優勢程度日益弱化，主導和控制世界事務的能力開始下降，向全球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也會削弱。而在“多強”中，我國經濟政治實力提高得最快，就算不愿意，也將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與其被動做出反應，不如主動采取措施，對統攬政治、外交、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對外關系做出的新的戰略部署和調整。

20世紀90年代，面對復雜紛擾的國際局勢，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十六字外交方針。但是，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已經“韜不了光、養不住晦了”。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10月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中提出，“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為我國發展爭取良好的周邊環境，使我國發展更多惠及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發展”。這標志著中國外交的主基調由此前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調整為“奮發有為”，但是這種“奮發有為”又要考慮和顧及到國際和各國的感受?！耙粠б宦贰睉鹇杂衅渖詈竦臍v史背景，相關國家能夠更好地理解我國的善意；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戰略強調經濟發展和共贏，攻擊性不強，更能贏得各國的理解和支持?；谝陨险J識，黨中央統攬全局、順應大勢做出“一帶一路”構想的重大戰略決策。

（三）“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意義

“一帶一路”發端于中國，貫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部分區域，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覆蓋約44億人口，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應該從以下五個方面來理解“一帶一路”戰略。

“一帶一路”戰略是瓦解美日戰略遏制的積極措施。美國判斷其他國家是否會威脅美國，首先是基于其能力而不是動機。因此面對經濟實力迅速增長，并將很快超過自己的中國，無論我們如何宣示“和平崛起”，美國都不會徹底放心。在反復地斟酌和猶豫后，美國推出了“重返亞太”戰略，一方面強化美國與其亞太盟國之間的軍事同盟關系，另一方面高調介入中國與周邊鄰國的海洋爭端問題，針對中國的意圖路人皆知。而安倍政府上臺后，日本一改二戰后堅定地和平外交政策，近期更是解禁“集體自衛權”。這并不意味著日本一定會對外侵略，但很明顯這是其在亞洲主導權旁落后的“最后一搏”。而“一帶一路”建設通過構建西向、南向的戰略通道，規避美日的東向圍堵，積極擴展新的戰略空間，保障了國家的戰略安全。

“一帶一路”戰略是構建新的國際關系的戰略嘗試。十八大報告指出：“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倍鸷蟮膰H關系類似于散狀布局，雖然各次區域的合作不斷加強，但是在區域和區域之間的聯系較少，更多的是與美國這個核心之間建立聯系。而“一帶一路”建設通過建設中歐鐵路為代表的陸上通道，和以港口建設為代表的海上通道，加強我國與中亞、東歐、東南亞、南亞、西亞和非洲的交通聯系，從而建立網狀的區域間關系，進而推動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形成。

“一帶一路”戰略是實現區域共贏的重要紐帶?！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要素稟賦各異，發展水平不一，比較優勢差異明顯，互補性很強。建設“一帶一路”有利于我國與沿線國家進一步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促進區域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把經濟互補性轉化為發展推動力，產生“1+1＞2”的疊加效應，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形成互補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

“一帶一路”戰略是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必要手段。非傳統安全的傳播沒有國界，蔓延快，危害大而且不易消除，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單獨完成這個任務。為此世界各國必須積極合作、綜合施策，協調推進地區安全治理，避免非傳統安全斗爭中的以鄰為壑。而“一帶一路”建設以經濟合作帶動安全合作，有利于從根本上鏟除“三股勢力”、販毒、跨國有組織犯罪的生存土壤，不斷改善地區安全環境，為應對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創造條件。同時也有利于保護以馬六甲海峽為代表的海上大通道，保障我國國際貿易安全。

“一帶一路”戰略是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積極行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開放不斷向縱深發展，對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對外開放格局中，總體呈現東快西慢、海強陸弱格局，而且“請進來”的多，“走出去”的少。而“一帶一路”建設通過調動我國各地、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和內陸地區積極走出去，建設基礎設施、擴大經貿合作、加強文化交流、建立廣泛人脈，形成海陸統籌、東西互濟、面向全球的對外開放格局。

二、“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的挑戰與應對

海上絲綢之路從福建的泉州、福州等地出發，經過東南亞（包括泰國、馬六甲海峽、印度尼西亞）、南亞（包括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到達西亞（包括阿曼、埃及、土耳其），最遠還能到達東非（索馬里、肯尼亞、馬達加斯加）。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許多國家之間還存在著多種矛盾，使得“一帶一路”建設除了國際格局大環境之外，還面臨著許多挑戰。

一是海上領土爭端影響互信。

我國的南海蘊藏豐富的戰略資源，且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成為一些東盟國家覬覦的對象。我國于2002年與東盟簽訂《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從大局出發提出了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我國主張得到東盟大部分國家的積極響應，但越南、菲律賓等國家卻公然采取軍事手段侵占南沙島礁、向聯合國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劃界方案重新劃分南海海域、以及在南海大肆進行資源開發等方式，不斷增加問題解決的復雜性與艱巨性。同時，大部分東盟國家對中國的崛起仍有所顧忌，并主要考慮東盟內部的團結，常常用一個聲音說話。甚至邀請美國、日本等大國插手，導致南海主權爭端國際化。南海的矛盾和對立給中國-東盟的政治互信、形成利益共同體帶來重重陰影。

二是對外軟實力還比較缺乏。

中國與沿線國家，特別是東盟擁有悠久的傳統友誼、密切的經貿往來和對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東方傳統文化的強烈認同。近年來我國迅速的發展，使得東盟國家比較認同的是中國的硬實力、經濟實力，但是對我國的軟實力、文化外交實力的認可卻很不夠。我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發明和實施者，有時受到“不干涉內政”的束縛，不能大膽地運用我國力量幫助他國 （特別是與我友好的國家）解決國內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我國與一些東盟國家存在領土爭議，它們一方面擔憂我國運用武力解決南海爭端，另一方面又利用我國“與鄰為善”的態度，束縛我國使用軍事力量（相反，許多國家都不會幻想美國不敢使用武力）。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特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從學者到官員，許多國人缺乏制度自信，相信普世價值、心里認為中國“低人一等”。在與各國的對話和探討中，不敢真正與其他國家平等交流，更無法使對方自覺自愿地做出對我有利的決定。

三是在建設中存在著許多政治和經濟風險。

在經濟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環境整體遠不如中國或者歐美發達國家，基礎設施落后、勞動力素質差、法律環境不健全，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第三產業，其投資回報率都不容樂觀，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成為壞賬。加上一些國家擔心大型項目對生態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副作用，一些投資行為最終會釀成巨大的爛尾工程（比如我國投資緬甸的密松水電站、萊比塘銅礦項目）。在政治上，許多沿線國家國內宗教沖突、種族矛盾無法化解，或者面臨恐怖主義威脅，潛藏著較大的政治暴力風險。一些國家政局動蕩，政治分歧嚴重，一旦出現政黨輪替，就有可能推翻前任簽署的重大項目（比如我國在斯里蘭卡的港口城項目）?！耙粠б宦贰苯ㄔO是合作共贏的工程，不是開發援助的“馬歇爾計劃”，更不是“人傻錢多”的冤大頭項目。

四是在經貿、交通合作也面臨一些現實困難。

比如，東盟各國在產業發展道路上都是選擇先勞動密集型產業，然后再提升產業結構和檔次。這種與我國類似的發展路徑和產業結構，使得其在國際市場上與我們形成市場競爭，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市場不振，導致（中國與東盟）雙方雖然有合作的意愿，但競爭也非常激烈。再比如，推進中國與東盟互聯互通中當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資金不足，要支撐中國與東盟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仍有很大的資金缺口。而交通技術標準的差異也影響互聯互通，中國鐵路使用的是軌距1435毫米的標準軌，但東南亞國家絕大多數使用的是1000毫米的窄軌，不同的軌道標準間的轉換影響了國際鐵路聯運的效率。即使實現了互聯互通，對雙方共建的基礎設施，還有一個共同管理的問題，這需要各方在制度政策上要有較好的銜接。

《一帶一路規劃》提出，我國將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從多個方面應對以上挑戰。

一是深化經貿交流。

雖然從原則上說，合作是互利共贏的，但實際上為了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中國難免要犧牲一些短期利益，做出一定讓步，獲得長期的政治上的收益。具體舉措包括：（1）推動貿易便利化。通過簡化原產地證書申領和通關程序、提高政策管理的透明度、降低技術貿易壁壘等舉措，激發貿易合作的潛力。（2）加快投資便利化。目前中國對外投資雖呈增長趨勢，但總量還很小，且技術含量不高。要消除投資壁壘，構建良好的營商環境，加強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拓寬相互投資的領域。（3）與沿線國家構建生產網絡。積極利用我國和相關國家的資源、勞動力、技術、產業集群等優勢，與沿線國家加強在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領域的深入合作。優化產業鏈分工布局，推動上下游產業鏈和關聯產業協同發展，鼓勵建立研發、生產和營銷體系。

二是促進互聯互通。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要在尊重相關國家主權和安全關切的基礎上，與沿線國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準體系的對接，共同推進國際骨干通道建設，逐步形成連接亞洲各次區域以及亞歐非之間的基礎設施網絡?；A設施建設項目需要龐大資金投入，短期內難以回收成本，而“一帶一路”沿線不少國家是發展中國家或欠發達國家，普遍缺乏建設資金。我國倡議設立僅啟動資金就達500億美元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出資400億美元設立的絲路基金、出資數百億美元設立的其他融資工具等，對解決資金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國已與東盟的交通部門制定了《中國－東盟交通合作戰略規劃》，昆曼公路基本開通，其他在建的項目還包括昆明-新加坡鐵路項目、昆明與緬甸皎漂之間的油氣管道項目等。

三是搭建溝通平臺。

“一帶一路”實際上是開放的，允許不同國家在不同時候逐步參與進來。因此搭建多元化的溝通平臺，能夠使各方有效地共同應對各類不穩定因素、協商共建項目、實施機制創新。要積極利用現有功能性合作平臺，這就包括亞太經合組織 (APEC)平臺、中國-東盟自貿區合作平臺、上海合作組織平臺等。還要不斷開發整合新的合作平臺，比如最近推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在這些平臺活動中，既要積極傾聽有關國家的聲音，又要向這些國家和組織明確表達我們的觀點和立場，達到溝通交流的目的。還應通過對相關國家進行人才、技術和資金的援助，加深這些國家對中國的信任。除了這些有形的平臺，還有無形的平臺，也就是互聯網平臺。我國的互聯網產業發展走在世界的前列，產生了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小米等著名的公司，這些公司不僅提供了中國與世界各地溝通的平臺，更是在商業模式、生產模式、思維模式上對全世界帶來沖擊。通過這些平臺推廣我們的產品、我們的企業、我們的價值觀將是更加便利，也更加成功的方式。

四是提供公共產品。

提供公共產品，是區域主導性國家的主要責任，美國在冷戰后一直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而我國想要擴大在周邊地區的影響，也必須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這就包括能惠及他國的經濟發展、開放的國際貿易結構、保障金融和貨幣安全、構建保障各方安全的國際關系、提供防災防海盜等服務。具體措施包括：加強本地區金融合作與風險防范，加強各國金融領域的信息交換、推動貨幣互換機制的多元化、加強對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資本流動的監管合作、推廣雙邊貿易的人民幣結算等。加強防災減災合作，建立區域各國災害管理部門的聯絡渠道、推動建立災害管理與減災技術的合作機制、推動區域各國的減災協作與訓練等。推動多邊安全合作，通過聯合執法隊大湄公河次區域地區提供安全保證、通過人員交流和技術培訓甚至聯合執法等的方式保障馬六甲海峽的航行安全、通過防務安全對話加強各方安全互信等。

三、福建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勢特色

福建地處祖國東南部、東海之濱，北鄰浙江，南接廣東，東與臺灣省隔海相望，是中國大陸重要的出?？?，也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重要窗口和基地。福建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

（一）歷史優勢

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史上，福建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五代王審知治閩時，下令開鑿福州黃岐港，招徠海外商賈。唐代地處江海之交、擁有優良港灣的泉州成為與揚州、廣州、交州并列的南方四大貿易港之一。到了宋朝，海上絲綢之路達到空前繁盛，而泉州作為海上絲路的起點之一，成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與其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到70余個，海外交通暢達東、西二洋，東至日本，南通南海諸國，西達波斯、阿拉伯和東非等地。進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藥物，出口商品則以絲綢、瓷器為大宗。元代，泉州港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有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增至近百個，《馬可波羅游記》里認為其可以與亞利山大港齊名。明朝政府在倭寇基本平定的前提下，在漳州海澄月港部分開放海禁，大量進行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主要進口菲律賓的白銀，而出口絲織品和瓷器。

（二）經濟合作優勢

東盟各國歷來都是福建傳統的貿易伙伴，作為中國最早開放的幾個沿海省份之一，福建與東盟的雙邊貿易近年來呈現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從2002年到2009年，福建對東盟出口每年增幅都保持在兩位數以上，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建立后，我省對東盟出口更是井噴式發展。2013年福建與東盟的雙邊貿易額達到242.9億元，東盟躍升成為福建第二大貿易伙伴。福建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是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2012年福建對菲和對印尼貿易占全國的比重達到24%和6.8%。在貿易量迅猛增長的同時，雙方貿易結構不斷優化，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所占比重逐年擴大，貿易互補性進一步加強。東盟成為福建利用外資的主要來源國，截至2013年3月，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在福建投資項目達到1417、259、461個，合同金額達到46.9、6.6和22.3億元。

（三）華僑華商優勢

福建是全國著名的僑鄉，旅居海外僑胞眾多、分布廣泛、實力雄厚，“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陳嘉庚先生，就是福建愛國華僑的杰出代表。據統計，閩籍僑胞已超過1500萬人，分布在世界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東南亞國家約占80%。閩籍僑商在東南亞國家有著巨大的經濟實力和基礎，在東盟全球500強華人企業中，福建籍就占了近200家。這些僑商憑借與中國的血脈關系成為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橋梁和紐帶。

（四）差異化優勢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情、社情復雜，很多地區宗教、民族、經濟、地緣政治問題交織。對我國來說則必須與所有國家、所有主要勢力都有所聯系，才能在出現問題的時候，更全面地了解情況，更好地解決問題。從國家層面來說，這樣的工作繁多而復雜，而且一些動作可能不符合我國整體的國際觀。但從省一級來說，如果每一個省都能主要聯系若干國家或者政治派別，則能夠將溝通工作做深做細，又不需要做太多政治承諾。比如我們福建可以在東盟主要聯系菲律賓、在南亞主要聯系斯里蘭卡、在中東主要聯系埃及、在馬來西亞聯系主要反對派人民聯盟等。

四、福建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建議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為福建發揮優勢，協助中央外交和經濟發展戰略提供了極好的平臺。福建一定要抓住機遇，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特別是加強與東盟國家的合作，再創“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新輝煌。

（一）統籌布局我省對外發展戰略

應該說，參與國家外交大戰略，從來不是我省工作的重點方向，下一級政府更是少有參與。因此當前福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一定要加強組織領導，明確責任分工、探索工作機制、完善相應措施。建議由省政府領導牽頭、省發改委、省外辦、省商務廳及沿海各地市為成員單位，成立福建省“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統籌我省對外發展戰略。做好規劃銜接，在《福建省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戰略實施意見》 的基礎上，制定《福建省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專項規劃》，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配套政策和跟進策略。少算經濟賬，多算政治賬，堅持服務國家開放戰略、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將福建省打造成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以加快轉變、跨越發展為主線，以競爭力提升為核心，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要完善開放型經濟發展促進體系，增強內外經濟政策的協調性，加強外貿、外資、對外投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相互配合，增強政策的戰略性、導向性和穩定性。

（二）加強“一帶一路”上的經濟合作

福建與東盟國家之間貿易互補性強，應要抓住重點貿易產品，加大原材料、化學原料的進口和小型機械、信息產品的出口，發揮各自特長，實現貿易優勢互補。福建省是少煤、無油、無天然氣，常規能源短缺的省份，糧食供需矛盾歷來也非常突出，當前福建能源自給率已下降到30%以下，糧食自給率也不到40%，因此保障能源安全和糧食安全將是福建長期需要關注的問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特別是中東國家，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而泰國和越南分別是當今世界名列第一、第二的大米出口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糧食生產潛力巨大，可成為今后我省糧食進口的一個重要來源。福建要加強與東盟國家的糧食安全合作，擴大從東盟國家進口糧食，采用承包土地等方式，到境外種植糧食，建立示范農場或農業中心，通過培育水稻良種、推廣現代農業技術，提高稻谷單位面積產量。擴大石油天然氣對外合作，鼓勵省內企業直接到國外建立能源生產基地，積極利用國外能源資源。加強石油（原油、成品油）儲備設施的規劃建設，利用本省優越的港口資源條件，爭取國家布局建設能源儲備和中轉基地，多渠道采取措施保障能源安全。以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為重點，加強與東南亞各國華人企業的聯絡，吸引他們到福建投資。在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不斷攀升的背景下，福建企業走出去，充分利用當地的人力、土地等要素，開展全球化分工已成為世界發展的重要趨勢。應結合產業升級，加快在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國家建立境外工業園區，推動省內產業向外轉移。鼓勵省內有實力的工程企業，有計劃、有步驟地走出去，到東盟國家參與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

（三）拓展面向“一帶一路”的地方外交

地方外交是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指導下所從事的對外交往活動。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在國家權力下放和中央開放政策的鼓勵下，為促進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大力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在國家對外交往中從默默無聞走向了前臺。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格局中，福建要用經濟、政治、國防、文化的全方位思維，制定和完善兼容國家目標和地區目標的面向亞太的開放合作的戰略規劃、政策與策略，在服務國家外交大戰略的前提下，實現福建省的戰略價值。建議制定福建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定期訪問東盟國家的機制，積極拜會到訪國政要、主要部門領導和其他政治力量，逐步建立良性互訪長效機制。積極搭建外交平臺，邀請東盟國家政要和各界人士到福建考察，增進同東盟國家的互動交流。積極推動與東盟國家?。ㄖ荩?、市的友好交流，建立更多的友好省、友好城市。促成更多的東盟國家在福建設立總領事館或領事機構、商務辦事處，當前東盟國家中泰國、菲律賓和新加坡在廈門駐有領事館，應支持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文萊等國家來閩設立領事館、辦事處。策劃、組織好針對東盟國家的對外宣傳，完善宣傳內容，統一宣傳口徑，講究宣傳藝術，注重宣傳的時效和效果，提高福建的知名度和美譽度。繼續開辦福建省東盟政府官員研修班，在現有的課程之外，重點設立以下課程：各國國家情況和面臨的問題；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我黨從成立至今在制度建設上的歷程；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和世界觀等。

（四）充分利用華僑資源

進一步凝聚僑心、僑智、僑力，強化鄉情、親情、友情聯絡，積極主動地與東盟華人華僑組織、機構和社團等建立密切的聯絡渠道，特別是加強與福建華僑華人社團的聯絡，探討建立更為密切的合作關系和合作機制。充分發揮華僑華人作為中國-東盟友好使者的作用，鼓勵他們傳播我國的發展模式、先進經驗和華僑歷史，介紹福建的投資環境、投資政策和投資項目，促進東盟國家對福建的了解與認同。特別是要發揮新華僑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福建?。ㄌ貏e是福州市）有不少同胞通過不同的方式出國，他們通過自己的雙手，在外國打拼出一番天地，據統計這些新華僑人口超過110萬，超過我國新華僑總數的1/6。這些福建新華僑更加能體會我國的發展歷程，從分布來說，也遍布東南亞、拉美、非洲等“一帶一路”國家。他們經常能返回國內，與國內的親友聯系密切,更加希望祖國繁榮昌盛能對其發展提供助益。而且他們在新的國家里以家族的形式打工、開店、經商，組織性、團結性更強，能量更大。這些年來，這些新華僑由于背負非法入境的惡名，被當成負能量被長期忽視。但實際上這些新華僑華人聯系廣泛、通道寬闊，有著深厚的住在國資源的特殊優勢，同時了解祖國和住在國的國情，是福建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最重要的資源。應重新認識福建新華僑對我國外交戰略的意義，充分挖掘其保有的信息資源，發揮其積極的作用。要全面掌握新華僑的情況，建立完善僑情數據庫，對于新華僑個人的基本情況、分布于那些國家、主要從事那些經濟活動、家庭情況等進行全面的普查。要鼓勵新華僑積極提供住在國信息，特別是對于旅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新華僑，要通過大規模走訪，搜集它們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情況。同時要加強駐外使領館的保僑護僑功能，給予新華僑華人必要的支持，幫助他們取得更好的生存發展機會。

（五）密切人文交流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時，特別強調了“民心相通”。福建省要秉持“項目帶動、文教先行、搭建平臺”的原則，通過文化交流使海上絲綢之路成為各國人民友好交往的紐帶。積極舉辦“南洋文化節”、“福建發現之旅”等活動，讓省內民眾和東盟友人感受到福建與東盟深厚的歷史淵源與聯系。每年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舉辦兩至三次“福建周”活動，每次覆蓋兩個國家，開展省情與相關市情的推介、項目對接、文化交流、旅游促銷、僑親企業懇談等活動，推動我省與“海絲”沿線國家全方位務實合作。加大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始發地的研究和宣傳力度，加快“海上絲綢之路”的申遺步伐，開發“海上絲綢之路”旅游熱線。精心組織海上絲綢之路、福建歷史文化、華僑相關的文藝節目赴東盟國家演出、巡展，推進青年、智庫、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媒體等的友好交流，增進相互了解，鞏固深化友誼。建立對外文化交流的評估機制，對引進和對外的交流項目實施科學的測評論證和反饋監測，使文化交流具有預見性可行性和質量效益保證。支持省內重點主流媒體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與東盟國家新聞媒體合辦欄目或節目。

（六）加強國際關系研究和教育合作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政治制度、決策機制、經濟規模、發展模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要加強對相關國家的深入研究。以廈門大學、華僑大學、福建社科院等省內高校和科研機構為重點，通過分工協作，加強國別研究。建立和培育面向東南亞的國際關系、歷史、世界經濟的研究中心，對于各國的政治派別和人物、國際關系、產業發展與需求、法律法規、社會習俗等各方面都能有備案。加強與中國社科院、國內高校和相關部委的學術聯系，舉辦和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學術研究和學術論壇，形成在國內有影響的國際關系研究重鎮。大力加強與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及東盟的智庫之間的合作，及時交流各方的研究重點和難點，推動共同攻關，形成突破“中國-東盟”合作障礙的政策建議。加強與相關國家的自然科學、工程學交流，幫助其解決在實踐中碰到的難題。大力促進與相關國家的教育合作，加強校際交流與合作，以海上絲綢之路為亮點建立更多孔子學院、和漢語教育中心，進一步拓展教育合作領域。采取與東盟國家聯合辦學、互派留學人員等靈活多樣的形式，在職、職業培訓等多種渠道，培養從技工、大專到本科、碩士、博士等多層次人才。特別是重點培養精通英語和東盟國家小語種的翻譯和涉外人員，培養熟悉東盟市場、掌握國際慣例的領導人才、高級管理人員和市場營銷人員。擴大資助額度，支持東南亞的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骨干來閩開展學術研究和學術訪問。

［1］安宇宏：《“一帶一路”戰略》，《宏觀經濟管理》2015年第1期。

［2］黃繼煒，魏澄榮：《“一帶一路”建設與福建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研究》，《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年版。

［3］李鴻階：《福建新華僑華人移動趨勢及其對僑鄉發展影響》ISSN 0219-1415。

［4］陸建人：《當前中國-東盟合作面臨的新挑戰與對策》，《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7期。

［5］徐進：《中國外交進入“奮發有為”新常態》，《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4年第12期。

［6］尤權：《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求是》2014年第17期。

［7］張業遂：《建設“一帶一路”打造中國對外開放的“升級版”》，《中國發展觀察》2014年第4期。

［8］陸建人：《當前中國-東盟合作面臨的新挑戰與對策》，《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