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同齡人的生命歷程:以男性職業生涯為中心

□邊 靜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60余年的歲月荏苒流轉。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出生的一代人——共和國同齡人，則與新生的共和國一道，見證了建國后的大躍進、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發展等諸多歷史變遷。這一代人曾經被稱為“紅旗下長大的一代”，曾經被認為會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擁有順利的成長和美好的未來。然而，之后他們所經歷的數次巨大的歷史變遷，使人們認識到這一代人個人生活史的展開與整個社會的變遷密不可分，進而“文革或上山下鄉的一代”、“下崗的一代”也漸漸成為了他們的代名詞（佟，2003 ）?？梢哉f，這一代人60余年的人生軌跡，為生命歷程研究提供了絕好的素材。

社會學家Giele和Elder將影響個人的人生軌跡的四個因素歸納為 “時間與空間上的位置”“相互關聯的人生”“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時機”（Giele & Elder，1998）。從這一認識出發，共和國同齡人中多個同期群之間和某一同期群內部的比較分析，對全面理解他們的生命歷程展開有幫助（邊，2006 ）。本文關注共和國同齡男性的職業生涯，通過同期群間和同期群內職業生涯形成機制的比較，明確這一代人職業生涯的特征，并獲得解釋歷史變遷與個人生命歷程展開之間密切關聯的有效線索。

一、文獻綜述

（一）生命歷程研究

生命歷程理論的里程碑式著作《大蕭條的孩子們》（1974），考察了上世紀初的經濟大蕭條給不同年齡階段的研究對象的童年期、青年期乃至成年期的發展帶來的不同影響。之后，生命歷程研究蓬勃展開。如Hareven（1982）關注個人的年齡和時代這兩個時間概念，研究了美國社會工業化興盛期家庭的作用。Giele（1988）討論了個人在社會變革中發揮的“自下而上”的推動力。同時在歐洲，巨大的社會變遷也為生命歷程研究提供了基礎。其中，東德西德合并前后、前蘇聯解體前后的生命歷程研究引人注目。如Weymann（2003）討論了東德在與西德合并之初勞動力市場與職業結構的深刻變化和在此期間職業學校畢業生與大學畢業生所經歷的不同的職業生涯模式。

中國的生命歷程研究開始于1990年代 （李、鄧，1999）。實證研究方面，李強、鄭路（1999）運用問卷調查的大量數據，探討了建國后的巨大社會變革給不同年齡的中國人的職業地位帶來的影響。周雪光和侯立仁（Zhou and Hou，1999）也從國家政策和個人的生命歷程之間的關系出發，探討了“上山下鄉”經歷的有無和時期長短等對“文革中的孩子們”的人生軌跡所產生的影響。

如上所述，生命歷程研究主要強調宏觀的社會變動與微觀的個人經歷之間的相互作用，其實證性研究在歐美有較多先例。中國于20世紀90年代末引入該理論視角。但無論國外還是國內的生命歷程研究，都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這些主要運用大量調查數據進行分析，使得事件之間因果關系不夠清晰。同時，目前的大部分研究忽略了生命歷程研究中“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人生的相互關聯”的作用以及生命歷程四要素的綜合運用。

（二）職業生涯研究

中國的職業生涯研究在1990年代后期，特別是2000年以后蓬勃展開，但是研究的論點主要集中在職業生涯規劃方面。以共和國成立后男性的職業生涯為對象的社會學研究中，李強等較具代表性。李強分析了改革開放前同期群和改革開放后同期群的職業經濟地位的變化軌跡。結果表明，改革開放前同期群的職業經濟地位呈曲線變化，與此相對，改革開放后同期群則呈現出單純的上升趨勢。李強認為改革開放前同期群的職業經濟地位的巨大變化，與中國1950年代社會主義建設、1960年代的自然災害、上山下鄉和之后的回城以及改革開放等，半個多世紀的巨大歷史變遷有關。另外，在國外發表的針對中國人職業生涯的研究中，永瀨伸子等通過大量數據分析，得出了25-54歲有就業經歷的北京人（2528人）中，有6成以上的人經歷過單位間工作變動的結論（永瀨、村尾，2005）。Zhou等（1997）發現，雖然中國人整體的職業變動率并不高，但是無論男女，單位間的工作變動早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已出現，而且其變動率并不低于改革開放以后的情況。

上述研究雖然并不完全針對共和國同齡人，但從中可以看出，中國人的職業生涯中，跨單位移動現象不少見，職業地位變動軌跡也很多樣。不過, 以上這些研究均沒能運用質性調查通過同期群間和同期群內的比較分析來解釋個人職業生涯形成的動態機制。由此，本文在總結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通過對北京16名共和國同齡男性的個案訪談資料，從生命歷程研究的角度細致考察他們的職業生涯的特征和形成機制。

二、調查概要和同期群分類

我們在2004年8月至9月及2006年10月, 對現居北京的1945年-1959年出生的32人 （其中男性16人，女性16人）進行了深度訪談調查。在調查中，我們請受訪者回顧了他們各自的教育經歷、家庭經歷和職業經歷，并詢問了他們對人生各階段的主觀性評價和滿意度。同時，2012年8月至9月及2013年8月至10月，我們對相同受訪者進行了二次跟蹤訪談調查，以了解這一代人在教育經歷、職業經歷和家庭生活經歷等方面的進一步發展。本文將以受訪者中的16名男性為中心，探討他們職業生涯的特征和形成機制。

本文以文化大革命開始時 （1966年5月），受訪者處于哪個年齡階段（教育階段）為標準，將受訪者分為三個連續的同期群。具體劃分方法如下：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基本完成了初中教育或初中以上教育的人為第Ⅰ同期群 （CⅠ∶1945-1950.8出生）；基本完成了小學教育或接受了不完整的初中教育的人為第Ⅱ同期群 （CⅡ∶1950.9-1953.8出生）；受教育年限在小學5年級以下的人為第Ⅲ同期群（CⅢ∶1953.9-1959年出生）。各同期群的人數分布分別為CⅠ5人，CⅡ6人，CⅢ5人。

三、職業生涯的分類和特征

（一）單位間移動的有無

受文革的影響，受訪者中有人因為沒能上成夢寐以求的大學而提前就業，有人則在“上山下鄉”2、3年甚至10幾年之后才回城就業。由此可見，教育經歷的中斷和“上山下鄉”經歷的有無，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職業生涯的開始。

本調查發現，所有受訪者從獲得第一份工作到初次離職，都沒有中斷過工作。在職業生涯發展方面，以是否換過工作單位為標準可將他們的職業生涯劃分為“單位間移動型”和“無移動型”。其中，前者為9人，后者為7人。如果將初次離職后的再就業包含在內觀察受訪者職業生涯的全過程，可以發現“單位間移動型”為13人，“無移動型”為3人。由此可見，即使受訪者沒有經歷過工作上的中斷，但單位間移動卻是普遍存在的。

（二）職業種類移動的有無

本文將受訪者經歷的職業分為雇傭勞動的勞務（a）、銷售（a＇）、事務（b）、專業·技術·管理（c），以及非雇傭勞動的個體經營（c－）等五種類型。從勞務和銷售、到事務、個體經營、再到專業、技術、管理類的工作，這些職業的自律性和專業性不斷升高。同時，由于這種方向的移動通常會伴有從工人到干部的職業地位的上升，所以在之后的分析中，我們把從a(a＇)到c方向移動的職業生涯命名為“上升型”。反之，將從c到a（a＇）方向移動的職業生涯命名為“下降型”。不伴有上升或下降的職業生涯為“水平型”，而上升和下降反復出現的職業生涯為“波動型”。

按照以上劃分標準，可以發現到受訪者初次離職為止，“水平型”職業生涯為9人，“上升型”職業生涯為5人“波動型”職業生涯為2人。整體來看，受訪者即便經歷了單位間移動，他們也更多的是在重復相同職業種類的工作。

四、職業生涯的同期群間比較

（一）下鄉

上山下鄉是這一代人在生命歷程上的共同經歷。上山下鄉開始時間方面，CI基本集中在1968年，CII為1969年，而CIII基本在1970年代以后。并且，與前兩個同期群相比，CIII的上山下鄉開始時間相對分散。在地點上，CI與CII都分散在全國各地，而CIII基本集中在北京近郊。由于CI與CII在文革開始后很快經歷上山下鄉，所以下鄉時間也呈現出比CIII長的趨勢。這些因素又進一步影響了他們就業的時機，因而與CIII相比，CI與CII的就業略有延遲。

（二）就業

在獲得第一份工作的方法上，同期群間的共性比差異明顯。

在16名受訪者中有10人的就業是通過學校、下鄉地點的生產隊或兵團以及返回北京后臨時所屬的知識青年安置辦公室等單位分配的。同時，第一份工作的職業種類都偏向于勞務型工作。然而，CI中第一份工作屬于“專業、技術、管理類”（CI的C與D）或相當于“專業、技術、管理類”（CI的A與B）的人相對較多。CII與CIII中大多數人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工廠里的勞務型工作?？梢哉f，不同階段的教育中斷導致了這樣的結果。

（三）單位間移動

與CII和CIII相比，CI的單位間移動類型相對較多。但是各個同期群間又有一個共性，就是他們單位間移動的原因都與社會的發展狀況或國家的政策變化緊密相連。本次調查中，有9人在初次離職之前有單位間移動的經歷，其中6人在談及移動原因時都提到了時代或政策的變化。

（四）職業種類移動

學生時代遭遇的文化大革命，使受訪者的教育經歷停止在不同的階段，進而累加影響到他們之后職業生涯的發展。其結果是，CI自始至終從事“專業、技術、管理類”工作的人，或通過職業移動提升為“專業、技術、管理類”工作的人較多。而CII和CIII，特別是CIII中很多人雖然發生了移動，但最終仍然停留于簡單的勞務型工作。

比如CI的A，在第一份工作的工廠里勤勤懇懇做了20幾年的產品開發，同時通過自學，于1981年（36歲）取得了大學學歷，提高了自己的教育水平。又于1983年完成難度更大的產品生產而被提升為主任。在這之后，A又經歷過兩次單位間移動，但一直從事專業性、技術性工作。

另一方面，在初中低年級或小學時遭遇文革的受訪者，包括CII的F、G、H及CIII所有成員，他們的各種移動都沒有帶來職業種類提升，自始至終從事著勞務型工作。CIII的P，其教育經歷幾乎與文革十年完全重合?；仡欁约旱膶W生時代時，他說：“我們這些同學，有的連履歷表都填不好，為什么？他根本就沒學，你讓他（寫），（他）提筆忘字，履歷表他都看不懂，就我們這代人”。政治運動和動搖的教育方針，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低下。背負著這一時代烙印，P于1976年（18歲）下鄉，第二年恢復高考，他雖然參加了考試，但沒有考上大學。之后開始工作，但直到現在仍然只能從事簡單的勞務型工作。

（五）初次離職

初次離職（下崗、買斷工齡、內退、退休）的時機和理由也與社會、歷史原因緊密相關。在受訪者中，有14個人經歷過初次離職，他們大多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比正常退休年齡更早的四十多歲到五十歲出頭初次離職的。他們初次離職的原因包括受國有企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或給高學歷的年輕人讓出管理職位等政策的影響。進一步關注同期群間的不同，可以發現CI更多受年輕一代人才輩出的影響，而CII與CIII的初次離職則更多是由企業裁員所致。以上是對職業生涯進行的同期群間比較，因為三個同期群在年齡上連續相接，所以在上山下鄉經歷、獲得第一份工作的方法、單位間移動的理由等方面存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同期群間的差異也很明顯，特別是在職業移動上表現的尤為突出。文化大革命所致的不同階段教育中斷的影響，一直延伸到改革開放之后，給同期群間的職業生涯發展帶來了明顯的差異。

五、職業經歷發展的同期群內分析

（一）有無下鄉經歷及就業

根據有無上山下鄉經歷，同一個同期群的受訪者可以再劃分為“就業組”與“下鄉組”。在否選擇下鄉、下鄉之后以怎樣的形式參加工作等方面，個人主觀能動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個人的職業生涯如何開始。另外，未經歷過下鄉而直接被分配的人，其就業也早。反之，其就業就相對延遲。

（二）單位間移動

這一代人的單位間移動受到社會歷史因素影響較大。除了這一共性之外，在同期群內，既有人經歷過單位間移動，也有人從參加工作到初次離職都沒有換過工作單位。個人主觀認為單位間移動的必要性和單位間移動所需的社會資源等影響了他們的選擇。

（三）職業種類移動

一個同期群內部，職業移動的類型也多種多樣。受到文革影響，這一代人的學業都被迫中斷。因此，是否上過工農兵大學或接受過其他類型的教育，是導致同期群內職業移動差異的主要原因。

（四）初次離職

有無初次離職經歷或通過何種方式離職等在同期群內部有差異。這種差異與他們所屬單位的發展變化和經營狀況等因素有關，而這類因素又與單位間移動或職業種類移動的類型、以及教育中斷后有無繼續接受教育等個人因素密切相關。

CII的I于1987年被提升為主任。之后通過自學于1989年（36歲）獲得大專學歷，并在1992年（39歲）被提拔為工廠廠長。訪談調查時，他沒有下崗或內退。I能在職業上順利發展也得益于他所擁有的家庭資源，即他妻子的支持。采訪I時，他的妻子就在旁邊，她說：“（下鄉）回城之后我們很快就結婚了。結了婚以后，就上班，帶孩子。我們倆只能一個人搞事業，兩個人都搞事業的話，家里不就那什么了嗎？就讓他一人搞事業去了。我在家帶孩子，管家，把他爺倆弄好就得了?！?/p>

在職業經歷的發展對初次離職的影響方面，CII的F與I形成了鮮明的對比。F初中畢業后被分配到鋼鐵廠，沒有經歷單位間移動，一直在車間工作。90年代后期，F所在的鋼鐵廠面臨經營困難，好幾個車間陸續關閉。在這樣的情況下，盡管F在同一個工廠里工作了三十多年，奉獻了大半輩子，仍然不得不于1999年（49歲）提前內退。

七、總結與討論

本文在將16名受訪者的職業生涯分類后，通過同期群間和同期群內比較，分析了他們職業經歷形成的動態機制。

本文的主要結論如下：首先，通過將共和國同齡男性的職業生涯分類可以發現，單位間移動比較普遍。同時，許多人雖然經歷了單位間移動，但傾向于在同一類型的職業上重復轉換工作。其次，由于三個同期群在年齡上是連續銜接，所以他們在下鄉經歷、獲得第一份工作的方法及單位間移動的原因等方面有共性。與此同時，同期群間的差異也很明顯，這一點在職業移動方面得到驗證。CI中一直從事“專業、技術、管理類”工作或通過職業移動轉而從事“專業、技術、管理類”的人較多，而CII與CIII，特別是CIII中很多人始終沒有擺脫單純勞務性質的工作。文革導致的不同階段上教育中斷的影響，一直累積到改革開放之后，使得這一代人同期群間的職業生涯產生明顯差異。另外，通過同期群內比較也可以看到，當特定的社會歷史變動給這一代人的職業生涯帶來影響時，個人的學歷或身份、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或相互關聯的人生、先前的生命軌跡以及對同一事件所做出的不同選擇以及主體行為能力等因素，也會給他們職業經歷的發展帶來影響。

Moen等曾強調過，在進行職業經歷研究時，應該關注 “歷史性脈絡”（historical context）“傳記性步調”（biographical pacing）和“多樣性”（heterogeneity）這三個維度（Moen、Han,2001：438）。本文通過使用訪談調查的資料和同期群間、同期群內比較，可以將Moen等人強調的這三個維度考慮進來，進而闡明了共和國同齡男性的職業經歷既受到宏觀層面的社會、歷史因素的制約，又與個人屬性的不同及主觀能動性等微觀層面的因素相關。另外，作為形成職業生涯“多樣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男女差異也需要納入考慮范圍。邊靜（2014）指出，共和國同齡人中，女性的職業生涯受到社會歷史因素的制約的同時，受到她們家庭生活經歷的影響也很明顯。今后，有必要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性別視角，更全面地解析這一代人職業生涯乃至生命歷程發展的全貌。

［1］“共和國同齡人”這一稱謂常見于文學作品中。雖沒有明確定義，但狹義上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出生，與共和國共同成長的一代人。本文借用包含著"歷史時代"和"個人年齡"雙層含義的"共和國同齡人"這一稱謂，在廣義上設定1940年代后期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為共和國同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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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久保孝治、﨑尚子：《ライフコ﹢ス》，京：放送大學教育振興會1995年版。

［6］李強、鄧建偉、曉箏：《社會遷與個人發展——生命歷程研究的范式與方法》，《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6期。

［7］李強、鄭路：《生命歷程中的代際差異》，李強等著《生命的歷程——重大社會事件與中國人的生命歷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佟新：《異化與抗爭╟中國女工工作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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