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政策選擇、長期資產配置與國企高管隱性腐敗

冉春芳

摘 要： 本文以我國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財務數據為研究樣本，考察了資本化會計政策、長期資產配置與國企高管隱性腐敗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國企高管采用資本化的會計政策進行隱性腐敗導致長期資產配置、長期資產盈利率和資產處置損失呈現出顯著的控股權性質差異；國企高管隱性腐敗與其貨幣薪酬、職務消費之間存在顯著的替代關系。此外，筆者還發現，公司治理機制并不能有效抑制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行為，這表明當國企高管面臨職務消費和薪酬管制雙重約束時，將選擇資本化的會計政策進行隱性腐敗。本文的研究結果為加強國企高管隱性腐敗的治理指明了方向。

關鍵詞： 上市公司；會計政策選擇；長期資產配置；國企高管隱性腐敗

中圖分類號： F27291；F27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176X（2015）09006309

一、引 言

國企高管的奢靡消費、貪污腐敗是現實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1]，這將無效率地耗費國家資源，嚴重影響社會公平正義。 “中石油”、“華潤集團”等腐敗案件的發生，使國企高管的腐敗、濫權行為再次引起媒體和公眾的關注。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2002—2010年間，我國國企高管腐敗案件占全國職務犯罪人數比例每年均高達20%—40%。據中紀委的公開數據，僅與中石油一家相關的貪腐涉案金額就高達1 020多億元，幾乎是2013年國資委直接監管的113家中央企業利潤總額的10%[2]。為了遏制國企高管職務消費等權力尋租行為，國資委和財政部等相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規章制度， 如《關于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職務消費的指導意見》（2006）、《國有企業負責人職務消費行為監督管理暫行辦法》（2012）等。與此同時，國家相關部門還相繼出臺了《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2009）、《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2014）， 以強化對國企高管的薪酬約束。在職務消費和薪酬管制雙重約束背景下，國企高管以何種方式規避監管并實施腐敗呢？是否以更加隱蔽的資本化會計政策實現自己的控制權私利，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與其貨幣薪酬、職務消費是什么關系，公司治理機制能否有效抑制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行為等問題，都亟待實證證據的支持。

本文以2008—2013年我國上市公司8 883個觀測值為有效研究樣本，并借鑒Wurgler[3]的資本配置效率模型度量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實證檢驗了資本化會計政策、長期資產配置和國企高管隱性腐敗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第一，公司長期資產配置、長期資產營利率和資產處置損失呈現出顯著的控股權性質差異，即較之非國有公司，國有控股公司存在過度配置長期資產，導致較低的長期資產營利率并發生較高的長期資產處置損失。第二，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與其職務消費、貨幣薪酬之間存在顯著的替代關系，意味著在職務消費和薪酬管制雙重約束下，國企高管更傾向于采用資本化會計政策這種不易覺察的隱性腐敗行為。第三，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等公司治理機制未能有效抑制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這一定程度上滋長了國企高管的腐敗行為。本文的可能貢獻在于：第一，在陳冬華等[4]的基礎上，提出借助資本化的會計政策過度配置長期資產是顯性薪酬和替代性薪酬雙重約束下國企高管隱性腐敗的最新表現形式。第二，對雙重約束背景下頻繁發生的國企高管腐敗，從會計政策選擇的視角給予詮釋，對國企高管利用會計政策選擇實施隱性腐敗行為提供了基于大樣本的經驗證據。第三，考察了公司治理機制對國企高管隱性腐敗的治理作用，揭示了國企高管腐敗行為高發頻發的根本原因，為加強會計監督，有效遏制國企高管隱性腐敗指明了方向。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會計政策與國企高管隱性腐敗

高管腐敗是一種權力尋租，是管理層利用職權牟取私利的行為，也是激勵契約安排缺乏效率引致的替代性激勵選擇。企業高管腐敗源于政府的薪酬管制并對企業績效產生消極影響，薪酬管制與國企高管腐敗呈正相關關系[1]。由于薪酬約束導致國企高管的貨幣薪酬未與市場接軌，鑒于國有資產流失的擔憂致使高管股權激勵普遍不足，在職消費作為貨幣薪酬激勵不足的補償性替代扮演著雙重角色。當替代性薪酬與顯性薪酬均受到管制時，本文有理由推測國企高管具有強烈的動機尋找更加隱蔽的方式獲取尋租收益。根據腐敗行為被監管部門發現的難易程度，高管腐敗可以分為顯性腐敗和隱性腐敗[1]。資本化的會計政策將高管腐敗確認為長期資產成本，為國企高管獲取隱性腐敗提供了一條相對隱蔽、安全的尋租路徑，既能達到尋租目的又能規避監管。

會計政策是企業在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時所采用的原則、基礎和會計處理方法。會計具有經濟后果，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面臨雙重約束的國企高管要實現權力尋租必然發生尋租活動，并導致企業發生無效率支出。企業支出可劃分為收益性支出與資本性支出，對于受益期在一年或一個營業周期以內的支出作為收益性支出直接計入當期損益，而對受益期長于一年或一個營業周期的支出予以資本化計入長期資產成本。國企高管的腐敗若以收益性支出方式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很容易引起監管。但是，若將國企高管的腐敗以資本性支出方式計入長期資產成本，則具有較強的隱蔽性。資本化的國企高管腐敗在會計信息上表現為公司資產規模增長，隨著資產的使用，資本化的高管腐敗以折舊、攤銷等方式逐期轉入損益，對企業損益的影響具有遞延性、分散性和隱蔽性，不容易被監管部門監管。對于雙重約束背景下的國企高管，選擇資本化的會計政策確認隱性腐敗是國企高管腐敗的最新表現形式。針對企業來說，選擇資本化的會計政策確認高管腐敗必然導致過度配置長期資產，致使企業資產總額中長期資產占比畸高、長期資產營利率下降，同時，還可能計提大量的長期資產減值準備并發生較多的長期資產處置損失。為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 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上市公司長期資產的配置結構、資產營利率和資產處置損失呈現出顯著的控股權性質差異，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長期資產比重、資產處置損失顯著高于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長期資產營利率顯著低于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

（二）高管薪酬與國企高管隱性腐敗

我國國企高管薪酬包括年薪、股權激勵和在職消費，其中年薪和股權激勵屬于顯性薪酬，在職消費被認為是隱性薪酬。我國從1997年開始實行國企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掛鉤的年薪制，然而，年薪制的激勵效果卻頗受爭議。辛清泉等[5]認為，以業績為基礎的年薪制對國企高管的激勵效果有限。國家控股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不存在相關關系，甚至出現當企業虧損時，國企高管薪酬普遍上漲現象。羅宏等[6]研究發現，國企高管即使在業績不佳的情況下，仍通過政府補助獲取超額薪酬并對超額薪酬進行結果正當性辯護。在高管薪酬抑制高管腐敗的作用上，趙璨等[7]認為，高管高薪可以抑制顯性腐敗，卻不能抑制隱性腐敗。針對不斷出現的國企高管“天價薪酬”以及“超額薪酬”，政府為了維護社會公平，對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高管普遍實行薪酬管制。薪酬管制事實上剝奪了國企高管薪酬談判的權力，當薪酬契約不完備時，替代性激勵機制可以抑制高管的機會主義行為。然而，替代性補償機制發揮作用的程度卻受到企業最終控制人性質的影響。在我國，國有企業由于政府產權上的超弱控制導致嚴重的“內部人控制”，在顯性激勵不足的情況下，國企高管更傾向于利用在職消費來獲取最大限度的隱性激勵，或過度在職消費甚至通過腐敗攫取個人利益。國企高管自定薪酬、過度消費甚至腐敗是現實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高管腐敗與薪酬管制同時并存而且長期交織在一起[8]。作為外部監督者，政府只能通過一系列辦法嚴格約束國企高管的顯性薪酬和替代性薪酬。然而，國企高管在企業擁有權威，對所在的國企具有實質上的控制權，控制權給予國企高管較大的尋租空間。雙重約束背景下的國企高管顯性薪酬與替代薪酬均受到嚴格監管，選擇超額薪酬、過度在職消費必然引起社會“憤怒成本”。為了達到規避監管、實現自利動機的雙重目的，國企高管將選擇資本化的會計政策實施隱性腐敗彌補受到限制的顯性薪酬和受到約束的替代性隱性薪酬?；谏鲜龇治?，本文提出假設2和假設3：

H2： 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國企高管受到職務消費約束時會選擇資本化的會計政策實施隱性腐敗，即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與職務消費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

H3： 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國企高管受到薪酬管制時將選擇資本化的會計政策實施隱性腐敗，即高管的隱性腐敗與薪酬水平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

（三）公司治理與國企高管隱性腐敗

當國企高管面臨職務消費和薪酬管制雙重約束時，國企高管的職務消費、貨幣薪酬與資本化的隱性腐敗之間可能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也就是說，由于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導致國企高管有動機和有能力通過資本化的會計政策實施隱性腐敗。此時，薪酬管制和職務消費約束不僅不能抑制國企高管的腐敗行為，反而導致國企高管選擇更加隱蔽的會計政策將“腐敗成本”資本化確認為長期資產成本，增加外部監管的難度。Rebecca 和 Susan[9]認為，高管腐敗是由于企業內部組織結構混亂或權力配置失衡導致的高管濫用權力現象。企業高管腐敗往往是由于公司治理機制脆弱而導致的高管舞弊現象。當外部監督失效時，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可以減少高管的機會主義行為。辛清泉等[5]指出，內部監督機制有效則經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難于實現。大股東、外部董事和監事會等被認為是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其在公司中的利益越大，越有動力對管理者進行監督和控制。董事會中非執行董事比例越高，監督高管的作用就越強。盡管大股東和董事會的監督效果得到較多學者的支持，然而仍有不少的學者對此持相反的看法。如徐曉東和陳小悅[10]發現，第一大股東為國家股股東的公司在經營上缺乏靈活性，公司治理效率更低，導致國企高管無須面臨來自企業內部的監督。Kato 和 Long[11]也認為，我國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內部約束機制較弱，這與國企高管行政任命方式有關。國企高管行政任命導致內部監督機制難以有效地控制和監督管理者，國企高管成為企業實質的控制者，他們的利益在公司決策中能夠得到充分的體現?；谏鲜龇治?，本文提出下列兩個競爭性假設：

H4a： 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內部治理機制能夠抑制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

H4b： 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內部治理機制不能有效抑制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從2007年1月1日首次執行新會計準則，2007年的財務報告中難免出現較多調整事項，基于研究中涉及會計政策選擇問題，從信息可比性上考慮，本文以2008—2013年的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剔除數據缺失值、金融類公司、同時發行B股或H股的樣本公司，最終得到有效樣本8 883個公司觀測值。研究數據取自于中國股票市場研究數據庫（CSMAR）。為了消除極端值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按1%進行極值調整（Winsorize）。統計計算分析采用Stata120。

（二）模型設計與變量說明

1資產配置的控股權性質差異模型

從資產配置角度上看，高回報率的資產項目應該追加投資，低回報率的資產項目應該削減投資。如果國企高管采用資本化的會計政策實施隱性腐敗，必然導致過度配置長期資產，呈現出較高的長期資產比重、較低的長期資產營利率和較多的處置損失。為了檢驗H1，本文借鑒辛清泉等[5]、張洪輝和王宗軍[12]、程新生等[13]的做法，利用Richardson[14]衡量公司資產配置效率，建立模型（1）檢驗上市公司資本化的會計政策導致長期資產配置、長期資產營利率和資產處置損失的控股權性質差異。

Yi= α0+α1STATE+α2RETURNt-1+α3CASHt-1+α4GROWTHt-1+α5INVt-1+α6AGEt-1+α7SIZEt-1+α8LEVt-1+∑YEAR+∑INDUSTRY+ ε （1）

其中，Yi（i=1，2，3）分別為長期資產比重LASSET、長期資產營利率LPROF和資產處置損失LOSS；主要解釋變量STATE為實際控制權性質；控制變量RETURN為股票回報率、CASH為經營現金凈流量、GROWTH為公司成長性、INV為新增投資、AGE為上市年齡、SIZE為公司規模和LEV為財務杠桿。為了消除內生性影響，控制變量取滯后一期值。同時，為了控制經濟周期和行業差異的影響，模型（1）中還控制了年度效應和行業效應。

2國企高管隱性腐敗的衡量

根據資本的逐利性，沒有競爭優勢的企業應該逐步退出該行業，減少在該行業經營活動中占用的長期資產。若國企高管不存在隱性腐敗，則應該具有與非國有控股公司水平相當的長期資產投資反應系數，否則就應該削減該行業占用的長期資產。也就是說，上市公司不管控股權性質如何，均應該按照資本逐利性原則配置長期資產。借鑒Wurgler[3]的資產配置效率模型，本文構建模型（2）估算非國有控股公司長期資產的投資反應系數，利用該反應系數預測同行業、同時期國有控股公司長期資產投資的預測值 i，t。若同行業、同時期國有控股公司長期資產的實際值高于預測值 i，t，則說明國有控股公司存在過度配置長期資產，長期資產“成本”中存在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利用模型（3）測度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程度CRRUPT。

從表6可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獨立董事比例、監事會規模、不領取薪酬的董事比例和不領取薪酬的監事比例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說明公司治理機制對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行為均未能有效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這與Kato 和 Long（2005）的研究結論一致。

（四）穩健性檢驗

第一，用長期資產減值準備指標（變量定義為RESERVE）度量公司長期資產配置效率，檢驗資本化會計政策下公司長期資產配置的控制權性質差異。檢驗結果與表4完全相同，這里省略。

第二，用營業收入取代營業利潤計算投資反映系數，并重新測算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程度，其他變量保持不變。國企高管隱性腐敗與職務消費、薪酬激勵之間關系的穩健性檢驗結果與表4相同。公司治理機制對國企高管隱性腐敗的抑制效果的穩健性檢驗結果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CR1與國企高管隱性腐敗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說明第一大股東出于維護自身利益有效約束了國企高管的隱形腐敗行為。除此以外，其他四個公司治理變量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這與表6的回歸結果基本相同?？傮w上，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穩健可靠的。

五、 研究結論

面臨職務消費和薪酬管制雙重約束的國企高管，有動機和能力選擇資本化的會計政策將“腐敗成本”確認為長期資產成本，既獲得了尋租收益又增加了政府的監管難度。對國有企業來說，高管腐敗資本化具有嚴重的經濟后果，導致國有企業資產規模虛假膨脹，長期侵蝕企業的經營業績，致使企業資產配置低效或無效。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國有與非國有上市公司在長期資產配置、長期資產營利率和資產處置損失呈現出顯著的控股權性質差異，較之非國有上市公司，國有上市公司存在過度配置長期資產，導致較低的長期資產營利率并發生較高的長期資產處置損失和計提大量的減值準備。

根據資本的逐利性，上市公司不論其控股權性質如何，均應該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配置長期資產，即在行業內沒有競爭優勢的企業應該逐步削減該行業經營中占用的長期資產。本文借鑒Wurgler[3]的資產配置效率模型估算了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程度，并實證檢驗了國企高管隱性腐敗與其職務消費、薪酬激勵之間的關系，以及公司治理機制對國企高管隱性腐敗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與其職務消費、貨幣薪酬之間存在顯著的替代關系，意味著在職務消費和薪酬管制雙重約束下，國企高管更傾向于采用資本化的會計政策這種不易覺察的隱性腐敗方式獲取替代收益；獨立董事規模、監事會規模、不領取薪酬的董事比例和不領取薪酬的監事比例等公司治理變量與國企高管隱性腐敗并沒有統計意義上的相關性，說明公司治理機制并不能有效抑制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行為。這一研究結論對雙重約束背景下頻繁發生的國企高管腐敗，從會計政策選擇的視角給予解釋，對國企高管利用會計政策選擇實施隱性腐敗提供了基于大樣本的經驗證據。同時，國有上市公司存在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內部監督機制不能有效抑制高管的隱性腐敗，揭示了國企高管腐敗行為高發頻發的根本原因，為加強會計監督，有效遏制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指明了方向。

眾所周知，企業資產配置受到眾多因素影響，如企業戰略、企業發展周期、企業所處的產業層級和行業競爭等，限于高管腐敗度量的難度，本文僅選擇與經營活動有關的長期資產配置來度量國企高管的隱性腐敗，可能考慮的不是十分周全。究竟選取何種指標來度量高管隱性腐敗尚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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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 艷）