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產業發展歷史演進及政策效應測度實證研究

□林立達

一、問題的提出

2004年福建省首次提出海西經濟區發展戰略構想，2009年5月國務院正式頒布實施《關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海西經濟區發展戰略由區域性發展戰略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2014年12月李克強總理在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提出，依托現有新區和園區在粵、津、閩特定區域再增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顯然，作為海西經濟區的核心主體區，從海西經濟區到福建自貿園區的提出，福建省享有了顯著的制度比較優勢。在地理空間上，作為毗鄰中國臺灣，連接長、珠三角經濟區的重要空間節點，福建省同時也享有顯著的區位比較優勢。實踐表明，這些制度比較優勢和區位比較優勢對促進福建省產業經濟發展，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增強產業之間的關聯度和空間依存度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礎和區位保障。但福建省產業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如同其它地區一樣面臨著產業結構固化、產業資源區域競爭、產業政策趨同和效應遞減、產業增長速度放緩等問題，為此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和培育產業經濟新增長點成為福建省產業發展的客觀需要和現實壓力。

近年來，許多學者就福建省產業發展問題給予了關注和研究。蔡勇志（2014）從歐美“再工業化”角度探討了福建產業轉型升級的問題，提出重視發展實體經濟，做強新興產業，推動產業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攀升，增加對外資的磁吸效應等具體措施。［1］林晶，吳賜聯（2014）對福建省產業結構升級進行實證測度，并以此提出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立足主導產業發展新興產業，承接臺灣服務業轉移等具體措施來實現福建省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2］武力超，鄭甘澍（2014）利用馬爾科夫鏈模型進行了ECFA對福建省產業競爭力影響的動態預測。［3］衣長軍，杜鑾燕（2013）從FDI角度研究了福建省產業發展問題，認為人力資本、對外開放程度對FDI促進福建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向調節作用。［4］林民書，張志民（2008）研究表明，外向型經濟特征限制了廣東向周邊地區產業擴散的能力，福建與廣東在產業發展上存在一種競爭合作的關系，在競爭合作過程中福建要逐步與廣東建立起分工協作體系，形成福建自身產業特色，在特定領域形成聯合競爭優勢。［5］綜觀主流文獻容易發現，學者已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福建省產業發展問題，得出了許多可借鑒意義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結果。但是，主流文獻沒有對福建省產業發展的政策效應和結構效應給予實證測度；對福建省產業發展的空間依存關系和經濟聯系度，對產業發展的歷史演進及其演進特征、影響因素等方面研究的也相對不足，相關文獻較少。因此，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6］，為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研究福建省產業發展歷史演進、產業發展空間關聯和產業發展政策效應及其影響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福建省主導優勢產業的歷史演進及其演進特征

地區產業發展不僅依賴于產業資源投入數量的增加和產業資源質量的改進，而且還依賴于產業結構的不斷高級化、合理化和產業空間布局的優化。實踐表明，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演化是地區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產業結構的優化和演進遵循其內在規律，也將呈現出其特有的基本特征和發展態勢。

（一）福建省主導優勢產業的歷史演進

根據工業化發展階段理論，工業化通常需經歷前工業化時期、工業化初期、工業化中期、工業化后期、后工業化五個發展階段。［7］雖然工業化各個發展階段不可隨意逾越，但卻可以縮短其演進時間。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合理化就是遵循這一演進規律，沿著低級向高級發展階段路徑不斷演進，并以此推動地區經濟增長。建國后的60多年來，福建省產業結構不斷實現高級化和合理化，成為福建省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和產業結構基礎。數據顯示，1952年福建省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65.91%：19.01%：15.08%，到1978年我國改革開放之初，福建省三次產業結構比例演變為36.06%：42.47%：21.47%，再到2013年福建省三次產業結構比例又演變為8.89%：52%：39.1%，福建省產業結構表現為二、三、一的結構特征。就三次產業結構演變來看，上世紀70年末，福建省第二產業所占比例開始超過第一產業，實現了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變。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經濟規模日趨擴大，所占比例逐年增加，但是第二產業發展速度和發展規模均超過第三產業，截止2013年福建省第二產業所占比例高于第三產業12.9個百分點。因此，依據工業化發展階段的產業特征，福建省當前經濟發展應處于工業化的中期階段，這樣第二產業仍居第一位，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成為福建省的主導優勢產業，第三產業逐年上升，但是第一產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截止2013年福建省第一產業所占比例下降至8.89%。

在工業經濟發展階段，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成為地區產業結構中的主體和核心產業。隨著福建省工業化的加速推進，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和演進，工業的重心逐漸由基礎產業向高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產業演變，由輕工業向重工業轉變，制造業也隨之不斷演進變化。如表1所示，2013年福建省規模以上前十大主導優勢制造業包括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紡織服裝、服飾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紡織業，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汽車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這前十大主導優勢制造業占到了規模以上制造業工業增加值的61.26%，其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位于前十大主導優勢制造業之首，占到了規模以上制造業工業增加值的10.28%。

表1 福建省前十大主導優勢制造業的工業增加值、拉動率和貢獻率

（二）福建省產業發展歷史演進的基本特征

雖然福建省產業發展已進入了工業化發展的中期階段，但是福建省產業發展在工業化進程過程中也呈現出其特有的基本特征和發展態勢。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受制于地區資源稟賦和產業發展歷史基礎的約束，福建省中間需求率較高的基礎產業和深加工度、附加值高的重工業發展規模偏小，產業之間關聯程度特別是空間關聯程度不高，區域產業的產業鏈延伸和融合性不強。例如，中間產品型的農業、煤炭業、金屬采礦業、石油及天然氣等基礎產業的發展規模偏小，不處于產業價值鏈環節的高端位置。

第二，傳統制造業與現代新興產業并存，但傳統制造業所占比例偏大。前十大主導優勢制造業在近十年來沒有發生什么變化，除了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被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行業所替代外，2004年的前十大主導優勢制造業仍然是2013年的主導優勢制造業，但這前十大主導優勢制造業中的傳統制造業特別是輕工業占福建省制造業規模偏大。數據顯示，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紡織服裝、服飾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紡織業等四大傳統輕工制造業占規模以上制造業工業增加值的27.39%，占前十大主導優勢制造業的77.8%，這在一定程度制約了產業工業化的深化，增加了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壓力。

第三，低加工和低附加值傳統制造業的行業拉動和行業貢獻作用逐年下降，部分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產業的行業拉動和行業貢獻作用也日趨增強。除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的行業貢獻率逐年增強外，其它傳統制造業的行業拉動率和行業貢獻率都表現為逐年降低，而且少數傳統制造業的行業拉動率和行業貢獻率下降幅度很大。如圖1所示，相對于2004年，2013年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行業拉動率和行業貢獻率分別下降了3.58%和7.50%，紡織服裝、服飾業下降了2.47%和6.22%、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下降了3.24%和4.18%，雖然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的行業貢獻率增加了2.28%，但它的行業拉動率卻下降了0.95%。在傳統制造業行業拉動率和貢獻率下降的同時，部分基礎產業和現代新興產業的行業拉動率和貢獻率開始提高。圖1也顯示，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的行業貢獻率增加了2.33%，汽車制造業，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的行業拉動率和行業貢獻率分別增加了1.42%和6.93%，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分別增加了1.42%和6.93%，醫藥制造業分別增加了0.10%和1.08%，化學纖維制造業分別增加了0.82%和4.86%，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分別增加了0.76%和5.92%。顯然，福建省在維持和穩定傳統制造業發展的基礎上，加快向深加工和高附加值的重工業和基礎產業演進，不斷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產業經濟新增長點的形成。

三、福建省產業發展空間經濟關聯度測度

圖1 福建省制造業工業增加值拉動率與貢獻率比較分析

產業發展需要一定空間基礎，并在這一空間基礎上通過產業之間相互提供中間產品和服務形成不可分割的產業關聯。產業發展實踐表明，產業的空間選擇和定位除了受區位自然資源和經濟社會資源稟賦影響外，還受地理空間位置的影響。地理空間位置對產業發展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地區產業空間輻射擴散的空間路徑選擇。由此，地理空間相鄰和“相鄰之相鄰”的空間特征對產業發展和產業空間布局具有一定的影響和制約作用，由此形成產業發展的空間經濟依存，并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和擴散效應促進和增強區域產業空間經濟關聯程度。

基于福建省產業發展歷史演進及其演進特征，為了更有效地測度福建省產業發展空間經濟依存度，剖析福建省產業發展的地理空間基礎和產業輻射擴散的空間關聯程度，現以福建省九個地級市為基礎借助空間權重模型建立相鄰空間地理權重矩陣。根據空間計量經濟學基本原理，首先選擇相鄰空間地理權重矩陣(SWM∶Spactial Weight Matrix)模型，分析福建省產業發展的地理空間聯系。相鄰空間地理權重矩陣模型設置標準如下：

由模型設定標準可知，相鄰空間地理權重矩陣屬于的主對角元素為零空間權重矩陣。根據福建省九個地級市的空間相鄰特征，構建福建省產業發展的空間地理權重，并可知漳州市、廈門市、泉州市、莆田市、福州市、寧德市、三明市、南平市、龍巖市的空間相鄰節點分別為3個、2個、6個、2個、5個、2個、4個、3個、3個，累計30個空間節點，其中泉州市和福州市的空間相鄰節點最多，分別為6個和5個。另有數據顯示，2013年福建省經濟規模為21759.64億元，其中漳州市、廈門市、泉州市、莆田市、福州市、寧德市、三明市、南平市、龍巖市分別占福建省經濟規模的10.28%、13.87%、23.98% 、6.17% 、21.50% 、5.69% 、6.79% 、5.08% 、6.80%，泉州市和福州市兩地經濟規模占福建省經濟規模的45.48%。顯然，無論從地理空間相鄰節點還是經濟規模角度來看，福州市和泉州市兩地都表現出明顯的空間優勢和經濟優勢。

空間相鄰為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條件，但事實上產業發展的空間經濟聯系才是產業發展關鍵。為了克服空間權重僅依賴于地理相鄰空間的局限性，所以需要在考慮地理空間相鄰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各地級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經濟權重。為此，在相鄰空間地理權重矩陣模型的基礎上設立新的空間經濟權重矩陣（見表2）。這樣，空間經濟權重矩陣一方面考慮到了空間相鄰的地理特征；另一方面考慮到了各地區的經濟權重和空間經濟關聯程度，從而更有效地反映福建省產業發展的空間經濟基礎。

表2 福建省九個地級市的空間經濟權重矩陣

基于空間經濟權重矩陣，借助MATLAB7.0可繪制一階空間經濟聯系矩陣圖示（見圖2）和二階空間經濟聯系矩陣圖示（見圖3），其中一階空間經濟聯系矩陣圖示反映的是各地區地理空間直接相鄰條件下經濟聯系空間特征，而二階空間經濟聯系矩陣圖示反映的是各地區地理空間“相鄰之相鄰”條件下的經濟聯系空間特征。比較圖2和圖3容易發現，一階空間經濟聯系矩陣圖示是稀疏的，而如果實現相鄰之相鄰，二階空間經濟聯系矩陣使得空間經濟聯系更趨緊密，稀疏程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進和緩解。

福建省產業發展空間經濟關聯度測度結果表明，空間經濟聯系的緊密程度是增強福建省產業關聯度和實現產業空間合理布局的空間經濟基礎。在經濟新常態下，福建省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合理化空間布局可以通過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來實現。但更重要的是要實現福建省區域內各地區產業空間的合理化布局。這樣，一方面需加快傳統產業由福建省沿海地級市向非沿海地級市轉移；另一方面需加快福建省中心城市產業向周邊地區的空間轉移。同時，要充分利用福州市和泉州市的經濟優勢和空間相鄰節點優勢，發揮這些地區產業的輻射擴散效應，從而增強福建省各地區產業之間的經濟關聯度。為擴大產業的空間關聯度，就應該利用“相鄰之相鄰”的地理空間優勢，按照相鄰之相鄰的空間節點和輻射擴散路徑實現產業的跨地區空間關聯，進而促進產業價值鏈的空間延伸。

四、福建省產業發展的政策效應及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產業技術水平、產業關聯程度和產業價值鏈、產業結構特征等是現代產業發展的內在影響因素，區域政策、產業政策、財政支出、地區經濟社會環境是現代產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和影響因素。為更有效地分析福建省產業發展的政策效應及其影響因素，建立截距和斜率參數變動的虛擬變量回歸模型。［8］

圖2 福建省地級市一階空間經濟權重

圖3 福建省地級市二階空間經濟權重

（一）虛擬變量模型的設置

截矩和斜率參數變動的虛擬變量（Dummy Variable）回歸模型，可設定如下：

設Xj1表示為系數變動的第j段內p個回歸自變量觀測值矩陣 （nj×p），Xj2表示為常系數變量觀測值矩陣 （nj×（k－p）），β1＝（β2，……，βp），β2＝（βp＋1，……，βk），δ＝（δ2，……，δp）表示估計參數分塊，Di為虛擬變量，j1、j2分別表示為n1×1和n2×1向量。這樣，通過計量分析就可得到參數估計量。

依據截距和參數斜率可變的虛擬變量模型理論，結合研究需要設立福建省產業政策效應及其影響因素虛擬變量回歸模型。由此，模型設計如下：

其中Y為被解釋變量，它代表福建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取對數形式。解釋變量包括X2，X3，X4，X5，X6，它們分別代表福建省產業科技活動內部經費支出、財政支出、出口規模、重工業拉動率、第二產業所占比例。這里，X2－X6五個解釋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產業技術、政府財政政策、經濟開放程度、工業化程度、產業結構等因素對產業發展的影響，且X2－X4解釋變量取對數形式。D為虛擬變量，且在海西經濟區發展戰略提出之前D＝0，在2004年海西經濟區發展戰略提出之后，虛擬變量D＝1。

（二）回歸結果及分析

依據數據的可獲性和研究的現實需要，這里選擇1987-2013年期間相關數據，并借助E-views6.0軟件對福建省截距和斜率參數可變虛擬回歸模型參數進行估計。

模型回歸結果一：不存在政策效應

模型型回歸結果二：存在政策效應

海西經濟區作為一項國家級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為促進海西經濟區特別是福建省區域經濟利益特別是產業經濟利益的形成和發展，承接臺灣產業空間轉移，實現區域產業空間合理化布局，推動產業價值鏈空間延伸提供了制度比較優勢，具有很強的制度激勵效果。還有，實施海西經濟區發展戰略，可以加快海西經濟區（福建?。┡c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區以及周邊內在腹地的經濟互聯，加快推進區域性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區域性資源自由流通和交易，加快形成區域性商品和要素市場。這樣，通過海西經濟區政策的實施及其政策效應的發揮，福建省逐步形成了符合其自身發展階段和稟賦的產業結構。

通過比較海西經濟區發展戰略提出前后虛擬變量模型回歸結果，發現截距差異系數δ1和斜率差異系數δ2、δ3在統計意義上均為顯著，且截距和斜率差異顯著。（1）截距差異。模型截距項系數由政策提出之前的-4.714提高到當前的-1.338。也就是說，模型截距位置向上移動了3.376個單位。（2）斜率差異?？萍蓟顒觾炔拷涃M支出和財政支出變量對工業增加值的影響也表現出明顯的政策效應?；貧w結果顯示，科技活動內部經費支出變量的估計參數由政策提出之前的-0.17增加到現在的0.664，顯然海西經濟區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有利于激勵產業科技活動的開展，增加產業核心技術研發的支持，加快產業技術的產業化和市場化，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產業價值鏈向高附加值環節延伸，從而維持和保證產業結構優化和產業經濟快速增長。財政支出變量的估計參數由政策提出之前的1.120降低至0.025，這一變化說明了財政支出對產業發展存在正效應，但是同時也說明財政支出對產業發展的貢獻力不大，且具有強的約束性。所以無論是截距差異還是斜率差，模型都表現出明顯的政策效應。

表3 模型回歸結果

國家或地區經濟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為地區產業發展提供有利的外部條件和政策環境，通常以間接的方式對產業發展施加影響。產業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一方面通過政策的傳導間接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其本身對產業發展施加直接影響。（1）科技活動內部經費支出作為反映產業技術水平的一個重要經濟指標，通過增加產業技術研發支出，提高產業技術水平和加速產業技術產業化?；貧w結果顯示，科技活動內部經費支出變量在海西經濟區發展戰略提出后對工業增加值的彈性系數為0.664，對產業發展產生了顯著的正效應。（2）政府財政支出是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政府一方面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品投資和搭建產業發展平臺等方面財政支出，夯實產業發展經濟社會環境；另一方面通過設立專項財政支出對特定產業如新興產業提供財政扶植或補貼，或者直接進行產業投資的方式來影響產業發展。實踐表明，財政支出對改善產業發展環境進而影響產業發展的效果是長期性的、非顯性的，而且對于成熟的市場經濟，市場而不是政府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貧w結果表明，財政支出變量對工業增加值的彈性系數為0.025，也就是說，財政支出每增加1%，工業增加值增加僅為0.025%，顯然，政府的財政支出對產業發展雖然有正效應，但其作用力是微小的。（3）福建省位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毗鄰我國臺灣地區，作為連接長三角和珠三角經濟區的重要地區節點，為發展外向型經濟提供了良好的區位優勢?；貧w結果表明，出口規模變量對工業增加值的彈性系數為0.204，遠大于財政支出對產業發展的影響。（4）福建省目前經濟發展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成為福建省的主導核心產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和演進對產業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回歸結果顯示，第二產業結構比例對工業增加值的系數估計為5.733。但是由于福建省傳統制造業所占比重偏高，而且傳統主導優勢產業如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紡織服裝、服飾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紡織業等屬于輕工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處于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位置，產業附加值較低。在這種情況下，福建省產業結構表現出輕工業和重工業并重，比重偏高的傳統輕工業制約了福建省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現為福建省工業高級化（重工業化）程度不高，回歸結果顯示，重工業對福建省產業發展的拉動作用不顯著，重工業拉動率對工業增加值的系數為-0.003。

五、結束語

實證分析表明，福建省產業發展特征主要表現為傳統產業和現代新興產業并存發展，且傳統輕工制造業產業規模偏重，產業空間經濟關聯度偏弱，福建省產業發展具有顯著的區位優勢和政策制度效應。據此，在經濟新常態下培育福建省新的產業增長點以實現其經濟穩健發展，首先，需在積極培育和發展現代新興產業的基礎上，加快推動傳統輕工制造業結構優化。通過傳統制造業的高級化和合理化實現福建省產業價值鏈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延伸和拓展，破除產業價值鏈長期處于低附加值產業鏈環節上的 “鎖定”現象。選擇在傳統輕工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不斷衍生新興產業并培育成為現代新興戰略性產業。其次，加快福建省產業發展支撐體系的完善，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如信息服務業、信息技術業、區域性金融服務業、要素和商品物流業的發展。通過生產性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深度融合實現產業的服務化、信息化，通過產業融合發展實現福建省新的產業增長點。再者，充分發揮廈門和福州兩個地區中心城市的經濟社會輻射擴散效應，加強與周邊地區的經濟互聯互通，增強各地級市及其市縣地區之間的經濟關聯程度，逐步形成區域性經濟利益關聯，并在此基礎上按照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優化產業空間布局，實現產業價值鏈的空間延伸和空間融合。最后，逐步改善福建省產業發展的內外經濟社會環境，在充分發揮和利用現有區位優勢和傳統制度優勢如經濟特區優勢的基礎上積極培育和爭取新的政策制度優勢如自貿園區、區域性金融改革等政策，加快閩臺產業承對接和跨區域產業融合，在區位和政策制度優勢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符合福建省產業資源稟賦且具有區域特色和競爭優勢的產業結構。

［1］蔡勇志：《歐美“再工業化”背景下福建產業轉型升級研究》，《區域經濟評論》2014年第3期。

［2］林晶，吳賜聯：《福建產業結構升級測度及產業結構優化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4年第1期。

［3］武力超，鄭甘澍：《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對福建產業的動態影響》，《國際貿易問題》2014年第8期。

［4］衣長軍，杜鑾燕：《FDI對福建產業結構升級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區域吸收能力的視角》，《華僑大學學報》2013年第4期。

［5］林民書，張志民：《地區間產業發展相互關系問題研究——以廣東與福建產業發展為例》，《東南學術》2008年第1期。

［6］胡舒立：《新常態改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談大趨勢》，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4年版。

［7］蘇東水：《產業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8］朱建平，胡朝霞等：《高級計量經濟學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