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共投資及其績效分析

□余 斌

一、公共投資的定義

目前，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投資的定義較為混亂。有人把公共投資界定為由政府投資形成的固定資本①，有人稱公共投資是在政府投資中投資于公共品的那部分支出②，類似地，有人將公共投資限定為政府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③還有人認為，目前對公共投資的定義主要集中在投資主體和投資領域兩個方面。從投資主體來看，有學者認為公共投資主要是指政府投資，有學者認為公共投資的主體是公共部門，包括政府和國有企業，還有學者將公共部門擴大為非營利性經濟組織(例如基金會等)、國際組織、民間社會團體等。從投資領域來看，有學者認為，凡是提供公共產品的投資都是公共投資，外商獨資企業、合資企業、民營企業等非公共部門，只要是投資于交通、電力等提供公共產品的產業均計入公共投資。相比之下，有人為了分析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將公共投資定義為政府部門投資于凡單靠市場機制不能發揮或不能調節的領域，并能形成資本的支出，并認為公共投資包括物質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投資兩部分。④

有研究表明，戰后日本的政府支出分為政府公共投資和政府消費兩部分，而政府公共投資又可再細分為政府企業投資和公共事業投資。政府企業投資主要是指對公社、公團、事業團、特殊公司的投資，這部分投資約占政府投資的20%左右。而占80%的投資則為對公共事業的投資，這主要包括以下9個方面的內容：治山治水費，道路修整費，港灣、漁港、機場修建費，住宅修建費，下水道等環境衛生設施修建費，農業基礎整備費，林道、工業用水等事業費，調整費，救災事業費等。⑤

從概念定義的規范上來講，用政府投資來“定義”公共投資，是同義反復，而用政府投資的一個局部來定義公共投資，更不合適了。這是因為，“公共”的外延顯然比“政府”的外延要大。相比之下，有人把公共投資定義為一種財政支出，即公共投資是指政府購買滿足公共需求所必需的資產而形成的財政支出⑥，就要合理一些。而如果能把財政支出換成公共支出，就更合理了。畢竟，公共投資只不過是公共支出的一個局部。但是，即便如此，這一定義仍然有所不足。這一是因為不是所有的資產都是直接購買來的，有的還需要進行加工生產出來；二是因為公共支出原本就是應當滿足公共需求的，而滿足公共需求離不開各種物質條件，因此，上述定義有將所有的公共支出都稱為公共投資之嫌。三是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因此，那種認為“公共投資可以是不營利的，它主要為市場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所投資的項目一般可以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⑦的觀點，是不適合“投資”這個概念的。

在前面關于公共支出的分類中，我們曾經將公共支出分為生產性支出與非生產性支出的兩類，而公共投資就與生產性公共支出有關。有人認為，區分一項公共支出是生產性支出還是非生產性支出，僅僅依據傳統的理論，即該建設項目是用于物質生產活動，還是用于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不夠充分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企業與政府活動之間的界限不再以是否具有物質生產性來劃分，而是將是否具有市場贏利性作為區分的標準。⑧如果是這樣，那么政府為提供免費使用的道路和教育設施以及保障性住房等而進行的收不抵支的財政支出，都不能算做生產性公共支出了。這會使生產性公共支出的界定過于狹窄。我們認為，能夠形成價值也就是能夠凝結人類勞動的活動都應當算做生產性活動，與之相關的公共支出也都應當算生產性支出。從而，上述收不抵支的財政支出，也應當算做生產性支出，只是不被算做公共投資，因為它們沒有帶來價值的增值。

由此，我們將公共投資定義為：公共投資是具有保值增值性質的公共支出。這種公共支出，無疑首先是生產性支出，盡管這種生產性可以是間接的，即它可以不是直接對生產資料的購買，而是購買有價證券。

由于我們曾經將公共產品定義為以人的活動為中介的沒有交換價值或不是價值的使用價值，因此，只有用于或主要用于公共產品之外的并具有贏利性的公共支出才算是公共投資。而公有制企業在市場經濟中作為獨立自主的主體所進行的投資活動，例如國有企業投資商業性房產，都算做公共投資。至于外商獨資企業、合資企業、民營企業等以盈利甚至以暴利為目的所進行的對于交通、電力等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是私人投資對于公共支出的“擠出”，并不能算做公共投資。

二、公共投資的意義

西方公共經濟學認為，公共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意義，至少可以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作為總需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擴張本身就意味著總需求的擴張，在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宏觀經濟態勢下，按照凱恩斯的理論，其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意義；第二，公共投資的主要領域往往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應，比如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它的發展直接為以此為發展基礎的相關產業部門的擴張提供了支持，因此許多研究文獻強調公共投資擴張對私人投資效率提高產生的積極意義，公共投資的先期擴張，往往帶來私人投資的繁榮，從而為經濟增長帶來累積效應。第三，公共投資的一些特殊領域，比如教育與科技投資，本身就是技術進步的源泉，因此公共投資的意義可以有一部分通過技術進步的作用體現出來。⑨還有人認為，私人投資可能因為某種原因不愿涉足某些領域，而這時公共投資可以彌補私人投資的空白，使產業結構鏈不致出現中斷的情況，從而使整個國民經濟良性健康發展。⑩

有研究表明，從戰后日本政府公共投資額增長趨勢來看，每當日本經濟出現危機時，日本政府一般都較大幅度地擴大公共投資，以增加市場購買力，刺激景氣回升；而在經濟處于高漲時期，為防止投資過度膨脹，又及時減少公共投資，以抑制社會需求。日本政府公共投資的年增長率隨著再生產周期的變化成反向變化，其波峰與波谷成對應關系。?

另一方面，西方公共經濟學又認為，在某些準公共產品領域，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都有可能進入；公共投資與私人投資就形成相互競爭的關系。公共投資的膨脹使資金變得更“昂貴”，刺激利率的上升，而后者促使私人部門減少投資。?于是，西方公共經濟學認為，公共投資應嚴格限制在市場允許的規模之內。公共投資活動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場天然存在的失效狀態需要得到有效的抑制和彌補，“市場不能干而又需要干的，政府就一定要去干”。同時，公共投資還應嚴格限制在公益性范圍之內。公共投資活動不能是市場性的活動，而是應當局限于非市場領域 （市場失效領域），按非市場目的（非市場贏利性），以非市場手段（公共投資預算）來展開的。?

但是，首先，公共投資分為政府部門投資和公有制經濟部門投資。如果說，前者應當退出市場競爭領域，那么，前者退出的領域應當轉交給后者，而后者則應當在市場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其次，公共投資與私人投資相互競爭和資金“昂貴”本身都不是問題，它們有助于淘汰效益不高的私人企業，發揮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作用。

可以看出，在西方公共經濟學眼中，公共投資只是動用全社會的資源，為單個私人資本家不愿意承擔的同時又是他們發財所必須的一些成本買單。同時，我們還看到，西方公共經濟學所提到的公共投資還只是指一般意義上的生產性財政支出，與我們在前面所定義的公共投資是有差別的。但是，近些年來，主權財富基金的出現，表明即便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公共投資也出現了新的情況，具有了新的意義。

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公共投資則具有遠為重要的意義，尤其是其中的公有制經濟，它是勞動者擺脫雇傭奴隸地位的唯一選擇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主要動力。事實上，“個人占有無論何時何地對于一切生產者來說都從來沒有普遍適用過；正因為如此，并且還因為工業的進步本來就在排除個人占有，所以社會主義的利益決不在于維護個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為凡是個人占有還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為不可能?！?

1953年9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國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而新中國前30年在農業方面公共投資的結果是：“20世紀70年代雜交水稻和棉花新品種培育成功，到80年代大面積推廣；過去30年的農田水利建設，為農業穩產增產提供了前提條件，增強了農田灌溉和防澇抗旱能力，為農業持續豐收提供了保證，也為20世紀80年代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家庭經營方式抗御旱澇災害的侵襲，提供了重要的保證；過去29年建設的化肥廠，特別是70年代引進13套大化肥生產線，這時已經投產見效；等等?！?這些成就有力地推動了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

當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向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的過渡時期。鄧小平同志的兩個飛躍論講的就是這樣的過渡過程。因此，很顯然，在這個時期，相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前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更應當按照鄧小平同志的“三個有利于”標準，使社會主義成分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比重中逐步增長。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即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的增長。而鄧小平同志也正是這樣要求的：“吸收外資也好，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也好，歸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發展生產力，加強公有制經濟?！?

三、主權財富基金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7年提供的標準，可以將主權財富基金依照其設立的動因與政策目標劃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是平準基金，即國家為保障在自然資源枯竭后，政府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也出于避免短期自然資源波動導致經濟大起大落的目的，而對主權財富基金進行多元化投資、延長資產投資期限、提高長期投資的收益水平，旨在以跨期替代的方式平滑國家收入的波動性。第二類是儲蓄基金，它可以將一筆有限期的主權資產轉化成為無限期的金融現金流，用來造福當代及未來社會的國民。第三類是沖銷型主權財富基金，即國家為緩解外匯儲備激增帶來的升值壓力而設立主權財富基金分流的外匯儲備。第四類是發展基金。其最初設立的動因是支持國家發展戰略，在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資源，更好地體現國家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利益。第五類是養老金儲備基金。其初始設立的目的是預防國家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可能出現的危機，促進經濟社會平穩發展。?

實際上，主權財富基金是公共資本或國家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且主要是針對對外投資而言的。它之所以會出現，主要有兩大原因：公共資源和外匯儲備。

盡管一些西方經濟學家主張把一切都私有化，但在現實中，即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會由于種種原因，還是有許多公共資源沒有私有化。這樣一來，這些公共資源的出讓，如石油的出口，所獲得的收入就成為國家的公共收入，這些收入在用于政府開支之余，還有一些盈余。只要這些盈余沒有分配到個人手里，就會形成國家資本。例如，挪威的主權財富基金在2013年的資產規模超過7000億歐元。1970~2010年，挪威政府把從石油產業中掙來的錢的60%都投入了該基金，而另外的40%則用于政府開支。?

眾所周知，世界市場和國際貿易是資本主義存在的前提。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已經進入新帝國主義時代，其典型特征是以美元霸權為標志的白條輸出。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元紙幣與黃金脫鉤，成為不能兌現的白條。由于美國霸權的存在，美國可以直接拿這些美元白條去套購絕大多數國家的商品和資產，而其他國家卻很難直接用本國的紙幣購買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品和資產，這就迫使許多國家不得不用自己的商品和資源換得美元白條作為國家儲備，以免妨礙本國的國際經濟事務。對于這些國家來說，這些外匯儲備在本國毫無用處，只好作為主權財富基金用于對外投資。這也是為什么，發達國家和貧窮的拉丁美洲及非洲地區較少主權財富基金，而中東地區（主要是石油出口國）以及以出口為導向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有規模較大的主權財富基金的原因。

實際上，輸出不可再生的公共資源，然后再將其收入用于主權財富基金進行對外投資，并不利于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使本國居民成為剝削他國民眾的寄生者，而一旦投資失敗，或者國際政治經濟局勢出現動蕩，對外投資遭遇危險，損失就大了。

瑙魯是位于夏威夷與澳大利亞之間的島國，占地面積21平方公里，人口1.2萬（其中外籍勞工占了3000多人）。20世紀初，科學家在島上發現了磷酸鹽礦石，并探明全島有磷酸鹽儲量3800多萬噸，位居世界第一。由此，瑙魯人的錢包迅猛鼓了起來，人均收入穩居世界前列。由于開采過度，幾十年的時間里，磷礦資源就逐漸枯竭了。由此獲得的收入，大量地被慷慨地花掉了，只有十幾億美元用于對外投資。因經營無方，虧損嚴重，這筆投資也所剩無幾了。最后，瑙魯政府終于發現它已沒有能力支付政府雇員的工資了，而且必須限制國民從瑙魯國家銀行中提取過去的存款，因為銀行里已經沒有多余的錢可提取了。?

很顯然，當不可再生的公共資源的開采，超過了本國公共經濟的正常需要，以至于多出來的部分要形成主權財富基金時，就表明已經開采過剩了，應當停止開采。

至于出讓本國商品和資產，換取用不了的外匯儲備，更是非明智之舉。根據相關數據測算，中國巨額外匯儲備所投資的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在2000-2007年度的平均收益率僅僅只有3%-6%。根據世界銀行在中國的12400家外企投資的調查得知，它們在2005年的投資收益率就高達22%之多。盡管這兩種資產形式具有不可比性，但是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兩者之差反映了中國政府持有外匯儲備的巨大機會成本。?

中國政府試圖通過設立注冊資本金為2000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實體——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以境外金融組合產品的投資為主來提高外匯儲備利用效率。但是，在新帝國主義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中，這種投資方式的后果只會更加不堪。結果，中投公司在黑石集團和摩根史丹利上的投資都失敗了。中投公司董事長曾經振振有辭地說，“我看的是黑石的價值投資，我不認為是錯的”，但是到后來，他就改口了，說“我沒有勇氣投資海外的投資機構，他們的政策太不明朗了，即使明朗，我也不敢投資他們的領域了”。?

事實上，在外匯儲備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一方面，我們應當減少對外招商引資的力度，尤其是清退一些產業層次不高的外資；另一方面，我國為減少外匯儲備的損失，應根據用匯需要相應地減持美元資產的比例，構建由黃金、石油、銅等重要基本商品和資源組合的“次級金本位”的外匯儲備支付體系。?

主權財富基金還被視為新型“國家資本主義”的最新表現形式。這主要是指，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政府設立并扶持國有企業迅速發展，并開始在世界經濟的各個領域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展開競爭。?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都存在國有企業和寡頭公司，他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這些企業的比重有所不同。其實，所謂的自由資本主義也是國家資本主義，我們已經表明，市場競爭離不開國家力量的作用，否則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在市場競爭中一敗涂地。而壟斷資本主義更加離不開國家政權的運用，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壟斷資本主義借助國家政權掠奪世界市場的典型例子。近些年來，發達國家以反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名義，企圖誘使和迫使新興國家重走新自由主義道路，瓦解新興國家的大型國有企業，甚至私有的民族企業，以便向新興國家轉嫁經濟危機，維持舊的國際經濟秩序。?

四、公共投資的績效分析

西方公共經濟學認為，公共投資存在著“委托代理”問題。因為公共資金一般是無償使用的，政府受全社會納稅人的委托對其使用，但是缺少嚴格的監督，或者監督成本過大，難免出現“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所以一般來說，公共資金的使用效率并不如私人資金。在公司制結構下，私人投資也存在“委托代理”問題，因為經理人使用的資金來自于分散的股東，但是相對來說，公共投資的問題更為突出。?

其實，“委托代理”問題的根源在于信息不對稱。而信息不對稱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隨著勞動分工的進一步細化，盡管信息工具層出不窮，盡管現在強調扁平化組織，但所有者與管理層、管理層與下級員工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只會越來越突出。這是一種馬克思曾描述過的對資本家的“驅逐”和“剝奪”。資本家成為一種多余。由于資本家不僅與他聘用的經理對立，更與工人對立。因此，在資本主義私人企業中的信息不對稱和委托代理問題上，資本家是孤立無援的。即便資本家請來監督的會計師事務所也很容易與經理人相勾結，正如美國安然公司事件所暴露出來的那樣。

但是，與私人投資中的資本家相比，首先，公共投資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所有者可以做得好得多。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所有者，與工人不是對立的。如果我們能夠切實地而非口頭地緊緊依靠工人階級，就能加強對管理層的監督，減少信息的不對稱性。遺憾的是，在國有企業以往的一些改革中，強調下放權力的結果是，權力都下放給了管理層，而幾乎沒有下放給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主人翁——工人。例如，有的廠長，高價購進劣質原料，工人一使用就很清楚；有的廠長，將鬧市區的門面超低價地租給親友經營，眼睛雪亮的工人心知肚明；……但工人沒有拒絕使用劣質原料和彈劾廠長的權力，只能眼看著國有資產的流失和承受國有企業虧損帶給他們的下崗和低收入的痛苦。?

其次，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投資，除了受到政府代理人的監督外，也會受到社會公眾和社會輿論的一些監督，那些排斥和想要限制公共投資的私人投資者，也會對公共投資提出種種責難，這樣一來，公共投資所受到的監督力度是私人投資不可比擬的，其“委托代理”問題并不會比同等規模的私人投資突出。除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外，其他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少得了公共投資。

有人建立了這樣一個計量經濟學模型來分析公共投資與私人投資的關系：私人資本K是總產出Y、資本的使用成本C和公共資本P的函數；而公共部門投資既包含了政府的資本性支出，也包含了國有企業的投資，這樣私人資本存量與公共投資的函數可以表示為：

其中ut為反映不確定性的誤差修訂項。然后，他們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模型，年度私人投資增量It是產出、資本成本、公共投資存量的變動和私人資本存量或折舊的函數，即

接下來，他們通過一系列的數據調整，得到如下的結果：

表1 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

從上表中，他們得到這樣的結論：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有顯著的負面作用，公共投資每增加1個百分點，對私人投資凈增量影響約為-0.09個百分點，對人均私人資本增量的影響為-0.11個百分點，因此過高的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有顯著負面影響?？偖a出(用GDP表示)對私人投資的貢獻顯著，每增加1%的總產出，對私人投資和人均私人投資的貢獻分別為0.15和0.19個百分點。但是這個結果顯然缺乏彈性，表明私人投資盡管受產出的影響，但是仍然有一定的盲目性，私人部門投資決策對產出并不特別敏感。私人資本存量對每年私人資本新增量影響顯著，表明新增私人資本受現有私人資本存量規模的影響，私人資本存量每增加1%，對私人資本和人均私人資本的貢獻大約均為0.76%。一個奇怪的結果是，資本成本對私人投資的影響顯著為正。民間借貸利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私人投資和人均私人投資反而增加5.6%和5.1%。這個反常的結果表明私人部門并不滿足西方經濟學中有關資本充足的假定，因而導致私人資本對資本成本并不敏感，背后的一個現實是很多私人部門根本無法取得發展資本。由于資金的短缺，私人部門轉向高成本的民間借貸資金，成本越高，越借錢投資。這個結果表明中國公共投資的扭曲現狀，政府和國有企業占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而私人部門根本沒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即使是有投資的意愿，也沒有投資的來源，而這點進一步嚴重影響了私人部門擴大投資的努力。他們還認為，造成中國私人投資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是過度的公共投資，而這背后的原因是對GDP的片面追求。?

上述分析存在以下幾大問題：

第一，上述兩個式子，并不是數學意義上的函數，至多只能說構建了一種數量關系。要是按函數關系來說，那就意味著民間借貸成本一變動，私人資本的總量就會立即發生變化，這是不可能的。同時，這種數量關系決不是像上述模型提出者所表現的那樣是因果關系，至多只能說表現出一種同步變動的關系。事實上，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必然同時導致公共資本的相對減少和私人資本的相對增加，從而在數量關系上會表現為公共投資的增加（減少）與私人投資的減少（增加）。如果由這種數量關系，得出“私人投資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是過度的公共投資”，是十分荒唐的，是完全不了解1997～2006年這段時間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的國情。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西方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分析上具有極大的局限性。

第二，除了列出的(2)式外，上述模型提出者在計算過程中還采取其他三種與(2)式截然不同的數量關系進行了計算。這表明，上述模型提出者根本不清楚應當建立什么樣的數學模型 （更遑論建立各個變量之間的經濟關系），只是胡亂碰運氣，這樣一來，從數理統計的原理上講，其真實的顯著性水平高于其設定的顯著性水平，也就是說，上述計算結果所表明的所謂顯著影響，其實未必“顯著”。在這里，我們看到，能夠“說明”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有所謂“顯著”負面影響的兩種數量關系，都不是(2)式，而是更加扭曲了經濟關系的數學公式。從其計算的結果來看，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在減少國有資本的同時未能有力地增加私人資本，似乎大量的資本在這種改革過程中被浪費掉了。

第三，如果總產出的增加與私人投資的增加的關聯性很小，這決不是表明“私人部門投資決策對產出并不特別敏感”，而只是說明，或者私人投資的效益差，沒有足夠的利潤實現資本積累；或者私人投資者消費過度或部分私人資本外逃?？傊?，這只不過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指望私人投資，還得靠公共投資。事實上，在經濟較發達的我國東部地區福建省，“從1978年至1999年的二十一年間，政府公共投資規模由8.65億元增長到427.71億元，增長了48.4倍，年平均增速達到20.41%，與同期GDP年均增長20.89%基本同步?！?

第四，民間借貸利率與私人投資同步增長，與資本是否充足無關，而與中國私人投資的質量差和民間借貸亂象有關。顯然，如果西方國家的民眾人人要借100萬美元搞投資，那里的資本也不可能是充足的。只是由于質量差的項目在西方很難借到錢，加上那里的紙幣超發和生產過剩的綜合作用等，才顯得西方的資本是充足的。反觀中國，由于管理體制松懈，逃廢債務嚴重，存在嚴重的“賺錢歸自己，賠錢讓債權人去負擔”的賭一把現象，于是，質量差的項目特別是非法集資項目得以用提高利率的方式與質量好的項目爭奪民間資金，這與所謂的公共投資扭曲根本沾不上邊。

1922年11月，列寧答《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蘭塞姆問時，針對對方認為“在俄國做買賣的收益非常之高，而生產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能夠贏利”的看法指出，“掌握在私人手中、大多數居民所從事的規模很小的生產，提供的利潤最多。這是指農民的整個農業生產。一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一部分掌握在國營承租人或生產農村居民消費品的國營工廠手中的工業生產，也提供了同樣多的或者略少一些的利潤。留在國家手中的真正不贏利的生產，只是那種用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術語來說應當叫作生產資料（礦產、金屬等）的生產或者固定資本的生產?！瓕ξ覀儊碚f，恢復被破壞的生產資料，長時期內是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利潤的，如您所說的，是‘不贏利的’?！?列寧進而指出，對方以此認為小商販們在經濟上不斷加強而國家在經濟上不斷削弱的看法，也許會受到馬克思嘲笑庸俗政治經濟學的那種嘲笑。?這表明，財務上的一些數據有時并不能體現出公共投資的真實績效，如果僅僅根據這些數據來評價公共投資，甚至拒絕或退出在這些數據上表現不佳的公共投資，是會有損于國家經濟發展的。

注釋：

①劉國亮：《政府公共投資與經濟增長》，載《改革》2002年第4期。

②楊衛、楊繼：《重視和完善我國公共投資》，載《宏觀經濟管理》2003年第8期。

③汪雄劍、鄒恒甫：《公共投資政策的社會福利成本》，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④吳洪鵬、劉璐：《擠出還是擠入：公共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影響》，載《世界經濟》2007年第2期。

⑤?楊書臣：《日本政府公共投資如何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載《日本學刊》1991年第5期。

⑥⑦⑩??高培勇等編著：《公共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156，151，151－152，156頁。

⑧黃恒學主編：《公共經濟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頁。

⑨劉國亮：《政府公共投資與經濟增長》，載《改革》2002年第4期。

?袁星侯：《部門預算與公共投資預算改革》，載《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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