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失衡與中等收入陷阱：理論機理和國際比較

□宋 宇 譚仁超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以下簡稱MIT）的概念，意指許多中等收入經濟體難以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陷入經濟增長的停滯期。即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先進技術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人均GDP難以突破一萬美元。自1960年以來，先后有101個國家或地區經過短期快速增長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但到2008年僅有其中13個國家或地區成功邁進高收入行列，如韓國、日本、中國臺灣和香港、波多黎各、毛里求斯、新加坡、以色列等。而大多數國家并沒有順利完成這一過程，在經濟追趕的中途掉隊，因種種原因導致經濟停滯甚至倒退，跌入MIT。

從落入MIT經濟體的共性看，固然有發展模式僵化、創新能力低的問題，但收入分配惡化、社會分化嚴重的不利影響尤為顯著，可見控制收入差距對由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的經濟體來說至關重要。傳統的庫茲涅茨“倒U型假說”表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會有所縮小，并不會太多阻礙經濟發展。但是，Egawa Akio(2013)對亞洲中上等收入國家（馬來西亞、泰國等）的定量分析發現，收入分配不均不僅會引發MIT，并且是減少經濟增速的顯著因素和引發MIT的潛在因素。

一、“中等收入陷阱”、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鄉教育差距

在討論一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時，人們普遍注意到一國在生產要素成本方面開始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比如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經超過越南，與印度相比中國制造業的人均工資、人工成本水平較高，特別是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利潤空間縮小。另一方面，伴隨著基尼系數提高，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穩定因素激增。2012年中國基尼系數為0.474，低于2008年的0.491，但仍高于國際警戒線0.4。如表1所示∶城鄉收入絕對差逐年擴大，收入比也一直在3.1-3.3之間徘徊。

表1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一種特別值得關注的觀點是，解決MIT問題的關鍵在于產業升級，特別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向技能密集型產業升級。發展經濟學的最新成果表明，產業升級的根本途徑要依靠教育，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中要解決好教育發展問題。提高勞動生產率與提高創新能力要靠教育，解決收入分配失衡問題更要依賴于教育公平與差距問題。一個國家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是不是有較好的教育體系，較平等的教育體系，培養足夠多的合格勞動者，是一個國家能否跨越MIT的重要前提。令人遺憾的是，盡管已經努力多年，但中國城鄉教育差距問題仍然很嚴重。2008年農村小學和初中生均教育經費分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94元和526元①；2007年小學自然儀器達標率的城鄉差距為20.66%，小學每百名學生擁有計算機臺數的城鄉差距為4.37臺②。2009年農村小學擁有?？萍耙陨蠈W歷的教師比例低出城市23個百分點，農村初中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教師比例低出城市30個百分點③。

圖1 教育差距導致“中等收入陷阱”機理圖

那么，教育不平等是通過哪些途徑引致MIT的呢？本文將其歸納為以下3種機制：

路徑一：城鄉教育差距大，農村教育明顯落后于城鎮，再加之農民自有財富少，而個人教育投資直接受限于個人現有財富水平，低財富水平的人可能只能享受低水平的教育，而低教育水平致使他們只能從事低收入水平的工作，大大降低了提升收入的機會。這樣，教育對收入的影響產生了時間累積效應，窮人只能在低收入水平徘徊，產生“低教育—貧困”自我增強的“代際貧困循環”，這一點早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就有討論。城鎮的教育基礎好，居民自有財富水平高，高質量教育啟動和維系的時間累積效應是收入與教育水平提升的正向積累發展，農村則相反。因而城鄉教育差距導致城鄉間產生了鏈接教育與收入分化的“馬太效應”，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不僅內需市場打不開，同時，為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倒逼出的財政支出會擠占用于經濟發展的財政支出，從而加大落入MIT的風險。這一點我們通過如下模型來進行分析驗證：

圖2 人力資本與中等收入陷阱的關系模型

Xt和Xt+1分別代表t期和t+1期的人力資本量，圖2中的知識獲取曲線反映了知識獲取的邊際遞減規律；而對于知識的需求，當Xt＜Xt+1時說明人們仍然認可學習的作用，認為學習可以給人們帶來某些未來的收益，而反之則說明人們已經認為自己的某些學習是多余的，不再學習，故而得出知識需求曲線如圖所示。在XB-XC段，初始人力資本水平低，加之由于自有收入低、學習的機會成本高或對學習的預期收益少等因素導致對知識的需求少，知識需求曲線位于45°線下方，人力資本量收斂于XB，在一個較低的水平循環，人均收入、經濟發展速度將會減緩，經濟處于停滯狀態，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想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增加對知識的需求，讓需求曲線上移縮小XB-XC的陷阱區間甚至將陷阱完全填平，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加農民對知識的需求，解決好城鄉教育失衡問題。

路徑二：教育不公平與結構不合理，絕大多數農民及其后代無力享受適當的教育，導致絕大部分勞動力素質不高，勞動效率低。而這些勞動力只適合于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低，通常處于價值鏈的底端的產業，即“低教育—低附加值”鏈接。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下，隨著我國傳統人口紅利的消失，相比于印度、越南等低收入國家，這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競爭能力逐漸減弱，企業利潤空間進一步縮小，勞動者的收入提升困難。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必須擺脫過度依賴資源投入和低勞動成本優勢（有學者甚至稱之為低人權成本）的增長方式，促進產業升級。而這些要以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為基礎，充足的接受教育良好且健康的工人是發展高附加值工業和知識經濟的關鍵。過大的教育差距使大量的農民與農民工處于較低人力資本水平，成為推進產業升級的短板，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障礙。

路徑三：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也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城鎮化的陣地在農村，主體是農民，城鄉教育差距造成大多數農民教育水平低，素質能力不足，這無疑會影響城鎮化的質量和進程。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城鄉居民間的素質差異在快速城市化后可能出現農民涌入城市并未融入城市的問題。如雖然居住場所城市化了，基礎設施城市化了，但教育差異導致“收入”未能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滯后于土地城市化，城市新二元問題開始突出，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間接加大了落入MIT的風險。

二、教育差距與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

每一個經歷MIT的國家都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既有通過產業升級成功跨越MIT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日本和韓國，也有深陷其中長達數十年的墨西哥和巴西等拉美國家，還有正在積極應對，努力擺脫“陷阱”的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這些國家在面臨MIT時的現實條件和風險有何異同，我國從中又可借鑒哪些經驗和教訓？本節試圖通過對這三類國家的分析比較，從縮小教育差距的角度總結規避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和教訓。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案例比較

拉美是中等收入國家最為集中的地區，某些國家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比如墨西哥1974年 （1 255 美元）和巴西1975年（1 144 美元）分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至今也仍未突破12195美元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與拉美國家不同，東南亞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整體時間點要稍晚一些，為了便于比較，選取幾乎同一時期于1977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馬來西亞和韓國進行比較。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發布的劃分經濟體收入組的新標準④，總結出在中等收入階段墨西哥停留了30年，巴西29年，馬來西亞到目前27年，韓國僅用了18年實現了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我國到目前已有13年，具體時點如表2所示。

表2 各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時點

為什么韓國可以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達到高收入水平后仍能保持增長的勢頭，而墨西哥、巴西、馬來西亞卻深陷“陷阱”長達20多年，飽受經濟停滯之苦？在中等收入階段，這四個經濟體經歷怎樣的變化和怎樣的戰略措施？我們分別從收入差距、產業結構、城鎮化三個角度來總結發現教育與中等收入陷阱之間的關系。

（二）忽視社會公平特別是教育公平，兩極分化嚴重——拉美的教訓

韓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期居民收入分配情況較為合理，基尼系數多處于0.35-0.40之間，1980年為0.39，1986年為0.36，1993年為0.31，2000年為0.32。相比之下，巴西在下中等收入階段停留了20年，期間社會貧富差距大，兩級分化現象非常嚴重。1989年和1980年相比，巴西最低20%的收入份額由2.7%下降到2%，而最高20%的收入份額由1980年的62.3%上升到1989年的67.3%，貧富差距居高不下，如圖3所示：

圖3 巴西收入差距變化圖

巴西等拉美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社會建設落后，特別是在教育醫療等方面，同時，樊綱（2008）發現，拉美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過度依賴城市經濟，忽視農村發展，農村的教育發展更低了一個水平，導致城鄉發展失調，收入差距過大。⑤教育不公是造成社會不公的主要原因，Thorvaldurand Gylfi(2003)發現教育水平差異是收入差異和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過大的收入差距帶來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一方面，巴西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使失業率攀升，社會問題頻發。另一方面，當時的巴西實行的是進口替代戰略，從理論上來講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是以國內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國內市場大小決定了工業的規模、結構及增長速度。而國內市場大小又取決于居民的購買能力和收入水平。但是低質量的城市化導致的貧富差距居高不下，財富長期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邊際消費傾向較大的窮人和中等收入階層的購買力很難提高，總需求受到限制，國名總收入提升乏力，經濟增長停滯不前。

為了改變巴西經濟停滯的現狀，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02年盧拉總統上任后，建立了以推動社會發展為核心的發展模式，一方面通過降低利率、稅制改革、增加出口、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等措施恢復經濟增長，減少對外資的依賴，另一方面大力解決就業、教育、衛生、住房、社會治安和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⑥2001年后收入差距有縮小的趨勢，人均GNI也從2002年的5050美元直線上升到2013年的11690美元，有望于近幾年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三）調整教育結構，助力產業結構升級——韓國經驗與馬來西亞的探索

韓國用了18年時間一舉發展成為高收入國家，這主要得益于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而在產業結構升級的背后是教育公平狀況與結構的改善以及教育效率的提高。韓國采取“教育先行”的策略，通過發展教育為每一步的產業升級提供勞動力、知識、技術支撐。

經濟起飛階段的20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推行以出口為導向的外向型經濟和重化工業時期。不到20年韓國實現了經濟的起飛，并于1977年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適時調整教育結構和協調發展教育，為其提供了充足的受過教育和培訓的人力資源。在即將進入MIT的1969年，韓國政府開始教育改革，大力發展技術教育和職業教育。在農村，重點強化職業教育的發展，培養市場需要的技術人才。⑦剛剛進入中上收入階段的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在城市優先發展科技教育展，成立科研機構，鼓勵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改善企業為主體的高級技能教育的質量。如規定擁有200人以上的企業必須設立職業培訓班，將教育投資量作為檢驗企業發展的重要尺度，一些企業也改變了害怕花錢培養員工的傳統觀念。⑧進入中高收入階段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韓國經濟結構開始著重從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轉換, 實現在技術密集型基礎上的工業和科技升級目標。根據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技和工業升級的需要, 韓國提出“科技立國”的口號，采取相應措施,形成企業、學校、政府“三位一體”、市場導向的教育培訓體系，培養出產業科技化與現代化所需的各類技能人才。進入20世紀以來韓國更是加大對高精尖科研技術領域人才的培養，經過亞洲金融危機等嚴峻考驗，強大的人力資本儲備和技術儲備使韓國從下中等收入組順利跨越到上中等收入組，進而實現了向高收入組的飛躍。⑨

而與韓國同一時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的馬來西亞，由于在教育結構轉型和人才培養中失敗，導致產業結構升級困難，經濟出現停滯。目前馬來西亞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人才外流現象嚴重，教育體制僵化過時，國內高端技術人才嚴重缺失。雖然馬來西亞對教育領域進行了大量投入，但僵化過時的教育體制使教育內容脫離生產實際，沒有找到推動產業升級的本國人力資本積累機制，產學脫鉤嚴重，無法為市場提供所需要的適當技術人才和專業人員。近年來，馬來西亞政府逐步意識到了教育與經濟有效結合對擺脫MIT的重要性，2010年提出“新經濟模式”就包括培育高質量的國內人力資源，減少對國外人力資本的依賴、夯實國內“智力”基礎，加快“知識”基礎設施建設等改革方案，并把提高教育作為六個關鍵領域之一。馬來西亞政府還提出，提高勞動力質量是未來建設的重點，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將成為提高勞動力質量的重要辦法。此外2011年成立了“人才公司”，負責從學校教育到培訓的所有人才問題。⑩

（四）提升城市化的質量——國際經驗與教訓

在城鎮化方面，經驗教訓來自巴西和馬來西亞。首先，無論是在低收入水平還是中等收入階段巴西的城鎮化水平偏高，脫離了工業化進程，1960年巴西的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就達到56%，1980年升至67.6%，1990年又升至75%，2004年進一步升到83.6%。其次，馬來西亞的城市化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199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49.8%，2000年增長為62%，2010年為72%，與1990年相比提高了44.5個百分點。亞洲開發銀行（ADB）預測2030年馬來西亞城市化水平將達到77.6%。

城市人口聚集過快過多，政府則沒有能夠提供相應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特別是富人區和窮人區的教育鴻溝不斷擴大，導致城市內部二元結構問題突出，社會問題頻發，嚴重阻礙工業化進程。而韓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既依靠市場推動，又避免了大部分國家都出現過的“貧民窟”現象，注重教育的發展，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使農民的教育提升帶來勞動生產率提高，使人力資本的改善與城市人口集聚相協調，城市化質量提升中的教育發展功不可沒。

三、國際經驗對當前中國跨越MIT的啟示借鑒

當前中國正處于發展的關鍵時期，2001年人均GNI為100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劃分經濟體的最新標準，我國已經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并于2010年人均GNI達4240美元，步入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但是，經濟由過去10%的高速增長轉變為7%-8%的相對高速增長，并出現了如內需不足、創新能力差、產業結構不合理、環境劣化、收入分配不均、就業困難等一系列的問題。不少學者認為，對中國跌入MIT的風險不容忽視。

在中國，大量實證研究顯示，城鄉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國收入差距主要因素(林毅夫等1998；萬廣華，2004；蔡，2010)；李實(2003)利用中國社科院住戶調查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全國收入差距的40%來自于城鄉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在關于城鄉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中，溫嬌秀（2007）通過構造一個內生收入函數模型Y=AH(a+r)L(a-1)，利用省級面板數據實證研究發現，城鄉教育差距每上升1%，城鄉收入差距將上升6.4個百分點，并且隨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教育差距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越來越重要。?陳斌開等 （2010）利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因素進行分解，結果表明教育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貢獻率達43.92%，教育年限差異對城鄉勞動收入差距的貢獻率為34.69%??？梢?，在相當大程度上，從MIT到城鄉收入差距，最終可歸因于城鄉教育差距。

隨著我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減弱，迫切需要確立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從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促進教育公平發展入手，需要：

（一）加大農村教育投入與職業教育投入，推進教育公平

我國的教育投入占GDP 比重由2000年的2.49%到2010年的3.66%，有所提升，但與成功跨越MIT經濟體的教育投入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如同時期的韓國 （處于下中等收入階段）在1984年的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就高達13.3%。促進教育公平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教育國策，是“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應有之義。我國的城鄉教育投入差距從2000年的441.1 元上升到2005年的788.72元/年，上升了78.7%。?這種持續多年的重城市、輕農村的教育投資方式必須得到扭轉，考慮到學費占居民家庭收入比重農村要高于城市[據戚謝美、管曉怡（2004）的研究，該比例對城鎮家庭而言為56%左右，而對農村家庭則高達164.4%，應加大對農村及落后地區的教育投入和教育補貼，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投資公平。同時促進師資等關鍵性教育資源在城鄉間均衡配置，促進教育機會公平，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公平,加大對農村學上的幫扶力度，降低其接受教育的機會成本。通過保障教育公平，發揮教育對提升農民收入的促進作用，使更多的人邁進中產階層，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和縮小收入差距，為成功跨越MIT創造條件。

（二）發揮企業推動作用，實現教育質量提升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良好對接

政府推動的教育公平可以推動一國勞動力水平的整體提升，有助于經濟起飛，但要實現經濟的飛躍，必須更多依靠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的中高級技能培訓體系。隨著我國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消失，經濟的發展更多的要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研究發現，從低收入國家跨越到高收入國家每個人的勞動生產率至少要提升5倍以上。韓國正是靠以企業為中心的技能培訓體系，實現高質量的教育和高水平的人力資本投資，促進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知識技術密集型的轉換，成功規避了 “中等收入陷阱”。相比之下，我國人力資本水平偏低，2010年的《中國國家競爭力報告》顯示，我國在G20 國家中，人力資本構成指數連續5年排名第18 位，但指數值僅是美國的1 /12、日本的1 /10; 教育指數排名第14 位，指數值卻不及歐盟的1 /10，只有美國的1 /3。?這就要求我國迫切需要，在保證教育公平，縮小教育差距的基礎上提高本土教育質量，避免出現馬來西亞人力資本短缺的情況。其中，鼓勵大企業開展職業教育，出資興辦與本企業密切相關的職業院?；蚋叩妊芯吭?，使教育成果更加貼合市場需求，實現教育質量提升與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良好對接，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做好充足的人才儲備將是重中之重。

（三）提高城鎮化質量，推進新型城鎮化道路

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進程中提高窮人的教育公平很重要?！靶滦统擎偦备拍?，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增加和面積的擴張，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據此，就要求教育要為實現農業勞動力轉移打好基礎，為縮小農村兒童與城市兒童差距打好基礎，為培育新農民打好基礎，為現代化農村服務，解決好農民與市民的融合問題。如果說提升城鎮化質量的核心是 “以人為本”，那么，提升農村“知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大力發展成人職業培訓，培養農民的職業技能，引導農民學習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促進新型農民向非農產業流動，增加農民收入，形成以教育-技能-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就是推動城鎮化高效、有序、高質、健康發展的有效路徑。

（四）繼承全民重教參教的文化傳統，重拾教育信心

韓國教育事業的公平發展得到了尚文主義的人文推動，早在1988年就實現了87%的中學入學率，同時，將儒家尚文主義思想與時俱進地拓展，其中“尚技”應該是現代化“尚文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但近幾年我國，尤其是農村高中入學率并不理想。有研究顯示（2013年），80%的城市孩子可以上高中，僅有40%的農村孩子能上高中?，主要原因是農民的教育觀念發生了改變。盡管我國深受儒家重視教育思想的影響，但由于前些年農村大學生就業形勢不理想，使人們對教育收益產生不好預期，新的“讀書無用論”開始在農村興起，相當部分農村學生選擇進城打工而非繼續教育。即根據人力資本與中等收入陷阱的關系模型（圖2）需要在勞動力市場的發展中有效解決大學生，特別是農村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使農民重拾對教育收益的信心，增加對只是收益的預期從而增加對知識的需求，縮小甚至填平“陷阱”。鼓勵學習技術技能，形成重視教育，重視技能的良好文化氛圍，在這種人文推動力下更好的謀求教育公平。

（五）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在矯正教育失衡中的關系

一方面，要充分肯定市場在教育資源配置上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使公眾對教育收益產生與中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樂觀預期，同時規范教育資源配置的市場規則，不斷提高城鄉教育資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更好發揮政府的調節作用，除增加對落后地區教育資源投入外，要制定科學合理的教育發展模式，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制度，提高教育質量；加強教育基礎設施建設，減少獲取知識的機會成本；加強對教育領域的監督，避免尋租腐敗問題，提高教育資源配置和使用效率。

從韓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經驗和巴西、馬來西亞的失敗教訓比較來看，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而發展公平的教育是實現人力資本、知識的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途徑、推動力和制約因素，同時教育進步帶來的社會人口素質和民主觀念的提高又是制度轉型和社會轉型的最終推動力，也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社會矛盾?？傊?，發展公平高質的教育是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這關系到國家的長遠發展和民族的未來，可以說一個失去教育的民族也就失去了民族的未來！

注釋：

①數據來源：根據《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2009》數據計算。

②數據來源：2008年2月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全同教育事業發展簡明統計分析2007)。

③數據來源：根據《中國教育統計年鑒2009》數據計算。

④世界銀行將世界各經濟體按年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分為低、中、高3 組，其中，中等收入組包括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根據2010年8 月的最新標準，低收入為年人均國民總收入995 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為996～3945 美元，上中等收入為3946～12195 美元，高收入為12196美元及以上。

⑤樊綱,張曉晶：《“福利趕超”與“增長陷阱”：拉美的教訓》，《管理世界》2008年第9期，第12-15頁。

⑥馬曉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觀照和中國策略》，《改革》2011年第11期，第5-16頁。

⑦金麟洙（韓）、劉小梅：《從模仿到創新：韓國技術學習的動力》，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

⑧俞天紅：《韓國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亞太研究》1994年第8期，第60-64頁。

⑨宋宇、楊佩卿：《中等收入陷阱的中亞式規避：韓國經驗及其啟示》，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

⑩郭惠林：《馬來西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和政策應對》，《亞太經濟》2012年第5期，第96-100頁。

?張海峰：《城鄉教育不平等與收入差距的擴大—基于省級混合截面數據的實證分析》，《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第31-38頁。

?溫嬌秀：《我國城鄉教育不平等與收入差距擴大的動態研究》，《當代經濟科學》2007年第5期，第40-45頁。

?陳斌開,張鵬飛,楊汝岱：《政府教育投入、人力資本投資與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管理世界》2011年第10期，第11-14頁。

?劉元忠等：《我國城鄉教育差距與城鄉居民教育投入差距的協整研究》，《教育與經濟》2007年第4期。

?儀明金,郭得力,王鐵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及啟示》，《經濟縱橫》2011年第3期。

?胡勇泰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展望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

?2013年在西安舉行的中國教育公益組織年會上，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史耀疆教授發布的報告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